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论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
吴振坤
我国现行的企业领导制度弊端甚多:一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委直接管理企业,指挥生产,由于包揽过多,使自己陷入事务主义圈子之中,削弱了党委本身的领导作用。二是职工不能真正当家做主,行使民主管理权利。职工代表大会流于形式,没有应有的权力和责任,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厂长职、权、责不结合,分工不合理。企业没有形成一个以厂长为首的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系统,不能充分发挥厂长的集中指挥作用和工程师的技术指导作用。
目前正在部分工矿企业实行的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明确三个方面的职权范围,摆正三方面的关系。改革总的要求是: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真正发挥职工当家作主的作用,切实实行民主管理;厂长要有职有权有责,能够对企业生产和行政工作实行集中指挥。
通过改革,要在国营企业里加强党委领导,进一步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和厂长负责制。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党委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领导的根本制度。党委领导的责任在于保证职工代表大会制和厂长负责制健全地、正常地运转起来,充分发挥其作用。
党委领导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对社会主义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决不是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组织,党对企业的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应当与企业的这种性质相适应。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组织,不能由党委对它实行直接的行政领导,而必须由它的行政负责人(厂长、经理)进行直接领导。否则,必然产生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现象。党委是政治领导者,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机构,变成直接管理者。
党对企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的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企业党委紧紧抓住政治领导这一环,才能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为了克服党委包揽行政事务的现象,企业中党政组织要分开。这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关键。党委和行政应分成两套班子,尽量不要合署办公。党委书记一般不要兼任行政领导职务。党员行政领导干部也不要过多地参加党委。在生产和行政方面,由厂长统一指挥,党委书记不要直接干预。
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党委特别要抓好职工代表大会制和厂长负责制,抓好了这两项工作,就抓住了办企业的两个主要环子。
职工民主管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根本内容,就是把管理企业的权力切实而稳妥地交给职工群众,让职工群众当家作主。
实行民主管理,要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形式。根据我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多年来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践经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是企业民主管理的良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
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它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职工代表大会不应当仅仅是咨询性质的机构或一般的监督机构,而应当是职工群众直接管理企业、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当然,也要看到,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归企业所有,也不归企业劳动者所有,而归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所有。因此,一个企业劳动者不能单纯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去支配生产资料,而必须按照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去支配生产资料,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就是说,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与此相适应,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是有一定范围和一定限度的,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在法定的企业自主权的范围内来确定。
根据《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体包括:对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有审议权;对涉及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职工切身利益问题,对制订、修改和废除全厂性重要规章制度有决定权;对于干部有监督权,建议任命、处分权或选举、罢免权;对上级机关的规定和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有建议权。今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还可以逐步地适当地扩大。
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同加强厂长对生产经营活动和行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是一致的。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更需要加强民主管理。厂长一定要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办好企业,尊重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执行其决议,接受其监督。职工代表大会也一定要尊重和支持厂长的职权,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教育职工不断提高主人翁责任感,自觉地遵守厂规、厂法。只有真正做到互相支持,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企业的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的统一。
职工代表大会要依靠工会进行工作。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同作为职工群众组织的工会是有区别的,工会不应代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但工会的基本职责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这同职工代表大会又有自然的联系。因此,基层工会委员会承担职工代表大会机构的任务是适宜的。工会应当把搞好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厂长行政指挥
改进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厂长行政指挥权,是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成百成千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指挥者一个人的意志,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各种责任制,任何人都不得任意行动。这就要求在企业里实行集中领导,建立起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管理和生产指挥系统。
厂长是企业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对全厂的生产建设工作负全部责任。要建立起以厂长为中心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和生产技术专责制。各单位的领导人都要服从厂长的统一指挥,并对本单位的工作负全部责任。为了使企业的指挥系统能够执行自己的指挥职能,从厂长到各级领导人都必须有职有权有责。只有把职、权、责结合起来,指挥者才能发挥应有的指挥作用。
要真正把厂长负责制搞好,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济问题,不能搞多头领导,而要实行管理指挥上的生产技术经济专责制。专,是指一个生产区域只能有一个头管理指挥;责,是指这个头对所管单位负全部责任。根据生产技术经济专责制的要求,副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都要在厂长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各司其责,在分工的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处理分管的日常工作。职能科室人员,不干预现场,只为现场服务。这样,由于责任明确,大家都会努力完成任务。“一·五”期间,我们有些工厂如鞍钢,实行过生产技术专责制。当时,我们虽然技术水平低,管理经验少,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一般办得都较好。
在实行生产技术专责制中,严格技术责任制非常重要。工厂在技术管理上要有权威,没有技术管理上的权威是不行的。特别在一些重大决策和重大技术措施上更是这样。
党委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三者密切结合,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摸索出来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客观要求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制度。我们要经过试点,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这种新的企业领导制度,并不断使之完善。


第5版()
专栏:

努力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张元奎
当前,降低成本有特殊的意义,也有很大的潜力。拿工业产品成本来说,生铁(吨),全国重点企业的平均成本,1979年为146.12元,历史较好水平为105.08元,而有些小企业则高达1,000余元。企业之间成本的高低差别也很大。以1979年全国重点企业的成本为例,铸钢件(吨)的最高成本为1,546元,最低成本为574元。自行车,最高成本为180元,最低为64.34元。此外,据最近两年统计,全国国营企业每年的企业管理费都相当于我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的总额,数字相当惊人。
努力降低成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要使成本进一步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一定要下大功夫,探索和采取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措施,方能奏效。
第一,要注意宏观经济决策对成本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决策中,基本建设的布局、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投资方向和技术政策等等,都将长期对成本产生先天性的影响。过去,在“山、散、洞”错误方针的影响下,不少工厂远离原料、能源产地,交通运输不便,不仅使生产能力长期难于形成,投资效果不能发挥,产品成本过高,而且产品销售的运价也特别高昂。
第二,技术和经济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技术和经济相脱节的现象,往往是搞技术工作的只问技术,不管经济。有的企业甚至为了片面追求某些过高的质量标准,在产品设计中多留“保险系数”,在生产过程中,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等等。因此,要不断降低产品和劳务成本,必须使技术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应当看到,技术是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技术工作如果不为追求最佳的经济效果服务,也就降低了技术工作的意义。同时,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也必须依赖于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如改进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采用合理的配方和套裁下料,选用适宜的材质,代用经济的材料和节约能源,提高产品等级率,减少废次品率,大搞综合利用,不断提高收得率,等等。搞技术工作的要懂点经济知识,搞经济工作的要懂点生产技术知识。只有技术和经济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不断开拓降低成本的新途径。
第三,搞好企业整顿,全面加强成本控制。过去我们在成本管理中的弊病,一是着重于事后的计算和分析,往往是从既成的事实中找原因。这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已成了“马后炮”。二是不全面。以工业产品为例,往往只算生产成本,不算设计成本、技术措施项目成本、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以及产品的寿命周期成本,等等。为了有效地加强成本管理,我们应当在成本的全面控制上下功夫。从成本管理的环节来说,应当包括事先、事中、事后的全面控制。事先控制,也就是事先从原因或“疑问”出发,分析可能产生的结果,通过核算、分析、比较、综合、评价,选择最优方案,制订目标(计划)成本;事中控制,即在成本形成之中,根据计划、预算、定额和财经制度进行控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事后控制,是通过揭示实际与计划、定额的差异及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以便今后继续控制。这样,才能通过全面控制,促使有效地降低成本。
全面的成本控制是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的。通过企业整顿,切实加强基础工作,改变当前存在的核算粗糙、数据虚假、管理混乱的状况,是加强全面成本控制的一个关键。
第四,严肃财经纪律,堵塞各种漏洞。当前,乱挤乱摊成本,企业管理费偏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一是各种社会摊派。各方面都向企业伸手,甚至连一些市政建设、工农业基本建设的开支都向企业摊派;工厂办社会,在企业中进行实质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使成本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二是企业本身乱挤乱摊。有的把应当由基本建设或专项资金开支的项目挤入了成本。更多的是化公为私,巧立名目,滥发各种津贴和物资。为了防止虚增成本,必须严格限制成本开支的范围,严肃财经纪律,堵塞各种漏洞。


第5版()
专栏:学点近代史

太平天国运动(下)
方宁
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起义。江北各路捻军转战皖、豫、鲁等省,声势大振。江南各地爆发了天地会各支派的起义。各族人民的起义,汇合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强大的革命洪流。
定都天京后,在封建思想的腐蚀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弱点日益暴露了出来。起义初期朴素的平均平等思想,逐渐被森严的封建等级制所代替。首义诸王,在天京大兴土木,享乐腐化、封建帝王和宗派主义思想,有了明显的滋长和发展。
1856年秋,当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公开分裂的“杨韦内讧”。“杨韦内讧”客观上适应了敌人从内部瓦解革命的需要,主观上则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封建帝王思想的大暴露。
这次“内讧”,是由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杨秀清对太平天国前期运动曾经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定都天京后,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他居功骄傲,上逼天王,下压首义诸王,封建帝王思想恶性发展。1856年8月,他不满足仅次于洪秀全的地位,公开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天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召北王韦昌辉带兵回京杀了杨秀清。但是韦昌辉乘机滥杀杨秀清部属二万余人。石达开闻讯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兴师讨韦。洪秀全在石达开逼迫下杀了韦昌辉,并召他回京主持军政。由于被杨、韦、石三王弄怕,天王对石达开心存疑忌,令自己两个哥哥同理政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借口天王对他“重重生疑忌”,率领精锐部队五、六万人分裂出走,独立远征。1863年,石达开部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自己也在陷敌后被害。
亲痛仇快的“杨韦内讧”,断送了太平天国的大好形势。清军乘机反扑,太平天国上下游重镇武昌、九江和镇江相继失陷。清军重建包围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1858年,曾国藩叫嚣:太平天国“不患今岁不平”。
太平天国虽然出现了严重危机,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发展。洪秀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领导太平军广大将士,为扭转危局而斗争。他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一批年轻将领担负军事重任。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等联合友军“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在浦口二破江北大营。11月,又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6,000多人于安徽舒城三河镇,为稳定危局作出卓越的贡献。
1859年4月,洪仁玕历尽艰险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的重用,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不久,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洪仁玕根据在香港多年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结合太平天国后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政纲——《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加强统一,严禁朋党之弊,反对起义队伍内部“结盟联党”;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办铁路、邮局、矿山;思想文化上反对封建旧思想和迷信。洪秀全予以批准颁行。《资政新篇》虽然由于缺少必要条件没有实行,但它反映了洪仁玕、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进步要求,这在当时是顺乎时代潮流的。
洪仁玕主持军政时,天京仍被和春的江南大营围困。1860年1月,洪仁玕提出了“围魏救赵”以解天京围困的战略。3月,李秀成率部奇袭杭州,以分江南大营兵力,后会同陈玉成等五路大军,于5月二破江南大营,乘胜攻克苏州、常州,到1861年又占领了浙江省。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派陈玉成、李秀成分南北二路会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1861年3月,陈玉成的北路军逼近武昌,李秀成的南路军贻误会师时期,陈玉成也因安庆危急,率军回救,致使会攻武昌的战略部署没有实现。9月,安庆失陷,上游根据地相继失守。1862年6月,陈玉成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进军苏、浙后,整个形势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转变。一方面中外反动派进一步联合和勾结,加强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内部封建化倾向十分严重,再加上洪秀全滥封王爵,又加深了各地将领“拥兵割据”的分裂倾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撕下了“中立”的面纱,赤裸裸地支持清政府武装镇压革命。美国流氓华尔组织了“洋枪队”,英、法也公开出动了侵略军。俄国送给清政府1万枝枪、50门大炮。清政府狂吠“乘此机会,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面对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英雄们,为了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不畏强暴,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正当太平军二次进攻上海时,曾国藩分兵三路围攻太平天国:左宗棠率湘军从江西进攻杭州;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进取苏、常;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进攻天京。1862年6月,曾国荃率湘军逼近雨花台,天京危急。李秀成率部从上海前线回救天京,与湘军激战40余天,但没有能够破围。中外联军乘天京被围,加紧进攻苏、浙。英、法侵略军在浙江配合清军攻陷宁波等地。左宗棠在陷金华等地后与侵略军在绍兴会合,进攻杭州。1864年3月,杭州失陷,太平军在浙江战场全部瓦解。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的“常胜军”,在1863年12月陷苏州后,又于次年5月攻陷常州。太平军在苏南战场完全瓦解。
苏、杭失守、天京危急。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的困境下,太平天国军民英勇顽强坚持战斗了二年,给湘军以沉重的打击。1864年6月3日,杰出的农民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洪秀全,因吃“甜露”(草)患病殉国。7月19日,天京失陷。清军入城后,对军民实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李秀成突围中被俘后,写了有失气节的《自述》,被曾国藩杀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后,实践自己“宁捐躯以殉国”的诺言,在南昌英勇就义。太平军大江南北的余部一直奋战到1868年。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不出新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敌人,最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但是,这次运动前后坚持十四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沉重打击了封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第5版()
专栏:法律知识

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制度
律师制度浅谈(十)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律师制度的历史比较长。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制度,各国有各国的特点,但也有不少共同点。
一、律师人数众多。
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法律繁多,许多机关、企业、团体、公民都需要律师从法律上给予帮助,律师的收入一般也比较高,所以律师的人数不断增加。例如美国全国取得律师资格的人超过50万。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每450人就有一名律师。
二、多数律师是个人开业。
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经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经过有关部门(有的是司法行政机关,有的是法院)批准即可开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律师个人开业已往往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出现许多律师合伙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在世界许多大城市设有办事处。
三、律师的业务范围广泛。
在资本主义律师制度建立的初期,律师的业务活动主要是为诉讼当事人作代理人或辩护人。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主要是承办大量非诉讼事件和其他法律事务,比如买卖房屋、签订合同、订立遗嘱、移民、设立公司、国际贸易、投资、信贷、保险、航空、海运等法律事务。因此,许多国家的律师活动已伸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机关、企业、团体都聘请律师当法律顾问。
四、律师的分工逐渐专业化。
由于律师的业务范围广泛,每一个律师不可能包揽各方面的律师事务,于是逐渐形成律师分工的专业化,即某个律师只办理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业务,例如有的律师主要办理航空、海运等事务,有的则着重办理贸易、信贷、保险等事务。正因为这样,一些律师合伙开设律师事务所,承办多种业务。
五、取得律师资格一般是严格的。
律师要熟悉法律,要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而要求充当律师的人又很多,因此律师的选拔条件一般是严格的。例如,美国律师必须是普通大学毕业(任何专业),再进入法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经过严格考试,才能取得律师资格。又如在奥地利,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若要成为律师,必须在法院、律师事务所、行政机关实习满五年,经考试合格,才能取得律师资格。
六、律师收费昂贵。
律师收费,有的有统一规定,有的无统一规定。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收费是很高的。有的律师收费每小时竟高达二三百美元。有的律师故意拖延诉讼或办理法律事务的时间,从中收取高额报酬。也有的国家规定,胜诉多收律师费,败诉少收或不收律师费。
七、不少律师都从事政治活动。
许多国家的律师有的担任议员,有的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有的担任总统,社会地位较高。例如美国的历届40位总统中,就有23位总统曾经是律师。
由于上述特点,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很少为贫民服务。一位美国前总统曾经说过:我们90%的律师仅为10%的人服务。在纽约市,共有35,000名律师,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名律师,但贫民平均5,000人才有一名律师。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人标榜他们的律师制度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这有很大的虚伪性。但是律师的专业化、律师选拔的严格、重视业务水平的提高等等,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马荣杰)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