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鲁迅二三事
钱俊瑞
在三十年代，我经宋庆龄同志和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与鲁迅相识。之后，通过多年同他接触，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育。当时，我们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位有某些可以原谅的缺点的伟大作家、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热爱和关怀青年、特别是青年文艺作家的卓越导师。我是通过同他的接触、阅读他的作品后和接受别人对他的印象才逐步这样理解他的。只是到了1941年上半年，在重庆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自己才开始认识鲁迅，认识到他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正如毛主席讲的，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地区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确确实实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而且是全中国革命人学习的最好榜样。
在这里，我只就有关他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几件事和国际革命作家对他的印象，就我接触的情况作些回忆，来纪念我们这位文化战线上的伟大统帅和旗手。
史沫特莱同宋庆龄、鲁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鲁迅通过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与国际革命运动、革命文化运动保持了联系并进行大量的工作。1932年，英国进步人士马莱勋爵来中国，鲁迅同宋庆龄一道为了配合他的活动，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933年，萧伯纳来到中国，鲁迅、宋庆龄、史沫特莱和蔡元培先生等会见了他，我没有直接参加。据史沫特莱告诉我，在他们的欢叙中，鲁迅和萧伯纳这两位幽默大师作了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谈。当他们两人谈到世界局势和英国、中国前途问题时，萧伯纳对鲁迅说：“你以为我真姓萧吗？不是。我是姓‘费’。”鲁迅说：“以我看来，你既姓萧，又姓费（当时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之一），但我相信你终究只会姓萧，不会姓‘费’的，因为费边主义在英国也好或在别的国家也好都不会有出路的。”萧伯纳点头微笑，接着他反问鲁迅：“我听说你姓周又姓鲁，是不是？”鲁迅笑着回答：“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是我还有第三个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萧不姓费，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这番谈话引起了全场人的会意的大笑。接着，他们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鲁迅说：“我们中国也出了一个他们的好兄弟，就是蒋介石。这三兄弟都是杀人的能手。”萧伯纳插话说：“强盗碰到上帝会得到宽恕的。”鲁迅说：“不！那是你们西方的上帝，我们东方的上帝就不那么宽宏大量了。这个上帝就是革命人民，他们决不会宽容杀人犯的。”以后，鲁迅曾专门写了一篇记述萧伯纳在中国的文章，但以后遗失了。最近听说找到了这篇佚文，可惜我还没有看到。
1936年上半年，鲁迅的肺病日趋严重。当时苏联同志们非常关心鲁迅的健康。同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通过塔斯通讯社打来一份电报，邀请鲁迅去苏联黑海疗养。那时，我在塔斯社工作。塔斯社负责人切尔诺夫要我把这封电报转交给鲁迅。我估计鲁迅不容易同意去苏联养病，所以想找一个帮手，来加强一点说服力。我就和当时《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契夫妇商量，他们建议由史沫特莱陪我去。当我和史沫特莱走进鲁迅的房间时，只见许广平同志正站在鲁迅身边喂他吃东西。我把法捷耶夫的来电交给广平，广平立即把电文念给鲁迅听。我和史沫特莱顺便作了一些解释，请鲁迅从长远着想，为国珍重，同意去苏联休养一个时期，以便长期为中国革命奋斗。鲁迅听了默不作声，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用低声但很有力的语调告诉我们：“请你们代我感谢法捷耶夫同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同时，请你们转告他们，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我一离开，反动派会振振有词，更嚣张的。我懂得，苏联同志爱护我，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这次不离开祖国，同样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和他们是心连心的。为此，我更加感激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体谅我这番心意的。”我和史沫特莱还用高尔基去意大利养病更好地为俄国革命服务的例子来劝说他。鲁迅却斩钉截铁似的说：“我和高尔基不能比！高尔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我怎能同他比？中国的情形和俄国当时的情形也不同，我离开祖国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对革命不利。所以我决不能走！”听了这些话后，我和史沫特莱与许广平相顾无言，直摇头，觉得继续劝说肯定是无效的了，就安慰他说：“你好好休息吧！这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鲁迅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苏联同志们！”我一回家就用电话告诉了切尔诺夫，请他复电法捷耶夫，说鲁迅为了祖国，暂时不能去苏联休养，并谢谢法捷耶夫和苏联同志们。我又打电话给格兰尼契，告诉他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格兰尼契却心平气和地说：“我早已料定鲁迅这位中国人民伟大儿子决不愿意离开祖国的。”他猜对了！
1936年9月初，我经莫斯科到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当时苏联参加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什维尔尼克，主要团员有萧洛霍夫等。见面后，萧洛霍夫向我问起关于鲁迅身体和工作的情况，并且提到苏联作家协会邀请他去苏联休养的问题。什维尔尼克和萧洛霍夫都对鲁迅不能应邀去苏联休养表示惋惜，并一再表示：索契疗养区已为他准备了很好的住所和几位优秀的医护人员，疗养对他的健康肯定会有帮助的。
反侵略大会结束后，我到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巴比塞刚在苏联去世，会议由罗曼罗兰主持。会议主要参加者中有法共老党员加香、著名科学家朗日凡等。我在和罗曼罗兰谈话中，谈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以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鲁迅身上。罗曼罗兰在讲到文学艺术作品越具有民族特色，就越具有国际价值时，说鲁迅的作品就是突出的例证。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最富于民族特点，反映了当时中国所处时代的特点。鲁迅的语言又特别富有民族特色。因此，这篇作品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鲁迅的其他作品也大抵如此。罗曼罗兰认为鲁迅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中国人民、而且也反映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据了解，鲁迅不但熟悉中国本国的文学，而且熟悉苏联、日本的文学，此外，鲁迅也非常爱好东欧和北欧的文学。最后，罗曼罗兰还转述了萧伯纳对鲁迅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真诚地希望鲁迅象萧伯纳到东方去一样、能到欧洲来同大家会面，他认为他一定能得到欧洲人民热烈的欢迎，并且相信鲁迅也一定理解欧洲人民的心声。
10月初，我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一位意大利工人的家里。10月21日，《真理报》头一版头条消息，标题是：中国的高尔基——鲁迅逝世。这消息使我愕然，继之就失声痛哭。不到两小时，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富尔曼诺夫
（《夏伯阳》作者）等人来到我的住所。大家都很悲痛，非正式地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法捷耶夫首先讲话，他说：今天《真理报》称呼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点也不错。我们不久前失去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奠基人高尔基，今天又失去了我们同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鲁迅，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他说，鲁迅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事物的剖析，其深刻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一方面，俄国作家中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堪与他匹敌。但是，鲁迅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刻信任，特别对新生力量的信任，只有我们的高尔基可以同他相比。萧洛霍夫、富尔曼诺夫也对鲁迅的疾恶如仇、对人民的忠诚作了高度的赞扬。法捷耶夫最后要我讲几句话。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对他们念了刚听到鲁迅逝世消息后写的一首诗：巨星烁烁陨南天，亿万斯民泪涟涟。北国友声殷且切，故国诡计狠而奸。横眉更见骨干硬，下笔便成匕首尖。鲁迅精神砍不死，千秋永垂万丛篇。
让鲁迅的高大形象永远站立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永远培育着继往开来的一代又一代！
198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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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中国画〕 李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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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回忆
陈学昭
在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的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写起。鲁迅先生跨越了我国的几个时代，一生经过无数艰险的道路，受尽严峻的考验，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人的品质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学不尽的！
鲁迅先生博览群书，精通古今中外的典籍著作，学识渊博，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译著，在叙述上、在描写上、在语言文字上，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他的著作里有不少绍兴方言，带着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我和鲁迅先生接近了以后，曾两次去绍兴：第一次在1925年春，教了近半年书；第二次在1958年春，下放劳动，到1960年春离开。后来，还有两次去参观、访问。通过和绍兴人民的接触，再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都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向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艺术学习了。我们是要学习的，学习他们的特点、优点，是为了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不是照搬，也不是模仿。
鲁迅先生对待他的文章是极认真的，哪怕是一字之错，他也要更正。例如：在《集外集拾遗》的《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一文中，他给记者的信里写道：
“我在《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宋朝禁止做诗，
‘违者笞一百’，今天看见副刊，却是‘笞二百’，不知是我之笔误，抑记者先生校者先生手民先生嫌其轻而改之欤？
但当时确乎只打一百，即将两手之指数，以十乘之。现在若加到二百，则既违大宋宽厚之心，又给诗人加倍之痛，所关实非浅鲜，——虽然已经是宋朝的事，但尚希立予更正为幸。”
信虽不长，然而读着，深深地感到其意义是多么久远呵！正如信中所说：“所关实非浅鲜”！
鲁迅先生关怀年轻人的成长，关怀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在《热风》的《生命的路》一文里，有这样的话：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确实，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先生激励年轻人要做从荆棘的地方开辟道路的人。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不应该那么写》一文里，鲁迅告诉青年作者不应该那么写，应该这么写。这篇文章的名题，引用了惠列赛耶夫的《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的话——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每次读着这篇文章，给我很多的启发和教育。
在《而已集》的《读书杂谈》一文里，记录了鲁迅先生向当年广州知用中学的青年学生的讲话。首先，他对那时在学校里读书的情况、对读书的要求、目的和嗜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条，作了详尽的解释。最后，鲁迅先生说：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这是多么深刻呵！读书，不能读死书，要把读的书活起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我想，这该就是和实际接触，和实际联系。
1925年9月9日，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他称呼我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是在1924年向《妇女杂志》投稿而认识周建人先生的。和鲁迅先生熟识，还是在192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那时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先生已结婚，和周建人先生、王蕴如先生同住在闸北景云里的一座屋子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住在楼上，乔峰（周建人）先生、王先生及两个小女孩住在楼下。我住在沈雁冰先生家。沈先生当时在日本，沈伯母、德沚姐和霞、霜在家。沈家的后门斜对着周家的前门。早点，我在德沚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常常在十时左右，王先生就来叫我去吃午饭了，为的是怕德沚姐留我吃午饭。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饭桌上几乎每餐都有一碗他们自己做的绍兴菜霉菜梗，鲁迅先生常常劝我尝尝。最初，我不喜欢吃，慢慢地竟吃上了瘾，觉得非常鲜美。后来，我自己也学会做了。在吃饭时，随便闲谈，不过午饭时谈的少，因为乔峰先生吃过午饭，要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班。晚饭后，谈的时间稍多些。他们当着我面，什么都谈。偶尔，我也插嘴说两句。晚上，鲁迅先生要抓紧时间写文章，有时，他一个人先上楼去了，接着，许先生也上楼去。我和乔峰先生、王先生又谈上几句，就回到德沚姐家。鲁迅先生的生活俭朴，然而他对人却极慷慨，自己省吃俭用，常常支援经济困难的人。鲁迅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旧布袍，脚上是一双胶底布鞋。说一口绍兴话。没有半点架子。直到现在，一想起鲁迅先生，他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929年1月19日我动身再去法国。在1931年离开巴黎以前，曾和季志仁先生、蔡柏龄先生，后来又加上陈行叔先生——陈行叔先生不幸于1933年在巴黎病故——帮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本书。后来，这事情就由季、蔡两位去做了。1935年2月我回国，抵上海，就去看望鲁迅先生和许先生，这时他们已搬出景云里，住在现今的山阴路，有了一个男孩子——海婴。我看见鲁迅先生苍老多了，头发已灰白。他已患病。我自住到无锡，每次去上海，依旧住在沈雁冰先生家。这时沈家已搬住在梵王渡路。有时，德沚姐和我一起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我独个人去。离国久了，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已嚣张到了这个地步！每次去看望鲁迅先生，总有人在前面、后面“护送”我们，直到鲁迅先生的家门口。回来时，他们在门外的马路转角等候我们，再“护送”我们回到德沚姐家。幸而德沚姐对付这样的“盯梢”很有经验，我们常常在回来的路上设法摆脱掉。在我独个人去看望鲁迅先生时，我就照着德沚姐教我的好些办法对付他们。鲁迅先生处境如此险恶，身患重病，还是顽强地、无休止地斗争着。
每次去看望鲁迅先生，在我上楼以前，许先生总是把鲁迅先生的健康近况告诉我，要我劝他注意休息。但每次上楼见到鲁迅先生时，我问：“大先生身体好么？”他总是回答我：
“很好！很好！”有几次，本来躺在卧椅上，看见我，就端正地坐到旁边的藤椅上，使我竟无法劝他好好休息，只好空洞地劝几句。我曾劝他易地疗养，以避免一些争论不休的纠葛；我也曾劝他下决心找一个肺病专门医师仔细检查一下。而我竟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病入膏肓了。1936年8、9月间，我又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许先生在楼下很激动、很难过地和我谈到鲁迅先生的病况。我上楼去，这回，他见了我，坐在躺椅上。我仍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仍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鲁迅先生。
当我收到德沚姐的信，说鲁迅先生已于10月19日天未明时不幸去世，叫我快点去，我立即赶到上海，先到德沚姐家。她说：现在找不到许先生、乔峰先生和王先生的。鲁迅先生的遗体已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出殡那天下午，我和德沚姐去万国殡仪馆——当时，沈雁冰先生不在上海——我们两人站在后面，郑振铎先生站在德沚姐旁边，前面有很多人站着，走着。我望见许先生携着海婴小弟弟跪在鲁迅先生遗体的脚跟前。我克制不住流泪了。我和德沚姐没能送到墓地去。从殡仪馆出来，我们两人挤不上前，掉在后面。蔡元培老先生要送到墓地去，可是，出殡仪馆时，被人一挤，在马路角上跌倒了，幸而后边的一个人看见了，跑过去把他老人家扶了起来。后来，蔡老先生还是坚持送鲁迅先生的遗体到墓地去的。
过后，德沚姐告诉我，郑振铎先生曾感慨地对她说：“老朋友连向鲁迅先生遗体最后告别致敬都不可能！”至于德沚姐，她得知鲁迅先生不幸去世，当即赶到周家，亲眼看鲁迅先生的亲人给他换衣服。
我不懂，为什么在我们前面，好象有一堵墙似的挡着，使我竟不能去向鲁迅先生的遗体告别致敬。当然，我不象郑振铎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我只是鲁迅先生的小辈、学生，而且是一个不长进的无成就的学生，但对于我极尊敬的鲁迅先生，总希望能向他遗体告别致敬。随着年月的过去，我读到了一些有关当年鲁迅先生出殡时情况的文章，对我很有教育，我才理解其中原委。郑振铎先生不幸过早地去世了，要是活到现在，他也会理解的。我一直都为没能向鲁迅先生遗体最后告别、致敬而感到深深遗憾！现在觉得应该努力学习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联系实际，才是我有生之年的要事。
可以告慰于鲁迅先生的，您一生为之奋斗的、热爱的祖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坎坷，已经走上了振兴的道路；在欢庆党六十生辰的日子，全国人民正努力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光辉暖人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全国人民齐心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战！您关心的文艺事业，正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繁荣昌盛，后继有人！1981年8月25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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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鲁迅十记》
叶圣陶十记钩稽鲁翁事，各就一端见趣致，访书藏画钞古碑，刻笺蓄印品笔类。所好虽云亦犹人，持论每与恒流异。念翁最后数年间，世变益急魔益肆，翁则奋笔笔益铦，诛奸揭丑罔顾忌。读报有感辄一篇，病中应敌未嫌累。此际不复如先前，从容谈艺寄遐思。绍介女性艺术家，题记新邦版画粹*，足征偶或谈艺时，亦惟革命居首位。综翁毕生日日新，横眉俯首一贯志，以故广众感精诚，愿欲追随如骋驷。读罢十记叙所怀，敢问在山可同意。
一九七六年三月
*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苏联版画集序》三篇皆作于一九三六年，即翁逝世之年。
编者附记：一九七六年春，费在山同志利用业余时间拟写十篇与鲁迅有关的读书札记（现在有的已经公开发表），请叶圣陶同志书写题记，叶圣陶同志即为作者“奉题十二韵”。现征得叶圣陶同志同意公开发表，借以纪念鲁迅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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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明忆鲁迅
康咏秋 刘春贤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称一位年轻人为“湘中作家”，赞扬他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这位当年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便是黎锦明，现在年纪已七十六岁，住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晓霞乡（即今石潭坝公社）。
1925年秋，黎锦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在鲁迅的影响下，他开始给《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小说月报》写稿。1926年夏秋，他去广东海丰中学任教。1927年寒假期间，黎锦明曾四次拜访当时在广州的鲁迅，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海丰的农民运动。鲁迅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从来未听到过的新事情。每次会见总要黎锦明讲详细一些，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
“四·一五”广州政变后，因战事骚扰，海丰中学停办，黎锦明只得于6月份乘海轮经香港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生活没有着落。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的叶圣陶就重版了他创作的《烈火集》。这本集子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对旧社会、旧制度、旧人物以及当时的恋爱风习的微愠不满和些微讽刺，颇得文艺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予以肯定。但它却遭到国民党文化检查机关的扼杀。《烈火集》重版后，黎锦明嘱托书店给当时尚在广州的鲁迅寄赠一本，后怕收不到，他亲自又给鲁迅寄了一本。果然，两本书鲁迅都没有收到，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为什么会被没收的呢？鲁迅在《扣丝杂感》一文中幽默、尖锐地讽刺道：
“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而《烈火》却“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啊！”黎锦明当时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为鲁迅对青年作者的爱护和支持，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在那黑暗的年代里，鲁迅甘担风险，对进步青年的文学活动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和扶植，对他们一些有棱角的作品，即使估计会触犯当权者，也是该发表的发表，该推荐的推荐，从不怕连累。黎锦明到上海后，以海丰农民运动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尘影》。书店老板不同意出版。经叶圣陶送给鲁迅一阅。鲁迅看了这篇小说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写了《〈尘影〉题辞》，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予以充分肯定。
鲁迅非常珍惜作者的劳动，青年人的作品只要有一线希望发表，他总是想方设法为稿子寻找出路。1928年6月，鲁迅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约黎锦明写稿。黎锦明第一次就写了小说《命运》，这篇作品写的是一辆摩托车撞死穷苦老百姓的悲剧，表现了对哭诉无门的穷人的同情。稿子寄出不久，就得到鲁迅的回信。信里指出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建议怎样改，并且一一画上记号。鲁迅还以商量的口气说，究竟如何改，还是自己拿出决断吧！在编辑工作中，尽管十分繁忙，但是鲁迅总是尽量做到来稿随时处理，做到不积压。作品刊出后，他又写信给黎锦明，问清原稿是否要退还？告诉他稿费是多少，是寄去还是自己去取等具体问题。黎锦明还写过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千里李兰亭》。此稿先由友人代寄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鲁迅读了作品，嫌平淡一些，同时篇幅又长，无法刊登，就转寄《北新月刊》。这个刊物的主编也嫌作品长，没有刊用。最后，还是由鲁迅建议作者编入一本创作集里。
在评论作品时，鲁迅是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效果的。黎锦明曾经给鲁迅先生寄过他的一本《破垒集》，鲁迅看了后，由衷地为黎锦明的进步而高兴。他把《破垒集》里的篇章与黎锦明1926年前的《烈火集》里的作品作了一些比较后指出，黎锦明过去的作品不乏人生意义，但对人生还保持着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思想意义不够大，而“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鲁迅还赞扬其中的某些作品“瑰奇”、“警拔”、有战斗力，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作品往往“却又不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黎锦明在创作道路上，得到鲁迅先生多少鼓励和帮助啊。他每当拿着经过鲁迅过目的小说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作品浸透着先生多少宝贵心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