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农村题材大有作为
周巍峙
提要:近两年来农村题材创作出现了一些受到欢迎的作品。我们应该从农民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看农村题材创作的重要性。要认真总结农村题材创作中的经验,探求创作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创作出为八亿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我们有些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曾创作了一些表现农村题材的艺术作品,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局限和其他一些原因,文艺创作中真正有分量的、激动人心的作品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农村形势大大好转,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原来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作家更加激发了创作热情,近一两年来,农村题材创作出现了一些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观众热烈欢迎的作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文艺创作题材范围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进一步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重视。我想围绕这一问题,讲点个人看法:
(一)从农民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看农村题材创作的重要性。
我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是在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失败之后,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样一个认识的。正是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党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情况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是农民,农村经济仍然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四化建设的进程。实践证明,我国四化建设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都必须从八亿农民这个国情出发,把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现实状况充分估计在内;也必须充分估计农民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法,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会一事无成。作为四化建设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化建设,当然也要毫不例外地从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个实际出发,努力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有所作为。离开八亿农民而侈谈文化建设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离开农村题材的创作而侈谈繁荣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侈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强调农村题材的重要,但并不是“题材决定论”者。衡量作品的水平,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但题材毕竟有重要与否之分。作家在选择创作题材时,当然要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人民的需要来权衡轻重缓急,决定取舍详略的。
(二)努力反映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描写农民的多种形象,是我国新文艺的优良传统,要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正如我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从解决农民问题着手,展开自己的伟大征途一样,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实绩,也是发端于农村题材的描写的。从鲁迅、茅盾到当代的许多优秀的文学家,在描写农民上是有优良传统,并且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而这个传统的形成,又是由农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我党同农民的密切关系决定的。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一段时间内,左的错误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对所谓“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不适当的批判,一些作家依据现实主义要求,企图真实地再现农村生活和创造多种多样的典型形象的努力,遭到了挫伤。特别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使党同农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受到破坏,许多长于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家遭受迫害和打击,失去创作的权利,使长于反映农民生活的革命文艺传统也被扼杀,甚至被中断了。
由于新时期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在农业问题上实行拨乱反正,有着八亿农民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成功解决,农村题材的创作也将出现新的前景。我们应当有信心和有气魄,不但在农村题材创作的总体上,力求能够多方面地深刻反映和表现我国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终于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而且还应当力求有许多各种体裁的伟大作品,来为这光辉的史册不断增添新的篇章。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文艺上更好地贯彻党的“二为”方向下的“二百”方针,坚持解放思想,而又不断地走向生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农村中的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是一定能够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来。
(三)必须充分肯定和十分珍视在农村题材创作上的良好开端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不断前进、继续攀登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一批反映农村新生活的新苗的出现,以题材的多样、内容的新颖、思想的深刻和艺术描写上的创新而显示了自己的魅力。文化部给以奖励的故事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纪录片《他们做得好》、《麻鸭化宝》,话剧《落凤台》、《赵钱孙李》、《张灯结彩》,戏曲《牛多喜坐轿》、《月难圆》等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我想结合上述几部农村题材的影片、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谈谈有哪些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我个人认为:
第一,从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农村面貌日新月异的现实出发,紧紧抓住并且通过深刻表现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生活的变化,反映我国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重又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性变化;并且透过今天的农村生活,来揭示农村兴旺发达的远景,是近年来农村题材创作上第一个突出的特点。
我国农村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农村政策发挥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它解除了过去左倾政策强加在广大农民头上的精神压力和许多捆住农民手脚的政策和限制,号召农民当家作主,拿出自己全部的才能,发挥最大的干劲,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投入生产劳动,建设新的生活,表现出十分顽强的奋斗精神。话剧《落凤台》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它所反映的矛盾冲突的中心是选队长问题。但是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为它所局限,而是从左倾政策为害多年的后果,和三中全会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机这样广阔的背景上,写了“老疙瘩”,并且进而写了落凤台全体农民的前后两种不同的命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敢于描写人物的命运,并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来揭示社会生活的变革,这种在创作上的新进展,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原则的复苏。这部小说已搬上银幕,编成戏剧上演。我们相信还有一些优秀小说如《陈奂生进城》、《乡场上》等等,也会受到电影、戏剧作家的重视,其中有的可能会搬上舞台与银幕。
第二,农村题材在电影、戏剧创作上的另一个进展,也同文学创作上一样,强调把人作为艺术描写的中心,坚持了典型化的道路。这些作品描写了落实党中央政策后农村的变化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但不是图解政策,而是通过真实的生活、感人的情节、生动的语言来描写人物,刻画人物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形象来显示时代的风貌,反映出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影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以及其它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题材独特,表现人物也有新意。
第三,这几部影片和戏剧中,有好几部在表现上采用了喜剧手法,这和过去过多地描写凄惨场面的作品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和突破。恰如剧作家们自己所说,正是由于农民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也由于广大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对作家的感染和教育,才使他们采用了喜剧手法的。由此可见,不断地深入生活,从人民生活中吸取感情和力量,不仅对世界观的改造有好处,而且对艺术的创新也是有好处的。
这里涉及到农村题材创作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问题。为了使电影和戏剧更能适应表现新的生活,适应各种文化程度、欣赏趣味不同的农民观众的要求,要使我们的各种艺术努力适应今天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需求,并且不断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不断创作出优秀艺术,出优秀人才。
任何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演变、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群众欣赏习惯、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今天农村的生活、农民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民族的(例如戏曲)、外来的(例如电影、话剧),都有一个如何更好地适应今天的农村观众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只有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今天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戏曲本来是民族的东西,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但也要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能老戏老唱。电影、话剧在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民族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东西了。但在为农村观众创作的电影、戏剧作品中,也还需要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使之成为八亿农民完全理解的、喜闻乐见的东西。农民如果对某些话剧、电影看不懂,就不会喜欢,那就不能起教育作用,也就不能真正达到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的目的了。
(四)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对农村题材创作进行正确的指导;积极解决与繁荣创作有关的许多具体问题;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不断有高质量的作品出来,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农村题材创作的关键。
第一,要改善和加强对创作的领导。描写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现实生活的电影和戏剧创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是要把创作质量提高一步并繁荣起来。这就需要规划,需要组织。要有更多站得住的高质量的作品,才能带动一般。要搞出这样的作品,必须有充分的时间,有相应的条件和支持。
在创作指导思想上,当前特别在如何表现正面人物,表现社会主义新人问题上,需要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号召:“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为了更好地完成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我们首先应当从创作思想上进一步澄清对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首先是思想先进,品格高尚,作风良好的新一代的农民;但也可以是从落后转变为先进人物的典型;也可以是曾经误入歧途经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而参加到农村新一代的行列的。时代不断前进,新的生活无限丰富,人的思想不断变化,对“新人”的理解绝不能有什么固定的框框,更不能把社会主义新人偶像化,写成天生的完美无缺的圣人。对于描写农民,看不到主流,不描写新的思想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光彩,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如看不到他们之中许多人身上残存的因袭的重担,把他们都写成“完人”,也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既可以用先进人物的思想情操影响人们,推动历史前进;也可以在这些人物身上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使人们更加聪明、更有才智,更顺利地创造新的生活。而不是臆造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苍白无力的人物,使人们望而生厌,败坏人们对农村题材的欣赏胃口。
第二,繁荣农村题材创作,还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重视农村题材的创作,认为没写头;或者怕农村政策再变,不好写;或者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和戏剧在城市不上座,不愿写。这些思想必须澄清。这些看法当然是片面的。另一个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努力做到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要防止农村题材雷同化、一窝风,求量不求质的倾向。
列宁说:“历史上的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经过很长的道路才能消化。”政治上是如此,文艺创作也是如此。目前,在我国农村正在开始的伟大变革,对于我们的作者、编导、演员,也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一个认识和体会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够急于要求作家、艺术家一下子就能创作出许多高质量的作品来。要消化,首先要吃下去,就是要熟悉生活,熟悉人物,经过思考、提炼和概括的过程,才能进行创作。我们的作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我们整个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急转前进,八亿农民急切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要求有更多的为他们所喜爱的、质量高的作品。我们必须打破过去对农村文化工作的狭窄观念,要解放思想,逐渐地努力扩大为农村文化服务的内容、形式和方式。我们的各项文化工作,都要想着农民。我们深信,通过作家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和艺术实践,农村题材的创作,乃至整个为农村文化服务的工作上,能够大大前进一步!
(本文系作者根据在文化部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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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应当多听听群众意见
马畏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起草到正式通过,共一年零三个月,先后提交不同范围集体讨论的文稿本有七次之多。这个《决议》合乎实际、合乎科学,也就是合乎真理的,它的写作过程也是合乎真理的。这个过程说明:只要是群众路线,集中群众智慧,就能获得真理。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党的重要《决议》都这样反复征求党内外的意见,作家的创作,可不可以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呢?
我们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文学作品是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否正确,是否深刻,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的群众,当然最有发言权。作品艺术上的成败优劣,艺术表现上是否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作为文学艺术接受者的群众,当然也最有发言权。周恩来同志说过:“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
也许有的同志担心,文学创作不同于政治决议,听了太多的意见,作家的个人风格就没有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但要加以分析。
文学创作,当然要有个人风格。作家作品的风格是否鲜明、是否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和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没有多种多样的作家作品的风格,是文学衰微之象。但是,作家不应把听取群众意见和发挥自己的风格对立起来。多听听群众意见,不是群众说什么就是什么。作家听了群众的意见以后,要进行分析,哪些对,哪些该吸收,哪些只能留作参考。接受、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以后,究竟该怎么修改,还是作家自己的事。从群众的意见中吸取了养分,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还必须通过作家的个性和风格的筛选和溶化,必须服从于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绝不是形式主义地有一条意见就改动一笔。听取群众意见,加以消化吸收,不会使作家丧失个人风格,正如大家都吃同样的饭食,但决不会因此就长成一般胖瘦、一样脸型,尤其不会形成一律的性格一样。
还有的同志认为,作家艺术家应有自己的“勇敢”和“自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我成功的诀窍是忠于自己的感情。我就是我。我不听朋友的劝告,不为人左右。”
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绝对“不为人左右”的孤立个人,是不存在的。认为自己“不为人左右”,实际上就已经被人所“左右”了。忠实于自己的感情,不说违心的话,不仅作家应当这样,一切革命者都应当这样。问题在于:自己的感情是否健康、正确?不违心的话是否就对?把自我同群众、同志、朋友隔离开来,对立起来,这种立场和态度,同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怎么划清界限呢?作家、艺术家应当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个性,但是不能同人民群众及其需要对立起来。自尊,也得尊重群众,不尊重群众,就是唯我独尊。作家对艺术的追求,在总的方向上要符合和适应群众的需要,脱离群众需要的追求,会走进死胡同。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是一种磨练,是一切革命者应有的修养。何况,群众并非一概否定作家个人的追求,你的追求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不是更有利于艺术创造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和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高尔基说:“当一个作家深切地感到自己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时候,这就会给他以美和力量。必须寻求还没有找到的东西:新的字句、新的韵节、新的形象、新的画面。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回声。”
至于那些揭露党内或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则更应该到群众中去听听意见。揭露阴暗面的目的是克服这些东西,不是意气用事地展览一通完事。听取群众意见,可以使作品更准确、更深刻,避免片面性,对于达到上述目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作家应当有这种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要过于自信。过于自信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提倡相信群众和相信自己的统一,尊重群众和尊重自己的统一。缺乏自信心固然不好,只相信自己则将陷入更大的谬误。群众的批评意见,也是要听的,而且要听多方面的意见,不能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或一部分人的意见。不能那样骄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在当前,特别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树立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发展起来。
《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把作家多听听群众意见的问题,提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精神生产的目的,也只能是满足人民对文化艺术的需要。作家多听听群众对作品的意见,一定会有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恳切希望作家、艺术家思考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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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谈鲁迅对于青年作家的关怀和培养
吴中杰
鲁迅极其重视革命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他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组成广泛的联合战线。因而他反对那种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的极“左”论调,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他要求左翼作家“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另一方面,鲁迅还特别注意扶植培养新的战士。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悉心指导青年作者如何办刊物、如何与旧势力进行斗争;“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同一营垒中的伙伴们产生了分裂,鲁迅就更加注意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反帝反封建的事业。他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到了后期,鲁迅的认识又有所发展,1930年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我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工作应该注意的几点,其中之一就说:“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是把这作为战略任务而提出来的。鲁迅如此重视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首先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从来不把写作看作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而是把它看做一种革命的武器,用它来攻击旧文明,改造旧社会。鲁迅深深地感到:“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由于人手太少,革命文学阵营虽然出了不少的书籍杂志,但是内容比较单薄;由于人手太少,一个人做事就不能专,结果什么都弄不好。鲁迅说:“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其次,是为了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由于旧中国的社会特别黑暗,反动派的镇压分外凶残,因此中国的革命文学家所受的迫害就更加严重。鲁迅深知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所以认为必须培养大批新的战士,以便前仆后继,继续斗争。他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第三,从文学发展的观点看,培养能够超越自己的文学新人也是必不可少的。鲁迅对自己的创作是有充分估价的,肯定它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的一种新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他并不自诩为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认为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希望跟着而来的更有新的气象。而且,为了革命文学事业有所发展,他情愿做文学青年登高的梯子。“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为培养青年作家,真是呕尽心血,鞠躬尽瘁。
但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青年人的成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封建社会是停滞的、保守的,对于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不是采取鼓励的方针,而是实行抑制政策。鲁迅曾经批评有些老年人总不肯让开道,简直“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文艺界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当新文学运动初兴之时,那些新的青年作家就遭到老先生的摇头、压制,而恶意的批评家则在嫩苗地上跑马,践踏了一切天才的苗和非天才的苗。鲁迅嘲笑这些人是连乡下的愚妇人都不如。
后来,有些人借新文学的潮流而浮上去了。但成名之后,又反过来压制新的作者,再加上中国有崇拜名人的风气,以致弄得在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刊登的趋势;而那些号称“艺术家”者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的作品题目,连骗带吓。鲁迅对于这种状况是极其不满的。他认为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鲁迅是以满腔热情来欢呼新作家的作品的出现的。他说:“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鲁迅不但在口头上热情地欢呼新作家的作品出现,而且为了新作家的成长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他前期在北京时,每天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此外的时间才用来译作,本来就非常紧张,常常整天没有休息,但为了提拔后进,他仍挤出许多时间帮助青年作家编选、校对作品,而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了事,有时甚至弄得吐血。后期到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他行动极不自由,但仍热心帮助青年人看稿,校对,介绍出版。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曾经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上,也是本着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
鲁迅对于青年作家是爱护的,但要求是严格的。他反对胡吹乱捧,认为这是可以把作家捧杀的。而且,由于中国社会情况的复杂,青年的情况也极其复杂,有积极向上的,也有自甘堕落的。且不说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面,有些人在政治上变节了,就是在文学事业上投机取巧者,也颇不乏人,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确有使这种人成名之道。针对青年作家中存在的情况,鲁迅向青年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
所谓坚忍,就是要艰苦努力,肯下死功夫。鲁迅慨叹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特别是文艺青年,往往更缺乏坚忍性。他说:“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殊不知文艺和科学一样,都是艰巨的事业,在这个领域内,无论是谁,要取得一点成绩,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任何取巧行为都无济于事。他劝导青年要扎实地工作,不要急于求成,认为只要肯下死功夫,十年八年研究某一种学问,总能作出成绩的。而对于后一种人,则很轻蔑,他愤慨地说:“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必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所谓认真,就是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鲁迅曾经批评道:“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所以,他教导青年作家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为什么鲁迅把认真观察看作创作的必要条件呢?因为文艺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对生活认识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深度。只有观察得细致,才能反映得准确,只有观察得透彻,才能反映得深刻。而青年作家往往所见不多,观察不细,认识不深,就匆匆下笔,当然难以写好了。鲁迅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劝导青年作家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严肃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所谓韧,就是要持久不懈,连续不断。鲁迅说过:“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有些文学青年却缺乏这种韧性战斗精神。他们对文学事业没有执着的爱,只不过想拿文学作为敲门砖,所以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就永远不见了。所以鲁迅说:“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他曾鼓励一位女作家要有韧的精神,期望她持续努力二十年以取得大成就。
鲁迅的这些教导都是非常中肯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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