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增强党性 提高党的战斗力
——纪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表四十周年
杨献珍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员、特别是对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进行增强党性的教育,借以提高党的战斗力。1941年7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决定所提出的增强党性锻炼的要求,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经过十年大动乱,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的破坏,党的崇高威望受到很大的损害,因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就成了迫切的课题。增强党性,搞好党风,则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
什么是党性?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是他“自身存在的价值”,党员由于具有党性而得以名实相符;失去了党性,即使他还保留着党员的名义,而他作为共产党员的真正“价值”却已不复存在了。
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即《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了的。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从而公开向旧世界宣布,我们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或入党宣誓的时候,都曾向党保证,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这个庄严的誓言,代表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心。这就是说,从宣誓之时开始,他就已经把自己交给了争取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并为之奋斗终身。在党的事业处于顺利的情况下是如此,在党遭到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时依然如此。这种坚强不易的共产主义信心和刚毅不屈的共产主义气概,正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的表现,也是党性的标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多少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争取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些革命先烈没有玷污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这正是他们的坚强党性的表现。我们要增强党性锻炼,就是要学习这种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为这一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一个由大批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集结而成的政党,将会是一个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具有高度战斗力的队伍。
但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仅仅有共产主义信念和献身精神还是不够的。或者说,这样去认识党性是不完全的。
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列宁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党性的关系。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处理任何问题,分析任何事变,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就要求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并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本身就包含着党性。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第一次向无产阶级展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描绘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而这个正确地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真理,也只有无产阶级这样最无私、最无畏的阶级及其先锋队才有可能掌握。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它就不再是资本的奴隶,而成为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党性;反过来,党性本身也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的方法论。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传统作风,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的,也都是党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唯物主义的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唯心主义的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这是他对我们党的成败的经验教训从世界观上进行的高度概括。党的历史表明,当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我们党团结一致、胜利前进的时候。反之,主观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就会把党推向分裂和毁灭的边缘。1941年8月1日,也就是中央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之后一个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个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得更精辟,更透彻。他在指出主观主义之为害以后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和党的传统作风,确定和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它的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否拥护并贯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决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而是有没有党性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就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就不可能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只有从两者的统一上去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什么叫党性。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一些违反党性的倾向,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六条办法。通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广大党员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任务。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迫切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在实现四化的伟大进军中,我们更需要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器良,具有高度的战斗力。毋庸讳言,目前我们党的队伍的状况,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搞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对党和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很多党组织瓦解涣散,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应有的战斗力。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大作风,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恢复党的战斗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卓著。然而,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完全摆脱左倾错误的深刻影响,显然还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增强党性锻炼,便是这些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四十年前相比,我们党的队伍,现在是庞大得多了,也复杂得多了。尤其是大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很多对党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有的同志既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也不懂得怎样去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的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受过党的优良传统和增强党性的教育,但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党性观念淡薄,革命意志衰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似乎都已经从头脑中消逝了。有些党组织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组织观念模糊,纪律松弛,他们习惯于把本地区、本单位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为所欲为,以致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些地区和单位无法顺利贯彻。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贪赃枉法,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利益,破坏了党的声誉。尤其恶劣的是有少数党员,包括少数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怀疑抵制的态度,有的甚至以派性代替党性,结帮营私,目无党纪国法,破坏党的原则。这些情况表明,经过十年大动乱以后,党内确实严重地存在着党风不正的现象。党风不正,不仅破坏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削弱党的战斗力,而且腐蚀着党的整个机体,损害党的事业。所以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表述了老一辈共产主义革命家对党的前途的关怀,同时也指出了我党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中心环节,值得我们三思。
今天,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六十年历史和三千九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了,全中国人民寄希望于我们,全世界人民在期待着我们,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党同志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去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重任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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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发展饮食服务行业
郑宁 王世林 王曰廉
三中全会以来,饮食服务行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要求,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为此,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解决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
端正对饮食服务行业的认识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饮食服务行业不受重视,处于受挤的地位。要大力发展饮食服务行业,首先要提高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
饮食服务行业同人民生活、同生产建设息息相关,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带来了社会劳动的大量节约,使生产部门能够集中力量从事生产,使广大职工能够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增加自由支配的业余时间。
我们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整就业结构,在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以及金融、通讯、科研教育、旅游等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广泛开辟就业门路。1957年,天津市饮食服务行业职工占全市就业人口的3.6%,1980年仅占1.9%。如果将这一比例逐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就可以提供近4万人的就业机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商业、饮食服务行业人员在整个社会劳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还会增加。不仅从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看,而且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趋势看,都应当把发展商业、饮食服务业摆到重要的地位。
明确饮食服务业发展的路子
今后发展饮食服务业,再也不能单靠国家投资,走单一经济成份、单一经营方式的路子,应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网点设置要以小型分散为主。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越大越公越好”,饮食服务业在所有制形式上急于过渡,取消个体商贩,把大批合作店
(组)并入国营,保留的一部分合作商店的管理制度也都照搬国营的一套,丢掉了集体经济的特点,实际形成国营经济独家经营的“清一色”的局面。与此同时,又不适当地撤并网点,扩大商店规模,从“多、密、小”变成“少、稀、大”。经营方式单一,服务质量下降,丢掉了许多传统的经营品种、服务项目和经营特色。
饮食服务业基本上以居民个人为服务对象。因此,饮食服务网点的设置应当是量多、分散,坚持以小型为主,尽量接近消费者。在所有制结构上,除了以一部分国营企业作为骨干外,应当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和个体户。在经营方式上,要多样化。不仅要有店堂经营,还要积极发展流动服务,送货上门;既要有综合经营,又要有专业点;既要办好具有特殊风味和经营特色的名馆名店,又要积极经营大路饭菜、快餐便餐和普通服务项目,适应群众多种多样的需要。
推行经济责任制,改进工资奖励制度
当前国营的饮食服务业仍然存在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步骤地分别不同条件地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切切实实地克服平均主义现象,使企业和职工的权、责、利紧密地结合起来。
饮食服务行业基本上依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比较长。过去实行固定工资,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好坏没有联系。恢复奖励制度以后,由于具体办法不够完善,再加上做法多变,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天津市理发业近两年的经验说明,采取固定工资加提成工资的制度,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可以较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从今年8月份起,天津市饮食业除实行承包制的点外,已全面实行利润包干责任制和固定工资加提成工资的制度。
各部门都要为发展饮食服务行业开绿灯
发展饮食服务行业涉及许多方面,仅仅依靠这个行业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支持。城市规划、建筑施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财政、银行、工商管理、劳动、物资、公安、卫生等部门都要为发展饮食服务行业提供方便。例如,在城市边沿地区开业的饮食服务点,一定时期内经营会有困难,就需要从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照顾。又如出车摆摊,流动供应,是当前增加服务网点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作好这一工作,就需要由商业、公安、卫生、市场管理等部门统筹规划,采取积极态度加以安排,作到既搞活市场,方便群众,又不影响市容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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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次清史座谈会
最近河北省史学会、承德师专和承德市文物局,在承德避暑山庄联合举办了一次小型的清史座谈会。
座谈会集中讨论了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清初的民族政策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诸问题。
清在入关之前,是进入奴隶制还是进入封建制呢?史学界意见并不一致。主张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在具体时间上的划分也不一致。在这次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在入关前,清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天命六年(1621)四月,努尔哈赤攻下辽阳,下令“各守旧业”,这是对早已存在于辽东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确认,也是清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天命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下令镇压反对后金汗国的汉人,并强迫汉人每13人编为一庄,给牛7头,地100垧,其中20垧的产品作为租赋交给后金汗国。努尔哈赤这样大规模地推行封建制,标志着清向封建制过渡已经完成。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清入关前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用短短几年的时间来说明这一过渡的完成,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社会实际中考察,都是比较困难的,因而还要认真研究。同时,还要看到,满族的社会发展,同他们的祖先一样,越是从边疆向内地推进一步,受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对汉族人民的影响和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
座谈会较为充分地探讨了清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清初民族政策,虽然由于清统治阶级的局限,有不少失误,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与会同志指出,康、雍、乾三代,着重解决了蒙古、西藏、新疆的问题,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对噶尔丹的评价,同志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康熙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维护作用,是可以肯定的;有的认为,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噶尔丹有权利起兵争夺天下,因而不能称作叛乱,全面否定。对上述问题,同志们还补充说,清初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当认真研究;但是,这些政策的制订,是从当权的(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与会同志还围绕清初经济政策、土地制度和海外贸易等问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了分析。同志们指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于丝织手工业中萌生,但是从明中叶到清代受到封建统治的压制极为严重,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清初,在农业中资本主义显然有了发展,可是由于传统的封建势力的影响,在“经商不如务农,雇工不如坐地吃租”思想支配下,从工商业、手工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倒流到土地上,农业中的雇工往往倒退到封建租佃制,从而表现了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性。有的同志指出,中国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例如与欧洲城市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大于生产,服务性行业大于生产性行业,所以它是封建统治的中心,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地。这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要了解的。特别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这种个体经济,构成为自然经济的基础,始终没有被打破,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荣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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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在各科之外 又在各科之中
——谈《辞书研究》的一个特色
潘树广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书研究》创刊于1979年4月,很快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我国第一个辞典学的学术刊物
(辞典学的专门刊物,国外亦不多见),而且有许多令人注目的特色。
辞典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在各科之外,又在各科之中。所谓“在各科之外”,是就辞典学这门学科的独立性而言的。《辞书研究》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辞典学,今天已自立于学术之林,不再是某一门学科的附庸。过去习惯于把辞典学附属于语言学,事实上不尽妥当。因为,语言学充其量只能管领中外语文辞典的编纂与研究,而无法包容品种繁多的专科辞典和百科全书。辞典学的研究对象则涉及各类辞书,探讨其一般工作规律以及具体的编纂原则和方法等。《辞书研究》刊载的吕叔湘、陈原、罗竹风、陆宗达、于光远等人的论文,对辞典学的基础理论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
所谓“在各科之中”,是就辞典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交叉渗透而言的。当前,辞典学正在日益紧密地与各门具体学科结合,产生了一批专科辞书,各自反映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供人们检索。从理论上说,有多少门学科,便应当而且可以有多少种专科辞书,用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但事实上,国内现有专科辞书的品种和数量远远跟不上各学科发展的需要,这说明我国目前专科辞书的编辑力量还比较薄弱(当然,还有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原因)。专科辞书的编纂者,必须融会贯通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又要懂得辞书工作的一般规律。正是在这方面,《辞书研究》为促进学术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仅就《辞书研究》已出版的八辑作一统计,其中有关专科辞书的论文或评介文章已达二十余篇,说明辞典工作在许多学科中有了可喜的进展。
顺便提个建议。《辞书研究》的编辑宗旨,在于“推动辞书编纂工作”,着眼于一个“编”字,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以为还应兼顾一个“用”字,即承担起辅导广大读者使用辞书的责任。目前辞书的知识还不够普及,不少读书人还不善于有效地利用辞书,连有些大学生也不例外。如果《辞书研究》注意以一定的篇幅刊登这方面的文章,读者面将会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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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约瑟夫·魏德迈传》出版
约瑟夫·魏德迈是最早与马克思恩格斯共事的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在德国和美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德迈不仅是毕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论作家,而且是一贯注重实际并勤于参加革命实践的党的组织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他是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并在美国国内战争中出任过北方军圣路易军区司令。因此,他不但是举世公认的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且是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上的知名人物。阅读再度翻译出版的《约瑟夫·魏德迈传》,可以得到不少启发。
(王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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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中国法制史简编》出版
北京大学法律系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上册,已于今年6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约在11月出版。
该书论述了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种类型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注意研究历代农民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政权与法制,特别是注意研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与法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总结了这个时期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
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专著。
(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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