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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
戴逸 李文海
辛亥革命时期，蕴藏在中华民族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激励人心、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
继承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
二十世纪初，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入中国，清政府的统治更加腐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殚心竭虑，在黑暗中探索，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所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有志竟成》）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召唤了亿万群众，奔向战场，投入斗争，并英勇献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满怀深情地赞美祖国，“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数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笈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抃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可是，这样可爱的祖国却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乱不息，山河破碎，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亡国灭种之祸就在眼前。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我们的祖国既雄伟，又孱弱；既富饶，又贫困；既美丽，又残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人更加体会到国家沦亡的可悲、可耻和可愤，更加感到为救国救民而英勇战斗、断头舍身的可敬、可佩和可颂。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品《革命军》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警世钟》如泣如诉地缕述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不幸，《猛回头》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这一切都强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激发起爱国的热忱，鼓舞起革命的意志。二十世纪初，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推动了群众的进一步觉醒，使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深入人心，为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所拥护。
辛亥革命时期先后组织起来的各种革命团体，尽管在政治主张和纲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有的甚至是原则的差异，但爱国主义却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团体的宣言、章程、誓词，甚至组织名称上，都有十分鲜明的反映。最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宗旨就是要“振兴中华”，要“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的革命组织，在斗争目标、政治纲领、组织纪律、策略思想等许多方面，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明确的内容。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这一基本思想，却一直贯穿下来。有的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二十世纪之支那〉宣言》）
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着革命志士采取行动，不顾牺牲，去完成种种业绩。陈天华跳海而死，在《绝命词》中谆谆以“丕兴国家”嘱告同志，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人们，“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吴樾在行刺出洋五大臣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要求她不断提高“爱国之精神”；林觉民、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给父母妻子的绝笔书中，也豪迈而深情地告诉亲人，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较之以往具有崭新的内容和特点，这就是：它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相结合，成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
我们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征途上产生过许多民族英雄，他们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他们的时代里，爱国和忠君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把两者加以区别。他们往往是在为某个皇帝、某姓王朝效忠，并为之作殊死斗争的狭隘基地上完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事业。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和清朝的许多士兵、将领，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英勇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帝国主义浴血战斗的时候，还自认为是爱新觉罗王朝的忠臣，是在为维护大清的江山效力。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经从实践中取得了教训，爱国与忠君绝对不能相容。要真正爱国，要避免亡国灭种之祸，使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首先必须起来打倒清朝政府。正如孙中山所说：“知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澈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维新，对腐败的清政府作修补和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很短的时间内，爱国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冲决了忠君的网罗。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爱国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统一起来，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第一、腐朽的清朝政府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尽管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清朝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于是人们看清了：清政府这架残破的机器已无法修补，不可挽救，它的继续存在，是国家、民族的最大灾难。“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吴樾：《意见书》），要打通走向富强的道路，只有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它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不惜拱手出让国家之利权，“以土地为贽仪，以财产为赆金，苟有可以博外人之欢心者，虽牺牲无量数之人民，抛掷无量数之权利，封割无量数之土地，挥霍无量数之财产亦毫不介意。……试复案其政略，何一不为外族作伥，制吾人死命！”（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要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就不能不和这个卖国的政权决裂。
革命派强调，必须把国家、民族和君主、王朝区别开来，“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沈翔云：《复张之洞书》）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一姓王朝的倾覆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灭亡。革命派一面歌颂宋明遗民坚贞的民族气节，以之鼓舞当前的斗争，一面又指出其对一姓王朝的愚忠是不可取的，“宋、明之遗民，讴咏不离于赵、朱，以其帝系代表吾国也。在今日，方且笑其不知国家与皇室之区别”。（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至于立宪派，既高唱爱国保种的高调，却又极力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顽固地反对革命，其所作所为，“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
爱国主义与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和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当时的革命派对于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就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外国。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长时期地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自己的灿烂文明著称。但是，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内，停滞落后了，因而遭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史，他们认为：当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世界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自强不息，不断进步，才能求得生存；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祸，就不可避免。这种理论没有科学地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但对处在灭亡危险下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付有效的清醒剂。革命派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果人民觉醒，国家进步，那末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也将无可奈何于我。所以，挽救国家危亡，首先应该使全国人民振奋起来，改造社会，实现自强，“积人成国，国人一体，强弱存亡，责任在己。”（《云南杂志发刊词》）
革命派认为：自强的关键是要学习外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一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教育等等制度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说：“仿效外国革命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民权主义》）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设工厂，开矿藏，筑铁路，行轮船，提高生产力，“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民族主义》）
封建顽固派不加分析地排斥和鄙视一切外来事物，死抱住所谓的“国粹”，“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革命派反复说：“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警世钟》），“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他住吗？”（《猛回头》）他们认为：当前，不应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
同时，革命派也批判了一味崇外、恐外、媚外的奴隶主义，指出：有些人对洋人“奉之如帝天，事之如父祖”，“怕洋人怕到了极步”，“见了洋人，就称洋大人、洋老爷，预先存一个顺民的意思。……这也无非因打下几个败阵，遂把洋人看得极重。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猛回头》）排外主义和奴隶主义都和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都应该在思想上加以摒弃，摒弃之道，就在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深信：清朝必将被推翻，革命必定会胜利。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必将出现大的飞跃，“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能看到这个理想的实现，但是，他们所从事的英勇斗争，他们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实现这个理想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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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中法战争
丁凤麟
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侵占越南之后，进一步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
1883年12月，在法国殖民主义头目茹费理的策动下，法军4，000人分两路向进驻中越边境的清军进攻，正式挑起中法战争。当他们以优势炮火获得一些胜利后，便乘势向惊恐万状的清政府进行诱降，终于在1884年5月，同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所谓“保护权”；中国撤回驻越军队；中国开放与越南北部毗连的边界，听凭法商运销货物。
明明中国如何撤兵的问题尚未具体磋商，然而事隔一月，法军竟在谅山附近向清军袭击。由于中国爱国官兵的正义还击，法国侵略者反诬中国破坏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并随即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对中国进行武力讹诈。
8月间，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基隆，被我军击退后，就转向福州，挺进闽江口，进泊马尾军港，将我福建海军团团围住。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下，清政府仍在央求列强“调停”，不敢应战。8月23日下午，法国舰队悍然向福建海军发起袭击，中国船舰仓猝应战，伤亡惨重，但广大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奋起还击。连上海英商办的《字林西报》也不得不惊异赞叹：“这次中法的海战，约经五小时三刻钟。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学生五人中，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动人。他临大敌而毫无畏惧，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上，还能镇定如常，鼓其余勇，由水中救起多人……”。
这次海战虽然中国严重失利，但对整个战局来说，并无决定性影响。嗣后，法国舰队再次进犯台湾，遭到爱国军民迎头痛击；次年春天，法舰侵扰浙江镇海，被我国守军击溃，舰队司令孤拔身受重伤，不久病死澎湖。
值得称道的是，1885年春，我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等人的指挥下，取得了陆路抗法战争的辉煌胜利。冯子材是晚清杰出的爱国将领，当他得悉法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祖国的边境，便“每日摩挲腰下刀”，渴望奔赴沙场，为国效死。1885年初，当法国侵略者一举攻占谅山，并公然侵犯我国镇南关（今友谊关）时，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接到“速赴关外”的命令，立即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率部众奔赴镇南关，担当起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
1885年3月23日晨，盘踞谅山的法军兵分3路，扑向镇南关。敌军凭借炮火优势，攻克了我军5个堡垒中的3个。在此危急时刻，冯子材沉痛大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人？何以生为？”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我方将士个个奋不顾身，终于制止了敌军的攻击。次日黎明，法军又“分路猛扑我军，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不惜一切代价，妄图攻占我军前沿阵地——长墙。在法军先头部队已经跃上长墙的关键时刻，冯子材手执长矛，率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大刀队千人，跃出墙外，杀人敌阵，“肉搏冲突，纵横决荡”，终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历史性胜利。
接着，冯子材又同诸将商定“以正兵明攻驱骡，出奇兵暗袭谅山”的战略计划，在中越两国军民的共同配合下，于3月28日乘胜向盘踞谅山的法军发起进攻，法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不得不夺路逃向北宁。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军遭致“灾难性的失败”，加剧了法国的国内矛盾，加速了茹费理内阁的垮台。
然而，谅山大捷的喜讯报到北京后，却被李鸿章利用为媚外求和的资本。他立即向朝廷建议：“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好，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于是，清政府于1885年4月7日正式下诏宣布停战，并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抗击法军取得的胜利，换来的却是腐败朝廷向敌人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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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讨论
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讨论，是从1980年开始的。上海《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2期则鸣在《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一文中，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认为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宣扬这种观点，会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接着，《社会科学》第5期又发表与则鸣商榷的文章，对认识的源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此后，上海《文汇报》也连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1980年第9期《哲学研究》刊载刘奔的文章《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对则鸣的一些观点提出反驳，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讨论，已在全国理论界引起重视，一些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进行争鸣。现将讨论中的几种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这种观点认为，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实践。《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袁贵仁、李进的文章认为，实践作为人类有目的的物质活动，是完整的动作系统，是有目的的人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在客观对象上引起一个预先企图的变化，从而达到与“要求”相适应的客观实在这样一个活动过程。显然，辩证唯物主义讲的实践，是已经包含着实践的目的、手段、对象、结果和实践活动本身的。因而，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认识产生的源泉——主客观交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二是认识内容的来源——作为实践对象的客观实在。但无论实践活动，还是实践对象，都是实践的基本因素，所以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其次，从认识过程来看，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刘奔的文章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认识关系的建立是认识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主体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首先并不是认识关系，而是实践关系。实践关系是认识关系的基础。要实现认识，就必须有认识的客体，而认识的客体只能由实践来提供。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能直接成为认识的来源，只有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把它作为实践的对象纳入实践过程时，才在直接现实性上成为认识的客体。不仅如此，刘文还认为，认识发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过程中，最后物化于实践的结果之中。在认识的起点上，实践表现为认识的来源；在认识的过程中，实践表现为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认识的归宿上，实践又表现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但他们的许多论述中都十分明确地包含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思想。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以科学为例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1980年7月25日《文汇报》张华金、马积华的文章认为，革命导师这里说的科学——这个人类的正确认识，就是人类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等实践的结晶，社会实践（主要是生产实践）就是科学发生、发展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同志也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些论述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践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首先，如则鸣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二条也好，还是列宁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也好，以及毛泽东关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好，都没有提供“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根据。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实践观，都是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来对待的，根本没有把实践同认识的“唯一源泉”混为一谈。
其次，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实际上是把物质从认识论领域里排除出去了。1980年6月13日《文汇报》刊载的王之璋的文章认为，物质第一性是认识论的根本前提，本体论和认识论虽有区别，但又不可分割。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也是认识的本原。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时就说：“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认为物质第一性不属于认识论研究的范围，这实际上是把物质从认识论领域里排除出去了。
第三，从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看，实践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则鸣的文章认为，认识所依赖的首先是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二，认识依赖实践检验其是否符合客观，三，认识依赖实践作为接近、到达客观实在的“途径”、“交错点”。在上述三种意义之外，把实践说成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用实践来混淆代替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从而割断认识对客观实在有绝对意义的依赖关系。则鸣认为，认识与实践都必须“面向着客观世界”，这才是认识与实践实行密切结合和辩证统一的真实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说认识指导实践、实践检验认识和推进认识的发展。把实践的客观性夸大为客观世界的整体，把实践的物质性夸大为物质一般，都是不对的。
在不同意“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中，对什么是认识的源泉问题，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物质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因为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正是认识内容的唯一源泉，而实践的作用就是开掘认识的源泉，推动认识发展，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并实现正确的认识。
另一种看法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物质是认识的最终源泉。王之璋的文章认为，所谓最终，有两层含义：其一，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认识直接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其二，认识的根源或认识的本质不是实践而是物质，物质是认识的动力的动力。有人肯定这种提法既可区别物质和实践对认识的不同作用，又可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不清。
第三种看法认为，实践揭示的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源泉。1980年第5期《社会科学》刊载的张凌云的文章认为，实践作为主体的有目的的物质活动，并不是认识的来源，而是认识的手段和途径。但是单独的客观世界，又不能成为认识的来源，只有作为实践的对象的客观世界，才能成为认识的源泉。有人认为，这样既表明认识的内容来自物质，又表明认识的对象不是一般物质而是被实践改造着的物质，同时也表明了实践的源泉作用。
（崔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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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资料工作通讯》正式出版
《资料工作通讯》经过一年试刊后，已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资料工作的刊物。该刊不同于一般图书馆学、情报学刊物，它紧密地联系国内资料工作实际进行理论探讨，从现有水平出发，更着重于传统资料工作经验的交流，介绍切实可行的方法，刊登资料工作的有关知识和国外见闻，是一个理论性与知识性、辅导性兼而有之的专业刊物。该刊还是广大资料工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互通声息的园地。该刊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编辑出版和发行，全年出四期，现已出了一、二期。（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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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人口统计学》出版
刘铮、邬沧萍、查瑞传同志编著的《人口统计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人口现象、人口本身变动的各类指标和方法的基本原理，同时结合我国人口发展实际情况，使读者既能掌握一般人口统计学原理，学到收集、整理、分析人口统计资料的科学方法，又能运用它去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