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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全国侨联副主席 洪丝丝
华侨对辛亥革命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
（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孙中山还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华侨是革命之母”（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固然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它的主要条件是在中国社会里面孕育成熟的，但是孙中山用这句形象化的语言来比喻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华侨里面开始，革命团体的第一批成员和最早的赞助人就是华侨，华侨在革命活动中建立了辉煌的功绩，对于促成辛亥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现在缅怀华侨这一段光辉历史，当还有现实意义。
希望祖国强盛 支持革命组织
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早已经遍布于世界五大洲。据中外一些学者估计，1902至1908年的华侨人数就达到700万至900万。他们有的因为在国内谋生非常困难，不得不到国外去找生路；有的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拐骗和强迫到国外去充当契约劳工（“猪仔”）；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国内政治灾祸，不得不到海外。总之，他们的出国很多是含着辛酸眼泪而去的。
清朝政府长期把华侨看作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经过千辛万苦才有点积蓄的华侨回到国内，又常常免不了遭受敲诈勒索，这使他们不免感到悲愤。华侨对侨居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许多国家和殖民地却遭受种种歧视和虐待。他们甚至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残酷的迫害、屠杀，许多地区排华暴行层出不穷。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认为华侨“自弃王化”，“咎由自取”，听任他们由人凌虐宰割。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在列强侵略之下，已经岌岌不能自保，根本没有保护华侨的力量。
由于这些原因，华侨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并且有个良好的政府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同时，他们在国外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华侨里面出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孙中山的老家虽然是农民家庭，但是他的哥哥孙眉（孙德彰）是檀香山畜牧家，属于华侨资产阶级。孙中山曾在檀香山哥哥的店里工作，可以说也是华侨。他长期住在国外，同华侨有广泛的接触。亲眼看到华侨悲惨的遭遇，痛感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因此激发了爱国思想，并且认为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这个主张，适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也符合广大华侨的根本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吴玉章同志在《辛亥中国》这本书里有一段扼要的论述。他说：“由于华侨资产阶级在国外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封建主义又较少联系。因此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革命性较强的一个阶层。孙中山主要地正是代表着它的政治倾向。”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在国外留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同华侨也有接触，他这一段话是很有见地的。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的团体。首先参加兴中会的20多人都是华侨，包括工人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这同华侨爱国的愿望完全符合，因此，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同情。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总部，得到了许多港澳同胞、华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热烈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会的机构。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279人里面有华侨219人，占78％；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与吴玉章《辛亥革命》）。这些数字反映了当时几点重要的事实：一、华侨是支持兴中会的重要力量；二、华侨资产阶级倾向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很大；三、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就他们所属的阶层来说，那是相当广泛的。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力量，估计当地华侨百分之七八十加入了这种团体。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参加这种组织，于1904年为它重订章程，规定一律称为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誓词当作致公堂的宗旨，鼓励致公堂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马来亚等地，尤烈等用中和堂的名义，也吸引了不少华侨参加革命活动。
1905年8月，兴中会同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初设在新加坡“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暹罗
（泰国）和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通讯处100多个。191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就组织了15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儿子一同入会，还有些华侨特地回国来发展同盟会组织。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
不怕流血牺牲 英勇参加战斗
华侨对辛亥革命另一个巨大的贡献是英勇参加多次革命起义。
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189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十六年中，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他对起义的策划，除了把会党和新军当作主要的联络对象，也把华侨当作骨干力量。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华侨也参加了。
1907年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构，在广东、广西、云南一连发动许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同年6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起义都以华侨为主要骨干。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是以华侨为主力的短枪队200多人。在1907年12月的广西镇南关（现友谊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就是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回来的估计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了敢死队回国。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有回来参加的。
这一次起义，本来计划挑选800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学日本的学生。临时由于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他们奋勇作战，但因为众寡不敌，终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殓了72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14名烈士，共86人。其中明确是华侨的有29人。
参加黄花岗之役的华侨烈士，有几点事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在30名左右的华侨烈士中，工人占10多名，其余有职员、教师、记者、商人、传教士等。华侨各阶层几乎都有参加这次起义的。但劳动人民毕竟是武装斗争的主力。
第二、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命书。例如新加坡印刷工人李炳辉在回国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不惜贡献他的年青性命和牺牲家庭幸福。
第三、他们作战都奋不顾身。例如吉隆坡华侨李晚扛举起义大旗，在队伍前头勇猛冲锋，终于牺牲。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巷战中打死了很多敌人，自己身上中了几枪，血不住地流着，还奋勇杀敌，一直到战死。
第四、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例如河内华侨罗联在作战的时候被捕，对探监的族弟说：“我决心舍生取义，希望弟弟们继承我的遗志。”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他，他始终不屈服，在刑场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
这些烈士的事迹真是可歌可泣的。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各地起义的武装斗争，组成北伐队、炸弹队、总统宪兵队等。例如当武汉军情紧急的时候，一批归国华侨工人组成敢死队，由上海赶往武汉去参加黄兴指挥的部队。云南腾冲同年10月26日的起义是由缅甸华侨张文光发动和指挥的。
创办革命报刊 抨击保皇谬论
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革命的诞生总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宣传革命的道理。在这方面，华侨对辛亥革命也有重大的贡献。
华侨虽然早就渴望祖国富强，但是他们同过去国内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摸索救国道路的初期，只有朦胧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而且最初华侨和国内老百姓一样，大都受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总希望有个“好皇帝”，所以听到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很多人“掩耳惊走”，认为“大逆不道”，甚至把他看作“洪水猛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更非重视宣传工作不可，而出资创办报刊来宣传革命道理的绝大部分就是华侨。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也在华侨中进行活动，于1899年在加拿大首创保皇会，主张拥戴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改良主义对当时华侨一部分上层人士很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向华侨募捐了不少钱。新加坡著名的豪富诗人邱菽园“散尽黄金剩鬓丝”，他的很大一部分资财就是捐给保皇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和反对革命，成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大障碍。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在各地华侨的赞助之下，也纷纷创办报刊，一时海外的革命报刊真象是
“雨后春笋”。
参加同盟会的华侨还纷纷办起“阅书报社”，如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槟榔屿的槟城阅书报社、马来亚霹雳的益智书报社、缅甸的觉民阅书报社、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仅荷属东印度的阅书报社就有40多个，缅甸也有10多个。这些阅书报社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真理愈辩愈明。正确的革命理论往往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谬论争辩中更加明确和进一步发展的。民主革命派经过同保皇党在报刊上激烈交锋，终于占了压倒的优势。本来支持保皇党的人很多转而同情同盟会，连梁启超后来也“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一场理论上的激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它的主要战场虽然不在国内，而在华侨众多的海外，但对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参加革命的华侨还注意向国内同胞宣传。例如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翻印了2万多册，改名为《图存篇》，不但向华侨散发，还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的官绅以及北京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婆罗洲华侨黄乃裳就曾携带《革命军》5，000册回国散发。美洲《中西日报》也印发《革命军》11，000册。新加坡华侨黄世仲为了鼓吹革命，写了一部《洪秀全演义》在国内外发行，有人还把它编成戏剧。
1911年8月5日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当地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乘机向舰上官兵宣传，鼓动他们参加革命，感动了不少人。“海圻”号返航抵达上海，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来。
自觉捐助经费 开展革命活动
华侨在经济上支持祖国革命的功绩更加突出。历次起义的枪枝、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等等，绝大部分是华侨供应的。孙中山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也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时候，在经济上就是完全靠华侨支持的。当时在檀香山，孙眉自愿捐出一部分财产充当革命的活动费。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费。
孙中山从1895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一系列起义，每次军费都得到华侨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至1908两年的几次起义就共得到华侨捐助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的军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7，000余元，其中美洲华侨捐了77，000元，南洋华侨捐了80，000余元。
武昌起义一开始，华侨为革命捐款更加踊跃。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地在光复中都得到华侨捐款支援。据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5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就共达1，758，000多元。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华侨捐款援助。据陈宗山在《南洋华侨革命史略》中说：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
关于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民主革命的贡献，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第一、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了一些债券，但持有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例如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了巨款，以致个人的经济非常困难，因此孙中山给他10万元的国债券，他却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决不希望任何酬报。
第二、有许多华侨为了革命救国，不惜倾家荡产。除了邓荫南、李卓锋等事例以外，还有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为了革命用尽全部家产，以致子女不得不去当雇工。华侨肖竹琦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也把他的田产全部出售。槟榔屿的吴世荣等，也因为支持革命以致个人的经济事业遭受重大的困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三、劳动阶层的华侨很多也慷慨解囊，支持革命。其中有许多事迹也很令人感动。例如在越南堤岸卖豆芽菜的黄景南，每天把赚到的钱投入扑满，作为革命捐款的储蓄，最后把一生的积蓄几千元全部捐献。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是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也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缅甸华侨工人黄群义也把平生的全部储蓄捐献出来。美国华侨餐馆和洗衣店工人以及新加坡的码头工人等等，也都对革命事业踊跃捐献。
第四、华侨中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也有捐献支持革命的。例如苏门答腊棉兰的大资本家张榕轩、张耀轩兄弟，虽然被荷兰殖民政府委任为甲必丹和玛腰，张榕轩还花了10万两的银子捐得清朝一个官衔，可以说同殖民政府和清朝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武昌起义以后，张耀轩也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原来张耀轩有一次要乘德国轮船去新加坡，可是德国轮船竟规定不许华人坐上等舱，给他一个不小的刺激。于是他们兄弟和张弼士三人发愤经营起一个轮船公司，规定不卖票给德国人。张氏兄弟于1903—1906年投资建筑潮汕铁路，可是清朝政府为了要出卖路权给列强，竟利用“铁路国有”的名义，要用六成的股款强制收购铁路的股份。就是因为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歧视，内受清朝政府的敲诈，所以也希望祖国兴盛起来，并且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也倾向革命。
第五、捐款支持祖国革命的华侨分布于东南亚和南北美洲、澳洲、非洲、欧洲等地。港澳和台湾同胞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例如港商李柏（李纪堂）捐助革命军费，前后达100万元左右，也几乎牺牲全部家产。
结束专制制度 热血没有白流
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主义，更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因而也就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可以说，这次革命是很不彻底的。
有人甚至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只革掉人民头上一条辫子。这样的话，用来激励人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用历史观点来看，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绝不能抹煞。它推翻了清朝专制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给封建主义一次巨大的冲击，人民的思想因此获得一次大解放，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活跃气氛，曾满腔热情地赞赏。他1913年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绝不应该低估，辛亥革命烈士的热血并不白流，华侨对这一次革命所贡献的人力、财力、物力也绝不是空掷的。
现在，中国不但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先烈的理想。但是，把中国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任务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兴中会的宗旨“振兴中华”这句话，现在有了新的重大意义。广大华侨一定要进一步发扬光荣的爱国传统，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担负起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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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同盟会
同盟会，全称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亲手缔造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当时，东京是中国留日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留日学生中，很多人是国内反清革命小团体的成员及其骨干。这些小团体主要有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
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11月24日由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会员达130余人，其中多半是华侨资本家。次年2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它的主要活动，是筹划广州起义（1895年10月）及惠州起义（1900年10月）。
华兴会于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黄兴为会长。会员多是知识分子，陆续入会者达500人。华兴会曾约定于1904年夏历十月十日在长沙起义。旋因走漏消息，起义流产。黄兴和华兴会的主要成员陈天华、宋教仁等先后亡命日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光复会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会长蔡元培。光复会的成员著书立说，创办报刊、书局，从事革命宣传，在所有革命小团体中首屈一指。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就是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与此同时，蔡元培还派徐锡麟、陶成章等联络浙江会党，1905年徐、陶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联络会党的机关，大通学堂的活动，为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这些革命小团体都带有一定的地区性，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有的革命团体甚至被迫解散。有的革命党人诚然满腔热血却徒遭牺牲。于是，有远见的革命党人产生联合的愿望。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由法国来到东京。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会面。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革命，得到黄兴的赞同。随后，兴中会会员程家柽又邀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人，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军国民教育会等团体的成员及全国各省革命志士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青阳、宋教仁、田桐、马君武、邓家彦、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李仲揆（四光）70余人，聚集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孙中山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从事反清革命，受到入会者的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会议决定新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宅邸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00多人，包括14个省籍的人士。黄兴首先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讨论通过。章程中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誓词为同盟会宗旨，并规定东京为同盟会的本部所在地。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首先，它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工作，通过《民报》鼓吹革命思想，彻底揭露了保皇派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反对革命的实质，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各地同盟会员分途联络会党、新军，筹措经费，购置军火，发动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6月）及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两广和云南边境的六次起义（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以及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直至辛亥武昌首义爆发，武装推翻了清王朝。
查建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