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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邹容、“苏报案”及《革命军》
周修强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宣传时，说：“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18页）吴玉章同志在谈到他和改良派彻底决裂时，也特别提到《革命军》的影响。
邹 容 与 “苏 报 案”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民族危机深重。社会矛盾急骤加剧。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危亡，继续从西方寻求图存的真理。这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邹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商业资本家家庭。少时好学，涉猎群书。邹容熟读史籍，深为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民族气节所感，决心以之为榜样。邹容还接受历史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的影响，立志不应科举，“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革命军》第4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引版本同）
邹容在民族危亡之际，留学日本。1901年秋，邹容出川抵沪，1902年春至东京，进神田区同文书院。时日本已有中国学生数千人，爱国革命活动活跃。1902年4月26日，章太炎等主持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留日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留日学生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邹容积极投入战斗。邹容和同学筹建“中国协会”，无果。邹容留日期间，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播，他们争相传阅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籍。留日学生报刊也大力介绍启蒙思想。邹容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
1903年春，沙俄增兵东北三省，阴谋长期控制，全国人民发动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召开“拒俄大会”，邹容为发起人之一，并为义勇队员。不久，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取缔“拒俄学生会”，邹容万分愤慨。这时正好发现镇压学生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有奸情事，邹容与友好数人夜闯姚寓，剪其发辫示众，大快人心。这表现了邹容与清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意志。事后，清公使要求日本政府惩办凶手，邹容被迫归国。
邹容回到上海，正值章炳麟（太炎）在爱国书社任主讲，往见之，意气相投，结为忘年之交。1903年4月，邹容与陈范等创建“四民公会”，不久改名“国民公会”，宣传革命思想。
在此之前，为了欺骗人民，清政府于1901年1月发布变法上谕。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自鸣得意，竭力鼓吹保皇思想。其主要观点是：一、“满汉一体”，“满汉平等”，不能反满，不能革命；二、革命导致分裂，招来帝国主义干预而亡国，断言：“今有圣主而用专制之权以变法，乃今日最适时之灵药”。（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见《新民丛报》16期，1902年9月16日）当时，康、梁保皇派在群众中，尤其是华侨中还有很大的影响。要推动革命运动，必须彻底批判保皇观点。针对康有为的谬论，邹容写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宣传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军》，以下引邹容语均见此书，不再注明出处）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1903年5月《革命军》出版。章炳麟主编的《苏报》于6月9日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及《介绍〈革命军〉》）备加赞扬。章士钊说“此（指 《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82页）
《革命军》的发行，引起清政府的恐慌与仇恨。清政府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卷第446页）6月29日，《苏报》又摘要刊登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批驳得体无完肤，鼓吹反满，直斥光绪为“载湉小丑”。清廷勾结帝国主义上海租界当局，于次日封闭《苏报》馆，逮捕章炳麟。邹容听说章炳麟被捕，不愿置身事外，第二天自往投案。《苏报》与爱国书社被查封。清廷与租界当局设会审公廨承审。在公堂上，邹容理直气壮地承认为反对清政府而有《革命军》之作。当时的记载说：“章、邹见危授命，可死而不可屈，可杀而不可辱”。（《苏报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78页）1904年5月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遂告结束。邹容在狱中，不堪帝国主义与清廷的折磨，愤激致疾，1905年4月瘐死狱中，距刑满仅七十日，人们怀疑是被毒死的。
清政府本想通过“苏报案”阻挠革命思想的传播，结果适得其反。“苏报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革命军》的影响迅速扩大。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云：“君既卒，所著《革命军》因大行，凡摹印二十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飡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见《革命军》第43页）《革命军》义正辞严，通俗易懂，销售极广。各地书商为避关邮检查，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自蔚丹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卷，第55页）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邹容在《革命军》中论述了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国家兴亡的关键。他认为，革命能扫除一切腐朽之物，使社会进步；革命粉碎一切枷锁，使奴隶成为主人；革命根除祸害，使人们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他提出革命的目的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总之，中国要摆脱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要独立富强，唯一的出路是革命。他写道：“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容呼吁四万万同胞起来革命，以摆脱被奴役与被剥削的地位，使自己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邹容在分析革命原因时，不仅归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残暴的统治与盘剥，而且论述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他说，农民终日劳累无时休息，受地主、土豪欺凌压榨，难以生存。这是十分可贵的。
邹容十分重视革命的宣传教育。他说：“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教育使人们认识革命的必要，激发人们革命的热情，才能为革命英勇奋斗。他认为当时应该使人们真正懂得：“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人人当知自由平等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革命军》的写作就是为了“立懦夫，定民志”。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清政府对外屈辱求降，对内血腥镇压；保皇派宣扬“满汉一体”，因而当时一切革命活动无不反满。邹容《革命军》大力鼓吹反满。他写道：“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邹容认为满族统治中国是非法的，号召推翻清政府，打破“民族牢狱”。这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要求，也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
当时，要挽回被瓜分的危局，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革命的思想家都应该反映人民大众的反帝要求。邹容正是这样做的。邹容十分明确提出，“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他理想中的“中华共和国”，“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所以，邹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斗争，捍卫民族独立，夺回国家主权，驱逐一切侵略者，以雪国耻。他提出，“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繙译于地球各国人之下。” 集中地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邹容已经认识到，清政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工具。他说，中国人民正“由满州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人之奴隶”。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卖国求“安”的丑恶行径：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
据此，邹容提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把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他要求四万万同胞“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亲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之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
康有为以革命会招来帝国主义的干预为借口，坚决反对革命；邹容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会设法保护清政府，帮助它镇压人民革命。但是，他和康有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以，他敢于提出先推翻清政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7页）
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国内外反动派把他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它的局限。例如，他在论及印度等沦为殖民地原因时说，是他们“自乐为奴”。又如“反满”的口号对动员人民起来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仇满”提倡大汉族主义，是错误的。
“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邹容并没有停留在民族主义上，他是较早公开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具体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图景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深为民害，是中国贫困积弱，受尽欺凌的重要原因。
邹容认为君主最初是为大众服务的人，君权是窃夺的结果。一些民贼、独夫，使人民失去了一切权利，沦没为奴隶。所以他提出国民有忠于国家之义务，而无忠于帝王之理由，批判“忠君”思想，说“忠君”是甘心充当“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他大声疾呼：革命必须改变旧日之政体。《革命军》的第一句话便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他再三强调，革命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革命之后怎么办？邹容的理想是：“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华共和国”，设总统，立议会，制宪法，一切法制、官制均效法美国。邹容真诚地认为，在“中华共和国”里，人民恢复了天赋的权利，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权利。实际上，这种平等、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只能是空话。《革命军》表明，邹容最愤慨的是清政府以洋关、厘金、报效、派劝等名目来盘剥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无法保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非常向往欧美资产阶级的执政地位。邹容追求的共和国，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然而，当时邹容提出的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充满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他呼吁一切不愿受封建专制主义荼毒的人们起来作殊死的斗争，以摆脱奴隶的地位，深刻地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有力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犀利的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邹容丝毫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邹容没能认识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还错误地认为义和团运动“为国民增祸害”。这是邹容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致命弱点。
《革命军》有力地批判了保皇派阻挠革命的谬论，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革命，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对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即将来临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的战斗号角。
邹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反封建的无畏战士，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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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辛亥老人、著名书法家孙墨佛
辛亥革命志士、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孙墨佛，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每天伏案读书，整理文稿，书写千字左右，有时还出席会议，力争在高龄时期尽可能地多做些工作，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多留给后人一些东西。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是来之于孙中山先生的教育。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24年为了统一，先生抱病北上。临终时犹云“余此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现既为病所累未竟成功”，“余深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中山先生所遗留给孙墨佛的是革命思想，是象列宁给中山先生信中所描述的，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前夕，孙墨佛谈起这些事情来，对中山先生倍加怀念，对中山先生的这种精神无限敬仰。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拜访，看见他的书桌上有一本《中国建设》编辑的纪念宋庆龄特刊，信手翻来，首页刊载了孙墨佛为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书写的“高风亮节，永垂千古”的悼词，其笔力遒劲浑然天成。孙墨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汇集了古今各名家的书法，已编成《书谱》，装订成册，堆在书架和案头上，准备赠送全国各地文化部门。我笑着说：
“百岁高龄了，不要累着呀！”
“写字时需要用气力，精神集中，无忧无虑，杂念尽除，也是养身之道。”孙墨老笑着回答。接着他说：“我青年时期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渐渐懂得做人就要不断追求进步，要不断努力工作。要为人民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一生就会写字，我就用写字来为人民服务。习惯成自然，年老了也闲不住。”
孙墨佛原名巍，光绪初年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南乡富山西村。从小爱书法。民国初年，他的书法已经造诣很深。那时，他曾为四川诸葛武侯祠书写“一诗二表三分鼎，万古千秋五丈原”这幅笔锋奔放不羁，酣畅淋漓的对联，一直保留到现在。他因为擅长写字，发生了由此而引起的一件有利于革命的事情。青年时代，孙墨佛接受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早期参加了同盟会。1922年在中山先生大元帅府任参军，住在他老师刘大同家里。6月中旬的一天，刘大同突然请孙墨佛为“最大人物”写一幅挽联。这使孙墨佛大吃一惊。“最大人物”在当时是指中山先生。那时，陈炯明嗾其豢养之政客散布“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的论调，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山先生，为闹兵变制造舆论。刘大同是陈炯明的顾问，参预陈炯明的机密。他的这番话，明确地透露了陈炯明图害中山先生的阴谋。
孙墨佛说：“危害革命的事，一定要反对。象我这样一代的人，是受中山先生教益很深的，一心想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陈炯明的阴谋一定不能使他得逞。”
于是，孙墨佛悄悄地找到大元帅府秘书长谢持，又一起去找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听后十分惊讶。
据孙墨佛回忆，当时，向中山先生反映，但先生以“炯明虽怀异志，尝思有以感化之”。长住在总统府的参军，先后数人不断反映“陈军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果然，6月16日就发生了陈炯明叛军枪击总统府事件。而中山先生已登上“永丰”舰，脱离险境。孙墨佛谦逊地说：“我这样做不希奇，换一个人也会这样做。那时的广州，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革命斗志十分昂扬。我国一句老话，叫做‘得道多助’。辛亥革命已经教育出一代人，帮助革命，献身革命的人千千万万，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得道多助”这句话，对于孙墨佛说，是很有感受的。他分析说，中山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年，有两点精神十分突出。一是始终相信革命是民众的事业，必然获得成功。中山先生一生经历过多次失败，但他把失败看成是成功之母。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十分可贵。第二点就更可贵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是从反对清廷活动开始的，他自称：“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的革命思想也不断产生变化，不断前进，逐渐发展成为三民主义。十月革命以后，又认识到要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很快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山先生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墨佛说：“我很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演变，他追求进步的热情鼓舞着我，教育着我，使我得益非浅，终身奉为楷模。”
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走上了悲惨的道路。后又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成立了。这段历程，使得孙墨佛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大业，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庄严遗愿，而且大大推进了革命的事业，使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跨入了社会主义。中山先生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对于孙墨佛这位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来说，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破坏，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未能动摇老人的信心。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孙墨佛老人又一次听到了振兴中华的响亮进军号声。 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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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1905年8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成立了同盟会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仍继续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海外华侨以及思想、舆论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同盟会对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关于所谓“种族革命”的论战。
梁启超声称：在清王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特权者”。对清政府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改良。
革命派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满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排满平议》等文中，揭露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指出二百六十年来的政治是不平等的贵族政治，满清政府对汉族的压迫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至。
革命派还揭露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投降行径，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所订之大小条约，“无一非损己以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则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须坚决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关于所谓“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的主将梁启超，虔诚地宣传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的“君主立宪论”，竭力鼓吹中国也应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建立共和政体。
革命派不能容忍君主立宪。他们主张彻底改造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政府，建立实行民权立宪制度的共和政体。他们认为这种共和政体没有等差，没有阶级，人人平等，“最美、最宜”。
（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关于所谓“社会革命”的论战。
对于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改良派是完全否认的。梁启超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欧美各国不同，无贫富悬隔，赋税又极轻，因此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
与改良派相反，革命派在《土地国有与财政》、《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等论文中指出，中国虽不象欧美各国那样贫富悬隔，然而却存在着贫富之分，要不使大多数人民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四）要不要进行革命——关于革命利弊问题的论战。
改良派极端害怕和诅咒革命，说革命会引起“天下大乱”和外国干涉，必至于亡国。康有为曾说：如果“举国皆言革命，则至今内乱起，外强入寇”。梁启超则诬蔑革命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乱无已时”，必至于不可收拾。
革命派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弊，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他们在《民报》发表了《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指出：“瓜分之祸，已见于中国，革命党因惧瓜分而起革命，非起革命以召瓜分也。”至于召起内乱说，革命派认为中国此次革命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和争夺帝位的战争，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因此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有秩序地进行革命战争。
革命派和改良派就以上四个问题展开了延续两年的大论战。革命派虽然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在论战中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重大问题认识模糊或回避不谈，但是他们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君主立宪十分坚决，无情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和欺骗宣传，为辛亥革命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严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