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持创造性和纪律性的统一
本报评论员
朝气蓬勃而又纪律严明，既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又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是我们党的强大战斗力的源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繁重，困难很多，特别需要发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
首先，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应该统一在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要求每个党员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是要求他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扬主动精神、实干精神和创新精神。要求每个党员不断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是要求他们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一个共产党员，能够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实现党的主张，那就应当肯定这个同志既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表现了很高的组织性纪律性。近几年来，党内很多同志工作比较出色，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党的方针、政策，思想比较解放，能够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自觉清理“左”的或其他的错误思想影响，敢于和善于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他们总是从学习和实践党的方针、政策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如果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只满足于照抄照转，或者稍不遂意就消极怠工，或者自行其是盲目蛮干，那就不可能把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遵守组织纪律统一起来。
其次，要把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统一在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党内生活经验证明：一个党员、一个党委会的成员，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下级和上级、个人和组织、少数和多数等相互关系处理得好，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两方面结合得好，积极性创造性和遵守组织纪律也就统一得好。发扬民主，就是为了让党员在党内能够充分发表意见，行使党章赋予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行集中，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决反对公开宣传和实行同党中央不同的主张，以及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行为。这样做，当然不是束缚、压抑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而是把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组织在同党相一致的方向上，充分发挥其作用。前一段，有些同志不大注意集中统一领导，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错误的。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强调严格组织纪律。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消极怠工来对待工作，该说的不说，应干的不干，这同样是错误的。鉴于历史的经验，我们既讲做出决议后的行动一致，也讲形成决议前的讨论自由；既讲少数服从多数，也讲保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既讲下级服从上级，也讲上级倾听下级的意见，接受下级的监督；既讲集体领导，也讲个人分工负责。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能在行动上做到既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又遵守党的组织纪律。
第三，积极性创造性和组织性纪律性要统一在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个目标上。这是我们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解放，英勇战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今天，在四化建设中，党内涌现出大批优秀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工作精益求精。在他们身上，积极性创造性和组织性纪律性统一得很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的地位。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革命意志衰退，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党和人民，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点牺牲精神，那么，他决不可能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会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自觉性。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才能坚持积极性创造性和组织性纪律性的统一，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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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关系网”挑战的共产党员
——记上海南站货运车间党支部带领党员抵制“关系户”不正之风的事迹
上海铁路分局上海南站货运车间，是负责承办上海市300多个单位物资运输任务的单位。“文革”以来，一些物资单位为运输方便，常常拉关系、送礼物，或半送半卖供应紧缺商品，这里成了编织“关系网”的场所。人们称这个车间是“油水足”的岗位，“窍门多”的部门。车间有人利用工作之便，伸手捞便宜货，甚至利用职权要挟货主。这种不正之风腐蚀党员和职工的心灵，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败坏人民铁路的声誉。
1977年底，新任党支部书记张志石，车间主任、支部委员刘克情，面对不正之风的侵袭，决心狠抓党风，带领车间共产党员，向“关系网”挑战。
党支部成员首先规定了“约法四章”：请客不去，送礼不收，捎、买、带不搞，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做。并向党内外群众公布，要求大家监督。过去，有些单位在运输任务完成后，总要请客会餐。刘克情担任车间主任后，一概不去。一次，老刘去福建出差，物资单位就安排他住高级宾馆，提供交通工具游览名胜古迹，送土特产。老刘婉言谢绝了。支部其他成员也都以身作则，严守
“约法”，不开后门。
党支部又通过上党课，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意义，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党支部还组织党员开展“共产党员如何带头用好职权、不搞特权”、“假如我是一个货主”等专题讨论。车间广大党员经过学习，自觉执行约法四章，抵制不正之风。
物资单位托运货物，第一道关口要在车间计划组办理计划受理。计划组长成了“关键人物”，有些单位就来“孝敬”他。共产党员朱才贯担任计划组长不久，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外省一个木材公司要托运300吨胶合板，到处找关系，想尽早运出。货主找到小朱，悄悄对他说：“我们给你们50块胶合板，作最便宜价钱处理。你和小俞每人10块，其余给计划组和车间里的同志”。小朱说：“胶合板我们一定按计划运出，东西不能要，我们车间订了约法四章，我是计划组长，应带头执行。”托运同志见小朱态度坚决，就不再坚持。不久，这批胶合板及时地运到了目的地。
党员老樊，过去每逢桔子上市，总要向浙江桔运单位搞几筐桔子，亲友、邻居及爱人单位都可买一些。去年他爱人身体不好，要他通过关系买些桔子。老樊想到支部的决议，就对老伴说：“过去，你出‘题目’，我做‘文章’，今后不能再搞了。”后来，老樊从集市上买了桔子。
抵制“关系网”，有阻力，有斗争，特别是对顶头上司的阻力，需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前任计划组长、共产党员俞纯秀（现为车间副主任）给大家树立了榜样。
197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车间有个职工找计划组的史秀明，说有一车沙发要尽快运到乌鲁木齐，要求计划组批准。史秀明觉得这条线运输紧张，这批沙发又是没有计划的。答应吧，要挤掉计划内的任务；不答应吧，熟人面情难却。小史拿不定主意，就把情况告诉了俞纯秀，老俞明确表示不能批。不一会，站里一个分管货运车间的副站长打电话给老俞，要她把计划批下去。老俞说明了不能批的理由。副站长很恼火，提高嗓门说：“我叫你批你就批！”老俞仍心平气和地说：“根据规定，我不能批。”副站长大声训斥：“我一个副站长，连批个计划权都没有？你们计划组权太大了。”老俞说：“领导要我们按运输政策和物资排队的原则办事。你说，这样做对吗？”副站长理屈词穷，只好蛮横地说：“你不要来这一套”。电话挂断了，可副站长想出了一个对付老俞的妙计：分散批计划的权力。他提出搞三个受理章，站长室、货运主任、计划组各一颗，三者都有权批。老俞坚持不同意，说：“大家都可批计划，工作就乱套了。站领导认为计划组有缺点，可以批评帮助；如果认为做得对，领导就要支持。”俞纯秀的行动，得到了小组和车间领导的支持。有人担心地对她说：“给你穿小鞋，可吃不消啊！”但老俞觉得搞好党风，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责任，因此，毫不畏惧。
这个车间党支部还非常注意教育广大职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年桔运季节，浙江桔运站要求安排200节车厢，并一再讲：“你们要多少尽管讲，每斤只收2角。”货运车间的同志在车辆不足情况下，千方百计将桔子及时运出，但桔子一只都没有要。
几年来，货运车间支部在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他们决心进一步向“关系网”挑战，为党的形象增添光彩。
季鸿福 秦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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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抗洪斗争中作出贡献
成都部队九百多名师团领导干部受到表扬
本报9月16日成都专电 记者张春亭、张维辛、聂念新、肖健卿报道：成都部队参加抗洪救灾的900多名师团领导干部，在今天召开的成都部队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表扬。
当洪水涌来，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驻灾区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冒着倾盆大雨，连夜趟水步行或乘舟坐筏赶到地（市）县委了解灾情，请求任务。7月14日晚11时，暴涨的嘉陵江水涌进了南充市。某师副政委吴福顺、杨庆升根据地形、水势判断：地委机关一定被大水包围了。为了保证地委对抗洪救灾实施组织指挥，他们立即乘坐冲锋舟，在黑夜中摸索前进，艰难地来到了地委机关，在两栋楼房里找到了3位地委书记。第一书记刘纯夫喜出望外，要求马上送他们到专署。在专署，他们及时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全面部署了抗洪救灾。会后，吴福顺、杨庆升迅速赶回部队，组织指战员奋勇投入了抗洪抢险。
许多领导干部在抗洪抢险中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们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最前头。7月14日晚，涪江水陡涨，潼南县赛龙公社100多名群众被围困在一个江心岛上，情况十分危急。某师副师长周文碧闻讯，立即带领一个连队乘车载舟赶去营救。车行20多公里，道路被水淹没。周文碧打开地图，亮着手电，判明方位，指挥部队迅速驾舟。他高喊一声：
“上！”第一个跃上冲锋舟，在茫茫黑夜中，绕过漂浮的木材、树枝，钻过下垂的电线，劈波斩浪地行驶10公里，登上了江心岛。这时，洪水已涨到了群众脚下。周文碧又和干部战士一起，扶老携幼，连续往返7次，直到次日凌晨7点多钟，才把108名群众安全转移。驻重庆部队某团团长刘怀生带领部队在菜园坝抢运粮食，他在第一线一面指挥，一面参加抢运，150斤一包的大米，他一气就搬运了27袋。
不少领导干部在抗洪救灾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哪里灾情最重，他们就到哪里去指挥战斗。永川军分区司令员杜天胜从7月初到8月中旬，先后转战在荣昌、合川、永川三个重灾县。合川县洪水消退后，街道上淤泥积有1米多深，必须尽快清除。杜天胜来往在深及大腿根部的淤泥里，脚被划破了，仍然忍着疼痛，动员群众，指挥部队，调动车辆，昼夜突击。部队分三班作业，他却每天坚持干到深夜三四点。一天深夜4点多钟，他由于劳累过度，昏倒在大街上，居民赶快把他抬到竹床板上休息。天亮后，他吃了点饭，就又投入了战斗。在旧社会，合川县也曾遭受过一次大水灾，县太爷只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涮了涮脚，便龟缩进去不出来了。许多老年人回忆往事，感慨地说：“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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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四化奋斗的共产党员
克勤克俭的管料员
——记西安市市内电话局工程处共产党员刘怀生
西安市市内电话局工程处材料员、共产党员刘怀生，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从1965年以来，他为国家节约资金二万八千多元。
刘怀生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包扎电缆接头用的白布，过去领多少就发多少。为了做到物尽其用，他深入到现场调查，弄清了每个接头的用量，实行限额发料，避免了浪费。扎电缆成端用的蜡光线，过去一领就是一、二两，使用时因不好保存，好似一团乱麻，抽起来费事，用不上一半就报废了。刘怀生看着残线团非常心疼，他用废竹篾做了一个放线架，每30米缠成一支，按支发放，不仅减少了浪费，用起来也方便。对于临时性的紧急工程所需要的材料，他也总是想尽办法去解决。
刘怀生所管的仓库，既有生产上的材料，也有日常生活上用的钉子、纸张和皮线等物资。对于这些物资的发放，他一直坚持原则，按照制度办，不徇私情。1977年，有一个同志要领酒精、漆片和皮线，他了解到这个人是给自己做家具用，当场拒绝了。并讲了公私要分明的道理，使这个同志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多年来，刘怀生坚持拣废铜线和废铁线、锡渣，坚持拆卸旧电线杆上的穿钉和护杆板杆上的设备，能用的发放使用，损坏的加工修理，实在不能再使用的全部上交。据统计：从1977年到1979年，经他收拾整理上交的废铜线、废铅皮共七万三千六百多斤；经他修复的废旧穿钉有一千九百多个；整理电缆挂钩二万四千九百多个；用拆旧铜线改制的避雷线280斤。从1965年到1979年，他修旧利废、加工改制的材料共有二十多种，其中常用的有16种，按新材料价格的40％折合，可为国家节约资金二万八千三百多元。现在工程上常用的卡钉、竹签等物品，完全依靠他用废料加工来解决，已有二十几年没有进新货了。他还经常用废料进行革新创造，先后制成台虎钳、制钉机、推料车、装卸车、放线车等各种土设备27个，有些还支援了兄弟单位。
郭廷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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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乡变化大 家人盼至亲
——记台湾军政人员何应钦、黄杰、严家淦家乡二三事
国民党军政界元老何应钦的故乡在贵州省兴义县。何应钦1945年回过故乡。他在县参议会举办的一次宴会上，提出了建设家乡的三点希望：发展交通，振兴实业，振兴教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何应钦的这片“美意”根本无法实现；今天，都已成为现实。
过去的兴义县交通闭塞，仅有一条公路和一辆烧木炭的汽车，运输货物全靠人挑马驮。到省城贵阳一趟，往返需要20来天。今日兴义县的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通车里程870多公里，就连远离县城的泥凼镇——何应钦的祖居地，交通也是畅通无阻。何先生如有机会返回故里省亲访友，那是非常便当的。
30多年前，兴义县只有一家利用一台汽车引擎发电的小电厂；如今，不仅有了一定规模的电厂，并在山区农村建立了170多座小电站。过去，兴义县只有几家织土布的作坊和修铁器、烧陶瓷的手工工场；而今，兴义县办起水泥、采煤、酿酒、造纸、纺织、化工、粮油加工等30多家工矿企业，各区还因地制宜地办了许多小工厂。何应钦祖居地泥凼镇就有8家农具加工厂、8家制糖厂。全县自流灌溉面积由30多年前的4万亩，增加到12万多亩。粮食产量增长两倍多。米面加工、短途运输都已实现了机械化。
30多年前兴义县中小学生总计不过五千。现在，兴义县有七所中专，14所完全中学，40所初级中学，433所小学，学生总数为115，000多人。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考上大专院校。
湖南长沙县榔梨镇，是现任国民党中常委黄杰的家乡。古镇街口的陶公庙，当年是县立小学。1912年黄杰曾在这里读过书。那时只有3名教师，80多个学生。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教师34人，学生近1，000人，校舍、教学设备都很齐全。学校里有个约一米高的书柜，柜门上写有“母校惠存”四个大字。这是黄杰1943年赠送给母校的礼物。几十年来，学校一直把它完好地保存下来。
靠近榔梨镇的木杉，是黄杰的出生地。解放前，这里既无成片的杉，也无成材的树。如今，山川秀丽，万木争荣，9，000多亩连片的杉树滴翠成荫，附近的水库倒映蓝天，景色优美。住在当地的黄杰的侄儿黄光明，是位能干的生产队长。他说，这几年家乡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亩产都在1，500斤以上，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台湾国民党政府前“总统”严家淦的家乡江苏吴县的乡亲，更是期望尽快结束分裂的局面，让海峡两岸的亲人早日团聚。年逾八十的严家书是严家淦的堂兄。他告诉来访的客人：“我同家淦从小同窗共读十几年，一道来一道去，从不分离。我们成年分别后，仍然保持联系，经常书来信往。由于人为造成的藩篱阻隔，我们有三十几年信息不通。我盼了一春又一春，至今未能与弟弟见一面。”严家淦的堂妹严文玉老婆婆说：“家淦哥十分敬孝长辈。过去，每逢清明节，他总是从外地回来，相约一起前往祖坟扫墓。30多年来，每逢春落江南，我们严家人不能同去扫墓祭祖，感到遗憾。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同家淦兄一道去扫墓，让老祖宗在地下安息。更希望家淦兄回来看看乡亲们安居乐业的新景象。” 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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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众“拒看”歪曲大陆情况的影片
台报报道，台湾拍摄的一些经过有意歪曲，并用以攻击祖国大陆人民的影片越来越没有市场，今年甚至在暑假的“黄金档期”也是“上一部垮一部”，“部部惨遭‘滑铁卢’”。最典型的是永升影业公司老板江日升“卖房售地”、“尽心尽力”拍摄的两部“别人不敢拍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及《上海社会档案》”。尽管有关机关“破例”为《假》片“举行了多次演映和奖励”，把《假》片列为今年“金马奖入围影片”，还决定选送它参加9、10月间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影展，而且报刊上也“佳评如潮”，但该片在台北只上映8天，观众“不超过8万人次”，就不得不
“悄悄的下片”。江日升不只“血本无归”，竟“惨到连广告费都收不回来”，
“呕得”他语无伦次地责怪群众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看这部电影！只因为它是国片？还是因为它是‘爱国片’、‘反共片’？我真的搞不懂。”台湾上届金马奖最佳导演王菊金执导的《上海社会档案》，名导演李行
“倾心拍摄”的《龙的传人》（增加了反共内容）等的上映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场“惨败”。
台报还就此撰文议论说：台湾的“知识分子嚷着没有好电影可看，有真正可看的电影却又拒看，这种怪异的情形使人百思莫解”，埋怨观众“不正常”。尤其“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学生观众，宁愿顶着太阳排队看”外国的“爱国片”，“就是不看”台湾“自己的爱国片”。台报称，“年轻一代所表现的冷漠，已到非常可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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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宁祥等被选为“杰出立法委员”
台湾采访立法院新闻的各主要通讯社及报纸记者，最近以“出席会议勤快”，“肯说话而敢说话”为标准，票选出“十大杰出立法委员”。其中除陆京士、吴延环两人为“资深委员”外，其余均为去年当选的增额立委。其中康宁祥、张德铭、苏秋镇和郑余镇为无党籍立委，国民党员立委2人：“已经被（国民党）视为相当头痛的”黄志达和“中央政策会对他很不谅解的”吴梓。
姚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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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省地图册》出版
本报讯 由地图出版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编制的《台湾省地图册》，即将出版发行。
《台湾省地图册》以确凿有据的史实资料和相应的图幅，详尽地记载了大陆人民和台湾省人民悠久的血缘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同胞频繁往来的手足情谊，有力地证实了台湾同胞是炎黄子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台湾省地图册》是综合性的地图册，由总图、分县市图、文字说明和照片4部分组成。印刷精美、装帧新颖、图文并茂、携带方便，既是一本通俗读物，又可以作为旅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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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山胞被贩做苦工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最近一些由非洲逃回的台东籍少数民族同胞揭露，台湾的“大菱公司”是一个“贩卖人头”的公司。他们以介绍工作和观光旅游为名，将山胞骗到沙特阿拉伯等地，卖给当地的一些外籍公司做苦工。山胞到非洲后，没有任何自由，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八度的恶劣环境下，被迫从事不堪忍受的笨重劳动。有些山胞还经常遭到工头的辱骂殴打。现在仍有不少山胞被困在当地遭受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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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污染严重危害民众
台湾不少工厂主只顾自己赚钱，不管工厂废污对河水的污染，给台湾广大民众带来极大危害。据不完全统计，在台湾全省的三百四十五个乡镇中，遭受污染的河流已有一百四十多条，十六条主要河川已有九条严重污染。台湾一、二期水稻遭受工业污水污染的高达七万公顷，相当于水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一。去年，发生于彰化、台中地区的多氯联苯污染事件，至今仍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名受害者没有治愈，并不时传出受害者死亡的消息。有些中毒的孕妇，生下的胎儿全身污黑。
丁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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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稻受害三万多公顷
台湾《中国时报》消息：“台湾省粮食局统计，今年二期稻作因艾妮丝台风影响，受害面积达37，48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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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救护车可闯红灯
《中央日报》8月14日报道：第一辆“犬猫救护车”已经启用。车里的设备包括氧气筒、担架和各种急救药品，只要饲主打来电话，兽医师立刻驾车风驰电掣而至。车顶装有红光闪闪的亮灯，遇上急诊便发出“呜！呜！”的声音，跟救人的救护车一样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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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丢垃圾者将受重罚
台北市为改善市容，从8月10日起，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对乱丢垃圾者予以重罚，最高可处罚台币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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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枪名将无合适工作
台湾男子标枪名将陈鸿雁，标枪成绩一再提高，但烦恼也日益加深。原来，他6月间从辅仁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