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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 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周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开创者——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诞生以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鲁迅诞生的时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祖国大地上黑夜漫漫，风雨如磐；而现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却充满生气和光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排除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以新的力量充满信心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鲁迅虽然没有来得及目睹新中国在东方的出现，但是他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却为这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遍及全球。今天我们中国人民以深切的敬仰和怀念来纪念鲁迅，并以他的光辉榜样来激发我们前进。
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无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产物。它往往植根于自己的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产生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斗争和各种思潮巡回激荡的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鲁迅思想产生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挫折失败、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代。如果说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统治，那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鲁迅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是大变革时代产生出来的，是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因此，他的天才和修养没有仅仅使他成为单纯的作家和学者，而是同时使他成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诞生地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近代，这里又首当资本主义入侵的前沿，接触外来事物较多，甚得维新风气之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纵横交错。维新的道路已被事实证明无法走通以后，浙江又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反清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是秋瑾、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家乡。鲁迅曾师事章太炎，和蔡元培有长期交谊。鲁迅又参与过光复会的活动，对孙中山先生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敬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危亡迫在眉睫，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先驱人物，呕心沥血，奋进不已，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形成了强大的学习新学的热潮。正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条件，以及家庭环境的变故，使鲁迅从少年时代起便脱离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读书应举”的“正路”，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上了“异路”。在这新的路途上，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而深刻的矛盾运动过程。由学洋务到赞助维新，再由赞助维新转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鲁迅的思想是和时代的发展共同着脚步的。他曾经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其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等的民主自由思想，十九世纪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反抗精神，吸取了东北欧与各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的营养，同时也一度多少感染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探索道路，始终充满着勇敢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爱国热忱。鲁迅一生道路的出发点，正是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他弃医就文，也是为此目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经过一段沉思和观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革命也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迎着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英勇地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之中。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和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思想先驱们，包括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站在一起。这个时期，他又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当着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和屠杀的严重关头，他更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民权保障同盟，并直接参与了许多支援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的国际性反法西斯斗争。鲁迅在国内外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坚强旗手，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道路，不断地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鲁迅为伟大代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例如宋庆龄、郭沫若、茅盾、邹韬奋、闻一多等，都是沿着这条光荣的道路走过来的。作为一个埋葬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伟大先驱，鲁迅对新旧交替时期中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对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小市民、官僚绅士的生活和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有着极其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前期用民主主义，后期进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进行了气魄雄伟、鞭辟入里的总结性的批判。以鲁迅和他的这种批判为标志，结束了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旧时代。
鲁迅进行了成绩辉煌的文学创造。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后来又创作了风格特异的《故事新编》。他对我国人民中的消极落后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但他对人民的不幸遭遇又是充满同情。他创作了蔚为世界文学奇观的、独树一帜的杂文，这就是后来瞿秋白高度赞扬的鲁迅式的杂文。与此同时他又撰写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小说史。此外，他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艺术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不畏艰辛，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高峰，成为我国新文化最伟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正是这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贡献，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也流传于世界，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为世界所公认。
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卓越的历史功勋是他在文化战线上，以自己辉煌的战斗实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它的性质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我们今天的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而且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今天的文化，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各方面和它的不断发展完善过程的社会主义文化，其内容之丰富多样，都非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可同日而语。但是不应忘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和发展下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的文化也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过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但要吸收和融化人类一切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借助于这种营养来丰富我们的文化，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鼓舞人民，使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得到普及，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方面负起历史责任。因此，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方向，并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而过时，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而进一步发展和发扬光大。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发展的方向；鲁迅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前进道路上无可争议的前导和明灯。 世界任何国家的伟大文化无不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和独创性。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或者说正因为是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鲁迅逝世之后，他的老友沈钧儒所题的“民族魂”三个字，正代表了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鲁迅以其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富于民族特色的风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悲愤，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我们民族内在的最宝贵的品格，最高尚的思想情操，最坚韧的战斗精神。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鲁迅处在中国新旧时代的大交替中，敏锐地感到时代的脉搏。他为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对于那种主要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损害而造成的民族精神的偏枯和国民性格的弱点怀着极其沉重的痛切之感。但是，鲁迅没有因此而消沉，他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满腔爱国热忱，为中国的新生而战斗。
鲁迅早期开始探索民族出路的时候，就提出我们应当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道路。一方面吸取外来文化思潮，一方面又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这反映出鲁迅试图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潮流结合起来的宏图，注意到要兼顾两个方面。但是，他此时所理解的“世界思潮”，主要还是西方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论中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潮。辛亥革命以后，他目睹这场革命的失败，痛感中华民族精神负累的沉重。这种事实的教训和深刻的体验，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空前的战斗豪情，和同时代的其他前驱一道发动了对旧文化的批判。他当时认为，保证民族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使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才是第一要义。他大声疾呼地主张改革，坚决抨击那些以“保存国粹”为借口、钻在硬化的传统里不肯革新的封建卫道士。他呼吁青年不要唱千篇一律的八股老调子。他呼吁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创造出新的文学艺术。他以无比锋利和尖锐的笔法，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历来所最缺少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个时候，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封建主义糟粕是那样致命地窒息着我们民族的生机。我们的民族要复兴，要强大，必须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非把束缚人民的封建主义枷锁打碎不可。
因此，“五四”以来，鲁迅更坚决地大力倡导接受外来文化，他希望能通过这一途径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获得新生和发展。他主张以雄大的“汉唐气魄”，大胆采用外来事物，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毫不介怀。鲁迅本身的艺术实践，正是这种豁达闳放的“汉唐气魄”的发扬光大。
鲁迅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抨击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最善于鉴别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等文学论著中，科学地评价了我国的文化艺术的起源和优秀传统，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扬了这种传统。他看到民族文化是相递嬗的，新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扬弃，是否定其消极的部分、糟粕的部分，而对于积极的部分、精华的部分则应当保存继承下来。鲁迅为了民族的复兴，不能不怀着深广的忧愤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还没有人象他这样对我们民族的消极方面作过如此痛切而深刻的解剖和批判。但是鲁迅在这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民族向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拚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这些人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支撑着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前进的力量。即使在黑暗的年月里，鲁迅仍然对我们民族充满信心，批判所谓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悲观论点。他严肃地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就描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魂魄。他在临终前不久，还特别指出，我们的民族几经浩劫，屡遭失败，“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露自己的弱点，这是意在复兴，意在改善。”鲁迅是一个充分尊重外国人民并善于学习他们的长处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尊严感的人，是一个象钢铁一样坚实的伟大爱国者。
鲁迅一方面实行把外国文化拿来以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拿来主义”，一方面又把民族文化的成果，介绍给世界，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鲁迅坚持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既反对夜郎自大，也反对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他鄙视那种丧失民族自尊心、对外国人卑躬屈节的
“西崽相”，鄙视那种认为中国样样不如人的买办文人。同时，鲁迅对从西方舶来的和自制的毒害青年的颓废文化，更象对待鸦片一样地进行扫荡。他是保护人民、保护青年精神健康的卫士。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家，应当始终忠于自己民族最大多数的人民，善于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要具备能够突破狭隘的民族局限性的眼光，把握世界文化进步的潮流，善于择取外来的文化丰富自己，从而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推向前进。鲁迅正是一个能够勇敢地博采外国文学的众家所长，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的人，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都非常熟悉。因此，他成为屹立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代表，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要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联系今天的实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鲁迅从事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出于一片爱祖国，爱人民，力图改革社会的热忱，而又保持着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也必须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办事，尤其在长期受封建迷信统治的中国，更需要科学的武器。鲁迅青年时代受过自然科学的熏陶和训练。鲁迅一生那样严肃、认真、透辟地解剖社会，那样尊重实际，尊重真理，那样坚定地摒弃任何迷信和偶象崇拜，都是与他的科学素养分不开的。鲁迅在“五四”前后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掌握分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由于他的坚定地探求社会人生真理的科学态度，因此，他的作品对中国社会的解剖仍然达到了异常深刻的水平。
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他的科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也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认为这种科学将大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前进。他说：“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唯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确实象他自己说的，是经历了“事实的教训”之后才接受的。在追求真理的中国人中，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很早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才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它所指明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救治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先前许多文学史家说了许多但仍然是纠缠不清的问题，终于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回答，于是，他毅然地纠正自己思想上的“偏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中，鲁迅挺身而出，公开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由于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他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和创作时，便毫无教条气息。他知人论世，分析复杂的社会矛盾，比前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他对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革命队伍的状况，他们的力量和弱点的所在，也认识得更深透、切实。他反复强调革命者应当“明白革命的实际”，他指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因此，他从不为血污所吓倒，不为困难和挫折所屈服，在革命非常艰难的时期，仍然相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当革命队伍在行进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时，他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仍然坚定不移，深知这是革命行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带着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鲁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革命气节和政治操守。
鲁迅一生，都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从
“五四”时代起就一直遵从革命先驱者的将令，甚至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学”，另一方面又始终忠实于艺术的真实，大声疾呼作家艺术家应当大胆地睁开眼睛观察社会。他正确地指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在旧中国强大而残酷的文化专制高压下，鲁迅表现了一个作家最高的道义和现实主义勇气。由于鲁迅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他一再强调革命作家首先应当成为革命人，亲身体验革命的生活，这样，才不会把革命写歪。鲁迅在强调革命作家正视现实的同时，又指出革命作家应当有远大的目的，应当有理想。鲁迅的科学态度不仅在于他重视实际，而且还在于他重视从实际出发，不倦地追求远大的目标，远大的理想。他对那种丧失理想从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主义者，一直是加以鞭挞的。他说：“厌恶现在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敌，他们一日存在，现在即一日不能得救”。与厌世者相反，鲁迅对于人生，对于未来，都是满怀信心的。鲁迅的作品所以达到非常成熟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它能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伟大目的地的战斗力量。
鲁迅的这种科学态度不仅贯彻在他的创作中，而且突出地体现在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中。鲁迅的战斗一生就是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社会、旧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一生，而鲁迅的批判其所以最深刻有力，就因为它抓住了根本，就因为它科学。鲁迅指出，文学是战斗的，文学家应“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任何中庸主义、巧滑、自由主义都是同鲁迅精神不相容的。他把杂文看成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主张“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当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沉渣泛起和泛滥的时候，鲁迅总是给予迎头痛击。他与
“国粹派”战，与“现代评论派”战，与所谓“自由人”、
“第三种人”战，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者”战，与鼓吹闲适和性灵、以标榜自我为中心的所谓“论语派”战，其中虽有旧友、同事和上司，他也一点不退让，毫不留情。他决不对之“陪笑脸，三鞠躬”。在论战中，他采取了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他强调，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对于敌人或敌对思想的斗争是最明确的，是最坚决的。鲁迅逝世前不久，回答托派分子恶意挑拨的义正词严的书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迅经常指出，我们需要坚实的、懂得社会科学的批评家，需要科学的批评。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怀有
“热烈的好意”，即纯正的动机和团结的目的；这种批评，就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鲁迅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正如他严于律己一样，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与他们也时有争论，对同志的缺点错误，从不轻饶，批评起来也很尖锐。他常常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但他总是诚恳地对待他们，正确地肯定他们的长处和成绩。他没有任何私敌，即使在他生前与他有过争论和误会的同志，在为同一目标的共同斗争中，也决不记着“个人的恩怨”。
我们每个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人，总结痛苦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批评的武器。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要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使我们的批评工作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称，就要提高我们的文艺批评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批评（包括自我批评）的水平，使这种批评更加切实，更加科学。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宣告成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创举，鲁迅是这个联盟的主要发起人，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真正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运动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给予了高度的又是科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这个运动的弱点。
鲁迅在临终前曾高度地评价高尔基，说高尔基的崇高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也正是一个把自己融入大众，和大众的情感无不相通的人，他一生始终怀着对人民大众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深厚的爱，为人民大众而呐喊，为人民大众而战斗。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用笔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他把自己的笔当成匕首与投枪，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鲁迅以自己的战斗，为迎接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是我国伟大革命前驱者中极其杰出的优秀人物。他的声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要革命、求解放的心声。他的声音引起我们人民大众的强烈共鸣，就在于他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鲁迅的不朽力量就在于此。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要我们学习鲁迅热爱人民、献身于人民的最本质的伟大品格。
对于人民大众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鲁迅并不是一开头就认识清楚的。他在早年，作为一个年轻的启蒙思想家，曾经热烈地希望中国得到改造，希望人民大众迅速地摆脱痛苦的命运，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同凡响的超群英雄身上，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估计不足，“五四”时期，他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有时又痛感到中国大众只是戏剧的看客。1925年以后，鲁迅逐步看到支撑世界的正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愚人”的民众。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自觉地找到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就在于人民大众，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着眼于作为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大众。1930年，他针对我国一些资产阶级作家的偏见，强调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看到中国的改革的伟大物质力量和成败的决定力量在于人民大众之中，这是鲁迅后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使我们的文化变成人民大众的文化，鲁迅作了坚韧的努力。他对反人民的反动文化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鲁迅切实地把革命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斗争的一翼，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只有象鲁迅这样，文学艺术才能在根本上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为了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鲁迅和他的同志，为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文字和文学的贵族倾向和士大夫倾向，反对文字和文学的故作烦难和故作高雅，反对把文字和文学变成“特权者的东西”和“特殊阶级的工具”。他以高度的热情，提倡中国文字的改革，提倡连环图画，提倡新木刻，提倡民间戏剧。当时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如连环图画，被许多人所不重视，而鲁迅却站出来为它作了感人至深的辩护。在中国，鲁迅是文化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是科学普及和文艺普及的热情倡导者，他是把提高与普及结合得很好的典范。
鲁迅也坚决反对无原则地迎合与俯就大众的艺术尾巴主义。他对人民大众怀有一种革命作家的高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鲁迅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这是鲁迅对革命者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和群众关系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作为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作家、艺术家，他的崇高职责是他的“利导”，而不是“迎合”。鲁迅说：“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作这样的论断决不是耸人听闻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文学艺术不是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站在人民群众先进部分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理解生活，而是降低思想的水平线，借大众的名义，用庸俗性的东西偷换通俗性的东西，用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去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胃口，污染群众的心灵，这种做法，文艺家不就变成新帮闲了吗？
鲁迅具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时时考虑到艺术作品问世之后的客观社会效果。当他的作品发表之后，他总是想到它对人民心灵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又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自觉地改造自己，严肃地解剖自己。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作家艺术家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家们，要学习鲁迅这种高度责任感，把这种责任感看成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是不对的。一切有抱负的革命作家艺术家都应当把这种责任感作为自己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动摇。有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是坚实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下，鲁迅以韧性的战斗精神，整整奋斗了一生。鲁迅的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他最基本的思想作风，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彻底唯物主义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没有这种精神，鲁迅创造民族文学艺术的高峰是难以设想的。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创造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今天，我们要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毫无疑问，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指出，“在文化战线上要有成绩，非韧不可”。鲁迅这个论断，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他清醒地看到，中国旧社会的根柢是非常坚固的，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因此，在中国，任何一点社会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鲁迅认为，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这就非有坚强的韧性战斗精神不可。
与韧性战斗精神相对立的，是追求形式、追求表面轰轰烈烈、一曝十寒的浮泛作风。鲁迅一再批评这种作风，他认为，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激烈得快，也颓废得快，是办不了大事的，尤其在中国，更是得不到成功。因此，他教导青年应当“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应当注意克服“愤激一时的缺点”。鲁迅还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实的工作了。”鲁迅这些意见，确实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根本之点，这对我们是一种切实的、意义深远的教导。
鲁迅告诫青年作家、艺术家，千万不要把文学当作一种敲门砖，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就放弃艰苦的努力，以为用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就可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同时，鲁迅也希望文学批评家注意保护和激励青年做长期努力的积极性，切不可“捧杀”和“骂杀”，这是语重心长的教导，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的。鲁迅深深知道要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让我们的文化事业如无尽的长江大河奔腾不息地长流下去，就需要造出大群新的战士。为达到这种目的，还应当进行长期坚忍奋斗，用韧性战斗精神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武装大群新的战士，使他们永远保持和广大劳动人民血肉联系。这是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的战略任务，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希望所在。这样，才能从广大青年中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优良的战斗作风、能够攀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高峰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地这样做，这才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艺术家们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无比广阔的，只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党中央所指示的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党的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队伍，我们的文学艺术必将取得更光辉的战绩。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曾经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巨人，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更加需要涌现一批社会主义的文化巨人。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既是表达我们对鲁迅的崇高敬仰，又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代新人寄予一个殷切的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沿着鲁迅等先辈所开辟的新文化方向前进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期望今后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涌现出更多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和冲锋陷阵的闯将。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大大地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生气蓬勃的。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恢复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闪耀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的光辉。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正在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推向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正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没有受到领导方面的及时的应有的批评和斗争，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急待克服，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使我们的文艺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富于战斗力，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坚信，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里，一个崭新的东方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一定会到来。让我们用自己千百倍的努力来迎接它的到来吧！（附图片）
周扬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