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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黎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从此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辛亥革命距今七十年。以今视昔，江山不可复识。然而如何全面地认识这次大革命，仍旧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兴趣。
一、清末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这个事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然而，在武昌发动起义以及在各省响应起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很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里当然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那么，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处于什么状况？他们在革命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样起作用的？
本来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经面临着必须使本身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但是清政府狂妄自大，他们打了败仗以后，仍旧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国，无意进行任何改革。清政府长期拒绝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是中国民族资本出现很迟并且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先，人们的思想变化和政治要求在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规律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这些代言人和活动家本身又是曲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美、法的殖民冒险家，用枪炮帮助清军打平了太平天国。这时，清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认识到西方现代武器的优越性，开始兴办军用工业，同时开办少量民用工业，后人称他们为洋务派。洋务派没有对民族资本采取鼓励的政策。相反，他们采取了限制政策。
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新建海军全部被毁，洋务在舆论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对洋务的批评尤其尖锐。
维新派明确要求保护和奖励发展工商业，自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适当的。过去我们赞许革命派，不适当地贬低了维新派。因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彻底推翻清朝统治，斥之为乞求点滴改良，这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如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根本点上，结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应当承认，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勇敢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子，对这场搏斗竟感到异常危惧和犹疑。例如，资本家张謇就是维新运动的反对者。造成资产阶级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间的这种显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们的代言人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代言人看来，只是挽救民族危机的途径。可见，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直接动机。这种矛盾现象，在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本身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是同样触目的。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一度取得较为显著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加。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总是期望在最少动乱和最少痛苦的情况下谋求改革。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大国俄国，中国的工商界和教育界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此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等等。其他各地规模较小的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据统计全国不下80余个。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立宪派在1910年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尤其给了清朝统治以直接的打击。资产阶级立宪运动，本有抵制革命的性质。可是因为它要求限制和削弱清朝的统治大权，所以不能不被视为异己的力量而加以镇压。镇压的结果是使资产阶级愈来愈绝望于清政府，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多对当地资产阶级采取了联合和合作的态度。有的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在咨议局中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络，甚至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对资产阶级及其上层代表人物来说，一则革命已经临到眼前，怕也没用了，避也来不及了；二则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担心的那种破坏；三则旧朝覆灭，大势所趋，本无所亲，也就并不感觉受恩深重。
资本家拥护共和，但并不因此成为革命党。他们捐输饷项，支援革命军也是从本阶级的实际利害着眼的。请看张謇一段日记，辛亥年十月二十九日：“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这是指江宁一地，欲图全国恢复秩序，环顾宇内，那就要靠最有实力的袁世凯了。张謇等一大批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心拥袁，力促南北和议成功，就是出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打算。
既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很不成熟，而在政治上又长时期不支持革命，其上层分子还反对革命，那末这次革命究竟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
二、辛亥革命的胜利
研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可以得到一个极深的印象，那就是，反满是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又是他们用来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反满思想是清朝入关以后在汉族及其他遭受满清统治者野蛮镇压的各族人民中深深扎根的，是随时可以发芽的仇恨的种子。它在恰当的时机被利用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深刻的感染力。仔细考察反满思想在革命党人中的表现，那是很不相同的。最早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些革命党人，大多数起初都怀着反满复汉的心理。以后由于接触西学，开拓了眼界，民主主义觉悟逐渐提高。在他们头脑中，反满便同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后来投身革命的大多数人，也多少经历过类似的思想发展过程。但情况始终是复杂的。有些人是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后投身反满革命，有些人接受民主思想之后，选择了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有些革命党人始终没有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汇集在同盟会旗帜下的革命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会党。
会党本来就是反满的秘密组织，因为年代久远，政治色彩逐渐淡薄。但他们的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会党中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基本上没有文化，民主共和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踊跃参加革命，多半是出于反满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压迫的愿望。当他们的活动没有革命党人的领导时，反满是唯一的政治口号。
海外华侨曾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为逃避满清统治者的压迫而冒险出洋去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他们在海外又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更增加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恨，其反满意识很容易被唤醒。当然，华侨中多少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孙中山创建民国的理想是不难接受的。
革命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怀着激烈的反满情绪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但细考他们的思想，却很不相同。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邹容、陈天华、章太炎都是最著名的革命宣传鼓动家。然而他们的思想和影响各有特点。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称之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正是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小册子中，最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陈天华发表过《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论文，对民主政体还缺乏详细研究。他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着重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号人们奋起挽救祖国的危亡。邹、陈的宣传最为激昂慷慨，起了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章太炎的轰动一时并引起过诉讼的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于1903年。其中“载湉小丑”一句公然骂皇帝，不可谓不激烈。然而除了反满之外，并没有提出鲜明的革命目标。如果说，邹容、陈天华等是鼓励人们为救国而反满，为共和而反满的话，那末章太炎基本上就是为复汉而反满。考察章氏的政论，始终不见他有明确的民主共和的观念。他的真实思想还是推戴一个名为总统的汉族专制皇帝。前面提到的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类似的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一代青年，都是戊戌维新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动摇，资产阶级的新学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章太炎是已经自成一家的大学者，其思想、学问根基已深，接触一些新学说，甚或稍加研究，终不足以改变其旧学根底。章太炎一派反满论，时时露出孔孟以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套春秋大义的痕迹。这是经历数千年的牢固偏见。它们的出现，在古代自有历史的理由，在近代却显然是荒谬的。这种现象，从另一角度说明，反满革命的口号具有极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因而是一个最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一传统的口号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这样做的结果，不免影响革命的深度；在革命党领导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但总的说来，由于孙中山和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共和国的观念毕竟已为多数人所欢迎。不管他们实际理解与否和理解程度如何，共和的口号已同反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最有鼓动力量的口号。
庚子以后，清政府暴露出已彻底腐朽，社会危机急遽成熟起来。但是即便如此，统治者仍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的自发反抗不足以颠覆清政府，立宪派不敢尝试以暴力夺取政权，官吏阶层更谈不上主动倡义，唯有革命党人，高张革命大旗，誓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
10月10日，惊天动地的革命起义在武昌爆发了。不过一个月，响应者十余省。在每一省的宣言或类似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有驱逐鞑虏的口号，从前一切对清皇室、贵族及其政府不满或失望的人们，都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集到全国性的反满革命的潮流中来。被彻底孤立的一小撮满清统治者，甚至已够不上作为革命的对手了。革命胜利看来已成定局。但是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却是个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挟清室以牵制革命党，利用革命党以威逼清室。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攫取反满革命的胜利果实，可是革命党人很少戒心。南北议和的局面所以能够出现，除了因南京临时政府饷械无着，无力北伐的物质原因外，长期隐然存在的反满复汉心理，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成功了。至于在武昌起义后才陆续转而赞助革命、拥护共和的立宪派和某些汉族官僚们，就更不肯让革命再往前进一步了。于是1912年2月12日清室宣布退位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已经结束。
清朝垮台了，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无数革命党人流血牺牲的结果，也是同孙中山的领导分不开的。反动派的篡窃，掩盖不了先驱者们的业绩。
三、孙中山与清末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第二天早上读报才获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所以他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判断孙中山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不能。武昌起义恰好在1911年10月10日因新军工程营一个小小的事故引发开来，谁也不可能预先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偶然“成于意外”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次反满革命的总爆发，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是清末革命运动经历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清末革命运动同孙中山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积极从事反满活动的第一人。他自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临终留下遗嘱还是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仍是从乙酉中法战败之年起算的。清朝对外战争的失败使一个爱国青年感到耻辱，因而产生反满情绪，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决心把它推翻。他在此后学习和行医期间都念念不忘纠集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准备。中国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的反满思想占了上风。他很快集合少数支持者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反满秘密团体兴中会，并且准备利用对日战争失败在群众和战后被遣散的士兵中引起的严重不满，在广州发动起义。
广州起义没有来得及发动就因有人告密和香港军火不能及时运到而中止了。这次失败的起义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功，就是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果。一时风声鹤唳，清政府惊惶失措，悬赏千元通缉“匪党孙汶”。孙文从此成了可怕的名字。在亡命伦敦时，又因中国驻英使馆加以拘禁，引起一场风波，西方报纸称他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党领袖。清政府对他的切齿痛恨和流亡者的厄运使孙文的名字成了革命的旗帜，这是所有同时并起的革命党人所不能代替的。
孙中山由于最初的革命活动而造成的赫赫声名，不能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失去了直接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扎下根基的机会。可是长期在国外从事活动使他成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富有直接了解的人。他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尽管当时他的民族主义还限于排满，但排满毕竟是一个最能号召群众、推进革命运动的口号。1905年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是用这个口号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者联合在一起的。三民主义使同盟会在政治上比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具有更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的性质。孙中山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排除了在反满革命胜利以后恢复汉族皇帝的思想，力主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坚决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承认，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
为了团结反满力量，孙中山多次向被清朝视为叛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合作。终因康有为以帝师自居，坚持保皇，甚至拒绝同只有平民身份的孙中山见面而未获成功。两派在华侨社会中争夺群众，矛盾尖锐。他由此认识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不容混淆。1903年秋冬，他在檀香山首先发难，批驳保皇派。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机关报《民报》又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辩论，使两派论战达到高潮。这次论战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紧紧围绕清末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革命或立宪展开的。在论战中，虽然双方都暴露出严重的片面性和幼稚性，但革命党在这次论战中却赢得重要的成功，那就是扩大了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使《新民丛报》感到穷于应付。如果孙中山不发动这场论战，那末革命旗帜就会变得模糊，革命意志就会涣散，以致失去团结和鼓舞革命力量的中心。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势必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
孙中山叙述清末革命从兴中会1895年广州起义到同盟会1911年广州起义，先后10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都是同他的领导和组织分不开的。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每一次都给清朝统治以打击，使各地革命党人感受到新的激励。孙中山具有伟大革命家所特有的可贵品格。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关键时刻表现了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气概。湖北革命党人不愧是孙中山的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不是感到沮丧，而是继续举行起义。
四、革命党人何以不能保持政权？
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这个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资产阶级特别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原来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的情况。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中央专制的大帝国，政权层次很多，封建统治特别严密，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体。由于思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多数拥护孙中山，并在同盟会中居领导地位，为它规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目标。所以同盟会首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团体，它所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不能把同盟会与国内资产阶级看作一回事。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团体，1906年后才出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似乎稍稍打破了狭隘的地方性。其他如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等，都是与当地士绅联合而成的纯粹地方性团体。
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统一独立的政治行动，直到1910年的国会请愿高潮才出现。但是他们中间的联系还是很薄弱的。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成立宪友会，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统一和独立的趋势又向前进了一步。但这是在清朝专制统治迅速走向瓦解，新的统治力量尚未形成的时刻出现的情况。一旦清朝统治崩溃，民国建立，袁世凯做了总统，宪友会的力量很快就涣散、分裂，大部分被袁世凯的势力吸引过去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连影子都不见了。革命党人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即涣散、分裂、重新组合。一个本身力量很微弱的阶级，又不能比较巩固地形成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要想掌握政权，自然是不可能的。
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我们看到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即经过革命一度建立起来的政权，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充当它的坚强支柱。前面已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资产阶级比较一致的支持，民国建立后不久，就失掉了这种支持。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怎么样呢？地主买办阶级不支持它，这是显而易见的。农民群众支持它吗？也不。革命党人的一个最大的失策就是没有认真发动农民，农民没有在革命中得到好处。海外华侨曾经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大的支持。但武昌起义后，人们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幻景，华侨再也不曾提供过可观的支持力量。孙中山曾希望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当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他放弃回国的强烈愿望，而“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在列强间折冲樽俎。可是结果两手空空。帝国主义者早已选定了袁世凯做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以很大的财政支持。
这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政权便失去了任何支持力量，以致根本无法对付拥有很大反革命实力的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压力。
武昌起义前和起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曾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想积极从事实业建设，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功成身退的思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准备恃功邀禄，升官发财，做民国的新贵。这种状况引出两种结果：一是革命党本身涣散、分裂、瓦解，不能成为吸引群众、巩固政权的中心力量。另一个是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以为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治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本来这一切都根源于革命党力量的脆弱。但他们当时并不正视这一点。他们常常表示的某些良好的主观愿望，例如建立法国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等等，把他们自己欺骗了。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黄兴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希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其实，袁世凯哪里是什么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在归国前也致电军政府表示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也赞成与袁世凯妥协。不过孙中山在政治上考虑比黄兴多，他的一个最大的隐忧就是清朝政府继续维持不倒，一旦获得外国援助，革命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策略。问题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他的策略思想不能为多数党人所理解；又没有可供调遣的武装力量，很难同袁世凯较量获胜。
当然，我们不能说革命党人对他们牺牲奋斗得来的革命果实毫不珍惜，随意掷弃。他们曾努力设法使袁世凯就范，迫其忠于共和制度。主要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把首都定在南京，把袁世凯调离旧势力的窠穴，到受过革命洗礼的南方执政；第二是制定《约法》，要袁世凯遵守。革命党人祈望这两条办法能使袁世凯完全就范。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第一条完全不曾实行，第二条也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反而施展阴谋，步步进逼。
可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仍旧缺乏了解。1912年8月，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与袁会见，接谈多次，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袁氏“绝无可疑之余地”。事后，又给海外同志写信说：“南北意见之疑团，至此乃涣然冰释”。袁世凯到底捣什么鬼，这个革命党领袖仿佛在五里雾中。
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遭失败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如果立法者本身没有足以保证实行的力量，人民及其代表无从加以监督，那么，当权者就不会尊重它，它就形同废纸，毫无实际意义。宋教仁多少看出了一些问题，企图发展政党的力量来加强国会的作用，并力图用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以防君主专制的变相复辟。从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制度的需要而言，宋氏不为无见。然而，他不识袁世凯为何人，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致成为民国成立后以身殉国的第一人。
总之，不论是从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经验看，他们丧失政权是必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失去政权之后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进行的斗争一样，在主观上并非为争取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权，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他们不愧是无私的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断然决定与真正可靠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只有忠诚的爱国者才能采取的十分勇敢的行动。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他在从事革命斗争以来经历过多少次失败并总结了经验以后作出的决策，是对中国革命事业最伟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业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时间过得愈是久远，其意义将愈为后人所深识。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转载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