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鲁迅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意见
陈鸣树
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鲁迅,一贯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他的弃医从文,他毕生孜孜不懈地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都可看作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
重视精神文明,这是近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共有的特色。在祖国危机四伏的晚清时代,严复就认为“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他提出要重民力、民智、民德,而又将民德放在首位(《原强》);梁启超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孙中山后来也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孙文学说》)。对精神作用的强调,当然还要与物质力量相配合,这里值得肯定的是对人的能动性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估计。
鲁迅在1907年说: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他认为,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文化偏至论》)鲁迅的“人国”理想,摆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发扬人的自觉,应该是精神文明有着高度发展的境界。当然,不能没有物质文明的基础,如果“仅脑海之富而止”,“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科学史教篇》)但是,单靠“黄金黑铁,断不足兴国家”。(《文化偏至论》)这也是为历史证实的事。鲁迅一生所写的小说和杂文,以大量的篇幅致力于中国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他的著名的《狂人日记》,揭露了深经锤炼的“东方文明”即封建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小说企望着一种没有“吃人”意识的“真的人”出现;他的《阿Q正传》是写了一个贫雇农不但肉体被消灭,精神也被毁灭的悲剧;对阿Q在任何屈辱下的“永远得意”,鲁迅曾痛心地加以嘲讽,说“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问题很明显、如果不破除这样的“精神文明”,是不能建设真正的精神文明的;他的《一件小事》便是展示了当时的一个人力车工人全新的精神文明的境界。鲁迅许多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文,透过他所反对的种种社会现象,从字里行间,还是展开了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蓝图。他歌颂刘和珍的沉着、温和与英勇;他赞扬柔石能够“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只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背起来”;他表扬韦素园甘作一木一石,“园中的一撮泥土”,认为这种精神“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在这些人身上,展现了新型的精神文明的崇高境界。当然,鲁迅当时的笔触更多地批判了一些不讲社会公德精神文明的现象,例如,他看到有一种人:“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他分析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糊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然而,“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推”的余谈》)可见提倡精神文明不是一个小问题,私德从来是与公德相关联的。鲁迅曾关注着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他写过七篇论“文人相轻”,都是从提高道德修养的角度对知识分子有所砥砺的。他还关注中国的家庭教育,并写了《世故三昧》、《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以及《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少女》这样的专文,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提出了规诤。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一部《鲁迅全集》,也是一部精神文明建设的教科书,它破坏旧的,召示新的,有所针砭,有所激励。
鲁迅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坚决反对所谓“东方文明”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是鲁迅作为无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民国”以后一直到“五四”低潮期,思想界不断掀起一股倒退复古的逆流,原来还是向前看的“精神文明”论者,现在都开倒车了,客观上都在卫护封建主义的统治。由于当时政权还掌握在封建军阀手里,遂使鲁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 (《灯下漫笔》)因此,鲁迅痛慨于中国“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就知道其矛头所向了。二
鲁迅认为,要建设新型的精神文明,不能不破除“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否则,民族复苏的希望“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忽然想到》)对资本主义文明,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作过这样的批评:“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弄得“林林众生,物欲来蔽”,“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以萌”。(《文化偏至论》)但是,鲁迅决不是排斥世界的进步文明,他恰恰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在吸收外国文明时,必须拿出眼光,加以抉择。
为什么鲁迅在提倡新型的精神文明时,要以极大的气力反对“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因为这种“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便是对“圣武”的膜拜。所谓“圣武”,亦即“威福,子女,玉帛”,这曾经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圣武”》)连穷得已无立锥之地的阿Q,在土谷祠里激起大胆的革命狂想时,梦魂间也不免纠缠着这样的精神丝缕。这种对“圣武”的神往,降及近代,随着“资本”的秘密的发现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根据鲁迅的描述,就是“爬和撞”的社会现象,然而老实人“大都爬不上去。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爬的机会少,就靠撞,亦即乞灵于侥幸的运气,“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爬和撞》)它迷惑而又播弄着人们,用肮脏的东西填塞人们的灵魂,挤出人们心灵中美好的追求,消磨人们的意志,扼杀人们的远大理想,使精神文明濒于瓦解和窒息。因此,要建设真正的精神文明,不能不涤荡残滓,开拓新境。
为什么会产生精神文明的堕落和消沉,还得从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中去寻找原因?鲁迅说得一点不错,中国的“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以致“民声寥寂,群志幽閟”(《〈越铎〉出世辞》)精神世界几乎要陷于一片荒芜了。再加异族的入侵,致使一部分人中间滋长了奴隶的根性;单纯的农业经济,又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目光变得短浅,狭隘,保守,这显然都斲丧了近代精神文明的发展。鲁迅在1936年,曾将中国的国民性与日本的国民性作了比较后指出:“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但是,中华民族“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064页)当然,鲁迅从建设精神文明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性的缺点看得多了些,作了更多的针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正是为了我们伟大民族得到“复兴”、“改善”的希望。三
鲁迅曾引用过列宁的观点,将包括在“文化”之内的“风俗”和“习惯”的改革,看作关系到革命成败的要素,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他说:“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习惯与改革》)风俗习惯当然还不能包括精神文明的全部,但是它不但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体现了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
既然“文明是人类智德的反映”,因此,建设精神文明也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就智力方面来说,应该提高人们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素养。一个民族智力的兴衰是关系到国势的强弱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因此,鲁迅再三强调,要解决一切人生问题,非深通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科学的大源泉不可。鲁迅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因为科学使“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而其“洪波浩然”,可以使“精神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科学史教篇》)。文化艺术对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更为鲁迅所关注,因为进步和革命的文化艺术,它可以帮助扫除“一切伪饰陋习”,使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进入“善美刚健”的精神境界。(《摩罗诗力说》)从提高人们的智慧出发,鲁迅还希望科学和文艺能携起手来,他说文艺可以培养明敏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可以丰富精神生活,可以和科学相辅相成。因此,他认为人类不仅希望有牛顿、康德、达尔文等科学家,也希望有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等文艺巨匠,这样才“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科学史教篇》)尽管在一定的社会阶段,还不可能没有分工,但是从建设精神文明的角度出发,对理论思维、科学、文艺以及体育的爱好不能偏废,这实在是对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提出的客观要求。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鲁迅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活动,如果不以道德作为推动力,就不可能有重大成就。他驳斥这样一种说法:“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此其说为不真,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之依,则所营为,特可悯者耳”。(《科学史教篇》)从提高道德修养,建设精神文明来看,鲁迅认为:第一,必须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他以为道德是一切事业成就之母。他说,尽管有人把这鄙之为“空虚而无当于实”的老套,但还是要多讲,要多讲的原因,就是希望道德能产生它的效果(《科学史教篇》)。第二,必须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鲁迅从来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寄与深切的同情。第三,提倡利人道德。鲁迅一贯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念。他描绘有一种人,“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慨叹:“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02页)因为它使社会的风气浇薄,精神文明堕落。鲁迅提出一个人应该“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第922页)鲁迅一生高风亮节,是我们的楷模,他不无谦逊地总结自己做人的经验:“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51页)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品格。第四,反对“无特操”。所谓“无特操”,也就是“骑墙”,“极巧妙的‘随风倒’”,它曾经“在中国最得法”。(《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对任何事,“最好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成了“处世法的精义”。(《世故三味》)这种“风派”人物,一碰到“激荡之会”,就“轻蓬振翮”,“巧黠因时”,获得扶摇直上的机运。然而,鲁迅认为,“无特操”的结果,并不只是一己之害,只有“人各有己,不随风波,中国亦以立”,(《破恶声论》)鲁迅正是在排除一切逆风浊浪中前进,终于在思想上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真理的归宿。第五,提倡认真。认真对待一切工作、生活,应该是高度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而“开玩笑”,“寻开心”,玩世不恭,曾经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寻开心》)鲁迅反对只说不做的“唱高调”,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79页)在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四亿个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国的。……应该学习认真,除去这一味药外,没有别的药了。”(内山完造:《回忆鲁迅先生》)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是这话还有一定的针砭意义。第六,提倡要有远大理想。在鲁迅看来,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他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便有光明”,(《记谈话》)他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鲁迅后期在上海十年的战斗,正是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英勇奋战的十年,从而使自己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精神境界。
鲁迅曾寄希望于青年,能够创造摆脱“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种悲惨命运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今天,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当年的愿望实现了。这“第三样时代”,其实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鲁迅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意见,就具有这样的时代的特点;他所提倡的是一种与旧时代绝缘的新型的精神文明,它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因此今天读来倍感亲切。纪念鲁迅,学习鲁迅这些遗言,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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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文艺编辑出版中的不正之风
钟础平
作家同编辑、杂志社、出版社关系十分密切。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人民生产出精美的精神食粮;编辑、杂志社、出版社选择政治思想上健康、艺术上优秀的作品,加工整理出版。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化作出贡献。大家都为这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关系本来是应该十分正常的。可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正之风。一是某些杂志社、出版社为了争夺所谓“名家”的作品,便不择手段、不顾原则,给予作家种种“优惠待遇”,而某些作家也趁机搞特殊化,比如游览住高级旅馆,返往乘软席卧铺,有的还带着妻子或丈夫,费用都由杂志社或出版社报销。二是某些杂志社、出版社看“名”用稿,不看质量高低,只要作者“名气”大,都放在显著地位,稿费也从优,甚至超过标准。有的作者不珍惜自己的职责,一旦“成名”之后,就不愿在创作上下苦功,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应付约稿。某些编辑部也由于眼睛只盯着“名人”,对一般“无名”作者的稿件,采取不认真负责的态度。三是某些编辑利用自己的权力搞“交换文学”,以对方发表自己的作品为先决条件,为“关系户”的稿件开绿灯,互相“照顾”,甚至互相吹捧。
文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虽然经常受到报刊的批评,但并未完全制止。有的同志还制造一些借口,如说现在出版物多,刊物多,不请名家,争“佳作”,杂志没有销路,就无法生存了。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优秀的作家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名家”也是来自“无名”,只重“名家”,轻视“无名”,“名家”也会后继无人。何况任何“名家”,都不可能篇篇尽名著,篇篇皆佳作,不看稿件质量高低,只知一味地“捧”,就可能“捧杀”。退一步说,就算名家作品字字都是金玉,难道为了几篇稿子,就能把社会主义的出版机构和作家的关系变成单纯的买卖关系么!担心没有名家稿件,便不能生存,是低估了读者的水平。大多数读者是有鉴别能力的,他们看的是作品的质量,而不是只看作者的名字。再说,对作家不多做思想工作,只是一味“特殊照顾”,可能会使某些人见利忘义,实际上是一种腐蚀。不及时制止,这种腐蚀剂将象传染菌一样蔓延,使健康的肌体糜烂,以致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警惕。
此外,还有种种说法:有的人说,周瑜打黄盖,他自送上门来,与我何干?有的人说,稿子多,人手少,每稿必看,无能为力;有的人说,互相“照顾”,互通有无,哪行哪业不是如此,何必大惊小怪!任何一件错事,都能找出许多借口,拿来不少盾牌,但是,我们一切工作,都应该从对人民有利、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作为出发点。难道说,送上门来的不正之风就可以接受,别人搞不正之风就能成为自己搞不正之风的理由,人手少就可以对读者、作者不负责任?显然,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歪理。
这种不正之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战线某些方面的软弱涣散状态,需要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有的出版社提出“不做出版商,要做出版家”,这个口号提得好!文艺报刊、出版社是党的文艺战线的重要阵地,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原则,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办出版事业,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作家、编辑以及任何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都是党的宣传工作者,都负有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我们殷切地希望作家们和文艺编辑出版部门能有一个好作风,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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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竞技者的启示
严秀
1925年12月,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思想内容极其深刻雄健但题目却很随便的文章,名叫《这个与那个》。其中小题为《最先与最后》的那节文字,真可说是一字千钧,掷地有声,言人所未言。它所提出的严肃问题,我以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民族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忠告,也是鼓舞我们民族必须永远自强不息、坚忍前进的动力。
请看他这段刻骨铭心、发人深省的话吧: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以上省略号都是本文作者所加)
现在我们全党全民日夜拚命在努力干的,不是什么几百米几千米的赛跑问题,也不是一场马拉松跑所能比拟其万一的比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比上述竞赛要艰巨无数万倍的新长征。这个长征,比起四十六年前我们已经进行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来,不知要艰巨多少倍。在这场新长征中,我们将会遇到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也必将比过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超过无数倍。因此,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信心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也必须比过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要大千百倍才行。关键之处,就在我们是否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始终都能够具有鲁迅所昭示我们的那种可敬的竞技者精神,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步伐整齐,决不泄气,不达目的,誓不终止,一心一意地向前迈进;能不能发誓赌咒,不管你天崩地裂,我们也决不改变方向,决不再开无轨电车,而只要坚持不懈地向四个现代化前进。
目前,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还有这样的一种心情:怕变,怕不能始终坚持党所制定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有的同志已经怕成了惊弓之鸟,到了神经异常、自相干扰的程度。例如,如果说要对某件事情、某件作品研究一下、批评一下,以便减少对四个现代化的干扰,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必然日益繁荣昌盛的信心和勇气,有些同志就会为此而骇汗相告,什么又要搞政治运动喽,又要搞过去的左的一套喽……等等,不一而足。这叫人从何说起呢!“双百”方针本来就必须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开展一点点思想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同过去的政治运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现在有些同志硬要言之凿凿的把这两件事等同起来。说得难听一点,这叫“杞人忧天”。当然,这也不能怪“杞人”,因为“天”确实压下来过,“杞人”也确实吃过大苦头的呀!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现在还是相当落后的。我们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还在世界的第一百位以下,我们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党和政府也不断把这些事实告诉了人民。党的要求同人民的要求确实是一致的,每一个负责任的爱国公民,都不应去强调二者之间的矛盾,甚至去扩大这种难免的某些小矛盾。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些落后了,但是,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的农业不是在打破了铁板一块的长期僵局仅仅两年之后,就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吗?我们的社会风气不是也有了某些改善吗?举个例子,我们体育界的青少年朋友们的精神状态,不是已经摆脱了“四人帮”的枷锁,在不少场合下,就是用了鲁迅所昭示的竞技者精神,才转败为胜的吗?飞来的燕子虽然还不很多,一只、两只、三只……,但是春天终于来临了。悲观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我们现在跑在后面了,怎么办呢?中途停止吗?坐吃山空吗?赶快把手伸长一点,不择手段地先从国家身上挖下几块肉储存起来,留给自己一个人慢慢享用吗?不行,都不行!十亿人口的国家,不但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倒下去,别人也不让我们倒下去。因为十亿人穷困,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对加强世界和平力量也极为不利。十亿人决不能坐着等现代化,更不可能饿着肚子等别人来喂我们。我们唯一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象鲁迅所昭示我们的那样,咬紧牙根,艰苦奋斗,沿着正确的道路,向着正确的目标,小心谨慎,不骄不躁,日日夜夜地兼程前进。
但是,在经济上同样有很多人不放心。事实上,某些中下层的党政领导,国营商业机构和某些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确也仍有人在坚持老一套官僚主义的领导和管理方法,或者想把并且在行动上把已经前进了的事物倒拉回来,或者整天的对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经济上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咒骂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怕倒退的思想是好事,因为它只能推着我们必须改革前进。在经济方面,特别在农村经济方面,近年来我听过很多有趣的、发人深思的民间谚语,例如,过去说“不怕慢,只怕站”,现在又有“不怕慢,只怕变”之说。但是民间还有很多比这些更深刻、更幽默、更辛辣的谚语,我听过后现在随手就能写出的,如:“不怕慢,只怕乱”;“不怕慢走,就怕乱吼”;“不求快富,只求稳步”;“不怕慢行,就怕折腾”;“新精神,旧精神,肚皮空着没精神”;还有更尖锐的,“县里开会,就怕倒退”;还有更厉害的:“两眼泪汪汪,碗里稀汤汤,好人斗不臭,坏人捧不香。不知为@子,小百姓遭殃!”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补作的谚语(其实那时就有,只敢悄悄说),我也举两个:“早请示,晚汇报,没米下锅最重要”,“祝你健康,心里发慌。”千金市马骨,我说万金也难采得这种新“国风”,虽然有尖锐难听之处,我以为多听听这些民谣,对我们的领导工作是大有好处的,挖苦我们几句算得什么,何况很多还全是对的呢。
“……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我反复读着这几句话,眼睛渐渐的润湿起来了:我们党的中央是铁了心肠,一定要做“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带头人的。我们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干部和青年同志们怎么办呢?道路也只有一条:把袖子挽起来,“克里马札”(陕北方言,即少说空话,说干就干之意),义无反顾,毫不迟疑地投进这个竞技者的队伍中去,十亿人民就是十亿个这样的竞技者,十亿根支撑是建设中国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脊梁”!
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照鲁迅所昭示我们的这种竞技者的精神,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经济上逐渐走到前面,数十年后,我们还有可能走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前面。现在还有某些西方和日本的人士,他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看法,即二三十年以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一批国家之列。这样的估计盛意可感,当然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只要我们弄得好,不再胡折腾,少走之字路,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将会得到极大的进展,这是无可怀疑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那时,给了我们伟大启示的鲁迅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吧。
1980年秋作,1981年9月上旬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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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笔会中心会员大会侧记
去年四月,在一片融融春色中,中国著名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剧作家、评论家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笔会中心,选出了以巴金为会长的理事会。那时,茅盾同志还健在,他为中心题了词,还兴致勃勃地和几十年来一道历尽沧桑的笔友们合影留念。
一年半过去了。今年九月十一日,中国笔会中心的会员们在晴朗的初秋时节,又举行了一次会员大会。会议由会长巴金主持。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作家,面色红润、步履轻捷、精神矍铄,他首先主持通过增选八十五岁的著名诗人萧三为中国笔会中心理事。这位前不久曾将他的一本诗集全部稿费捐赠给川陕受灾人民的老诗人激动地说:我年纪很大了,但还有几件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参加中国笔会中心的工作。接着,会议增选朱子奇在秘书冯牧病假期间为负责笔会日常工作的副秘书。
中国笔会中心理事、诗人、翻译家毕朔望向会议报告了一年来笔会中心工作开展的情况,笔会中心理事、翻译家和小说家叶君健向同行报告了他今年二月间参加国际笔会哥本哈根会议的经过。笔会中心理事、诗人朱子奇向大会报告了派代表出席今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法国里昂—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谈了对中国笔会中心今后工作的设想。
由国际笔会新接纳入会的中国上海笔会中心秘书、剧作家杜宣和中国广州笔会中心秘书、儿童文学家黄庆云作为中国笔会中心的客人,也列席了会议,并分别代表他们的中心在会上致辞。中国笔会中心理事、作家周而复在会上也发了言。
出席这次会员大会的还有卞之琳、王佐良、艾青、冯至、叶水夫、孙绳武、玛拉沁夫、杨沫、沈从文、林林、陈冰夷、草明、唐弢、袁鹰、曹禺、葛洛、臧克家、萧三、魏巍等。由巴金、朱子奇、叶君健、毕朔望组成的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团与中国上海笔会中心、中国广州笔会中心的代表杜宣、黄庆云在九月十五日一起启程去法国。
中国笔会中心和上海、广州两个笔会中心的工作刚刚开始。文学是可以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中国的文学正在走向世界,中国的作家们也正在走向世界。他们过去曾经、今后依旧要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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