第8版()
专栏：
“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
——鲁迅文德谈片
范咏戈
鲁迅在旧中国做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但并没有沾染丝毫做人上人的陋习。他曾经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告白说：“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他毕生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正是始终保持了一个“学生”的朴素本色。
他不挑“工种”，甘做一名文坛杂工。早年在北京，便为文学青年打杂，帮助办未名社，泥土社，浅草社……。1926年，他到了厦门，“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在上海，他亲自为青年请日本木刻教师，办木刻讲习会；《无名文艺》、《无名木刻集》，也是全凭他出资印刷，才得以出版的。他把校对看成“和创作的责任一样重大”，文稿通常校对四遍以上。他为青年绍介书店，集稿看稿，选择插图，批改稿件，乃至深夜吐血……他是多少文学青年都踏过的一只“人梯”。
他的最终放弃写作长篇巨著，选择杂感，这因为打杂而“耗去生命不少”，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有人曾表示惋惜。殊不知，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正在于此。假若鲁迅只是一个为了个人成名而握笔的人，即便他再多出几部书，也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鲁迅了。
他以此为遵从的文德，也在印证着这样的看法：“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所谓“还是人”，也就是说也应该具有能够使每一个普通人获得周围人们爱戴和尊敬的那些品质；“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以为做了文人便可以独立于大众之上，便是违背了文人的初衷。
固然，并不能说“名”就是一件坏事情。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有时还要助青年成名。鲁迅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但对个人名利孜孜以求，就可能看轻“无名”，就是错误的了。因为事实上，是“有名却待无名立”的。
鲁迅在生活作风上的朴素及持身的谨严，更历来为人们所景仰。他对于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的种种表现，诸如“轻薄，浮躁，酗酒，嫖妓以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总是深恶痛绝；对于有些“现代派”文学青年的“留长头发”、“放大领结”，追求皮相文人，斥为“乌烟瘴气”；对那些“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零余者”的来客表示不耐。他丝毫没有因为做了文学家，就要让工农捧着牛油面包进献于前，物质上优厚有加的思想。相反，他时常警惕的，是工作不要为生活所累。早年他长期过着独身的生活，室中只有板床、书案等几样东西，只要把铺盖一卷，随时便是登程的旅客。晚年生活虽比较稳定了，也只是满足工作需要而已。客厅里没有通常“名人”家里豪华的摆设，衣服也穿得马马虎虎。平常穿的橡胶底黑跑鞋（当时叫陈嘉庚鞋），在当时上海的习惯，是十几岁孩子才穿的，他取其价廉而轻便。又加上出门常坐三等电车，以至发生过去探望一位外国作家时，在电梯口被人挡驾之事。事虽小，正可以窥见他生活的格调。
一个作家的思想格调和生活格调，虽不直接构成他的创作力，但并非毫不关联，正如鲁迅说的：“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同时，也不仅是个人闲事。它与文艺事业也是大有关联的。在鲁迅那个时代，就因为不少文人操行缺乏应有的检点，疏远了广大群众和文学、文人的关系，加深了他们头脑中本来就有的“文人无行”的观念，这当然是与革命文艺事业有损害的。鲁迅强调要从解决自身的格调入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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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上海夏天酷热，冬天则又变得很冷，一般住户，室内并不生火。内山书店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经常有人选购图书，有时还有“漫谈”活动，所以生有炭火，照顾来客。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上坐茶壶，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我无事可做，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用铁火筷（尾带金属链条）拨夹火炭。弄得暗暗炭火，大放阵阵暖气，驱赶室内的寒冷，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这时书店门旁的收银机，每当书款交纳，随着打数后的隆隆声，收整付零。整个书店呈现着一派安静而有秩序的景象。
父亲单独带我去书店的机会不多。往往是父母两人携我同去。要说购书，我在这里得到的读物可以说是没有。有一次，从这里又转到另一家中国人开的旧书店，所看到的书籍，不再是厚厚的日文书和其他外文书，而是可以识得一些字的中文读物，不禁兴高采烈，赶快挑了几本，要求买回家去阅读。谁知尚未开口，却看到父亲现出一副从未见过的、极不高兴的脸色，放下手中浏览的书籍，让母亲领了我，和他一起很快离开这个书店。甚至连他已经挑选好的书籍，也放弃购置。当时，我心里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之后，母亲才向我解释，说是旧书太脏，有些是病人出售之物，在书店里什么人都来翻阅，小孩子抵抗力较弱，容易传染疾病，所以父亲要带我赶快离开，至于阅读书刊，以后另外再买好了。后来，我果然有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库》，低年级和高年级程度的都有，内容有童话、游记、动植物故事、历史、地理知识和其他科技读物等等。这是父亲特意托叔叔订购的，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仍然陆续收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日本侨民大都被强制遣返回国，内山完造先生也不例外。1948年2月，我们收到他从东京寄来的一封信，心情十分忧郁，大概处境十分困难。记得他临走时，取走了暂存在我们家中的两小盒日本“派路德”钢笔。几支钢笔，所值无几，可见当时他恐怕已经到了不名一文的境地了。之后，听说他在东京慢慢地恢复了内山书店，努力的精神真值得钦佩。解放后，母亲几次去日本访问，都特地拜访过他。几年前，我去日本时，也访问过东京的内山书店。那风格酷似过去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也是满架满架的书籍，不过和过去稍有不同，出售的书籍，大部分都成了介绍中国的书刊了。内山完造先生于1959年在中国逝世以后，东京的内山书店由他的弟弟内山嘉吉先生主持。前几年，嘉吉先生因为年事已高，辞职退休，专心致力于日中友好方面的工作，由他的三子内山篱先生负责经营了。看到这座书店，内山完造先生的面影，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之花必将永开不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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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气息浓烈 风格独具
——日本电影周影片简评
李正伦
在哈尔滨、沈阳两地举办的日本电影周以及尔后将在我国其他省市陆续上映的五部日本影片，都是这几年来日本电影中具有独特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作品。
《风雪黄昏》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描写青年男女诚挚的爱情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战争残酷摧残、幸福被毁灭的悲剧。影片通过高等学校学生达郎和高校女生节子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年代黑暗和灾难笼罩着日本大地，病痛、烦恼和失望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尤其是青年一代，他们不断地被派往前线，生死难卜，象“青青芳草，迎风飞舞”，随时都有被狂风摧毁的厄运。
《阿西们的街》是著名导演山本萨夫的别具一格的新作。“阿西”是机器零件的名称。日本有许多家庭工厂或里弄工厂，这些小工厂从大工厂包活，按大工厂要求的规格和性能生产这些零件，而大厂则往往杀价收购，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办事。生产这些零件的工人们则自嘲地把自己称作“阿西”。这些“阿西”为了温饱，不得不忍受大厂的剥削。影片描写了这些“阿西”们的生活、劳动、爱情以及一些难以避免的折磨给他们带来的苦恼。影片没有特定的主人公，也没有一条规定好了的主线，而是把当前日本现实社会的一角展示给观众，把这一角落里人们的生活如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身临其境似的看到这些“阿西”们的喜怒哀乐。惟其如此，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生活气息浓烈的画卷、栩栩如生的“阿西”群像。
更能引起我国观众广泛兴趣的大概是《远山的呼唤》。从形式上看，这可能是由于影片情节朴实无华，脉络清楚，故事有头有尾，比较合乎我国观众的欣赏口味，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因为影片的思想内容和体现的道德伦理观念方面有一些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男主人公失手把逼死妻子的高利贷者打死，畏罪潜逃。黄昏时分，途中遇雨，赶到经营牧场的居孀的女主人公家门口，无可奈何只好央求允许他在草棚里借宿一宵，天明上路。次日凌晨，这位客人把草棚收拾干净，向女主人道别的时候提出，如果主人同意，他愿在这里帮忙几天。他留下来之后，干活勤恳，不苟言笑，并且和这未亡人的独生子相处很好，深受女主人倚重。女主人患病入院期间，他不误农时，把牧场管理得井井有条，又照顾好女主人的独生子，因而赢得了女主人的爱情。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为所动，行动有节，不逾分寸。后来参加赛马时被警探发觉，遭逮捕判刑，解往监狱时，等在半路上的女主人从小站登上火车，用话暗示他，一定等他出狱回来。
影片塑造了两个心灵纯真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女主人公继承丈夫的遗志把牧场经营下去，即使劳动十分繁重，也拒绝了亲戚的善意帮助，决心自食其力，不投靠亲友。男主人公则是个不苟取，不逾分，不越礼，襟怀磊落的铮铮男子汉。两个形象展示了心灵纯朴的人的美德。
在《追捕》一片中扮演杜丘的高仓健，在本片中的表演也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角色应有的深沉、稳健、含蓄、厚重的气质。
这部影片在摄影上也有独到之处。比如，表现北海道草原上不同季节的黄昏景色，季节不同，光影也不同，光线总是那么自然，柔和，令人叹为观止。其次，如女主人公学骑马的那场戏里，适当地采用了“慢镜头”，表现马蹄腾跃，马尾飘飘，把骏马拍得如此之美，很好地烘托了此时此刻男女主人公的心情，有力地渲染了这场戏的意境。
导演山田洋次是日本喜剧片大师，他也兼长于拍摄抒情片。他从1970年开始，拍摄喜剧片，空下来的时间也拍摄抒情片，已经完成的有《家族》、《故乡》（曾在我国上映）、《同胞》三部曲，《远山的呼唤》是他第四部成功之作。
动画片《天鹅湖》是传统故事的动画片化。最近几年日本动画片特别发达，题材则大致不外乎两种，一是传统故事，二是科学幻想。
儿童故事片《妈妈的生日》
（原名为《妈妈的记分册》）是和前年在我国上映的《我的老师》（原名为《老师的记分册》）同类题材的作品。记分册本来是老师或家长给儿童评定学习成绩或操行的，片名的寓意则是唤醒老师或家长时刻注意和自省，不要只是评定儿童的成绩，也要考核自己的学识、言语、举动、操行，是否能打满分。影片通过生动的情节表现出这位母亲的疏忽大意乃至有失检点之处，最后终于注意到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孩子和教育孩子。这部影片不仅值得孩子看，作老师和家长的看一看也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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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剧《伤逝》即将上演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即将在首都舞台上演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歌剧《伤逝》。这是第一次被改编为歌剧的鲁迅作品。该剧在编导演、作曲、舞台美术等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此剧由王泉、韩伟编剧，施光南作曲，王泉、于夫导演，陈贻鑫指挥。剧中主角由年轻演员担任。 （王俊）（附图片）
歌剧《伤逝》剧照：子君由朱雅丽扮演涓生由胡棵育扮演
游振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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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重放映员的劳动
有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会碰上由于机器故障停映片刻。这时有的观众便鼓掌喝倒彩，有的还吹口哨和怪叫，我觉得观众这样做很不好。
放映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都是一种辛苦的社会劳动，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即便发生一些失误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些年，社会风气不正，有些人不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每当运动员、演员等有些失误，或放映因故停映时，他们就乘机吹口哨、扔果皮，或大吵大闹，或给人鼓倒掌，故意让人难堪。这种做法是不文明、不道德的。
近年来，通过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虽然仍有那么一些人旧习未改，或改得不那么彻底，毕竟是极少数。我们希望这些人在电影因故停映时，要和大多数观众一样对放映员给予体谅和尊重，这对放映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当然，电影放映工作人员也应加强责任心，尽量减少故障。
河北兴隆县 李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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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全国青年摄影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国青年摄影创作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当前的摄影创作问题。会议认为，青年摄影工作者应努力反映我们的时代与生活，反映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等到会讲话，勉励青年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创作出自然生动、情景交融、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会议期间，青年摄影工作者观摩了摄影作品，交流了创作经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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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花木丛中》出版
周瘦鹃的《花木丛中》一书，不久前由江苏金陵书画社出版。
周瘦鹃在解放后，一直在苏州从事园艺事业，栽花培草，制作盆景，他以花草、山水、风俗、习尚为题材，撰写了不少知识小品和抒情散文，先后出版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等集子。《花木丛中》就是从上述集子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汇编而成的。（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