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跳出旧框框想问题
本报评论员
作为一个领导者，作决定时，必须十分谨慎，但在研究问题时，思想不能“关闸”。就是说，要打破思想上的僵化、凝固状态，跳出旧框框想点问题。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从事工作。
对于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我们已经懂得了不少东西。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但是，我们的事业在实践中，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在今后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进一步探索它的规律，使认识不断发展和深化，而永远不能停顿，不能固定化。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步完成的。客观世界的发展没有穷尽，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穷尽。这是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断飞跃的过程。如果人的认识一旦在某一点上停顿了，僵化了，就构成一种框框，框住人们的思想，使人丧失了认识新事物的能力。这种现象，在革命的道路上，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每当革命到了转折关头，就更加明显。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党内都有不少同志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刻跟不上形势。而我们当前面临的这次转变，比起历史上那几次转变，还要深刻得多。这不仅因为，我们空前地实现了多年来没有能够彻底实现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而且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它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极深的影响。这个转变本身，就包括着深刻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强调跳出旧框框想问题，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当前，限制人们认识问题的种种框框，首先仍然是左倾思想造成的。
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标志，我们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是，在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中，“左”的影响仍然存在。它所形成的种种框框，还起着束缚人们思想的作用。一些人习惯于按照旧的方式想问题，一下子改变不过来，从指导思想上，从理论上，似乎是弄明白了，但一接触实践，又陷进了数不清的框框之中。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广大群众和干部精神振奋，每天都在创造许多新事物，而有些同志却在那里转圈子。转出了这个框框，又转进了那个框框，忧心忡忡，步履踌躇。因此，我们说，当前的拨乱反正，决不是一句没有内容的空洞口号，而应当从思想路线着眼，从具体工作着手，在各行各业的各个环节中，实实在在地去打破那些一个一个的圈圈、框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划清是非界限。只有这样，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左”的流毒，才能逐步地、切实地得到肃清。
同时，还应当看到，限制人们认识问题的种种框框，不光来自“左”的影响，也来自其他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
毛泽东同志说过：“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8页）这里指的是人们思想上常常出现的一种惰性，指的是人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某些观念，很难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及时改变。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能够自觉地认识并摆脱这种弱点。但是，如果一旦失掉这种自觉性，陷入盲目性，那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同样会成为限制人们思想的框框，阻碍事业前进的负担。
在这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当中，有的是历史上早就形成的，甚至有的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几千年；而有些是在长期革命战争条件下，特别是在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条件下形成的；还有一些则是从外国搬来的。这些传统和习惯，有些本来就是错误的东西，在当时就是一种不正确、不合理的观念、习惯和方法，而被人们不加鉴别地承袭了下来；也有些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是或基本上是成功的经验、正确的观点、合理的方法，而被人们绝对化、凝固化了。所有这些，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只要人们对它失掉自觉性而陷入盲目性，都可能成为一种框框，紧紧地捆住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例如，建国初期曾经是行之有效的许多东西，在当时国内国际条件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框框。又如，我们从一定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出发，把“三大件”作为高档消费品生产的重要目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些同志看不到今天的人民已经对消费品提出了新的要求，仍然固守“三大件”，而不愿再越出一步，这样就把原来对情况的正确估计固定化，变成了阻碍制订新方针的框框。再如，在当前推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有的同志又把某种形式固定化，强求一律，只许有一种形式，而不允许发展，不允许从实际出发，在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样就把新经验固定化，刚刚打破了旧的框框，又跳进了新的框框。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习惯势力在起作用。列宁曾经把习惯势力比作阴沟里的冰块，很难融解。如果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种习惯势力，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观点、经验、方法等等，在另一种条件下都可能变成一种框框。
要正确对待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人所共知的口号。”（《列宁选集》第1卷第732页）凡属好的传统，我们当然要恢复、继承和发扬。有些，就不能仅限于恢复，还要在恢复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加以发展。还有些我们今天需要的东西，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需要我们首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我们党内，还有一些不好的传统。对于这些，则要坚决摒弃，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因循承袭。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祝贺科学繁荣，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作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斯大林文选》上第174页）在这里，斯大林告诉我们，根据情况的发展而随时打破旧的、过时的东西，建立新的、正确的东西，这才能推进科学。而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提倡跳出框框想问题，就是要以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破除旧观念、旧传统，为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开拓广阔的天地。而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强调这样两条十分重要的原则，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统一，一条是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部门、本地区具体情况的统一。
跳出框框想问题，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周恩来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使之无产阶级化，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主张跳出框框想问题，是反对思想上的一种僵化、凝固状态，而决不是说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也可以丢掉。任何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都是完全错误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从新的历史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从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只要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又符合实际的东西，就要大胆创造，大胆革新，大胆实践。在这方面，党中央几年来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工作，已经给全党树立了榜样，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要做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部门、本地区具体情况的统一，就要善于根据中央的原则，正确地总结三十二年来本部门、本地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且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动地去解决问题，看准了问题，就大胆去干。我们的原则是一般和特殊相结合，而特殊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整体，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奋斗目标。而我们的国家又是幅员辽阔，情况千差万别。离开中央的路线、方针去搞什么“创造性”，这样指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就要脱离全局，迷失方向；而不分析特殊，使认识停留在一般，就不能洞察事情的本质，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在工作指导上就会死水一潭，毫无生气，没有突破，没有创新。
跳出框框想问题，必须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革命朝气不足，天地过于狭小，脑子必然迟钝、僵化，不肯想问题，不敢想问题。在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矛盾面前，“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就首先从精神上解除了武装。同时，破旧立新往往会触及到个人得失，这就首先需要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坚定的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观点，在必要的时候勇于舍弃、牺牲个人的利益。只要我们运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风格去从事工作，去想问题，就能把我们的事业放在科学的轨道上，就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从而保证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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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振奋精神 提高机械工业的经济效果
丁长青
有困难更有奔头
当前，机械工业“吃不饱”的状况比较突出。机械工业“吃不饱”，有客观的原因。工业内部能源、原材料不足，加工工业相对过剩，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压缩。这些都是很大的困难。但是，机械工业产品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一是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十亿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对日用机电产品和日用金属制品的需要将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粗略估计，到1985年，机械工业总产值中，日用机电产品和日用金属制品可能上升到20％左右。二是农业、轻工业、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能源的开发利用，交通运输的改善，需要大量的机械工业产品。据反映，目前全国轻工系统有近7万个企业，拥有2，000多种设备，其中属于六十、七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很少，大部分是四十、五十年代的产品，五六百种要淘汰，八九百种亟待改进和发展。这些都是机械工业的广阔市场。三是机械工业本身的改造需要大量的装备。我国机械工业摊子不小，但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基础不牢。全国机床拥有量200多万台，很多已超过役龄期，精度不够，普通车床占40％以上，高效精密加工机床比重很小，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和基础材料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根据机械工业技术改造任务的要求，这部分的工作量在机械工业全部任务中，要占很大的比重。四是国外市场广阔。近年来，机电产品出口虽有增长，但在整个机电产品总值中，比重很小，与世界机电产品总贸易额相比，更是微乎其微。我国机械工业总的来说虽然落后，但是门类齐全，有些厂子比较先进。有些产品、有些零部件有一定水平，产品价格低廉，国外需要量较大。要使今后出口机电产品达到整个机电工业总值的10％左右，不经过艰苦的努力，难以实现。
以上情况说明，机械工业任务不足，困难很多，虽是事实，但实际上有大量的任务等待着机械工业去完成。
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当前，许多同志注意机械工业“吃不饱”的问题，是对头的。但还应该同时注意提高机械工业的经济效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尤其要侧重提高经济效果，因为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机械工业“吃不饱”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这样关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机械工业任务不足，产值下降，利润减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增加利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当然要靠增加生产。生产增加，利润增加；生产减少，利润也就减少；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是，增加利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取得。这就是提高经济效果。目前，机械工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很低。以一机部企业为例，1979年同1966年相比，资金利润率下降了约40％，百元产值利润率下降了近30％，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却上升了将近一半，每一职工创造利润下降了20％多。如果努力把机械工业的经济效果提高一些，为国家创造的利润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如果能够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反之，如果我们不注意实际的经济效果，单纯追求产值产量，生产的东西虽多，但是很多货不对路，质量低劣，增加积压，那就不能真正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即使账面上增加了，也是虚假的，是没有物资保证的。
机械工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因此，考虑机械工业的经济效果，不仅要看利润，而且要看对于生产生活需要满足的程度和满足的好坏。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机电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从实际的经济效果看，提高质量就是增加数量。有关部门对495型50马力柴油机，根据质量等级不同，进行技术经济综合分析，结果证明，一等品柴油机一台，可以顶二等品二三台还多，优等品柴油机一台，可顶二等品三四台。减少和淘汰二等品，多产一等品和优等品，节省能源、原材料，能为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机电产品品种多，质量高，扩大了销售范围，也就给自己增加了生产任务。如果机电产品品种能够填补国内空白，质量达到国际标准，那就可以减少设备进口，增加机电产品出口，减少外汇支出，增加外汇收入。品种和质量是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就可以使机械工业的面貌大为改观。
关键在于调整和改革
机械工业目前面临的被动局面，是前些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反映，同时也与机械工业本身的弱点密切相关。过去，机械工业主要为重工业扩大再生产服务，随着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减而大起大落。由于忽视为农业、轻工业、技术改造、国内外市场服务，因而市场狭窄，生产能力长长短短，很不协调。此外，机械工业本身结构不合理，工艺技术装备落后，有关经济技术政策不稳定。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目前机械工业的困难是由调整和改革带来的。相反，调整和改革是机械工业摆脱困境、欣欣向荣的唯一出路。目前有些企业所以没有显著转变，困难重重，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调整和改革上左顾右盼，犹犹豫豫，抓得不紧。
充分发挥机械工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首先要下决心，调整和扩大服务方向，真正从主要为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服务，转到为农业、轻工业、技术改造、国内外市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调整的实际情况来看，凡是服务方向转变得好的企业，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杭州制氧机厂从生产“以我为主”转变到一切为用户着想、按用户要求生产，从单纯为冶金、化工服务转变到为农业、轻工业、人民消费品服务，从主机生产转到同时生产配件，从系列品生产转到变型产品生产，近年来实际完成的任务超过国家计划任务很多，1979年为1．4倍，1980年为3．6倍。
其次是按照专业化原则，合理调整企业结构，减少重复生产。目前，机械工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布点，重复生产，点多批量小，专业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不高，能源消耗大，产品质量差，经济效果低。象汽车这样宜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很多也采用小生产的方法。全国有一百多家汽车工厂，年产百辆以下的占13％，同样车型成本高出一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产品为中心，分门别类，弄清长线短线，区别质量好坏，考核生产水平高低，按照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和经济合理的原则，调整企业的分工和规模。
为了发挥机械工业的潜力，必须提高机械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关键在于有步骤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只有这样，企业的服务方向，产品品种、质量，对现有设备的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等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调查研究、典型试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寻求把企业的经营效果同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途径和形式，使得企业和职工有一个把权责利紧密结合起来的巨大的动力。现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收到了显著效果，这对于搞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启发。有些企业正在根据自己的条件，实行一定形式的责任制，这是很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跳出旧的框框想问题，想办法，走出一条讲求实际效益、收到实惠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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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知识
法纪检察
人民检察工作（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法纪检察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这是特殊的法纪检察。二是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关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和渎职罪方面的案件。这是普通的法纪检察。这类案件，一般属于职务上的犯罪或者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处理这类案件，是法纪检察的经常工作。
按照法律规定，法纪检察只限于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纪，触犯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类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至于违反党纪、政纪并不触犯刑法的案件，则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进行处理。检察机关的法纪检察工作，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政府部门的政纪监察工作，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形成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完整的监督制度。由于违反国家法纪常常与违反党纪、政纪交织在一起，政策界限、罪与非罪界限不大容易划分清楚。因此，检察机关在同违反国家法纪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时，要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以及政府的监察机构密切配合，排除各种干扰，坚决进行处理，以维护法纪的严肃性。
根据法律规定和公、检、法三机关关于刑事案件管辖的分工，法纪检察直接受理刑讯逼供案，诬告陷害案，破坏选举案，非法拘禁案，非法管制、搜查案（指非法管制他人，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动），报复陷害案（指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案（指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伪证陷害、隐匿罪证案（指在处理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侵犯通讯自由案（指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的行为，以及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泄露国家机密案，等等。人民检察院对于以上违反国家法纪、构成犯罪的案件，可以直接受理，进行侦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
检察机关在处理违反国家法纪的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坚决抵制非法的阻挠和干扰。基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法纪检察案件时，往往遇到一些干扰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检察院支持下级检察院克服困难，依法办案，就成为做好法纪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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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汇编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搜集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文件二百一十五件。其中有英国朋友柯文南博士赠送的资料二十六件，日本朋友小岛晋治教授赠送的资料两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清政府档案资料一百五十二件，广西桂平县史学会提供的石刻碑文资料二十七件，以及《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草茅一得》、《莲蓬党始末记》等资料八件。
（陈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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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出版
《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共收六篇政治著作。第一篇《关于瓦特邦和伯尔尼城先前国法关系的密信》，开宗明义地表达了黑格尔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第四篇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国家理论——建立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实行君主立宪。第五、六篇则是名噪一时的《评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一六年符腾堡王国邦等级议会的讨论》和《论英国改革法案》，黑格尔在这两文中，赞赏预备立宪的符腾堡国王和德国邦君们的“远见卓识”。黑格尔的这类言论使他获得了“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名号，但不少黑格尔学家也为他“据理力争”，为他辩护，不同意对黑格尔的那种评价。《黑格尔政治著作选》的出版，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讨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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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出版
我国已故经济学家黄松龄同志的遗稿，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遗稿包括《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再生产》等九篇著作，主要是作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间研究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是在中央党校等单位讲演的讲稿。
黄松龄同志的这些遗稿，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按劳分配等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作者从理论上对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周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