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把鲁迅先生的战迹献给日本人民
宋庆龄
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是长期的斗争，我们具有从辛亥革命到今天的经验。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运动的主力——中国人民的战斗力，正在一步一步成长和壮大，对外挣脱帝国主义的锁链，对内扫除使最大多数人民遭受残害的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不同时进行这对内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成长和壮大的，而且也不可能有解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方法。这就使我们的运动，自然地成为全人类运动的一环。
鲁迅先生三十年来作为战士的生涯，是他从学生时代开始便直接和间接的参加了民族的政治的斗争。而且在思想问题上他提出劳动人民必须获得个性的解放，他是第一个肯定他们的力量而欢迎他们的人。三十年来，他秉着这个不屈不挠的信仰，斗争前进，对外表述了中华民族的真实的心声，对内向统治阶级提出了毫不留情的，而且因此也是最有力量的抗议。这使他成为伟大的民族战士，同时也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乃是当然的事。中华民族在纵的方面，负荷着四千年历史的重担，在横的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鲁迅先生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以他卓绝的天才、圣洁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在一身之中，集中体现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时代的意志和力量。
我相信，由于他的著作的介绍，日本的思想界，将能最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使中日两国劳动人民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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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的伟大
郁达夫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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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佚文
陈子善 王自立
在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前夕，我们高兴地发现了宋庆龄、茅盾、郁达夫和许广平1937年初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而写的四篇文章，它们曾分别发表于《改造》第19卷第3号（1937年3月1日出版）所载《大鲁迅全集》广告页的“谈鲁迅的伟大性”专栏和改造社印行的《大鲁迅全集》广告小册子。这些文章迄今还不为国内所知，现特请思一同志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
首先应该指出，鲁迅生前曾与日本改造社有过友好交往，多次为《改造》杂志撰稿。鲁迅逝世后，改造社就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译《大鲁迅全集》。《全集》共分7卷，收录鲁迅的全部小说、散文和部分杂文、书信及古典文学论著，1937年2月开始出版，至同年8月出齐。《大鲁迅全集》的出版，不但在日本国内是首创，而且比我国首次出版《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半，正如茅盾同志所说的，这“是1937年东亚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
为了配合《大鲁迅全集》的出版宣传，改造社曾委托编者之一的增田涉先生向中国有关的知名人士约稿，增田涉后来在1970年7月所作的《〈茅盾印象记〉追记》中就回忆到这件事。他当时经过考虑，分别向宋庆龄、郁达夫、茅盾和许广平发了约稿信〔注〕。众所周知，宋庆龄、郁达夫和茅盾都是鲁迅的同志和亲密战友，许广平更是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的伴侣，他们对鲁迅都有着深厚的敬爱之情，对鲁迅的伟大思想更有着真切的了解，而且茅盾和许广平又都担任了《大鲁迅全集》的编辑顾问，郁达夫也积极参与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增田涉请他们四人撰写介绍鲁迅的文章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郁达夫的文章是直接用日文撰写的，宋庆龄、茅盾和许广平的文章后来都由增田涉译成日文。所以，可以这样说，这四篇文章得以问世，也是与增田涉的努力分不开的。
由于是介绍性的文字，这四篇文章最长的不过600余字，最短的还不到300字，却都是感情真挚，论述精辟，言简意赅。这四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简明扼要地向日本读者介绍了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显而易见，它们对鲁迅所作的评价，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在鲁迅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就是在四十四年后的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教益和启示。例如这四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到的鲁迅最理解中国的民族性和他最能代表中国的民族精神的问题，至今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四位鲁迅生前的同志和战友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捍卫鲁迅作出过卓越贡献。宋庆龄同志和茅盾同志临终前还十分关心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工作，但他们已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隆重的纪念活动了。
〔注〕：
当时增田涉给茅盾的约稿信是用中文写的，他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好，还在信中说了请茅盾谅解的话。茅盾把《精神的食粮》寄给增田涉时，也写了回信。这是一封佚简，全文如下：增田先生：
手教甫由开明书店送来，一算日期，已经被搁误几天了。写给日译全集本的推广文兹随信附上。乞鉴。
先生的中国语体文写得不坏，先生太客气了。至于所谓失礼云云，中国文言文是颇讲究“礼”的，但在语体文却只以传达意思为是，请不必抱歉罢！
匆复顺颂撰祺！
茅盾上 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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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的食粮
茅盾
鲁迅先生的全集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是1937年东亚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鲁迅先生是思想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在现代中国，没有人能象他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也没有人能象他这样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拥戴。他这种伟大力量的源泉，第一，是他的观察的深刻与透彻；第二，是他对人类的热爱与悲悯；第三，是他的从伟大的人格所发出来的一生的战斗工作；最后，第四，是他把以上三点融合在他的天才的艺术创造之中。他的小说和杂文，教育了现代中国无数的文艺青年。正在成长途上的文艺青年固然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得到教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长的既成作家，也正在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继续得到教益。比他年轻十六岁的我，不消说，是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食粮。我常常想，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欣然有得，再读，三读乃至数读以后，依然感到一次比一次有更多更大的收获。他的作品之所以这样经得起咀嚼，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的精深与博大，就是因为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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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先生的精神
景宋
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最初是学医的，后来感到学了医只能救人类的肉体，不能救人类的灵魂，便中途退学，从事于文学活动。先生三十年的文学斗争，是毫不容情的，把眼睛见得到的，眼睛见不到的痈疽疮痍，用刀去割，用针去刺，让人家见到，病菌是在哪里，告诉人，应该如何医治。许多受到手术的人，由于医生给他的痛苦，怀恨在心，但是医生本人，则是出于对病人的爱。关于贵国的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在学医的时候，对他没有国界观念的学术精神，和企图通过鲁迅先生把新医学传给中国人民的博爱精神，受到了很深的感动，而且这影响是不小的。鲁迅先生的书桌前（在他北京的书斋里），一直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日日夜夜地策励自己。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的热爱，也有他的教师藤野先生的精神给他的影响。深愿以真诚与科学的态度为人类服务的藤野先生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鲁迅先生曾因他的著作的不断重版而感到不安。他的早年的著作至今仍十分流行，而且这些著作以前不过是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后来却被选作教材，又进一步普及到一般店员与工人中间去。他常常因此感慨地说：“这种书买的人还那么多，原因是因为还没有什么新著作出来，可见我们的社会还没多少进步。”他渴望社会迅速地前进，有人超越到他的工作的前面去，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历史的过去。不料现在又越过大海而介绍到日本来了。
希望贵国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这种心情。
〔思一译 原载1937年3月1日日本《改造》第19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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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
林默涵
新版《鲁迅全集》，在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前夕终于出版了。这是八十年代我国文化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们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文学工作者，也教育和激励了我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求发展的斗争。鲁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是留给我们以至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它永远是我们汲取战斗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新版《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在胡乔木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乔木同志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他曾经亲自审阅清样，解决疑难，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后来由于他的工作愈益繁忙，才不得不少管一些。具体担任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同志，以及从一些高等院校或研究单位借调来的同志。他们以1958年版的《全集》注释为基础，吸收了各地鲁迅著作注释工作者的积极成果，经过几度寒暑的辛勤努力，才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这里，我想就有关这版《全集》注释工作的一些方针性的问题，略作说明如下：
一、注释以什么人为对象？我们认为，《全集》注释的主要对象，应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包括工农兵、干部、学生等各方面的读者。这类读者已能阅读鲁迅著作，但由于他们对这些著作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和社团等等的情况不甚了了，因此需要通过注释来帮助他们理解。当然，注释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和鲁迅研究者也是有帮助的。至于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还不能直接阅读鲁迅作品的读者，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宣传和普及鲁迅的著作，但这要采用通俗讲解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全集》的注释不可能完全承担这个任务。
二、每篇文章加不加“题解”？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意见，现在也还有。所谓“题解”，就是由注释者对每篇作品的命意和思想内容作简要的说明，实际上是做估定其价值的评论。这样做，可能会使某些青年读者感到方便。但我们觉得，鲁迅的作品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用简单的“题解”来说明其思想意义，很难作到全面准确，而且很可能发生谬误。对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探讨，对它们的主旨和意义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也可能不同，在《全集》上对每篇作品加上“题解”，客观上就会成为“法定”的解释，这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阐释作品的思想意义，是属于文艺评论的范围。当然，这并不妨碍有些专家去作对作品加“题解”的注释，并作为专著出版。
三、对作品中引用的某些为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古文、典故，或者特别生僻、在一般字典辞书中难以查到的生词、难字，都适当地加了注。一般的难字，凡是《新华字典》上能查到的，大都不注，以免篇幅过于庞大，相应的书价也要提高。
四、怎样注释？注释主要是向读者提供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有关人物、事件、社团等的资料。应力求准确、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由于时隔久远，而当时又存在不少复杂情况，因此，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十分认真和慎重，并严格地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此外，鲁迅在其一生中曾不断地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也和自己阵营内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过尖锐的斗争。在对这些事件和人物作注释时，又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敌、我、友的界限。
新版《全集》的注释工作，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
这次新版《全集》能如期出版，是因为得到了许多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参与注释工作的同志，也都充分理解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把它看作一种光荣的任务，因而虽然时间紧迫，工作量浩繁，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如期完成了任务。同1958年版相比较，我以为新版在收集、校勘、注释各个方面，都确有不少进步，但也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疏漏、甚至错误。工作总是不断前进的，我们希望新版不逊于旧版，将来又会有更新更好的版本来取代今天的版本。但就目前来说，它仍不失为较完善的版本，在普及鲁迅著作，学习鲁迅精神，发展和提高鲁迅研究的工作中，当可发生一定的作用吧，这是我们所愿望的。
1981年9月9日
第5版()
专栏：
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
林辰
全国人民正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新编16卷本《鲁迅全集》的出版，就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鲁迅全集》过去曾出版过两种版本。第一次出版于1938年，内容包括鲁迅自己的著作、翻译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共20卷。第二次于1956年至1958年陆续出齐，专收鲁迅自己的著作，不收译文和古籍，共10卷。这个版本的特点是第一次附加了注释。从它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都希望有一个在编辑、校勘、注释方面更为完善的新的版本。这次新编《鲁迅全集》就是应此需要，并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出版的。
这个版本，收辑鲁迅的著作比较完备，除过去两种版本都有的创作和文学史专著以外，还收入了1912至1936年（1922年缺）的日记和迄今为止搜集到的全部书信。10卷本在编辑时，已征集到鲁迅书信1，165封，并已作了注释，但印出来的仅334封，这次新版将截至发稿时搜集到的书信1，456封悉数编入，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多的鲁迅书信。新版还收入了前所未有的三种新书，即新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这三个新品种，加上现存全部《日记》和《书信》，开拓了《鲁迅全集》的疆域，使它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是这个新版本的最显著的特色。
《集外集拾遗补编》，是继《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之后，搜集鲁迅曾经在报刊发表而未收入集子或从新发现的手稿录出的文章编辑而成，共112篇，附录44篇，合计156篇。其中50篇为1958年以来陆续发现的佚文，重要的有《随感录》、《自言自语》、《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等，都是有关鲁迅创作和思想的重要文章；《〈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会稽禹庙窆石考》、《〈徐法智墓志〉考》、《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等，则是金石学方面的考证专著。这一部分文章，经考证鉴别，确认为鲁迅的佚文，是第一次收入集子。此外，还有少数几篇，因在研究者之间还有争议，不能确定为鲁迅作品，为慎重起见，这次都未收入。
《古籍序跋集》，收鲁迅为自己辑录或校勘的古典文史书籍所作的序言或后记，共34篇。鲁迅精于辑佚、校勘之学，他所整理的古籍，包括文学、历史、金石等领域，方面很广，每种大都撰写了序言或后记。本集中除收入《〈古小说钩沉〉序》、《谢承〈后汉书〉序》、《〈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嵇康集〉序》、《唐宋传奇集》的《序例》和《稗边小缀》等文外，还收有近数年来新发现的《〈云谷杂记〉序》、《〈百喻经〉校后记》、《〈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虞喜〈志林〉序》、《〈范子计然〉序》、《任奕〈任子〉序》、《魏朗〈魏子〉序》等。这些序跋，文章渊雅，考证精详，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译文序跋集》，收鲁迅自己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专著的序言、后记和附记等，共115篇。从最早的《〈月界旅行〉辨言》开始，包括《〈域外小说集〉序》、《〈苦闷的象征〉引言》、《〈小约翰〉引言》以及《〈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艺术论〉小序》、《〈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文艺政策〉后记》、《〈毁灭〉后记》等文。其中有些是有关鲁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章。在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新兴无产阶级文学正受到来自敌对方面的各种攻击，革命文学阵营也有自己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鲁迅这时以坚韧的努力，认真持久地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和苏联文学作品，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本集所收一些序跋，还可看出他数十年中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旨趣和他的翻译主张。
鲁迅翻译方面的成果，1958年已编成《鲁迅译文集》十卷出版；他所整理的古籍，也拟辑为《鲁迅辑录古籍丛刊》单独印行，《全集》都未收入，因而他为这些译文和古籍写的序跋，《全集》的读者无从得见。因此，把这两方面的文章集中起来，分别编成专集，是十分必要的。这两个《序跋集》，加上《集外集拾遗补编》中1958年以来新发现的佚文，合计起来，比十卷本多出了近200篇文章。
这次新版，在注释方面，可说很为详尽。鲁迅自己在1936年4月致王冶秋信中曾经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现在离鲁迅说此话时，又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许多不了解当时“世事”的读者，要想“看懂”他的文章，更不容易，因此对注释的需要非常迫切。这一工作，1958年十卷本《全集》已经开始，它在毫无依傍的情况下，筚路蓝缕地草创了一条注释鲁迅著作的路子。这次新版，以十卷本的注释为基础，保留了它的准确翔实的部分，订正了它的一些缺点错误，更大量增补了许多新的注条。这些注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力求简明扼要，为鲁迅著作中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人物、史实、制度、名物、引文、语汇以及当时各种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全部注释达23，000余条，约240万字。
这次《全集》的注释，可分新注、补注、订正三类。新注有十卷本收入而没有加注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种。这两种文学史著作，专业性强，内容广博，尤其是《小说史略》，体大思精，征引宏富；为它们作注，要掌握丰富的资料，通过认真学习，然后才可能着笔。这次为这两部书加了800多条注释，也是一次首创性的工作。十卷本所没有的《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和《集外集拾遗补编》中部分文章；十卷本未收的《日记》和新征集到的近300封《书信》，也一律加了注释。两个《序跋集》，论述到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许多作家和作品，第一次为之作注，也需要下很大功夫。至于《书信》，涉及许多人和事，有些往往是外人无从知晓的，年代久远，有的甚至连收信人也记忆模糊，说不清楚。《日记》中出现的人物，多至2，100余人，声名无闻者很多，要注明他们的情况及其与鲁迅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经过注释者的反复研究，多方调查，为《书信》中的许多故实作了疏证，为《日记》中的1，900余人加了注释。这些对读者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次新版增补的注条很多，大约较旧注增加了4倍。关于外国典实的，如《坟》中的《摩罗诗力说》论及裴多菲时说：“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十卷本对此无注，这次新版查阅了《裴多菲全集》第5卷《日记抄》，补注出这段话见于1848年9月19日的日记：“我的七弦琴任何一个声音，我的鹅毛笔任何一个笔触，从来没有把它用来图利。我所写的，都是我的心灵要我写的，而心灵的主宰——就是自由之神！”关于中国典实的，如《朝花夕拾》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写塾师朗诵的“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金叵罗颠倒淋漓，千杯未醉”，历来不知是何人的文章，旧版未注，这次新版才注明是清末常州刘翰作《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中的句子，见王先谦编《清嘉集初稿》卷五。对于与鲁迅文章密切相关的当时人的言论和反动文人诬蔑鲁迅的文字，十卷本没有注出的，新版也补注了不少。《准风月谈》中《“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标题上加引号，显然是摘用别人的文句，文章一开头便说：“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象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旧版无注，新版补注说：1933年8月9日《大晚报·火炬》载署名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有“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坛，处处都呈现着混乱，处处都是政治军阀割据式的小缩影”，“文雅的书生，都变成狰狞面目的凶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头上……直冤屈到你死！”“呜呼！中国的文坛！”等句。这样一注，鲁迅本文标题的由来和开头一段所概括的内容，就完全明白了。鲁迅一生为中国的光明奋战，因此不断遭受黑暗势力的诬陷、攻击，以至诅咒，如说他“生脑膜炎”之类。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五）》里曾谈到关于他的这个《恶消息》，旧注只举鲁迅1934年3月16日日记“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一语，空泛无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新版则详尽地注明：“1934年2月25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这条注释，追查到“消息”的根源是伪满《盛京时报》，而天津《大公报》迅速予以转载；又提供了“消息”全文，可谓非常详实。
这次新版还订正了十卷本注释中的某些错误。如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曾说到普希金的两首诗《给俄罗斯之谗谤者》和《波罗金诺纪念日》：“千八百三十一年波兰抗俄，西欧诸国右波兰，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馋谤者》及《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丹麦评骘家勃兰兑思（G·Brander）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旧注根据1955年版俄文《普希金选集》的注释，认为鲁迅“关于普希金这两篇诗的叙述和评论是有错误的”。其实，俄文本的注释，极力掩饰1831年俄军侵占华沙，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暴行，是完全站在沙皇俄国的侵略立场说话的。鲁迅的文章说明了这两首诗的历史背景和作意，其叙述和评论并无什么错误。新注纠正了旧注之失，指明两诗都写于1831年，“时沙皇俄国向外扩张，到处镇压革命，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普希金这两首诗都有为沙皇侵略行为辩护的倾向”。这样，既不违背历史，也才能与鲁迅正文的意思吻合，起到注释应有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谈的是，对历来争论不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对“左联”的评价以及“两个口号”争论等，新版注释都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旧注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修订。如关于“两个口号”论争，旧注说：在中国共产党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6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条注释对于“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的兴起，都说得很笼统模糊，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新注则补充了1935年年底解散“左联”的具体缘由：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行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这除了说明形势发展的需要之外，还指出“左联”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错误倾向，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左联”自行解散的原因。注文接着说：“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样就说明了“两个口号”先后提出及其论争的客观原因和基本事实，对照之下，旧注仅有的“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样简单的一句，就等于是一句空话了。
新版《鲁迅全集》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完成，是出版社同有关单位和学校的许多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由于时间紧迫及其他原因，无论在编辑、校勘、注释等方面，还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关于佚文的处理，采取慎重态度，不收有争议的文章原是对的，但是否会因过分拘泥而致有遗珠之憾？这又因各卷是先后陆续发稿，在一些技术问题上也难免有前后不相照应的地方。尤其是注释，虽然较十卷本已有提高，但距读者的要求还很远。鲁迅自己这样说过：“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释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花边文学·考场三丑》，）新版《全集》的注释，有“未详”，无疑也有错误。我作为新旧两种版本的注释工作的参加者，在新编16卷本出版的时候，自然感到非常高兴，但也难免于惶恐之情。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一部经过“补正”的更完善的《鲁迅全集》，使中国文化史上这一份最宝贵的遗产永放光芒，照耀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