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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期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
山西矿院干部张涛被劳教两年
编者按：对广大群众提出的正当意见和要求，领导部门一定要满腔热忱地认真对待。但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无理取闹，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弄得党委和其他同志无法工作的人，则必须严肃处理，直至给予必要的惩处。这对于维护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改变领导涣散软弱状态都是必要的。山西省有关部门对无理取闹而又屡教不改的张涛的处理，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情。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山西矿业学院科研处设备科干部张涛，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经太原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被劳教2年。
张涛今年43岁。近几年来，张涛在入党、调资、工作调动等问题上，向矿院党委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他原在太原煤校任生活管理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群众组织头头之一，1970年任煤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时申请入党，经煤校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因煤校撤销，合并于霍县矿务局，局党委未批准。1971年张调到山西矿业学院工作，1976年6月，矿院党委决定张涛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张涛不同意院党委的决定，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辱骂党委负责同志“混账到了极点”，并多次向上级领导部门写信诬告党委负责人对他打击迫害。由于张涛在入党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准备介绍他入党的两位党员表示不再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党委和支部认为他不具备入党条件，再没有讨论过接收他入党问题。
1976年，张涛申请调往他爱人工作的单位潞安矿务局，解决夫妻长期分居问题。院党委同意他的申请，并积极为他联系工作。省高教厅于1979年发函调他到潞安矿务局，但张涛又以种种借口不服从调动。省高教厅发出催调函，张涛当即把催调函撕毁，扔在地上。
在工资问题上，张涛也提出无理要求。1977年调资时张涛没有被评上。1979年调资时因他长期不在学校，打电报叫他回校参加评资，可他回校后不参加调资会议，要求下次调资必须保证给他升两级，并要党委写出文字凭据。他还要求在未解决调资之前，每月发给定期困难补助13元，一直到下次升级为止。
对于张涛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矿院党委多次对他进行说服教育和劝告，但他不知悔改。近年来，他不断地到办公室或宿舍，缠着党委书记给他解决问题，弄得党委书记无法工作和休息。当他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多次对党委书记和党委其他负责同志进行辱骂、威胁。省高教厅负责同志找他谈话，他就辱骂高教厅负责同志。今年6月8日，矿院正在选举河西区人民代表时，张涛贴出大字报6张，制造思想混乱，影响了安定团结，干扰了教学秩序和选举工作的正常进行。
今年8月26日，矿院党委负责同志再次同张涛进行谈话，严肃指出了他的主要错误，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公开检讨，服从调动。煤炭部教育司、省高教厅负责人也摆事实，讲道理，再三劝告张涛认识错误，服从组织决定。然而张涛不听劝告，胡搅蛮缠，毫无悔改之意。太原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张涛所犯错误的事实和坚持错误的态度，批准对他劳教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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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纪检战线上
“为正党风 我不怕得罪人”
——记湖南华容县委纪委副书记尹炳琴
湖南省华容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尹炳琴，是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的一位南下老干部，今年59岁了。长期以来，他办事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深受群众欢迎。
1979年4月，尹炳琴担任了县委纪检委员会副书记。当时，一些好心人劝他道：老尹呀，这纪检工作动不动就得罪人呐，你年近花甲了，何不换个别的工作干干？可老尹却认为：党风党纪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共产党员不想这个，专门为个人的利害兜圈圈，这象什么话？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斗在纪检战线上了。
“对违犯党规党法的人和事，决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绳之以党纪党法。”这是老尹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并且不折不扣地付诸于行动。
去年下半年，老尹在下面查处一些案件时，听人们反映，有个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在1979年盖房子时，社员群众帮他做了4．6万多块砖。他以4分2厘钱一块出售，除成本外，还赚得1，188元钱。做砖的劳动力的工分则是由生产队记的。他还沾了其他“油水钱”约700元。老尹觉得问题严重，决定前去查个究竟。有些同志对他说，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何必找上门去得罪他呀，人情留一线，事后好相见啊！老尹说：“这种不正之风不纠正，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威信必然会受到损害，哪能马虎了事呢？为正党风，我不怕得罪人！”从去年12月份起，他就带着一个同志去这个公社调查。经过反复查对，情况属实。在此基础上，老尹又当面锣、对面鼓地找这个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核对事实，并教育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接着，他又几次向县委汇报，决定作出严肃处理。两年来，他发现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就及时组织调查处理，认真接待来访人员220多人次，过细处理人民来信100多封。
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的处理，他更是敢于挺身而出。不到两年时间，他亲自动手解决了历史积案和重大违纪案件8起。一次，县委要求纪检委员会彻底查处国营塔市林场党支部主要负责人慷国家之慨，乱批木材一案。这是个很难下手的案子。这个人原来曾当过公社党委副书记，又在县里工作了多年，老上级、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多。因此，他的能量大得很，过去别人不敢动他。老尹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谁往党的脸上抹黑，就要查处谁！他立即带领几个同志来到了塔市林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落实工作。那个主要负责人态度顽固，拒不认错。老尹请示县委后，叫他停职反省；有些人通风报信，四处堵口，老尹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群众敢怒不敢言，老尹就带着调查组的同志一家家走访；所有事情一下子搞不清楚，他就主攻突破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查“漏兜”。在将近两个月的调查中，他带着几个同志走访了100多名干部、职工和群众，先后召开了30多次座谈会，并到就近的几个公社、十几个大队和岳阳市，找知情人核实材料，终于查清了这个干部损公肥私、作风腐化、道德败坏等严重错误。经过呈报县委批准，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严肃了党纪，伸张了正气。当地群众说，老尹真是铁面无私啊！
李劲夫 霍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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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党风 严肃党纪
煤炭部党组纪检组拟定几项规定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搞好党风、严肃党纪，中共煤炭部党组纪律检查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结合煤炭部的情况，拟定了几项规定，要求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纪律检查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规定要求：各级纪律检查部门对违犯党的纪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情节严重而又不改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对经济领域中不正之风的斗争，规定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准无计划地盲目上基建项目，私盖楼堂馆所，抢购物资，加大库存，违者要追究责任；对在调整过程中，借关停并转之机，对国家的财产物资造成被哄抢、私分的重大案件，要认真查明，严肃处理；对弄虚作假、损公肥私、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按党纪国法处理；严格遵守国务院和部颁发的奖励制度。滥发奖金和津贴的，要如数退回，并要对主要责任者，给予不同的纪律处分。
煤炭部党组还从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召开会议的食宿、出差、住房、乘车和对外活动等方面制定了反对搞特权、谋私利、生活特殊化的具体规定。
煤炭部党组要求各级纪委配合有关部门切实抓好对党员的教育，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并要求从领导做起，抓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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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经理孙晋和查清一起骗取奖金事件
本报讯 据天津《支部生活》报道：最近，天津市塘沽运输公司经理、共产党员孙晋和，坚决改变领导软弱状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揭露了一起骗取奖金的事件。
1979年4月孙晋和调到塘沽运输公司任经理后，经常深入运输场、车队了解情况。在调查中，孙晋和发现燃料油实际节约的不多，任务完成的也不突出，但是节油奖、超车班奖发得倒挺多。他决心“解剖”一个典型，看看问题症结何在。
在塘沽运输一场，他了解到1227号汽车司机的节油数、奖金数和出车津贴最多。这台车，1980年平均每月节油940多公升，可是，老孙了解到，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每月最多也只节约200公升。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带领有关同志走访了发货和用货单位，翻阅了原始记录和帐簿，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弄清了原委。原来该车司机是弄虚作假，钻了企业管理上的漏洞，从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的两年中，采取随意填写路单、虚报运量等方法，骗取了节油奖、出车津贴、超车班奖共计1，800多元。他虚报的运输量竟为实际完成量的15倍。
在调查过程中，有人劝孙晋和：“别太认真了，你调查清楚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公司的中层干部，有人又劝孙晋和：“你今年五十五岁了，还能干几年？何必得罪人！”孙晋和坚定地说：“现在很多问题，只要稍一认真就能解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他坚持搞完调查，亲自写了调查报告，公布于众，用来教育大家。
这件事引起很大反响，塘沽运输公司所属各单位普遍查找、堵塞企业管理上的漏洞，加强了路单管理、数据核对等基础工作，运输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改进。因虚报运量而多收的运费也已退还给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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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鹰飞架“爱民桥”
——记空军航空兵某运输大队抗洪抢险的事迹
特大洪水在四川境内发生后，成都部队空军航空兵某运输大队奉命出动各种飞机40多架次，飞越灾区查险情，抢救遇险群众，空投救灾物资，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7月14日，天刚破晓，晨雾还笼罩着被淹的机场，副中队长姜庆芳就驾驶着直升飞机腾空而起，执行侦察灾情的任务。随后，他所领导的机组，又接受了送省防汛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到射洪、遂宁县境上空察看灾情的新任务。
洪水泛滥后，沿途导航联络中断；风雨交加，飞机犹如激浪中的小船，颠簸摇晃。机组人员把握住航向，增强飞机的稳定性，绕过雷电区飞临灾区上空。为了更好地看清灾情，他们一再把飞机压到离水面二、三十米的高度。这种超低空飞行危险性大，姜庆芳和副驾驶米玛（藏族）细心观察，精心操纵，飞机沿着水面，贴着楼房飞行两个多小时，保证省防汛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完成了察看灾情的任务。
沱江泻出的洪水覆盖大地，一些群众被逼上房顶、树梢和电杆，情况十分危急。副大队长赵从政驾驶直升飞机穿云破雾来到简阳上空。要援救群众，唯一的办法是空中悬停抢救。但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爬软梯上飞机很困难，容易被强劲的旋翼风吹下去。赵从政不顾个人安危，驾机避开高压线，侧滑到离楼房顶两尺多高处悬停，由机务人员伸出手来把群众一个一个地拉上飞机，把一批批遇险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地处嘉陵江、涪江和渠江汇合口的合川县，到处一片汪洋，洪水危及数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上级下达了空投命令。副中队长杨奎发等驾驶着满载救生物资的运输机轰鸣而起。当飞到合川上空时，被洪水围困在高地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挥手高喊：“解放军来救我们了！”但是，合川空投点三面被高山、大树和楼房烟囱阻隔，空投目标看不清，高空空投又很难投准。他们就把飞机从1，200米降到20米，把一件件救生圈、橡皮背心和食品，安全、准确地投给受灾群众。
能顺万 周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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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被从宽释放人的一封信
编者按：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从宽释放了扒窃犯赵克风。赵今年29岁，1969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5年因扒窃被判刑五年，去年释放。今年5月又因扒窃被收容审查。经过公安人员反复做工作，赵克风坦白交代了扒窃罪行，交出赃款400余元，并检举了同伙。赵对公安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非常感激，主动给在押犯写了这封信。这封信说明，打击罪犯，挽救失足青少年，只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就可收到好的效果。同时也说明，违法分子只要认罪服法，坦白检举，痛改前非，前途是光明的。在押人员：
我是7月1日在体现政策的大会上，被政府宽大释放的，真不知怎样向政府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回家与亲人团聚后，这种感激心情就更加炽烈了，深深地感到“自由”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可贵，太值得珍惜了。感慨之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你们，并决定和你们谈谈我的实际感受及我的心里话。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这封信并不是什么人要我写的，更不是按照什么人的意图写的。我完全是出自我个人的真心真情，从心底希望你们也能尽早地恢复“自由”，尽早地与家人团聚。
我是今年5月初，因在公共汽车上扒窃被拘留的。刚入所时，我的态度很不好，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承认，就能释放。后来，经过政府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和启发，并严肃地向我宣讲了党的政策，使我的思想稍稍受到了一点触动。同时，我又想起了往事。那是在五年以前，我同样是因为扒窃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也同样是抱着对抗的态度，除去不得不承认的几份现案外，对于其它罪行是矢口否认。虽经政府工作人员多次教育，仍执迷不悟，结果被从严判处五年徒刑。这段往事至今使我心有余悸。所以，这次经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我有所触动，害怕重蹈覆辙，走从严的老路。但是，在交代问题之前，思想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想交代又顾虑重重。因为自己感到自己的问题太严重，担心交代了也不会得到从宽，认为政府说从宽也不一定就真的从宽，再说从宽又能宽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不交代为好，从宽不如没事。就这样，两种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几位预审员，并没有因为我思想中存在顾虑而厌弃我，处罚我，相反，更加苦口婆心地教育和启发我，并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最后我被感动了，终于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扒窃人民币近千元）。交代了问题后，我的思想也并没有轻松，终日考虑自己将会得到一个什么结局，产生了后悔的心情，认为预审员说话不算数，他们是想骗出我的问题后处理我，甚至产生了翻案的念头。然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我的结局是什么，有目共睹，事实是最好的说明。根据我的罪行，判我七年徒刑是完全应当的，教养三年已经是够从宽的了。说心里话，我是万万没想到竟然被释放。
这次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事实说明我原来的想法是大错而特错了。我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把我的切身经历引为借鉴，千万千万相信党的政策，彻底交代问题。任何怀疑顾虑都是不必要的，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的的确确是为了挽救一大批人。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千万不要犹豫、徘徊了。
以上说的是我的真心话，我即将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这封信算作是我的一点“哥们义气”吧。三思，三思。
过去的罪人 赵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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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团参谋长党玉秀带头抢救落水者
本报讯 解放军总后勤部某汽车团参谋长党玉秀带领干部、战士，在党河里抢救出了落水的甘肃省敦煌县的四名领导干部和一名香港学生。
8月5日下午，敦煌县委副书记杨士科、黄续祖等四同志以及去敦煌游览的一名香港学生，搭乘拖拉机横涉流经县城的党河。行至河心时，由于河床坎坷不平，水流湍急，拖拉机被颠翻，5人全部落入水中。他们都不会游水，一下子被河水淹没卷走。
在这危急关头，党玉秀带领16名干部战士驱车路过这里。他当即命令大家下河救人。他一边组织抢救，一边跑到下游拦截。战士伍振笼潜入水下，在距翻车地点40多米的地方摸到香港学生，奋力托出水面，把他送上岸。战士任义银多次潜到水中寻找，终于在下游50多米处，找到年过半百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丁金响，使出全力将他背到岸上。与此同时，战士侯振国、张新国等先后在下游救出了两名县委副书记和工交局局长。抢救中，教导员孙功长两脚陷入一尺多深的淤泥中，脚被利石划破四道口子，顾不上包扎。他花300多元买来的手表掉到河里，也顾不上捞。
敦煌县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在关键时刻多亏解放军同志奋不顾身抢救了落水的同志。”
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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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巡礼
上海《解放日报》开辟讨论专栏
《对这种“捞一把”的人该怎么办？》
本报讯 上海《解放日报》从8月27日起，开辟《对这种“捞一把”的人该怎么办？》的讨论专栏。讨论是从发表人民服装机修厂谈锦昌的来信开始的。
信中反映，该厂铸工车间工人葛某某，从1977年底起，长期请病假，不来上班，组织上派人家访，几次都没有见到本人。经调查，葛某某从1978年起，先后在江西萍乡上埠工业瓷厂、麻田公社瓷厂、上埠玻璃厂任职，共领取现款1万多元（包括各种补贴和出差费用）。仅在上埠工业瓷厂，1978和1979两年，他用王辉这个化名领取了工资和津贴2，640元。他在江西期间，还向有关单位索取樟木箱、铺板、圆桌和瓷器。从葛某某向这些单位报销的凭证来看，他利用各种名义几乎游遍全国各地，而且常常是飞机来去，大肆挥霍，仅在上埠工业瓷厂报销的差旅费就达6，000多元。葛某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自1976年进厂以来，平时不好好生产，还多次偷窃东西，并因盯梢、侮辱妇女，被公安机关关押过。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受到当地领导的赏识，被派出席全国性专业会议。不久前他还被任命为上埠玻璃厂副厂长。组织上多次找葛谈话，告诉他要停发工资，葛毫不在乎。最近，组织上再给他去信，要他回厂。可是，他在给本厂党支部的复信中声称，下定决心退职。厂领导只得向上级公司反映，要求给他以开除公职的处分，并追回公款。对此，公司感到无能为力，并在5月间向上级局汇报，上级局迟迟未作处理。于是，公司又多次向黄浦区检察机关的经济检察科和黄浦区公安机关反映，结果都没有受理。
该报就这一典型开展讨论，要求广大读者议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可以长期请病假？为什么一个在职的工人可以三、四年不来上班？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在上海表现不好的人，外地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却加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查明了他在外地“捞一把”，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工厂还不能处理他？这家厂的上级公司感到为难，局里又不作处理，司法部门也不受理，凡此种种说明什么呢？
讨论专栏见报后，已收到500多封读者来信。来信的地区除上海市、江苏、浙江等省市以外，还收到来自江西、河南、湖北、安徽、辽宁、黑龙江、贵州等省的读者来信。绝大多数读者认为，葛某某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组织这个讨论很有必要。信中同时反映部分基层干部在处理这类事情中碰到的困难和他们的苦衷。希望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思想界限，推动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促使有些部门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把这种歪风邪气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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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你报5月5日第五版《打开心灵之窗的人》一文说：一位新战士原名董丙新，入伍前因打架斗殴被拘留过；入伍时嫌名声不好听，就改名“巴金”。事实是，他生下来时体重八斤，父母就给他取名“巴金”。董丙新是他的学名，不是入伍时才临时改的。至于“入伍前因打架斗殴被拘留过”，简直是无中生有。巴金和他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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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部队某团六连报务员、共产党员孙树林，干一行爱一行，努力钻研业务，连续三年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新华社记者 陶俊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