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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伟大的先驱者——孙中山
杨玉清
孙中山名文，原号日新，后以粤语谐音，改为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用中山樵的化名，故辛亥革命后，即以中山为名。幼时很穷苦，六岁即参加农业劳动，到十岁才进私塾读书。十二岁跟随母亲到檀香山看哥哥孙德彰，即在那里进学校，十九岁回国，以后在广州、香港读书，学习医学专业，二十七岁毕业于香港英文西医书院。以后曾在澳门、广州行医。他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七岁止，受殖民地的教育，先后有十五年。但他绝不为外洋的物质生活所迷惑。他心里总不忘祖国的危亡，人民的困苦。
孙中山在澳门、广州行医时，开始革命活动。他曾与郑士良结纳会党；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李鸿章未加理睬，这时，孙中山才放弃上书请愿和平改良的想法，决心再度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中国第一个政党组织。从此以后，他就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先后失败达十次之多。
1911年，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被迫宣布退位；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从此以后，中国的大军阀、小军阀就扰乱不休。军阀混战，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四方八面战，十室九家空”。中国的国脉民命，已不绝如缕了。孙中山尽瘁国事，亦迄无宁日。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革命四十年，建树是很多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聪明才智之士，都集会在孙中山推翻帝制的旗帜之下，一干到底，不推翻清朝统治决不罢休。这一着棋下得好，清室终于被推翻了。这不能不引起中外一切人们的惊奇！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开辟和铺平了道路。中国的前进，这是第一道关。推翻几千年的帝制，谈何容易？孙中山的功勋是照耀千古的！
第二是缔造共和。本来，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是一件事的两面，用不着分开说。不过，中国的帝制，基础太深，影响太大，不等于把帝制推翻了，就一切变成了共和。帝制推翻了，缔造共和的艰难，仍是值得重视的！建立了共和，还要保卫共和，还要巩固共和。孙中山领导了一次讨袁、二次讨袁的斗争，还领导了护法的斗争。他总以为帝制余孽一定要打倒，共和制度一定要坚持。帝制的基础，固然根深蒂固，但总敌不过共和的新生事物。经过孙中山等有识之士的奋斗，共和之在中国，已奠定了永久不拔的基础。正如他在1918年发表的《〈孙文学说〉自序》中所说的：“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
第三是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恰逢世界上的大事层出不穷。1917年爆发了俄国的十月革命；1919年爆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对这些事，不能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孙中山曾尊称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对俄国的革命，早有向往之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所以他也不能不倾心于中国共产党。他检阅了自己的队伍，深深地感觉一般老国民党人已日即消沉，再也负不了时代的使命。于是在共产国际推动之下，决定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从此，中国的革命形势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波涛汹涌，滚滚向前。建立了武装，开始了北伐。虽然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革命力量受了很大的顿挫。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这一次的失败，以后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是确立三大政策。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慨叹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原因是只推翻了清室的大皇帝，而来了“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这些小皇帝。孙中山在1924年以后几次讲演，特别强调了列宁的伟大，十月革命的成功。他说，俄国有革命党，有革命军。所以他派人到苏联去学习；兴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武力。1924年6月他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还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加进了新的内容而成为“新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
1924年11月，冯玉祥推翻军阀“总统”曹锟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应邀北上抵天津时即病重，扶病至北京后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享年五十九。他在遗嘱中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永不磨灭的。（附图片）
孙中山先生1923年摄于广州岭南大学。自左至右：廖梦醒、宋庆龄、孙中山、白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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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先生二三事
——记廖梦醒同志的珍贵回忆
今天，有资格回忆同中山先生相会的经历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廖梦醒同志虽已七十七岁高龄，记忆尚佳，在我听不真切之时，她还拿起笔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清晰有力的字句。
廖梦醒同志初次见到孙中山，时间是1915年，地点在东京。孙中山和宋庆龄举行婚礼后，廖梦醒和廖承志，由他们的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带着，去向孙中山夫妇贺喜。何香凝画了一幅题为《万派朝宗》的国画，作为贺礼。画面上海水奔腾向前，象征各方革命志士都向中山先生靠拢。廖梦醒当时是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她还记得，她是穿着熨浆得挺括的圆领白衬衫和西装裙去向新婚夫妇道贺的。宋庆龄把她的西式结婚礼服给廖梦醒观赏，天真的小姑娘欣赏礼服上的珠子，稚气地要求说：“等您穿旧了，把衣服上好看的珠子送我。”之后，廖梦醒常随父母去看望孙中山夫妇。有一次，孙中山一家和廖仲恺一家相伴到东京上野公园游玩，廖梦醒记得一起尝了日本人喜爱的点心红豆沙。
1921年，廖梦醒在广州执信学校求学。那时，中山先生已经回国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适巧，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近旁。在学校就读中学四年级的廖梦醒，每天带块面包上学，中午就啃面包充饥。十七岁的女学生，正是需要热量的年纪，营养不足使得她面黄肌瘦。一次廖仲恺见到孙中山，说：“我的女儿瘦得不象样子了。”于是，中山先生就邀廖梦醒中午同他共进午餐。
从此，每天中午，廖梦醒就和孙中山、宋庆龄一起吃饭。廖梦醒说：“午餐总是四碟小菜。虽然孙中山不是素食主义者，他爱吃素馨花、豆芽等一类素食，有时也吃蛋。”
廖梦醒回忆说，孙中山先生讲话带广东口音，也经常讲英文，平时穿西装，更常穿闻名于世的中山装，持手仗，仪表堂堂，给人以庄重、有气势的深刻印象。
更珍贵的是，廖梦醒同志目睹了孙中山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施的过程。这是孙先生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不朽篇章。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军阀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援下仍十分猖獗，不断反扑，革命事业屡遭严重挫折，促使处于苦闷中的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否则断无成就。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列宁于1922年亲自派越飞来华，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在上海同越飞会谈多次，各方特务包围、盯梢。为此，越飞只得离沪去日本，孙中山决定派廖仲恺赴日本继续会谈。当时廖仲恺刚逃脱陈炯明的囚笼，但仍受监视。为了避人耳目，何香凝把廖梦醒关在家中，佯称有病。1922年8月，廖仲恺携女梦醒乘轮去日本长崎。为了秘密会面，越飞先以治足疾为名，到达热海温泉，接着廖仲恺也借口带女儿到热海治病，得以不断会面。
经过这一场会谈及准备，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于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签字。宣言提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苏联在宣言中宣布废除帝俄对华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久，鲍罗廷即奉派从苏联来华，孙中山先生联俄的政策得到实现。
1924年国民党“一大”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引起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张继、冯自由、戴季陶等的激烈反对。廖梦醒同志对记者回忆这一段史实时说：“孙中山先生气愤之极，当面对戴季陶等人说：‘你们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我可以退出国民党，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廖梦醒同志还模仿当年孙中山一只手背在身后痛斥戴季陶的样子。
廖梦醒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先生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此之前，孙中山任命了改组国民党的改组委员，其中有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在国民党‘一大’上，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等。从此，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得以推行，出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可喜局面。”
有一段轶事，经廖梦醒同志忆及，可以从中看出中山先生的民主观念。1923年底，廖梦醒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农科蚕桑系。这所大学是美国浸信会办的，校长是美国人白斯德。当时广州革命气氛高涨，经廖梦醒联系，请孙中山到校演讲。1923年12月21日，中山先生在宋庆龄陪同下到校，作了《非学问不能救国》的讲演。在讲演中，孙中山先生勉励学生“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还说，“中国至今不独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白鹅潭有十八只外国兵舰，对中国人民是大耻辱。”讲演完毕，学生们报以欢呼。说到这里，廖梦醒拿出一张照片，是孙中山先生夫妇同校长白斯德以及廖梦醒的合影，“这是那天讲演后摄的，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把它发表出来，作为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吧！”
本报记者 胡思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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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兴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时人们把他和孙中山并称，号为“孙黄”。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他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受明末湖南大儒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1898年，黄兴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同情维新运动，赞成变法主张。两湖书院毕业后，于1902年春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1903年4月，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5月，黄兴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回到上海。当时在沪的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聘请他回湘任教。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命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将随身携带的4，000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湘。
黄兴到明德学堂任教后，暗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1月4日，黄兴三十岁生日，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友人，办了两桌酒席为他祝寿。在这次宴会上，他们发起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被推举为会长。
黄兴等认为会党是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准备起义。因此，在华兴会外，另立一“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1904年春初，黄兴由刘揆一陪同，与当时湖南著名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三人互倾肝胆，共商起义大计，决定于该年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时，在长沙武装起义；常德、衡山等五路同时举事，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任正副总指挥。接着，他为长沙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派杨笃生、宋教仁、陈天华等分赴上海、武昌、江西，联络革命党人和新军、巡防营策应起义，黄兴在长沙总持一切。为筹集起义经费，他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三百石。
10月下旬，起义事机不慎泄漏，华兴会机关多处被破坏，长沙府县衙门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等人。黄兴化装离开长沙，经汉口转至上海，后到日本。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一些成员，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被总理指定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协理）。这样，黄兴就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
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出境，到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机关，策动两广的革命工作。黄兴于同年夏赴河内，与孙中山共谋在南方起义。9月，他们在广西发动钦州、防州起义，12月发动了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两次起义先后失败。1908年3月，黄兴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率领二百余人，转战钦、廉、上思一带，与清兵二万余人相周旋，为时月余，历经数十战，大破清兵，因而威名大著。后以弹尽援绝，不得不退回河内。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黄兴和孙中山、赵声11月13日在南洋槟榔屿集会。鉴于过去几次分散的起义都遭失败，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11年1月，黄兴与赵声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被推举为部长。4月23日，黄兴由香港乘轮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晨，黄兴向党人写了绝命书，表示他效命疆场，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当日午后五时半，广州起义发动。黄兴带领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百余人，急攻总督署。攻入后堂，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返出东辕门时，与水师提督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展开激战。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亦受伤。他仍指挥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逃到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调集重兵猛攻汉口。黄兴于10月28日到汉口，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民军在汉口、汉阳与清军坚苦奋战20余日，虽然战事失利，但赢得了时间，各省先后乘机响应武昌举事，使清廷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长。
黄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把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看成是拿破仑、华盛顿。因此，当袁世凯为攫取国家权力，挟清室以制革命党时，他赞成妥协让步，认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助共和，即可举袁为总统。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破坏共和制度，并策划了暗杀宋教仁案。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黄兴再一次流亡日本。1916年袁世凯败亡后回国，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
周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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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萍浏醴起义
1906年12月爆发于湖南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一带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湘赣交界的萍浏醴各县会党组织比较普遍，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清力量。1904年黄兴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酝酿长沙起义时，就同会党联合。后因事机泄露，起义未及发难即失败。1906年春天，长沙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同盟会总部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作新的起义准备。到达湖南不久，刘道一即召集革命志士几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刘传达黄兴的意见说：“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他建议首先到萍乡安源一带利用矿场组织机关，发动会党，同时运动军队。会后，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和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绍南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蔡绍南回到萍乡上栗市原籍，即得到原先在那里从事联络会党工作的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取得了联系，经过他们的工作，与“哥老会”另一支派——“武教师会”联合起来。
“洪江会”经过重整，组织迅速壮大，贫苦农民和安源矿工纷纷加入，使这个帮会组织增添了新的活力。7月，龚春台、蔡绍南等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密议武装起义问题，决定一面密运军火，一面派人联络“洪福会”姜守旦共同举义。同时派蔡绍南、魏宗铨往上海等地联络会党响应，赴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工作，要求军械接济。
“洪江会”筹备起义的消息很快引起当地官府的注意。10月7日，萍浏醴三县官府派兵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在清兵追捕中投水牺牲。蔡、魏二人从上海得悉“麻石事件”，立即返回，决定于旧历年底乘清朝官吏封印时分三路起义。21日，深受安源矿工拥戴的会党头目张折卿在醴陵被捕遇害，接着又有会党首领王永求、罗良初等多人分别在浏阳、醴陵被捕遭杀害。12月3日，龚春台、蔡绍南召集会党首领在萍乡高家台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起义问题。廖淑保等多数码头官主张乘清军大股尚未开到之前迅速发难；而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主要领导人则表现迟疑、观望，主张得到外援后再发动起义。因争论无结果，廖淑保便独自跑到麻石集合二、三千人，高举“汉”字旗首先发难，迫使龚春台、蔡绍南立即下令各路同时发动，萍浏醴起义于1906年12月4日终于爆发了。
起义军迅速占领浏阳高家头、金刚头，萍乡高家台等地。12月6日，麻石义军头缠白巾，手持土制武器，高举“官逼民反”，“灭满兴汉”的旗帜向上栗市进发。清军望风而逃，民众燃放鞭炮相迎。
起义军占上栗市后，立即整编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起义军颁发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王朝投降卖国、残害人民等十大罪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4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全部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中。
上栗市整编后，龚春台于12月7日率义军主力大举进攻浏阳县城。同日及次日，浏阳会众数千人分别于文家市、永和市、红棱铺等地发难，占领南街市、西乡、潭塘、高址等地。安源矿工及领班肖克昌因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未能按期起事，但不少矿工纷纷赶往上栗市参加起义队伍。
各路起义军纪律严明，集中打击清政府官吏和地主豪绅，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戴。起义不到10天，义军发展到3万多人，除萍浏醴外，蔓延至湖南九溪、衡山和江西宜春、万载等县，其声势浩大，震动长江中游各省。湖南、江西两省地方官乱作一团，频频向朝廷呼救。清廷先后调遣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五万余人“围剿”起义军。两江总督端方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调遣建威、海筹、海容、海琛、飞鹰等军舰分泊九江、芜湖、镇江等处“镇慑”，这是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清政府出兵最多的一次。
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人毫不畏惧，他们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与清军顽强战斗。进攻醴陵县城的义军在福神作战失利后，12日重整人马，再起于官庄一带。据守上栗市的义军在沈益古率领下不断截击来自萍乡的清军。12月9日晚遭清军乘虚袭入，不少义军徒手与敌人搏斗，数十人壮烈牺牲。进攻浏阳的义军主力龚春台部12月8日在城南重创清军，11日再攻浏阳城不克，当日夜晚遭清援军袭击，退走牛石岭，忽因火药中弹焚烧，伤亡极众，但仍奋勇抗御追兵。在起义处于危机的时刻，龚春台、蔡绍南到普迹市哥老会首领冯乃古处请兵，力图再举，蔡中途被捕，惨遭杀害。龚达普迹市，冯乃古已被清军诱杀，龚请兵不成，被迫潜往长沙。14日之后，独树一帜的“洪福会”姜守旦部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连续败退，进入江西义宁（今修水）。
1907年1月再遭清军堵击，姜守旦弃部逃亡。在此之前，安源矿工首领肖克昌亦遭清官吏捕杀。至此，萍浏醴起义终于失败。
“萍浏醴起义”严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给其他地区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以巨大影响。
江绍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