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纸墨留声 寿比金石
——鲁迅著作版本展览印象记
王永昌 吕福堂 王锡荣
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鲁迅博物馆、文物出版社联合举办了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作为鲁迅著作的编辑人员,我们能有机会得见这1,300多册展品,感到获益非浅,感触很深。
进入展览厅以后,鲁迅生前出版的各种版本,首先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这里,从蜚声文坛的各版《呐喊》,到苦心经营的《珂罗惠支版画选集》,从东京初版的海外孤本,到国内刊行的各种著述,搜罗很多,群帙荟萃,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美不胜收。
鲁迅不但是译著丰富的作家,而且是关怀青年的导师。他在生前,曾以许多著作赠送识与不识的青年。他赠给川岛夫妇的一批书籍,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二十年代初期,正当川岛、斐君热恋之际,鲁迅曾以初版《中国小说史略》赠送川岛,并在扉页上写有一段风趣幽默、寓庄于谐的题词(见下图左)。这段题词,过去虽为人们传诵已久,但大都未见真迹,现在目睹原书,使我们对鲁迅的敬爱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乎所有的鲁迅著作都遭到禁止。但从这次陈列的展品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敌人禁得越是严密,读者读得越是认真。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斑。1934年春天,《南腔北调集》出版不久,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就下令查禁,说它“言论偏激,显系宣传反动”,“苟不加以查禁,贻害社会实非浅鲜”云云。展品当中恰好有一本收集来的初版《南腔北调集》,打开书籍稍一翻检,就发现在多年的流传过程之中,许多重要之处,诸如“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等等原文旁边,聪明的读者都细心地作了着重记号。由此可见,事实不能抹煞,真理无法扑灭。鲁迅作品不愧是帮助人民“杀出一条生路”的锐利武器。
抗战时期,鲁迅作品成了重要的精神食粮。1940年10月,延安解放社据上海二十卷的《鲁迅全集》,编了《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尔后,其他抗日根据地又加翻印。尽管当时环境艰苦,纸张五颜六色,且经多人摩挲研读,书籍已经残破(北图善本室同志已经裱装),但细检内容,这是一本十分完善的选本。不但选目适当,且有简要注释,比如C·P·即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守常全集〉题记》,注明守常就是李大钊同志的字,并称他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发起和创造人之一”。读着这种版本,真使人有到了解放区的感觉。稍后出版的由徐懋庸注释的《鲁迅作品选注》,更富有时代特点和战斗气息。《理水》一书,共有74条注文,极力用毛泽东同志观点阐明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强调用大禹的苦干精神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命运。《阿Q正传》一书(见下图右),共有注文46条,在阿Q提到他“先前阔”和“将来阔”的时候,注释说这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阿Q挨了秀才的竹杠,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的时候,注文这样写道:“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统治阶级中间的许多人,不也是用阿Q的妙法对付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打击的吗?”顺手一笔,给了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强有力的一击。这使我们更加体会到鲁迅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建国以后出版的鲁迅著作,已为大家熟悉,无需多加介绍,可是展出的盲文本和兄弟民族文字译本,却使我们感到新鲜,它证明尽管有些人双目失明,但在心灵深处却能迎来真理的光芒;尽管我国各族人民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但是鲁迅的思想感情和大家却是相通的。
纸墨留声,寿比金石。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鲁迅著作版本出现,让鲁迅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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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的思想启蒙先生
陶钝
回想我初来北京考大学的期间,住在朋友家里,他的嫂嫂是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当时女师大的学生为了“五卅”爱国运动,闹起了风潮。学生们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声援,邀请了教授们和知名人士讲演,鲁迅先生在内。学生们也约请同情她们的各校学生去听讲,我也被邀初次见到鲁迅先生,十分高兴。可惜那时我听南方话和解理问题的水平都很低,只能欣赏他那幽默风趣的讲话,满足于见到了一位景慕人的心情。这年冬天,当时的执政军阀段祺瑞召开卖国的关税会议,北京的群众坚决反对,举行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打斗。《晨报》报道中说,北大教授鲁迅被打掉了两个门牙。其实这次游行示威,鲁迅先生并没有参加。到了上《中国小说史》课的时候,鲁迅先生来到课堂,站在讲台上,沉默了一两分钟,忽然张口叫学生们看看,是不是打掉两个门牙。学生们发出哄堂的笑声,交头接耳了一阵,才又归于平静。他老是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长罩大褂,头发照旧日久不理,唇上的小胡子不知是留的,还是日久不理自然生长的。
鲁迅先生南去之后,学生引领南望,盼他早日归来。北伐军进了北京,北京改称北平,国民党把北京大学划入北平大学区,北大掀起了护校运动,要求保存北京大学,并邀请旧日的教授全部回来,第一位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来北平探望母亲。北大中文系邀请他在北大第二院礼堂讲演,讲演前先到东安市场吃饭。时间是下午五点。可是我在讲演前半小时到场时,礼堂上全已坐满,窗台上已经上去了人,听讲的学生还是陆续增加。这时中文系同学不在,若不作紧急处理,会把青年们久已盼望和先生聆音睹面的机会弄乱。我就拿起粉笔来在黑板上写了“讲演改在三院大礼堂举行”,听讲者哄然起身,往三院礼堂奔跑。中文系同学来了,埋怨我太鲁莽,说:“周先生来了怎么办?”我又出了主意,分头到三院门口和北河沿南头去迎接周先生。周先生雇的黄包车果然顺北河沿而来,直接到三院大礼堂。礼堂上一千多个座位全坐满了。隙地也站满了人,窗台上站上不少的人。那时没有麦克风,先生的讲演很难听清,可是每讲一句,就掌声如雷,听不见的也鼓掌。对周先生的仰慕之情,表达得最强烈了。周先生没有回校讲课,成了北大学生的难补的憾事。
此后没有再见先生一面,只能在报刊上读先生的文章。一九三二年春山东军阀韩复榘大捕全省各校教员学生。我们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政治犯,以每月十元的高价订了一份报,几元钱买一份刊物秘密地每天弄到监房里传阅。每读到先生的杂文,更增强了和敌人的斗争的力量。
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们已经被营救出狱了。齐光中学的学生暗暗地通知我开追悼会,我却因为身边还有“狗”,不能前去。这一夜,我不曾睡着,默默地悼念到天明。
我回忆,我们当时年龄相近的青年,只要是志在救中国的,有谁没有受鲁迅先生的思想影响?他的思想通过杂文传达,给了我们安慰和鼓励,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苦难中得到抚慰。他的思想是革命青年的指路明灯,引导着千千万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今天还正为四化奋斗的人们,在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刻,重温先生的教导,就会端正自己的思想,鼓舞前进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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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陈毅住羊房谈起
史齐
1938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转移到茅山抗日根据地一个小山村。负责号房子的同志找遍全村也找不到一处适合司令员住的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土地庙,谁知司令员却不见了。他们找呀找,终于在村后一间破旧的羊圈里找到他。只见他盘腿坐在草铺上,正就着马灯微弱的灯光,低头批阅文件呢!身旁,两只山羊还在安详地嚼着草……负责号房子的同志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难过得流下泪来。陈毅同志却风趣地说:“这儿不是很好嘛!我陈毅革命还没成功就先住上‘洋’房罗!”
这件事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至今仍在群众中传为美谈。陈毅同志身为司令员,在物质享受上却完全以普通战士自居,不高人一等,住羊圈也怡然自得。这种以艰苦为乐的精神正是今天需要发扬光大的。对物质生活所持的态度,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我们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总是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头,报纸上就登载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好干部。但是,现在也有不少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或子女打算,而把群众的利益置于一边。这些同志忘记了一个普通的真理:永远想着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民爱戴陈毅同志,拥护共产党,原因就在这里。
体恤民情,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使社会求得稳步的发展。这个道理,就是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也懂得。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就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宋代的范仲淹也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同志难道连封建士大夫中贤明人士还不如吗?
今天,在党领导人民向四化进军的道路上,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把亿万群众团结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就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那些至今还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人,真应该从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中得到启发,自觉地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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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鲁迅评传》问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庆瑞著《鲁迅评传》,是一部大型鲁迅评传。全书共五十八万余字。作者对鲁迅的生平、思想、著述及活动,进行了研讨和评述,其中不乏新鲜见解。
该书在体例上也有特色。寓评于传,传评结合,是带有浓厚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它将缜密概括的学术性与形象描写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式别致。
这部书内插有宋庆龄同志1979年在重病中为该书题词的珍贵手迹。(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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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少年鲁迅的故事》出版
最近,何启治编著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通俗流畅的笔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生动地刻画了少年鲁迅的形象。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少年鲁迅的美德和他鲜明个性的形成过程。(于英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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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阿Q精神的悲剧
——看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阿q正传》
朱以中
半个世纪以来,戏剧家们虽多次把鲁迅先生的杰作《阿Q正传》搬上舞台,却难尽人意。难就难在阿Q是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鲁迅先生当时曾担忧过:“一上台演,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在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前夕,老剧作家陈白尘出色地改编了剧本。剧本忠于原著,又有独特的发挥和创造。它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的复杂背景,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刻画了阿Q这一落后农民的典型性格,揭示了“阿Q精神”(即“精神胜利法”)的悲剧。最近,中央实验话剧院把它成功地搬上了首都舞台,用舞台艺术手段将阿Q精神的悲剧深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戏里展示了阿Q同赵太爷、假洋鬼子及地痞流氓等恶势力的冲突。导演和演员真实地把握了阿Q的性格逻辑:传神地表现出他挨打时痛苦、继以自欺欺人、很快忘却、又挨打的过程。如阿Q挨了赵太爷几个耳光之后,他痛苦地趴在石阶上,而后,他四顾无人,即象弹簧似的蹦起来,冲着赵太爷的背影,喊着“儿子打老子!妈妈的!”随即痛苦的感觉消失了,得胜的喜悦油然而生,他高兴地唱着小曲,迈着方步下场。
演员雷恪生演得恰到好处,他没有以廉价的滑稽博观众一笑,而是使每个观众感到心头沉重,为阿Q的悲剧性格深深地忧虑。
“作梦”这场戏,是剧作者对原著十分出色的发挥:阿Q梦见自己“革命”成功了,一伙白盔白甲的革命党簇拥着他坐在高堂,赵太爷、白举人纷纷叩头求饶,但他毫不留情,统统推出斩首。平时欺负他的王胡等人忙着把红木箱、宁式床等搬进了土谷祠。接着他黄袍加身,让未庄的妇女列队由他“选妃”,他评头论足,一个都看不上……演出用精彩的调度、夸张的动作渲染了幻梦,对阿Q精神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它表明:阿Q要求摆脱受剥削受欺压地位的理想在梦中才能实现。但他的所谓的“革命成功”说来说去也只是统治阶级皇权可怜的写照而已。这个梦深刻地揭示了阿Q精神是统治阶级赋予的,阿Q的性格最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在古轩亭口,阿Q被五花大绑,懵里懵懂地被行刑队推了上来,当猛醒到要去杀头,他慌了,但转而想到“人生似乎本来要杀头”,他又“胜利”了,傻乎乎地笑了。舞台上阿Q这傻乎乎的一笑,何等深刻地表现了阿Q愚昧、麻木、至死不觉悟的精神状态!这时,观众不能不联想到在黑暗的旧中国,有多少这样善良愚昧的农民被莫名其妙地吞噬了,从而激起强烈的愤怒。
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国人民不再受欺负和受压迫了。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传病”,恐怕还没有彻底地根除。因此,剧作者在剧本的结尾写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希望今天的观众能深思一下,在我们的周围还有没有阿Q的后代子孙?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正是这个戏有深刻现实教育作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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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Q“作梦”一场剧照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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