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广州“四·一五”我所见到的鲁迅
陈志方
鲁迅在叙述他的思想转变时写过这样的话：“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这“事实的教训”即是指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和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在这一时期，鲁迅经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进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最终完成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我是“中大”医学院的学生，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四·一五”的血腥屠杀。鲁迅先生在这场空前的大屠杀、大叛卖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胆识和气节，几十年来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给我力量，催我前进。
1927年初，由于我们党的安排和鲁迅先生本人向往到当时被人们视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看看，他欣然接受了“中大”的盛请，担任了文学院教授、主任，并兼任“中大”教务长。对于鲁迅先生的到来，党的广州区委和“中大”总支作了细心的安排，通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把鲁迅看做自己人，团结他，支持他。而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也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布置了“捧、拉、打”的阵势。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的鲁迅，立即就觉察到广州这个“‘红’得很”的地方，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红中夹白’，真是使人有点害怕！”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夹缝里的鲁迅，一方面对国民党新贵们的“热情”表现出毫不合作的憎恶，对误解他的人们置之以沉默，另一方面则同共产党的领导人、活动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努力了解我们的党，认识我们的党。
4月15日，鲁迅先生害怕看到而又不能不看到的令人骇倒的“变幻”，还是来到了。这一天，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发动了又一场大杀戮。凌晨，反动军警闯进“中大”校园，按照“司的克”（英文Stick的译音，原意是手杖。当时，国民党右派常常气势汹汹，用棍子打人，革命者便给他们起了这样的绰号）提供的名单，在学生宿舍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住的宿舍一共有四个同学：金世杰、王季甫和我，还有一个姓罗。我和金、王都是共青团员，罗姓同学是个一般青年。反动军警在门口一一点名，先点金世杰，后点王季甫，他们一出房门，便被捆绑起来。当点到我的名字（当时，我使用的名字是陈士骥）时，没等我答应，金世杰抢先回答：“他不在”。恰好姓罗的同学头一天晚上看电影未回来，我便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冒充是罗某，才幸免被捕。
同学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激怒了，纷纷涌向电影教室讨论对策。与此同时，我和另外五个学生冲到“中大”副委员长朱家骅家里（朱当时住在我们医学院学生宿舍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把朱家骅拉到电影教室来开会。愤怒的学生向他提出一系列责问和要求。朱家骅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十分狼狈。
大约十二点钟，外面已经解除戒严。我们要朱家骅同我们一起乘他的汽车到“中大”校部大钟楼教务会议室参加师生员工联席会议。我们警告朱家骅，不准送我们到警备司令部去，否则我们就与他同归于尽。他连声允诺，不敢再动。
当我们押着朱家骅登上大钟楼会议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我们一走进会议室，便挥拳高呼：“打倒新军阀！”“打倒司的克！”在座的几位教授神色紧张，呆坐在那里谁也没有吱声。只有鲁迅先生象一棵兀然独立的大树，气愤地站在席前，并且随着我们振臂而呼。
会议开始时，鲁迅先生坐在主持者的正中席位上，而身为副委员长的朱家骅却蜷曲在一旁，额头不住淌汗，不时偷眼看看鲁迅。鲁迅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支持同学们的要求。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料想不到的。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纵容政府抓捕学生，这将怎样解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的同学赶快营救出来。朱家骅迫于当时压力，对鲁迅先生的申斥不敢反驳。同学们群情激愤，一致决议三条：一、坚决要求学校当局尽快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二、组织全校被捕员生后援会；三、号召募捐，慰问被捕同学。当场就捐出二百多元大洋。我们拿了钱买了许多罐头饼干等物，到永汉南路南关戏院（临时拘留所）去慰问被捕的同学们。
后来，朱家骅以“清党”为由，胡说“中大”是“党校”（国民党办的学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鲁迅先生义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几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开除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同鲁迅先生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学院学生、共产党员毕磊被捕后不受敌人诱骗，怒斥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当场被乱刀穿身，装在麻袋里投入珠江。许多共产党人、革命青年惨遭屠杀。鲁迅先生悲愤已极，断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对敌人的反共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四·一五”以后，我也上了被开除学生的名单，无法再回“中大”医学院就学，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只身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几年后，党派我去中央红军工作，就再没有机会见到鲁迅先生了。
现在，许多同志都在研究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鲁迅，对此无发言权。但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加入我们党领导的战斗行列，不是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备受摧残、共产党员惨遭屠杀的时期。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与崇高所在。今天，在艰难重重的新长征途中，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更需要学习鲁迅精神，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同心同德，朝着一个目标英勇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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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新版《鲁迅全集》出版
王子野
新版《鲁迅全集》16卷将在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的前夕出齐。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提笔写此短文，以表祝贺之意。
多年来举世盼望着的这一巨著终于赶在这个吉日良辰出版问世，真是双喜盈门。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添新页，而且还有深远的政治历史的意义。
面对新版巨著，我首先想到这几年来有多少人为它的出世呕心沥血、动脑动手、夜以继日、辛勤劳动，不知倦怠。仅仅在电视上看了几个镜头，就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在此我要向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编校、排印、发行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慰问。
第一版《鲁迅全集》是在1938年的战争环境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才得以出版。当时没有条件加注释，只能出白文。当时能那样出版已经很不容易了。鲁迅著作没有注释，对读者，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读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建国后不久，当时的出版总署就调集人力，组织班子，由冯雪峰同志负责，着手进行全集新版本的整理和注释工作。解放后的新版《鲁迅全集》从1956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1958年出齐第10卷，所以也称58年版。这一版与38年版不同之处，是它只收作者的著作，不收译文和古籍。
现在出的新版与58年版不同之处，首先是内容更丰富、更完全。它增补了58年以来陆续发现的佚文，共有55篇。并收入了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和为自己的译文写作的序言、题记、后记、附记等一百几十篇之多。还编入迄今所集得的书信1，456封，以及除1922年（稿佚）外的全部日记。
新版注释是以58年版为基础，有增减，有校正。由于工作态度比较认真严肃，力求实事求是，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凡所评断总以公平为准，因此新版注释不仅数量增加3倍以上，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
鲁迅著作版本繁多，互有异文。58年版曾做了一些校勘，但仍有遗误，这次又进一步作了认真的校改。
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时间相隔四十多年，时代在前进，后来者总该居上，一版比一版好，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称赞新版好，决无非议前两版之意。每一版本都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都作出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任何工作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完美无缺的地步，如果新版还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那也是意料中事，只好等待将来再予补正。
第8版()
专栏：
鲁迅〔雕塑〕章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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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语说文
要对得起鲁迅对拼音文字的支持
郑林曦
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了。我们永远忘不了他对文字改革，特别是对拉丁化新文字的坚强有力的支持。
鲁迅明确支持拉丁化拼音文字的话，首先见于1934年7月29日答曹聚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第一封信。在逐一回答了五个问题后，他在信中写到：“我看这事情复杂，艰难得很。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要教育大众，先使他们能够看；一面是这班提倡者先来写作一下。”在信的后半，他又提到“中国语拉丁化”。在后来公开发表的8月2日复信上，鲁迅更明白地说：“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在这封信中，鲁迅还说了一句实事求是、意味深长的话：“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人民大众自掌教育已经三十二年了。一切掌管和关心文化教育的人们，我们还不该想一想：为什么没有普及，甚至于没有开始实行拉丁化拼音文字呢？
鲁迅的支持拉丁化新文字，首先由于他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文化事业。在《门外文谈》里，他已经介绍了两种最早“绍介”“新的‘拉丁化’法”的书刊，知道这是从苏联传入的。而且，拉丁化新文字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他家里住过，推想起来必会谈及此事；后来他编《海上述林》，又搜求过瞿秋白讲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鲁迅是清楚地知道这是党要推广的新的大众文化教育工具，他才以当时进步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加以支持，直到后来与蔡元培、宋庆龄等六百多人共同发出赞成新文字的宣言。
鲁迅的支持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还由于他是文字学家，从章太炎学过小学。他精通汉字发展的规律，深知汉字已经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特权者又在难上加难，弄得“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对确立注音字母说过话，但也深知它的缺陷：“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奇怪的是，在鲁迅批评注音字母“拜帅”能力“不够”后四十七年，竟还有人拿自造的、连注音字母都不如、比国语罗马字更复杂的“文字”，想来“拜帅”！历来怀疑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能成为新文字的，主要是两条：一是怕拼写简单，不能区分同音混淆；再一条是说方言分歧，要等语言统一后才实行拼音文字。鲁迅见解之高，就在于他在几十年前，就基本上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在《论新文字》中指出：拿拉丁化新文字“……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瞿秋白和鲁迅，是最早称道中国已经有了普通话的。初期，鲁迅虽然也说过些记写方言的话；可是统观全局，他所侧重的还是用拉丁文字母记写以北方话为主的普通话，造成最简易的文字；然后用这种拼音文字，促进中国语言的统一。他说：“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现在有些人，专强调推广普通话是实现拼音文字的先决条件，结果把实行拼音文字推到遥遥无期，那是错误的，实际上，先有一种记写汉语普通话的拼音文字在全国推行，（哪怕只是先当作辅助文字推行也好！）正好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促进祖国语言统一。
鲁迅支持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最根本的一条，是为了“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使文字“为大家所公有”，“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把中国建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文明国”，让中国人“在这世界上生存”。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促进真正简易的汉语拼音文字尽早出现和应用，这才对得起鲁迅；这才对得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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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先生对于科普事业的贡献
高士其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主将，一代文豪，也是科普创作的先驱者。他写过短篇小说、杂文、书评、诗歌、书信、日记。这些作品，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他翻译过法国长篇科学幻想小说，作者是孺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他编写过《中国矿产志》、《西湖植物志》、《生理讲义》和《药用植物》等书。
鲁迅先生充分挖掘文艺作品中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是鲁迅先生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为了增强科普读物的艺术效果，鲁迅又从正面提出了两项基本要求：一是浅显；二是有趣。
对于少年儿童学习科学，鲁迅指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鲁迅先生曾经慨叹道：“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他赞颂了首创太阳中心学说，向教会权威勇敢挑战的哥白尼；赞颂了开普勒关于行星运行的法则；赞颂了伽利略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许多新发现。
在鲁迅生前，我虽然没有和他见过一次面，在他去世后，我曾同张天翼、董纯才、艾思奇等同志到万国殡仪馆，去瞻仰他的遗体，他慈祥的面容，给我以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开始写科学文艺小品，我的代表作《菌儿自传》，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笔法，模仿《阿Q正传》写成的。抗战爆发后，我到延安，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略表我对他的敬慕心情。解放后，我回到北京，曾到鲁迅先生的故居去参观，那里环境幽静，陈设简单，显出先生旧日生活的简朴，屋子里的一排书柜上，陈列着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及许多版本，和世界各国对于他的评价。激励我的创作热情，和生活斗争的勇气。1953年，我到青岛休假，参观了鲁迅公园，园中有一个亭子，在亭子前面，有一块长方形的大匾牌，那上面有毛主席的题词，称赞鲁迅先生是“革命文化的主将。”
在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更加深深的怀念他——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科普创作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