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欢迎“谈家常”
卢子贵
近两年来,不少老同志通过写革命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或者采用同青年通信等方式,向青年一代讲革命传统,讲共产主义人生观,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文章和书信言亲意切,生动活泼,许多大道理寄寓在讲述文学、历史知识和革命故事之中,深受青年们的欢迎。不少人争相传看,爱不释手,认为是难得的革命教材。
这些文章和书信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呢?
我以为原因有三:一是针对性强,有的放矢,不是空对空;二是老同志们对读者抱着平等的态度,亲切交谈。不是以教育者自居,板起面孔训人;三是不少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寓理于文,有血有肉,娓娓动听,不是枯燥无味,干瘪说教。
由此想到力求把理论文章和思想修养读物写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在当前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十年动乱,革了文化的命,许多青年在精神饥饿中成长,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增加了攻读马列著作的困难。尤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现代迷信,破坏了理论的声誉,使一些青年至今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这就更加迫切要求我们改进和加强理论宣传。可是,现在理论文章和政治读物要讲究文采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文章写得不生动、不活泼,大大影响了宣传的效果。既然自然科学方面可以出版趣味物理学、趣味植物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为什么不可以多出一些针对性强、引人入胜的政治理论读物呢?
希望革命老前辈们在百忙之中,有的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抽出一点时间来同青年们谈谈家常,用你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深切感受,写出好的文章来;希望理论、文学、史学等各条战线的专家们,在创作长篇巨著的同时,也挤出一点时间,写一些通俗的政治理论书籍,为启迪青年们的心灵,浇灌祖国的幼苗做出贡献。我热切盼望八十年代能有更多的新《大众哲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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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科学美景胜西湖
黄既
西湖之美,千古传颂,游罢西湖归来的旅客,对于那些终年生活在西湖风帘翠幕之中的人们,又怎能不生羡慕之情呢!
我第一次旅行到西湖,是在1936年的夏秋之交。那时看过一些什么奇景,由于事隔已四十多年,现在只剩下模糊的记忆。然而那次走访身居西湖之畔的洪式闾教授,却给我留下了永不模糊的印象。西湖的佳话很多,洪式闾教授的治学精神,却是与千百篇西湖佳话迥然不同的另一篇佳话。
寄生虫学家洪式闾教授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他是我的一位老师。抗日战争前,他在我们的医学院里任教。当时他在杭州的一个研究所里从事研究工作,每当我们医学院有他的课程时,他临时到北平住几个月。他讲课时,学生们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这不仅因为他操着一口的浙江话,听起来有些费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讲得有条有理,引人入胜。他不用讲稿,只是如数家珍似的讲下去,有时黑板上画一个简单的图,以示某种寄生虫虫体或虫卵的特点。他那偏高的身材,圆圆的面孔,头顶有些谢发,手拿粉笔放在胸前,站在讲台上很少走动的形象,那种严肃、认真、沉着的态度,至今还深印在我的心里。
那次我们到杭州,一共有七八个同学。在游西湖之前,我们先到研究所去拜访了我们的这位老师。他正在一间堆满了书籍杂志的房间里写作。在一架屏风的后面有一张床,大概夜里他就睡在那儿的。他带我们参观了研究所里陈列的各种寄生虫和病媒昆虫标本,对于这些标本的来源,他都一一作了解说。
当我们向他告别时,他拿出一些折扇,给了我们每人一把,笑着说,“这是杭州的特产,凡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都送他一把做纪念,这是我的老规矩。”他接着又说,“不过很对不起,你们游西湖,我不能做向导,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游过西湖。”
我们带着惊奇而又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研究所。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游览中,这位身在杭州而从来没有游过西湖的教授,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几十年来,我总想,我那一次旅行的最大收获不是看到了西湖之美,而是看到了洪式闾教授的美的心境。在洪教授的头脑里,是科学美景胜西湖的。明代的文学家张陶庵写过一篇著名的小品文,记载他曾经冒雪乘舟游西湖,一到湖心亭,却见已有人在亭里饮酒赏雪,因而在归途中,舟子对他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痴于游山玩水,由古到今,是很不少见的。其所以痴,不过是敢于冒点风,冒点雨,冒点雪。而痴于科学,却远非那么容易,因为其所以痴,是在于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攻关精神。正因为世界上有痴于科学的人,才有造福于人的科学,才有灿烂的科学史。
洪式闾教授是痴于科学的。然而他不是塞耳不闻窗外事,不分辨政治上的是非的人。解放之后,他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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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扶桑的礼物
——介绍《鲁迅与木刻》
马蹄疾
日本朋友内山嘉吉和奈良和夫先生合写的《鲁迅与木刻》,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出版。封面装帧是由八十高龄的内山嘉吉先生亲自设计的。书的外套外,还有一个封笺,正面印着日本和光大学教授宫川寅雄专为此书写的介绍:“文学家鲁迅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木刻之父。本书是在日本最早出版的叙述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发展轨迹的专著。作者内山嘉吉先生是曾受鲁迅聘请为木刻讲习会讲授过木刻技巧的启蒙者,奈良和夫先生又是一位在这方面有功夫的笃实的研究者。当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能读到此书,甚为欣悦,并值得推荐和赞扬。”封笺的背面是本书的全部目录。
这是今年继日本版画之友负责人小野田耕三郎所编《鲁迅收藏中国木刻集》出版之后,又一本有关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的新著。全书分两辑,第一辑收录了内山嘉吉历年来所写的《中国初期木刻与我》《我所见到的中国版画家们》等有关回忆鲁迅与木刻的文章五篇,第二辑收录内山嘉吉和奈良和夫合作的《鲁迅与一八艺社》、《鲁迅与〈北平笺谱〉》、《鲁迅与〈木刻纪程〉》、《鲁迅与凯绥·珂勒惠支》、《鲁迅与木刻连环画》等研究鲁迅与木刻的文章13篇。同时收录了内山嘉吉多年来珍藏的中国新兴木刻启蒙时期的木刻作品、现代木刻展览会目录、鲁迅编印的木刻书刊、鲁迅和内山嘉吉当时和木刻讲习会成员合影等图版、照相、书影50多幅,有不少图版和照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本书的出版,不仅为研究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也是研究鲁迅美术思想的重要论著;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珍贵的礼物,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曲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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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哈密瓜与苦豆子
肖理
新疆的哈密瓜很甜,当地人称它为甜瓜,可大家并不一定知道甜瓜的主要肥料之一是一种叫作苦豆子的植物。苦豆子不仅很苦,据说还有毒,它却决定着甜瓜的含糖量。这使人感到惊讶。
细想起来,这是最简单的生活辩证法。生活中的甜与苦、美与丑、善与恶等等对立的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人们却往往忘记这一点,把事情看得很死。
譬如,现在社会上某些人一提起某些青年,每每摇头叹息,似乎这些人只是十年浩劫的殉葬品。不错,由于动乱,他们缺乏教育,有的消极颓废,也有的比较自私,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这仅仅是青年中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个侧面。不少“文革”初期受到蛊惑煽动的青年在“四人帮”统治的严酷现实面前,开始思考,逐渐觉醒,并且反抗了。他们成了“四五”运动的主力。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的时候,许多青年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努力。尽管不少人还不太成熟,有些观点还值得讨论,但他们的探索、思考、敢于创新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是好的。随着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的贯彻执行和健全完善,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定会成批涌现出来,就跟苦豆子能滋养出甜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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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的眼睛
田中禾没有感伤的泪遮蔽,不被失望的海淹没。两池清醒的冰,使洋奴冷彻肺腑!两堆炽烈的火,暖着整个民族。寻回失落的尊严,借助这执着的灯烛。啊,中华的眼睛,你永在骄傲地逡巡追求振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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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最后的诀别
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黑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大声叫嚷。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是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比什么奖赏都贵重的语言,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吃得更香;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了。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且不说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饮食,一眨眼的工夫,就热气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暂时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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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讴歌花的时代
——读严阵的诗集《花海》
何光汉
《花海》,是诗人严阵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所写的抒情诗的结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人在这部诗集中尽情抒发了自己对春天降临祖国大地的欣喜心情。他借花抒情言志,用蕴涵哲理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一再被生活证明了的真理:“没有花香哪里有鸟语?没有春天哪里有花香?这大好的春光啊,是人民自己为自己作出的安排。”(《第三首》)“如果花儿嫌树不美,那花儿自身的美,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第三十一首》)这些优美的诗句警策隽永,耐人寻味。
诗人并没有沉湎于这“醉人的时光”,他在纵情高歌时向我们指出:生活是严峻的,生活中还会有“暴风雨”,还会出现“霜冻”,“寒流”,“乌云”,“冰雹”。他用动人的诗歌激励我们不要贻误大好春光,“能焕发芬芳的尽量焕发芬芳吧”,“能酿造甜蜜的尽量酿造甜蜜吧”!(《第四十首》)他还指出:“为了到四季如春的乐园中,啜饮2000年的甘泉,我们还必须不辞辛苦地去跋涉面前穷困的沙漠”(《第四十四首》)。为此,诗人歌唱“一心一意地把春光酿成蜜汁”的“蜜蜂”,赞美“并不光唱动听的歌”的“杜鹃”。
读着《花海》中诗意盎然、韵律和谐的篇章,也是一种美的享受。那些歌颂革命圣地的诗歌,那些吟咏太湖、西湖、黄山等地以及台湾胜景的诗歌,使我们宛如随着诗人的导游,重睹了战争岁月的烽火,饱览了祖国山川的秀美。严阵在这些风景诗中往往借景抒情,托物咏志,阐发生活的哲理,表达人们盼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如果说,严阵写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江南曲》曾以清新秀丽见长,那么这本《花海》所显示的风格已变得豪迈雄健了。我们看到,从“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诗集《竹矛》开始,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刊》1976年12月号》)一诗以来,严阵常用比较严谨的格律诗体,类似赋体的长句,大量的偶句俪词,表现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形式可以包容更多的内容,便于尽情地抒怀。他在《花海》中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格律诗体——“二十四行诗”。我们相信,严阵抒情诗的代表作《花海》的问世,将会博得更多的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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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舒芙〔中国画〕 王雪涛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北京画院中国画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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