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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整风为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升平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贡献。全党通过整风学习，克服了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这就加强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担负着领导抗日民族战争的重任。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但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在全党得到清算。时至1940年3月，王明还继续把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印出来散发，顽固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抗战以来党的队伍发展很快，至1940年，党员由抗战前的4万发展到80万。新党员的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可贵的革命热情，但没有受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改造。这种情况在抗战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的。有许多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因此，王明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在党内还有市场。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作为两者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尤其是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共产党的大敌”。如果不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就不会抬头，党性就不会巩固，革命就不会胜利。所以，党中央及时抓住抗战相持阶段局势较少变化的极好时机，在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从1941年开始，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六大以来》这一党的历史文集，组织高级干部结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进行学习。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中央于7月和8月分别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从而统一了认识（除王明以外）。会议还决定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全党达到真正团结和统一的问题。接着成立全党高级干部学习组，学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结合研究党的历史。这就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他在报告中指出，要用马列主义的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他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4月，中央宣传部作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的目的、内容、方针、步骤和阅读的文件。整风先在延安展开，有一万人左右参加。5月，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要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放在首位，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6月，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这样，整风运动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展开。
整风运动的方法，是先由个人精读中央指定的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和历史，写出个人学习总结。进而对自己所在部门和地区的工作进行检查，并结合研究各个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和党的历史。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实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找出产生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定出改正错误的切实办法。
整风运动始终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于个人责任，而着重于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始终强调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是整风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对于人的处理，采取慎重的态度，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后来，毛泽东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正确地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两个目的。
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3年10月高级干部进一步组织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总结报告，对高级干部在总结历史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由此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延安整风使广大干部、党员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得到一大解放。延安整风使广大干部和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空前一致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的正确性。延安整风实质上是遵义会议在思想上的继续。它使我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从1921年建党，经过二十年，全党才在1942年整风中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这条使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原则。全党许多同志，首先是许多高级干部学会了或进一步掌握了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大大加快了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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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
吴敏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指出：“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党的一切工作和斗争，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也成了执政党。这时，党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党之所以成为国家生活的领导者，就是因为她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能组织人民为实现其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在我们党执政以来的三十二年时间里，总的来说，是按照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的宗旨对国家生活实行领导的。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实现，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巩固了人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及时地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路线。可惜，由于多种原因，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一个时期，“八大”路线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某些方面甚至背离了“八大”路线。但在这个时期，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成绩还是主要的、巨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了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目标。什么是民主？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是使人民当家做主法律化、制度化。在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加强了，省、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直接选举制度正在建立和健全；各种相应的法律已经并将继续制定和颁布。党的六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步骤和措施。实践表明，我们党在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方面的努力是一贯的、真诚的。现在，党中央把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明确地提出来，无疑是对三十二年来党领导国家生活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同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对于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视和尊重，党的领导也不能实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要克服这些缺点，摆正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关键。首先，从党的思想作风看，目前，相当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主要缺点仍然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由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发展来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则渊源于对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认识不够，尊重不够。其次，从党的组织状况看，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有些党组织在制度上、组织生活上至今仍不健全；有些党员不能积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不到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极少数人，甚至利用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的地位，搞特权，谋私利，专横跋扈，为非作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某些党组织、某些党员以人民的“领导者”自居，没有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没有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要整顿党的组织，必须把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作为必要的一课，把党的组织和党员自觉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再次，从党的领导制度看，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政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党组织对于政府工作的越俎代庖，实质上是对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忽视。要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确认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应该通过由党提出而被人民代表大会采纳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应该通过受到人民信任而被选举出来担任公职的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体现，应该通过党组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此外，在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尤其显得重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如果党组织和党员以执政党地位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人民群众，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势必不会有亲密无间的联系。总之，党中央把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明确地提出来，意义是深远的、重大的。
近年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是在社会上，有人以“民主”为旗号，以我们党犯过错误为理由，企图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二是在党内，有人习惯于滥用党的名义和威信向群众发号施令，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尊重，对三中全会关于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有抱怨、抵触和反对情绪。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把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割裂开了。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一致性，明确党的领导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只要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六中全会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精神上来，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去做，这两种错误倾向是能够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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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袁子恭 祖玉亭
自然界的水资源总共约有145亿亿立米。但可供我们经常用的淡水资源并不多。
我国河川平均年径流总量约2．7万亿立米，占世界第五位。另外，地下水资源约有7，000亿立米。地下水与地表水有相互转化关系，两者之间有一部分重复量。我国按人口平均为2，700立米径流量，是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我国水资源十分丰富。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严重。解放后，北京用水量急剧增长。与1949年相比，自来水售水量到1978年增长了45倍。城近郊区自备井的开采水量，1976年达到4亿立米，为1949年的100多倍，已超量开采1—2亿立米，造成地下水位逐年下降，东南郊区下降更严重。解放初期地下水位距地面只有几米，现在一般下降了20—30米，不少井平均每年水位下降1—1．5米。济南市区内，地下水实际开采量超过允许开采量的60％。石家庄市区1980年地下水位下降3米。常州国棉一厂附近，地下水静水位从1952年的18米下降到1980年的66米。有些城市局部地区引起地面沉降。
解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一方面要开源，一方面要节流。目前水资源的浪费相当严重。一些缺水地区，许多农田灌溉渠系渗漏损失严重，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程度只有50％左右。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很惊人。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没有计量收费，公家有大量的水费补贴。例如石家庄市目前生活用水量全年为7，700万立米，按70万人估算，每人每年用水量为110立米，每人每天合300升，超过国家规定一般标准一倍。石家庄的生活用水量中，约60％是大包干收费制，这部分用水户的平均用水量每人每天426升，而一户一表的用水户只80升。城市工业用水浪费也很大，重复利用程度也很低。北京市区工业用水中，约有1亿多立米好水被排放掉，进一步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此外，我国目前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每天排放约7，000多万立米的污水，由于绝大部分未加处理，使各地水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为了合理利用我国的水资源，提出几点建议。
（一）国家应建立统一管理水资源的领导机构，制定国家水法和有关的规章制度。各省市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可以先制定有关水资源的管理办法，如限制任意打井，统一管理自备井水源并收费，实行计划用水。
（二）国家和省市各级应制定相应的技术经济政策，鼓励节约用水，对节水的工程项目和技术措施，应在投资、设备、器材等方面给以照顾。应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节约用水资金，或利用自备井收费的钱，为各地开展节水工作创造条件。
（三）对待自来水公司的产值和上交利润，不能和其他企业要求一样。在满足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用水要求情况下，自来水公司售水量不断增长，产值和上交利润也相应地有所增加，这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各部门用水有大量浪费现象，上级领导部门只顾要求自来水公司增加产值和上交利润，其中就有一部分虚值。例如，石家庄市如果取消包费制，全年可节约3，000多万立米的生活用水，节约水费开支200多万元。这部分浪费掉的资金，主要是公家贴补的钱，算在自来水公司的产值和利润之中是不对的。因为这部分钱并不是有效生产的产值，而是个虚数，被浪费的水资源越多，这个虚数越大，对当地城市不利，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因此，自来水公司的工作要和计划节约用水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四）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实行法律和经济制裁的办法，严防污染水资源，已污染的应及早治理。对水源地造成污染的工厂，应尽快处理或转移。
（五）有计划地开展合理用水考察研究工作，按照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结合各地区的特点，分别制定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的指标。
（六）各地区发展工业的远景规划，要同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分布状况密切结合起来考虑。尤其是耗水量大的和有污染的工业发展规模及选址问题，要特别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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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国力论》评介
蒋映光
王琢、黄菊波同志合著的《国力论》，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
1957年，陈云同志明确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和以国力制约建设规模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建设规模和国力适不适应，是经济稳不稳定的界限。其实质，就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必须兼顾。人民生活问题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最终挤掉的是人民生活，这是很大一个危险。
研究国力，不仅要注重研究国家的财力，还必须注意研究国家的物力，因为财力归根到底要有物资做保证。
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又提出量力而行是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过去的教训，一是不量力，二是在国力的估计上发生错误。历史的经验说明，正确对待和估量国力十分重要。
关于国力制约建设规模，陈云同志在1957年提出了五条：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象钢铁、木材等原材料的供应，应该有分配的顺序；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些方法归纳起来，包括战略性的和战役性的制约方法。
战略性的制约方法，是以农业的发展制约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制约着消费资料、国家财政收入、外汇收入、就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战役性的制约方法，是以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平衡制约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组织国家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包括外汇收支的平衡；组织商品物资的供需平衡，最主要的是以物资供应总量制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在物资供应上，首先满足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必不可少的需要，其次保证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需要，剩余部分才能用于基本建设。这是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
财政收支平衡在国力制约建设规模诸要素中起着总的作用。这个观点在生产结构合理和财政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条件下，是完全适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是“左”的干扰使得生产结构很不合理，二是预算外资金和企业留成资金大量增加，这使财政收支平衡可能产生虚假。许多不合格、不对路的产品甚至废品为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所收购，也上交了税利。因此，坚持财政收支平衡必须随时分析财政收支平衡的真相。
现在讲财政收支平衡，应当是综合财政的收支平衡，包括国家预算收支、信贷收支、企业专用基金、预算外资金、专项贷款资金和借用外汇在内的收支平衡。国家预算收支平衡是综合财政收支平衡的主体，但不是全部。长期以来，我们没有编制综合财政收支计划。现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已有很多改革，坚持综合财政收支平衡更属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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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首次日本哲学讨论会召开
由我国日本哲学研究会召集的全国首次日本哲学和哲学史学术讨论会最近在保定市举行。
会议研究了日本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探讨了我国宋明理学传入日本的途径，讨论了日本的宋明理学的不同流派及其社会影响。
会议就编写日本哲学史教科书问题交换了意见。与会同志在分析了已出版的国内外几种类型的哲学史著作的指导思想、体例、优缺点后，认为应取长补短，尽快写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我国风格和特点的教科书。
会议建议，今后应把研究当代日本哲学和近现代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作为重要课题，并希望在近年内写出一批高水平的论著来。（李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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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召开
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最近在大连召开。
会议结合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入讨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与会者认为，在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不能随意贬低，也不能无限拔高。
会议就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认为，《决议》中的分析是准确的：对于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对国情的主观主义的认识，经济建设中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习惯于运用过去的旧经验和旧方法，以及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等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就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年会对矛盾的精髓问题、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矛盾的主次地位相互转化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会议还对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实践论》等八篇哲学著作的教学交换了意见，提出了设想，为明年干部学哲学作了必要的准备。（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