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浊漳河的变迁说明了什么?
山西省林业厅厅长 刘清泉
浊漳河两岸五十年代大力植树造林,河不冲,土不流,产量高。六十年代后,森林不断遭毁坏,河水变浑,气候失调,沙荒扩大,农业生产下降。
五十年代,浊漳河曾是一个以生物措施治河的范例。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表扬山西省榆社县植树造林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报道。
可是后来,浊漳河的治理,却默默无闻了。浊漳河的情况究竟如何?不久前,我同几位同志到榆社县调查访问,所见所闻使我非常惋惜,但也看到了希望。
绿了和顺山 清了漳河水
榆社县是由石质山和黄土丘陵区混合组成的山区,浊漳河五条支流均匀地布及全县,这些主、支流两岸,是肥沃的“米粮川”。
古代的榆社,曾是“林木阴翳,百鸟群集”之地。抗日战争以前,浊漳河的发源处石源一带,还有近10万亩森林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4.3%。以后,由于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农民上山毁林开荒。据资料介绍,全县有1,700户农民到石源一带开荒种地,把浊漳河上游的水源林地开垦为农田。加之日本侵略军对森林的砍伐破坏,到1945年,只留下树木15万株,残林20,000余亩。由于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山地水土流失,河川土地被冲毁,浊漳河两岸的米粮川,就被洪水冲毁了10万亩,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荒地,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群众痛心地说:“开了和顺山(石源曾属和顺县管辖),漂了榆社米粮川。”
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疾苦,倾听群众意见。从新中国建立前的1947年起,就教育群众停止毁林开荒,开展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以后又向全县人民发出“植树造林,管制河流”、“造林护林,富国利民”的号召。特别是1952年以后,在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植树造林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就越来越显著。经过持续几年的努力,到1957年,植树650万株,造林22万多亩,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 .2%。特别是浊漳河两岸营造的75,000亩大型防洪护岸林,象两条绿带,牢牢地捆住了浊漳河这条蛟龙,为榆社人民兴利除害。起伏的山峦到处松林密布,增加了植被,涵养了水源,保持了水土。1949年前,石源村雨后河水深达4米以上,水流三四天还混浊不能饮用。到1954年,林地增多,雨后洪水减小,只有1米多深,水的流量减少三分之一,几小时后,洪水变清,即能饮用。在浊漳河上游40里长的地段,开始清水长流,当时曾有“绿了和顺山,清了漳河水”的赞词。河岸林带乔灌草结合,护卫着农田和河床不受冲刷,据说河床较原来缩窄了近60%,夺回了滩地9万余亩,还改良了1万亩水浸地,减轻了2万亩土地的风沙危害。从解放到1956年,全县使用木料4万多立方米,解决燃料2,000万斤,树叶积肥料100万担,林地产蒲草(饲料)300万斤。石源大队1955年社员分配收入中,农业占44.3%,林业占42.4%,牧业占13.3%。群众赞美是:林木多,覆盖厚,河不冲,土不流,产量高,收入大。原来因土地被冲,生活困难,逃离各地的群众,又陆续重返故里。可见,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系统,一旦得到恢复和重建平衡,就会改善生产条件,减轻自然灾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林毁灾害多 漳河水又浊
浊漳河流域的绿化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反而把过去植树造林的成就破坏了。1958年到1960年,搞一大二公三平调,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这几年,造林不多,毁林不少。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再次出现毁林开荒,毁林造田。两次共毁林近9万亩,浊漳河两岸的75,000亩防洪护岸林就砍了5万多亩,只剩下七零八落的疏林1万余亩,已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益。
森林的破坏,不只是毁坏了林木,更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引起了各种自然灾害,威胁着农业生产。毁林后,土地被冲,河床加宽。据南翟管、西马村、更修、常银等地调查,河床由五十年代的平均75米宽,加宽到252米。北翟管大队,有林时,河离村300多米,现在河到了村边,只好筑石坝保护村庄。毁林后,浊漳河水流速加快,径流量增大,河水含沙量增多,城关、郝北等公社的几个大队,河床淤积比原来提高89厘米。毁林后,使部分土地阴湿荒芜。据常银、魏城等15个大队调查,原有4,000多亩林地的树木被砍伐后,土地下湿,不能种田,变成了沙荒。社员使用木材量也减少了,五十年代年均560立方米,七十年代减少到380立方米。
前些年不仅毁林多,还限制造林。1976年冬天,县林业局赵德安同志(是局里唯一的一个林业技术干部)下放到云竹公社东庄大队。他和队干部一起既抓粮食生产,又抓植树造林。1977年春,全队栽了4万多株树,人均100株。这一年粮食增产了6万斤。但当时县里的个别领导同志,却认为这个大队不务正业,搞林业影响了粮食生产,1978年1月在全县群英大会上硬说这个大队粮食增产幅度小而进行批判。象这样的指导思想,怎能不打击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接受教训 重新起步
三中全会以后,榆社县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纠正单一经营的错误。领导认识到在林业的发展上走了一个大的弯路,决心八十年代重新起步。去年县委提出,榆社要想富,发展农林牧,并积极落实林业政策,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今年要育苗5,000亩,植树造林先布几个点,明年就会有个大的发展。我们到农村看到的几个点,确有新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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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同样降暴雨,灾情大不同?
——从玉林地区看森林覆盖对抗灾能力的影响
玉林地区位于广西的东南部,又称桂东南地区。“玉”者,“郁”之谐音也,古名“郁林”,那时候树木是很多的。全地区23,000余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和四川盆地相仿,也是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丘陵盆地之一。1980年底估算,有林地的森林覆盖率约为18.5%,另外还有8.9%的疏林,估计能起防护作用的森林覆盖仍有25%左右。这些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满足人民对林产品的需要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今年在抗御暴雨灾害中,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7月12至14日,当四川的成都、绵阳等地区83个县、市先后遭受暴雨灾害的时间里,玉林地区也受到连续两次特大暴雨的袭击,6月29日一次,7月22至25日一次、24小时降雨强度一般最少300至400毫米,陆川、北流、容县、博白、桂平等县有些公社500至600毫米。6月29日上午8时至30日上午8时,陆川县测得的降雨量是610毫米,超过解放以来全广西所有气象站测定过的最大降雨纪录,成为罕见的特大暴雨。最大的降雨纪录是容县满垌水库测定的860.5毫米(一次暴雨),为全地区年平均降雨量的51.15%。不容讳言,人民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巨大损失。总共受害面积11,600平方公里,75个公社,近1,000个生产大队,农业人口约345万;受淹粮田97万亩,秧田32,000亩,经济作物39,500亩;倒塌房屋40,576间,792户2,165人无家可归;死亡80人,受伤334人;冲毁塘坝796座,桥梁1,491座。合计损失约值人民币1亿余元。
然而损失程度与四川盆地相比较,那就轻得多了。
玉林地区的降雨强度要比四川大50%至1倍左右,人口密度也稍大,但是玉林损失量与四川作比较,四川盆地受淹农作物、倒塌房屋、损失人民币,分别是玉林的2.93、9.57和6.1倍,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两个地区同样降暴雨,为什么受灾情况大不一样?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森林覆被不同,四川盆地只有3—5%(据1981年中国林业第六期介绍),而玉林地区是25%,两个地区相差甚为悬殊。玉林地区损失较小,森林覆被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历史上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玉林地区在一次降雨强度200毫米的情况下,受灾损失微乎其微。由此我们设想,如果把全国的森林覆被由现在的12.7%提高到20%以上,并且分布比较均匀,这样抗灾能力将大大提高。相信到那时候,象1978年延安只降雨150多毫米便冲毁半个城的悲剧,便不会再重演了。
玉林地区林业设计队 吕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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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涂县黄池公社改变订合同不管农民生产需要的作法
按照生产合同供应生产资料
安徽省当涂县黄池公社今年开始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时,在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上,仍采取过去逐级计划分配的老办法。结果,层层克扣,社员们意见很大,说:我们同生产队订的生产合同,项项都是向我们伸手“要”的,可是国家、集体应该“给”我们的,比如化肥、农药,一项也没有订出来。这样的合同太不公平了!公社党委感到社员的意见很对。6月中旬,他们把黄池供销社干部找来一道商量,决定改变老办法,试行按照生产合同分配和供应农业生产资料。
首先从比较紧缺的化肥供应开始,从7月份起实行。具体做法是:公社根据县里每次分配的化肥总数,按全公社包产田亩计算出每亩供应量,由供销社印制化肥票证,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凭各农户包干合同书到供销社统一领取化肥票证,最后按各户承包田亩发放。已经领了化肥票证农户的合同书上都盖上印戳。县里7月份给这个公社先后三次分配碳铵、尿素、复合肥料共309吨,供销社按照生产合同,给全公社3,710户社员发了化肥票。
黄池公社党委这样做很得人心,他们打算下一步扩大按合同供应生产资料的种类,并根据合同兑现情况来供应,尽量使那些全面执行合同的,对国家贡献多的农户,得到的生产资料也多一些。
这种办法有四个好处:一是弥补了目前合同上存在的“只订农民卖与交,不订农民买与要”的缺陷,有利于完善生产合同制和生产责任制。二是合同双方都履行责任,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三是能够堵塞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上的后门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农商关系。四是农民及时买到生产资料有利于搞好农业生产。
鲁道生
当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单位,大都是用合同的形式,把承包社员对国家的交售、对集体的提留等固定下来。这种合同一般都是只订农民向国家、集体应承担的任务,而不管农民生产需要的供应。黄池公社改变了这种作法,把农民应交售的和农民生产所需要的,同时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农民很欢迎。这样,有关单位不光是向农民要东西,而且也关心农民要什么。这是订合同方法的一种改进,也是有关改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一种做法,值得各地重视。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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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双湖草原建设成新牧区
五年前这里还荒无人烟,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办起了商店和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事业,牧业生产发展很快,去年人均收入达到298元。
据新华社拉萨电 新华社记者群桑报道:五年前还是荒无人烟的西藏双湖草原,今天已经建设成为新牧区。
这片位于西藏西北部的大草原,面积有8.7万多平方公里。1976年1月,中共那曲地委经过调查,决定开发这片草原。他们同群众商量后,先把申扎县的1,000多人和26万多头(只)牲畜迁进去,以后又陆续迁入了一些群众和畜群,并建立了临时的政府机构。五年来,双湖草原建起了医院、邮电所、兽医防治站、商店和粮站,还有信用社、电影队。各区、社办起了民办小学。大部分社、队通了汽车。牧区生产连年获得丰收。现在牲畜总数比迁入初期增长两倍多。去年,双湖人均收入达到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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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通讯

春雨过后彩虹多
——福建闽清山区见闻
闽清是个山区县,省璜公社是闽清的深山区。近两年,这里的竹编制品畅销海外,是闽清的一宗特产。县里的同志安排我们去省璜竹编厂参观。
汽车刚进省璜地界,司机就指着小溪上的石拱桥说:“桥多,是这里的一个特点!”可不是么!站在公社办公楼前一望,三条沟里的四座银灰色石拱桥,在灿烂的阳光下,被青山绿水映衬得特别显眼:桥上有突突冒烟的拖拉机,有打着花伞、戴着斗笠的行人。
这个公社到底有多少座桥?公社的同志告诉我们:包括公路桥在内,共有50多座,总长度1公里多,其中有近两年新建的石拱桥37座。
为什么近两年新修了这么多拱桥?
原来,这里山高沟深,溪涧纵横,一个大队往往由几个自然村组成。社员下田种地,也要过溪越涧。多少年来,一场大雨出不了村,涉水过溪被冲走的事,时有发生。至于挑运东西、儿童上学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里的群众从祖辈开始,就盼望着交通方便。全国解放以后到1976年,闽清山区的交通明显改善。随着公路的延伸,省璜公社有了10多座由国家兴建的公路桥。但是在隔开各大队和各自然村的溪涧上修桥的愿望,仍然没能实现。
近两三年来,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省璜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地制宜种植,粮食连续四年增产,由缺粮吃变成了卖余粮。没有桥,卖粮只好靠双肩挑;多种经营发展了,山林得到垦复,没有桥,毛竹、木材、柑桔、茶叶和竹编制品不能及时送出山;社队开始变富,集体有了更多家当,没有桥,拖拉机等农业机具进不了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农民群众修桥铺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洋里大队81户人家,利用1979年冬天和1980年春天的农闲时间,自己劈山、运石,挖基、砌拱,一举建成3座拱桥,使3个自然村联成了一体。炉前大队的干部,带领全村社员,先在1979年冬天,建起了长达34米的石拱桥,接着又在1980年冬天,在村内建起长20米的石拱桥,大大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公社负责同志自豪地说:“解放后到前二三年,修桥铺路靠国家投资;现在呢,社队有钱,农民富了,都是自己干,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本报记者 江世杰
本报通讯员 许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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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貌

张有登盼到了骡马
想养骡马,是河北省康保县邢家沟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张有登多年梦寐以求的事了。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牧,十分喜爱骡马。那时他做梦都在想:有朝一日,自己家也养上骡马该有多好啊?然而,年复一年,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解放后,虽然分到了土地,但身单力薄,一下子还买不起骡马,很快就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了,个人对于骡马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张有登养骡马的念头也渐渐淡漠了。后来,批“自发势力”,加上家里光景又不好,买骡马的事,他想也不敢想了。
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张有登一家的收入也多了起来。他想买骡马这桩心事又死灰复燃了。他买回一匹连牙都磨光了的老马和两头驴。对那匹老马,他倍加照料:每天把草铡得碎碎的,筛得净净的,一夜总要添三四次草,料还要煮熟。老马一天天强健起来,并且怀了驹。
今年5月份,老马下了一头枣红骡驹;7月份,两头驴也先后下了两头骡驹。一家一年有了三头骡驹,在这一带被传为新闻。当人们向他祝贺时,老汉总是抚摸着他的骡驹,高兴地说:“要不是三中全会政策好,俺那能有三头骡驹子,恐怕到临终也实现不了养骡马的愿望啊!” 杨珍(附图片)
张有登和他的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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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貌

“怕事老头”讲了真心话
湖北省广济县石佛寺公社农科所社员,每当议论如何发展家庭副业时,都说年近六旬的老社员燕传金最有办法了,但谁也说不出他家庭副业具体收入。一些年轻小伙子,与他一块儿劳动时,总想挑逗他说出家庭副业的收入。可是燕老头一听问他这事,就设法避开,换个地方干活,唯恐说漏了嘴。所以,社员们都管他叫“怕事老头”。
“怕事老头”在六十年代就担任过生产队长。那时,社员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他白天带领社员干集体活儿,晚上和休息时间又发动社员搞家庭副业,两年就甩掉了“三靠”帽子,一跃成为有名的富队。老燕家不但养了猪,还养了鸡、鸭、羊等,每年家庭副业收入就有一千多元。在十年动乱岁月,老燕被打成“暴发户”,挨批斗。从此,他家里一头猪,一只鸡鸭也没养,什么家庭副业也不搞了。
党的三中全会,象一股强劲东风,吹燃了他心头之火。他与老伴商量,买回了3头小猪,30只鸡,100多只鸭。他看到报上登的养蜂、养土鳖虫等技术,就认真学习,并购回蜜蜂和土鳖虫。他想:党的政策好是好,就怕以后变;不管变不变,发展家庭副业的收入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以防日后招麻烦。于是,家里猪儿散窝、鸡鸭蛋出售,都由他一手包办,不让家里人沾边,垸里不管谁,也打听不出他家庭副业的具体收入。
前些日子,他通过学习,深信党的好政策不会变了,于是憋不住心头的喜悦,在会上讲了他家上半年每项家庭副业收入的情况。他一项项地数落着,一共两千三百多元。他说:“能有这么多的收入,全归党的政策好啊!”
程道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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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一角

方便面条很受青海牧民欢迎
青海省副食品公司今年从上海购进两千箱共两万八千八百斤方便面条,运到牧区后,很快就卖完了。青海牧区有一百多万各族牧民,绝大多数逐水草而居,跟畜群游牧,常常一天要走几十里路,经常饥一餐,饱一顿。有了方便面条,不管走到哪里,用开水一泡就吃,吃下去浑身热呼呼的。比起吃青稞炒面来,又方便,又改善了生活。青海省副食品公司希望上海、北京等地能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多供应一些方便面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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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一角

南方渔民同内蒙古农民合作养鱼
内蒙古五原县巴彦公社位于河套平原,共有大小湖泊二十七个,水中天然饵料充足,适合养鱼,但是,当地农民不会养鱼,而地处巢湖的安徽巢县渔民却有丰富的养鱼技术。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合作养鱼苗的合同。今年五月,巢县根据合同派出六名经验丰富的渔民到巴彦公社,利用当地的亲鱼成功地进行了鱼苗繁殖。到目前为止,巴彦公社已经生产各种鱼苗一千三百多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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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劳动模范、铜陵县农科所副所长吴晓煜(右三),多年来勤勤恳恳从事杂交水稻优势纯合稳定工作。他用花培育种技术,先后选育出“南花11号”、“南花5号”两个优势纯合稳定的杂交水稻新品系。他的这项科研成果,有利于省去杂交水稻年年制种的复杂工序,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创造了条件。 新华社记者 朱云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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