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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评影片《伤逝》
袁文殊
影片《伤逝》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彩色故事片。《伤逝》是鲁迅全部著作中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影片的改编是严格地忠实于原作的。
《伤逝》写的是一个在教育局里当小职员的青年涓生，结识了一个天真、纯洁而又很有朝气的女孩子子君，两人由相识而相爱，最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涓生是一个诚实而有进取心的青年，他勤勤恳恳，每天在局里坐在办公桌前抄写文件和信件，回到家来便帮着子君生炉子、煮饭、蒸馒头。而子君便承担起其他一切家务，终日忙得汗流满面，连坐下来谈天的工夫都没有。可是，由于坏人的诬陷，就是这样的生活，也“好景不长”，忽然，局里送来一张纸条，轻易地把涓生停职。顷刻之间，他们失了业，断绝了生活的经济来源，涓生想用写文章和翻译书籍的办法以维持生活，但文稿又不断地被退了回来。在这时候，涓生认为与其一同毁灭，不如分头前进，所以说出和子君分手的话。谁料此话却促成子君的死亡，铸成涓生的终生大憾。
影片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黑暗和那吃人的社会制度，也反映了被污辱与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懑。尽管它这里所勾画的只是一个侧面，但是它对于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当时的社会和旧制度的罪恶，是很有裨益的。影片中反映的子君和涓生两个青年的一系列的遭遇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对于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来说，更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只就客观社会给予当时青年的遭遇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较起来，确实有天壤之别。影片可以帮助我们对照着来思索和探讨今天的青年的生活道路。
目前在我们的影片创作中以描写青年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可以说是多到连广大观众都感到厌烦的程度。我们并不反对在影片中描写恋爱，但是我们不赞成单纯的为恋爱而写恋爱。对爱情生活的描写如果游离开家庭伦理或社会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今天要描写爱情题材的影片创作者来说，我以为《伤逝》是很足于借鉴的。
子君和涓生是两个二、三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的青年艺术形象。“五四”运动是我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冲击着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要求个性解放，成为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间的一种不可抵挡的社会思潮。子君便是一个具有当时时代精神的新的女性，她明确宣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时代毕竟给了她极大的局限性，她只知道自由恋爱，而不知道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不能离开整个社会而超然存在。因此，当现实问题不断向他们袭来时，她还茫然无所知。一旦听到涓生说，“我们的生活应该结束了”的时候，她的爱情幻灭了。最后只好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一个曾经向封建势力冲刺、追求婚姻自由的女青年，就这样结束了她的一生。
涓生虽然比之子君略胜一筹，他看到生活已经失去了来源，而子君又没有上进的意念，两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空虚。因此他认为与其一同灭亡，不如分道扬镳各自去谋求生路。他以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新的希望。他根本没有估计到子君不但理解不了这些，反而促进了她的死亡。即使涓生自己究竟如何进步，他也还是朦朦胧胧的。因此他的悔恨和悲哀是无可避免的。这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悲剧。涓生悔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不应该向子君说出真话，因为在那个虚伪的社会里，谎话倒可以给人一些安慰；说出真话，倒给人感到失望，幻灭，以至置人于死地。鲁迅在另外一篇著作中说过一句话是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处在当时社会中人民的苦闷心情的，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来之后没有出路。”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深刻的观察力也正是在这些方面。
水华同志的导演艺术是早已有定评的，但作为一个导演来说，选择《伤逝》这样的一部作品来拍摄，确实必须有一定勇气，因为这是一场“硬仗”，无论是导演、表演以至摄影都是一场“硬仗”。小说所提供的形式，不论故事或情节，都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取巧之处。它从头到尾是以涓生一个人的回忆的形式来表现的，而且结构严谨，一气呵成，也不容许有任何穿插或调整的余地。它必须通过电影的语言来表现那个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表现子君和涓生的欢乐、矛盾，以至最后的决裂。但它又不能用我们常见的大蹦大跳的动作和大喊大叫的语言来表演，如果这样，它就不是鲁迅的作品了。如涓生和子君最后决裂那场戏，是全片的高潮，但在表现形式上它却和前后的动作始终保持着统一的调子。从子君说“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老实告诉我”开始，直到听完涓生的话之后，子君绝望地靠在隔扇上，茫然地四处寻求，眼泪象泉水般地涌出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这个悲剧的高潮。
另外一场戏是更加电影化的，那就是要把小狗阿随丢掉。在这一大段胶片中，没有一句话，只有涓生一个人手里抱着用包袱包着的阿随，在寒风凛冽中行走，枯树，衰草，寒鸦。在荒丘上，把阿随推下山崖。涓生忍痛地赶紧扭头往回走。谁料走着走着，阿随又急忙地追了回来。于是又把它抱起，丢进一个土坑里，以为这一下可以解决问题了。那知道最后，阿随还是回来了。导演对这场戏的设计是颇具匠心的。它把全场的观众的心都揪住了。
庙会那场戏，拍得象一卷风俗画的长卷，展现了琳琅满目的社会生活，人海茫茫，世事纷纭。为后来的悲剧结局作了铺垫。
水华同志是个老导演，但在《伤逝》一片中既保持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又不带任何
“八股”气。他在摄影师的通力合作下，既体现了原著的精神，又给人以新鲜感。比如涓生的多次回忆、想象和幻觉，荒野中象灰蛇般的“路”的出现又隐没，你说它是意识流的手法也可以，但它却不是离开内容，单纯地去卖弄花梢的时髦做法，它是紧紧地结合着内容的现实主义的表现。还有那条真正成了“丧家之犬”的阿随，在小巷中惶惶然寻觅的镜头，看来是使人心酸的。这一小动物的出场，是很有特色的。它既丰富了对子君的性格的描绘，又作为一条线索，贯串着子君和涓生之间的性格矛盾与冲突，最后竟成为这出悲剧中的仅次于子君和涓生的一个角色和见证者。
至于演员的演技，王心刚同志老练、沉着，从头至尾不作火爆的表演，这是难能可贵的。演子君的林盈同志虽然第一次在银幕上相见，但她在恬静中蕴含着勇敢的精神，很能给人以信任感，这也是十分可喜的。
我想，如果子君和涓生同居之初，如果能够把欢乐的气氛稍为点得浓厚一些；在他们背后的封建势力的压迫稍为再加重一点，对整个影片的调子是不是可以更有跌宕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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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世界乐坛上为国争光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吴祖强
从去年起，在中断了十多年之后，我国年轻的音乐家重又出现在国际音乐比赛的行列之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年，在华沙举办的第十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刘忆凡获得了一项特别奖励；而更加令人高兴的是，十七岁的胡坤在芬兰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荣获第五名。这是我国首次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取得名次，轰动了赫尔辛基，振奋了国内小提琴界。今年，我国先后派出15名选手参加了在六个国家举行的七项比赛，共有六名选手获奖。6、7月间，佳音频传，获奖选手中，李坚取得了在欧洲有很大影响的法国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中的一项大奖（第二名），在巴黎的音乐厅里掀起了一阵热潮；诸大明则在被称为世界五大钢琴比赛之一的，难度极大的美国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战胜许多强手，获得了第六名，引起美国音乐界的很大重视；刘捷和叶英在巴西第十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中同获三等奖及“纳日拉·雅博尔”特别奖，显示了我国青年声乐演唱艺术的水平，赢得了听众们极为热烈的欢迎。
得到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国内外都深知“十年浩劫”给我国音乐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所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程度。因而人们几乎无法相信这些中国的年轻选手确曾经历了那个不仅外国，也包括中国的音乐遗产差不多被禁绝的漫长年代；人们也难于理解中国音乐家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和非常落后的设备条件下进行工作，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中重新又培养出了人才？外国朋友们认为在中国又出现了奇迹。我想，若说是“奇迹”，它的根源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有志气，有骨气！我还想，中华儿女毕竟是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孕育、滋养而成长的，我们不仅有志气，还有能力。志气、能力，再加上勤学苦练。我们的年轻的音乐家们正是凭借这些，在与其他的选手相比处于几倍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争来了荣誉。
唯其如此，所获得的成绩就愈加难能可贵。
人们常说音乐是唯一的国际共同语言，又说音乐可以到处飞翔，就象插上了翅膀。这无非都是指音乐作为声音和“共同语言”的艺术，往往能够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甚至时代的界限，传达彼此的情感和思想。也因此，在各国各族人民之间，音乐一直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音乐交流既能相互促进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增强人民之间的友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曾是我国与其他各国人民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我们一些有成就的音乐家，就是当年国际音乐比赛的获奖者，他们既曾为国家争光，也通过比赛获得艺术上的进步，从而在发展本国、本民族的音乐事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贡献。
让我们向获奖的青年音乐家们致以衷心的祝贺，也向付出了辛劳和心血的指导教师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敬意。特别需要指出，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这一系列的获奖者全都主要是在我国自己的教师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和五十、六十年代主要依靠外国专家的帮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今后参加各项国际比赛加强计划和组织安排，要给以应有的重视，以保证年轻选手能有条件去获得更好的成绩。作为美育之一的音乐，在培养、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也是体现国家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的体育健儿勇往直前，为国家争得许多荣誉。我国青年音乐家们也将和他们一样，要在世界乐坛上为国家争得应有的，与我们伟大祖国相称的地位，为我国和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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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法”战胜了“情”
——赞丝弦戏《花烛恨》
林心
最近，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来北京演出的古装故事剧《花烛恨》，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一出新戏，由于保持和发扬了丝弦剧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人感到很象一出结构严谨的传统戏，又具有新编戏鲜明的时代感。特别是该剧通过对王大人内心中“情”与“法”的斗争和最后“法”战胜“情”的表现，使观众深受启发，获得教益。
在二十四年前，这个剧团曾来北京演出过《空印盒》，博得观众好评，并拍成电影。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空印盒》的演出，还接见了全团演职员。周总理还为该团题词：“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次演出的实践，说明他们是坚持按照周总理的希望去做的。
《花烛恨》是写王大人之子王怀——一个纨袴子弟不听其父的约法，在沈玉和刘春兰新婚之时，毒死沈玉，企图霸占刘春兰，花烛之夜，酒醉坠井身亡。王怀的舅父吴知府，为报私仇，诬刘春兰诈财骗婚害死王怀，将春兰定为死罪。春兰之嫂张氏冒死拦轿喊冤，不想轿中却是王怀之父，八府巡按王大人。王大人因独子丧命而震惊，听到吴知府的陈述，又见到篇篇证词和春兰的画供，心如火燃，完全沉溺于骨肉情中，喝令将刘春兰“立斩灵前”。可是，春兰一声冤枉，并斥王大人“官报私仇”，使这位八府巡按醒悟，决定重理此案。此时，在他脑际，展开“情”与“法”的斗争。演员通过极富激情的表演，加之技巧的运用和有力的唱段，把这一斗争充分反映出来。若秉公而断，则儿子定为罪犯，内弟轻者罢官，自己也要承受教子不严的谴责；若维持原判，则是徇私枉法。在这一抉择时刻的表演，使人感到王大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经三审六问，终于查清全部案情，原来春兰的画供也是几个冤字，真相大白，王大人尽管为老来丧子肝肠寸断，终于秉公而断，“违法者按律令决不宽容”，并亲自为刘春兰摘去锁链，到此完成了“法”战胜“情”的思想飞跃，也使故事的发展有了一个观众满意的结局。
王大人经过内心斗争，“法”最终战胜“情”，在观众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花烛恨》确实继承了丝弦戏的特长，成为一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独特艺术风格的新戏，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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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彩色故事片《伤逝》的一个镜头：涓生同子君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爱情，他们在谈论新思想。
（北京电影制片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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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金字塔下的艺术使者
曲辰
最近，来自金字塔下、尼罗河畔的艺术使者——埃及国家民间艺术团首次来我国演出，为观众带来一台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舞蹈节目。如反映青年辛勤劳动、聪明智慧的《捕贝舞》、《驯马舞》；活泼、风趣的《烤面包舞》；诙谐、幽默的《脚镯舞》等，特别是《哈伊台婚礼舞》、《农民欢乐舞》等民俗性舞蹈，使我们欣赏到了异国的乡土人情。埃及艺术家还热情洋溢地用中文演唱《军民大生产》和《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敬》等歌曲，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对中国观众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埃及歌舞艺术并不陌生。早在六十年代初，东方歌舞团便上演了优美动人的埃及舞蹈《上埃及》、《纺织新娘》等节目。去年秋季，东方歌舞团部分演员到埃及访问演出，曾特地拜访享有盛名的埃及国家民间艺术团。两国演员欢聚一堂，进行艺术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团长兼编导穆罕默德·哈利勒先生亲自向中国演员教授埃及民间舞蹈《南方的姑娘》和《纳扎维舞》。时过一年，两国演员重逢在北京，倍感亲切。埃及艺术家们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下飞机后，不顾疲劳，连夜请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为他们赶排《红绸舞》。穆罕默德·哈利勒先生又亲自担当《红绸舞》的领舞者。当他们于第二天首场演出，同首都观众见面时，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友谊焕发出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