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打击走私活动 维护党纪国法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章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走私活动。由于走私问题涉及到党员、干部,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一定要大力支持反走私斗争,在维护党纪国法、整顿党风方面,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作。
要彻底解决走私问题,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对走私是很反感的,但在还没有认识到走私的危害性时,难免有少数群众参加了走私、贩私、买私、窝私等活动。这一来,就往往使走私的人混在基本群众之中,而把群众当成了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掩护体、防空洞。因此,群众在没有觉悟之前,对走私的举止动静不会自觉关心、发挥监督作用;而且还会有人同走私的人搞在一起。怎么办呢?这就要深入广泛地做好群众工作。要通过工、农、青、妇、渔民、街道等基层组织,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着重讲解走私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风气、对经济生活的破坏,对人的思想道德的腐蚀,对社会安定团结的危害。宣传社会主义公民应有的主人翁思想和态度,公民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爱国主义,进行法制教育,使群众清楚劳动致富是正确方向,害国、害民、害己的走私致富是歪门邪道,万万不能走。同时要向群众交待反对、制止、打击走私的各项具体政策。对群众,不能不教而诛,要教育再教育,屡教不改的要予以处理。
在走私分子受了突击性的打击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利用革命队伍中某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同邮电、交通等机关内贪赃枉法分子勾结,分散地暗地里经营私货。现在有些地方发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的苗头。这是一大隐患。
走私所以能够得逞,一是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中有的买过走私货,有的批准人家和某个机关买过走私货,或者讲人情保护过走私、贩私的人,或者对走私案件拖着不办或不了了之。二是党内的某些人与走私分子同流合污,内外勾结,成了走私的内应。这些都给走私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在打击走私活动的斗争中,对充当走私内应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要严加惩办。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反走私就是要擒内应这个王。当然,有些人因为没有认识到买走私货就是帮助了走私分子,损害了国家利益,因而麻木不仁,贪点小便宜,做了错事。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即使他们的心灵和手脚有点不干净,自己把它洗干净就行了。但是,他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提高认识,引以自责,保证再不重犯,并且要积极参加反走私工作,用行动来挽回影响,这样就可以既往不咎。如若不然,就要受到处分。
我们讲党风,就是指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观点、立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道德品质的表现。党风正与不正,就要看党组织和党员的观点、立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道德品质的表现合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合乎的就是党风正,不合乎的就是党风不正,哪一方面不合乎,就是哪一方面党风不正。凡是不正之风,就必须加以纠正、整顿。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以来,党风有了很大的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确实有一些党员和干部,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贪图个人或本单位的私利,去干违犯党纪国法的事情,损害党的光辉形象。据了解,在走私歪风上沾了边的党员、干部,在某些地区或部门中还为数不少。因此,各级纪委必须下大力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好的就表扬,违法的就要批评教育,以至给予党纪国法制裁。
每一个党员、干部,要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袭击,继承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反走私的斗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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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记福建晋江县永宁公社梅林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反走私的事迹
在福建深沪湾的海面上,一条满载鲜鱼归来的木帆船,正凭借风力朝北岸驶去。突然,一条机帆船全速追来,“咚”地撞翻了木帆船。
这是去年秋天一个傍晚发生的事。被撞翻的是海湾北岸梅林大队的木帆船,故意肇事的是南端邻队的机帆船。一位年近古稀的渔民,拉着梅林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剑秋的手,说:“他们撞船报复,说明我们做得对。今后只要是走私船,就要象张网捕鱼一样,来一条抓一条,来两条抓一双。”
心明胆壮坚决斗争
1978年以来,一些不法港商,趁着海峡两岸人民通商之机,大搞海上走私活动。梅林周围有的社队很快被卷入走私漩涡,只有梅林大队独树旗帜,坚决抵制。梅林的渔船在海上作业,一发现情况,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就这样连续几次查获了邻队的走私物资,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发生了撞船事件。邻队的一些走私分子还发誓,不拉几个梅林的渔民下水决不罢休。
斗争是复杂的,但梅林大队党支部反走私斗争更加坚决。去年11月初的一天,海上刮起八级大风,一只走私船正停泊在乌龟岛北侧避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营长李正汉闻讯后,立即带领几位渔民出海侦察。终于使这条价值300多万元的走私船被我政府缴获。
今年2月底的一天,梅林大队一部分党员协助厦门海关,又抓住了邻队三条走私船,查获了一批贵重物资,并扣留了几个走私的人。事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包围了梅林大队党支部。支委会的同志在群众的支持下,对不明真相的包围者做耐心说服工作,对有意闹事的人展开义正词严的斗争,两个企图动手打人的家伙被送到当地派出所。
模范行动先锋作用
一天黄昏,共产党员李大才,因海况不好没有出海,一个走私分子便拿出资金引诱他出船走私。这位年逾五旬的老党员,面对这个走私分子,斩钉截铁地说:“走私是违法的,不能干!”
去年12月底一天,李大才在料罗湾海面撒网,一条船号不明的“渔船”主动靠拢,借口没菜吃,要买几斤鱼。老李看出对方想搞走私,这是在探口气。但真相没搞清时,还是热情地说:“都是自己的同胞,要吃鱼自己拿,不用买。”“渔民”拿走几斤鱼,随即送来一块手表。李大才严肃谢绝,说:“我们都有表,这表你们收回去吧。”
梅林大队有47名象李大才这样的党员。共产党员张木来,因协助海关查私有成绩,经常有亲戚朋友因走私手表被扣留、因贩卖黄金被没收,来求他说情,还言明事成之后,重礼酬谢。面对这些,张木来总是铁面无私,一一拒绝。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邱家和,去年4月到闽东买船,途中偶遇一名黄金贩子,当那个人知道他是晋江渔民时,主动要把黄金卖给他。当时两地黄金差价很大,只要带回晋江一转手,就可获得一大笔钱,邱家和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了此事,使这个违法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提高认识坚定方向
有一天,第二生产队派了一名代表找党支部,说他们的船旧,要求让他们出海跑一趟“买卖”,把赚得的钱用来更新渔船。支部对这件事专门作了研究,认为船旧要更新是事实,但出海走私这条路走不得。党支部没有采取简单的批评做法,而是一方面召开会议,让他们座谈:“我们应该靠什么途径才能致富?”另方面又组织他们到走私比较严重的一个大队去参观,使他们亲眼看到走私的危害,口服心服地说:“这条路不能走。”
党支部又从大队借款5,400元给他们修船。二队渔民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3个月完成9个月生产任务,每个劳动力从月平均纯收入75元增加到300元。
建议和要求
记者离开梅林大队时,大队领导对我们说:梅林大队在反走私斗争中,碰到了种种困难和阻力,我们都闯过来了,但目前又碰到机帆船缺柴油的新情况。由于全大队12对机帆船供油量减少了一半,使一部分船不得不搁闲停产,这样给走私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他们只要发现有人闲在家,就千方百计前来引诱。对此,我们固然要加强对社员的教育,继续和走私分子作不懈的斗争,同时,我们也建议供油部门深入实际作认真的调查研究,看谁在真正出海捕鱼,谁在停产搞走私,采取多捕鱼多供油,搞走私不供油,使油真正用在发展生产上,进一步加强反走私的斗争。
本报记者 蔡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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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公安局表彰和奖励一批治安积极分子
本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9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和奖励在整顿社会治安中做出了贡献的225名积极分子。
受到表彰和奖励的积极分子中,有的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勇敢搏斗;有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为揭露罪犯和破获重大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有的不分日夜,不顾炎热,看门护院,坚持巡逻,机智地抓获了现行犯罪分子;还有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同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取得了突出成绩的售货员、营业员、清洁员、电话传呼员和电车、汽车上的司机、售票人员。
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安林在表彰大会上强调说:人民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坏人。全体公安干警要在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振奋精神,充分发挥专门机关在整顿社会治安中的作用。公安机关对犯罪活动决不能手软,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少数罪犯,要继续坚决打击。同时,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和支持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要保护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群众;对坏人报复群众、特别是报复挺身而出制止犯罪活动的群众,公安机关要作为重大案件进行侦破,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表彰大会上,市公安局要求治安积极分子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为使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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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医疗器械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顾本广,去年11月应邀赴美参加第六届国际加速器应用会议,他把做学术报告的酬金和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全部上缴国家,没给自己买任何东西。这是顾本广(中)向有关人员介绍他带回的外国资料。
新华社记者 马俊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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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关心孤儿寡女
编者按:最近本报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希望关心孤儿寡女的生活。有的还寄来了钱和粮票,要求报社转给他们。现摘发一封来信,以期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8月14日第三版刊登的通讯《社会主义救了她》,道出了我们这些失去了双亲的孤儿的心声。读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文中岳占祥、刘大妈、于大妈、杨大妈、胡敬林、张娜等一个个笑容可掬的亲人,好象在向我招手,要分担我心中的忧愁。
我家原住四川营山县星火公社六大队四队。家庭的不幸,使我和年仅15岁的小妹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在党和人民一手拉扯、教育下成长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可是我的小妹妹还在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更使人不放心的是,社会上居心不良者,以及流氓阿飞的欺侮。全国各地散居的孤儿寡女数量不少,许多人象唐山孤儿一样已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怀帮助,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温暖,但也有的象我小妹一样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孤儿寡女的事应该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大家都应关心孤儿寡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孤儿应该不孤,应该并且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儿,是倍感祖国母亲的温暖的,是打心眼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是有满腔热忱地热爱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的。虽然我们遭受过一般人所尚未经历过的种种磨难,但也更加渴望祖国母亲的慈爱和关怀,更加需要祖国母亲的乳汁来哺育我们茁壮成长。我殷切地希望编辑叔叔一定要把这一问题转告有关领导,并作些调查,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深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这个问题在今后将会得到较好的解决,也更会激起千千万万个祖国儿女的爱国之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作出毕生的贡献。
西南农学院土化系77级二班学生 何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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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淡和热情之间
——滁县地区党群关系的变化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本报通讯员 陈修毅
1978年春节到了,中共安徽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同志从省城来到凤阳。腊月二十七那天,他同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起去了定远、凤阳、嘉山一带有名的“困难队”前王生产队。他们一户户地看望社员,这个队11户人家,只一家筐篮里有一小块猪肉。有些人外出讨饭去了。王光宇和陈庭元说:咱们到这里来,无论如何总该给群众做点有益的事。他们找来几把铁锹,脱掉棉衣,挖起稻板田来。挖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村里的一些人却站在地里呆看。王光宇心想,群众这么冷淡,因为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小声对陈庭元说:“老陈嗯!就是再困难,年三十也得让大家吃上一顿饺子啊”。县里随即给前王一带的群众每人送了三斤大米,一斤半白面,半斤猪肉。过了几天,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同志也到前王看望群众。他见许多社员的草屋没有门窗,有的屋里没有一张床,大冷的天,一家人挤在地铺上睡觉,便叫有关部门送来木材、毛竹、棉布,给群众安了门窗,打了木床,并送了衣被……。虽然地县委送来许多救济物品,但前王群众的脸上仍然没有笑容,他们心中想着:吃完救济粮又怎么办呢?
前王队的问题,给省地委的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滁县地委组织了一大批同志,到下边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对党究竟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
有些同志到了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从1956年以来,国家给这个生产队贷款15,632元,其他救济款15,000元,另外还贷过许多种籽、耕牛、犁耙等生产资料。即使如此,1977年粮食产量只有35,000斤,仅够本队吃半年。社员们说:“我们都有两只手,也知道怎样干能多打粮食,可是我们在队里做不了主,有劲使不出来。”1977年秋天,安徽省委曾发出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反对瞎指挥。群众欢迎这些规定,但又说“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几个干部的,我们社员没有权”。
大家分析这个问题,认为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包括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集体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当前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解决以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如果进一步解决了社员在生产队应有的权利问题,生产队自身也将因此而“活”起来,进一步发挥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们积极支持群众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久,党的三中全会肯定了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些老农说:“党的政策得人心,得民心就得天下。”
1979年,滁县地区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前王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有了好转,人们用不着外出讨饭了,笑逐颜开了。社员们见地区的同志来到队上,上前询问说:“现在俺们的生活好了,老王怎么不来了?俺们挺想他呢!”地区的同志说:“王书记不是来了吗!”前王的社员说:“俺们问的不是地委的王书记,是前年腊月二十七来看俺们的省委王光宇书记,那时俺们大伙的心情不好,连碗水也没有给他端!”
这年冬天,万里同志到了小岗生产队,社员们向他讲实行包干到户后由困难队变成了冒尖队的经过。万里同志耐心地听完社员们的介绍,指着县社的干部说:“他们给你们念‘紧箍咒’没有?”社员们说:“还要我们并起来哩!”万里对县社的干部说:“不要再念了,叫他们搞吧!”社员们听了又感激又快活,有的跑到家里拿来一箩炒花生向万里同志说:“万书记,你们吃吧!你们今年来,我们有了花生给你们吃,去年还没有哩!”万里等同志要走了,有个社员端着一瓢葵花籽跑过来,连连往万里同志穿的大衣口袋里塞,有个社员将一张报纸包着的大花生扔进他们坐的车子里。
来安县群众开始实行责任制时,县委书记王业美同志曾经给以坚决的支持。当时,有些人议论说,王业美要犯大错误,倒大霉。群众知道了以后说:“如果王书记为俺们过好日子受处分,俺们就都到上边给他讲情去!”在选举县委时,半塔区的一个代表说,“如果允许给一个人投两张票的话,我就代表农民兄弟在王业美名字底下画两个圈”。
有位前些年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的同志,讲了他的一些感受:十年内乱时,凤阳县考城大队的农民到山上打石头搞副业,这本是群众的正当利益。但是县委根据“四人帮”提出的“打土围子”的精神,派工作组去那里搞“路线教育”,斗了“暴发户”,批了打石头的。那时候,在群众心目中,县的干部到生产队去是专门找岔子的。前不久,他遇到一个那时被当作“暴发户”批斗过的农民,自觉有些尴尬。可是,农民却亲切地把他拉到家里,一边述说联产责任制如何如何好,一边端出咸肉和烧酒请他吃。那农民见他不动手便说:“你要再不吃,我就是个‘驴’!”(当地群众用以表示极端诚恳的俗语)他说,到生产队,过去是干部请吃饭,现在是社员请吃饭,要是社员请,你不吃还不行哩!他们会认为你瞧不起人,不与他们共欢乐。他感慨地说,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不只是解脱了群众,也挽救了干部。
事实确是那样。前些年,有的干部见群众无吃的,便领着大伙割山上的草去淮北换山芋。以后上级知道了,说是领着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挨了批斗。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干部们要为群众做些好事,也是困难的,相反,有许多事,明明知道群众不愿意干,也得强迫命令逼着群众干,干群关系能好吗?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能看清楚了,一个生产队有那么繁杂的生产活动,搞“大呼隆”、“大概工”、“大锅饭”,不实行联产责任制,再有本事的生产队长,也很难做到办事公平合理,让群众满意。
过去有相当的一些生产队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挥霍浪费,甚至贪污挪用集体财产;有些生产队因为账目混乱,或者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或无现金分配。多年以来这些事都是群众最有意见,领导最感头痛,也是最影响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从“四清”起,农村搞的“整党整干”、“路线教育”、“一批双打”、“清理财务”、“整顿乱三支”等等许多运动(有好几年滁县地区还举办过“万人学习班”),无一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往往运动一来撤掉一批人,运动一过,要不了两年,不少新上来的干部就又出了问题。现在群众说,联产责任制,把那些总在地埂上转的干部赶下田去了,把吃吃喝喝的小钱柜给锁起来了,那些“二流子”也不好再借“一大二公”混日子了。大量的事实表明,联产责任制搞得好的地方,干群关系方面的许多老矛盾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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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癔瘫病人站起来了
——解放军二六一医院医疗成果纪实
一个癔瘫患者借助小板凳,扭着、蹭着,一步步挪进了二六一医院。经过针刺治疗,这个患病十五年的病人,甩掉了他借以挪行的第三张小板凳,挺立起来,迈开了大步。
二十四年来,这家医院已治愈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名癔瘫病人和一名外国友人。
癔症瘫痪是一种心因性疾病,是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造成的瘫痪。高度的责任感驱使着二六一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努力发掘祖国的医学宝库,大胆探索,终于闯出了一条新路。
北京市一位新婚的青年女工,突然得了癔症瘫痪,双下肢不能动弹。新娘含着泪劝丈夫离婚。新郎背着新娘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疗效甚微。后来,他们来到了二六一医院。治疗开始了,当一根银针准确地刺入她的脚心,她先是感到麻酥酥的,紧接着一股热流涌遍全身。随着医生的手势,她的腿越抬越高,来回弯曲了几下,她下了床,颤抖着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竟然跑了起来,上前抱住了给她扎针的女医生。那畅流的泪水,表达了病愈得救的喜悦和对亲人解放军的感激之情。
去年初夏的一天,一辆大轿车风尘仆仆地驶进了医院,从车上磨蹭下来一群人。原来,这是辽宁省新宾县卫生局组织专程来二六一医院治疗癔瘫的,患者一共17人。为了使患者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他们选择了一位患病久、症状重的人作突破口。一针下去,病人瘫痪四年的腿活动了,收缩、伸展、下床、迈步……她迈着步子走出了治疗室。第二个患者被搀了进来,也走出去了。3个、4个、5个、6个……,康复的人们笑着、跑着,流出了欣喜的泪水。
凡是目睹针刺癔瘫的人们,无不为他们妙手回春的医术所叹服。为此,北京部队后勤部给他们记了集体一等功,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他们科技成果二等奖。
艾平 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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