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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群众学习 为人民写作
——有感于《赵树理文集》的出版
刘谈夫
赵树理同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涌现的优秀作家之一。在这位著名作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逝世十一年之后，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赵树理文集》，作为对这位作家的纪念，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文集》是经过了广泛采访搜集和认真考证整理而编成的。一般都说，赵树理1943年完成的《小二黑结婚》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其实，赵树理在1930年就开始写作，1933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在太原《大风报》副刊发表）、长篇章回小说《盘龙峪》（未完成）和若干短篇小说；另外，还写了一些快板、小诗、小戏以及其他文章。抗战期间，赵树理前后办过三次小报，用各种笔名，包写、包编，有时还要包印（油印或石印）。每出一期，得写好几篇。他自己回忆说，约共有二三十万字。
对遗稿的整理也是有收获的。如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第四、第五两章就是这次整理遗稿时发现的。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新大众》杂志（1947年太行华北新华书店编），发表时，据编者说明，作者计划写三部分，每部分写三章。但《新大众》登完第一部分的一、二、三章以后，并没有继续发表第二部分。后来《人民文学》重新发表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都只有第一部分。又如剧本《邺宫图》，写在抗战期间，只演过，没有发表过，这回从一个剧团找到残缺的演出本的第一本，经过反复审订补充后收入《文集》。《十店里》是1964年写的，当时有争论，《文集》收的是最后修改稿，与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的有很大的区别。
《文集》附录收了赵树理早期用不同笔名发表的小说、杂文七篇。这时赵树理还没有入党，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进步的，是倾向革命的。他的文风，虽然受欧化影响，但有明显的迹象透露出他的文艺主张是要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
赵树理的作品，象一颗明珠，闪灼着耀眼的光辉。出版《赵树理文集》，对于我们提倡和学习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农民服务的创作方向，继承和发扬赵树理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优良传统，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十年代——严格说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结束，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年代，赵树理和他的作品是得到高度评价的。周扬同志在《论赵树理的创作》里，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1947年边区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说赵树理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号召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大踏步前进。茅盾同志在上海也写了《论赵树理的小说》，号召白区的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学习。
但很遗憾，赵树理这段“黄金时代”前后不过五年。1948年发表《邪不压正》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赵树理的不公正的指责，其后是对《锻炼锻炼》
（1958年）和所谓“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一步一步逼紧，一步一步升级，由不同意见的讨论，到批判斗争，最后是行政手段制裁。这段坎坷道路的历程长达十八年之久。
《邪不压正》是1948年10月发表的。从这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过六篇讨论文章。赵树理于1950年1月15日写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对这六篇文章作了答复。其中有这么几句话：“那大小六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都参加过土改，但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又都说的是我们文艺界的本行话，而我所期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那种粗暴的、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影子已经在影影绰绰地晃动，矛头将要朝着赵树理这个目标抛来了。随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感。尽管赵树理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某些评论家和几位文艺界领导的仗义，可全被“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盖住了。什么“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什么“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什么“‘中间人物’论的代表”……等等帽子一顶顶飞来。1964年批判“中间人物”论和
“现实主义深化”论，给赵树理下的一道结论是：
“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
现在，尽管赵树理的冤案已经平反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赵树理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辞统统推倒了，但这只是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的拨乱反正。究竟还要不要提倡赵树理的“向群众学习，为人民创作”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赵树理的优良传统，这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创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有的方面还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水平，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不足。不足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村题材的作品相对地少了；涌现出来的写农村的文学新人比例小了。中国的农村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能轻轻让它在记忆里消逝吗？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对象之一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主要后勤基地，我们能不热情地去描绘了吗？有些农民说，现在文艺进城了，农村题材不“时兴”了。这种说法当然未必全面，但听了农民同志这番话，使我深有感触。我觉得，这对于提倡赵树理“向群众学习，为人民创作”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赵树理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更有必要。
赵树理写作目的明确，旗帜鲜明，他始终坚持为工农而写作，为革命而写作。他从1930年左右开始写作，哪怕是短短的几句快板，几行小诗，无一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前进，为了争取民族生存。他主张作家不限于只写文艺作品，只要对革命有利，什么应用文都应该写；而且要慎重其事地写。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较什么名利”。又说：“周总理要我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应该作为我们随时检查自己的标准”。赵树理创作的一生，是彻底履行他的誓言的一生；是彻底实现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勉励和期望的一生。赵树理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在1945年写的《秧歌剧本评选小结》一文中说：作品的
“……好坏是拿什么标准来说呢？就是看能否为群众服务，能否以艺术手法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因此，他又很注意读者对象。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里这样写道：“……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写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因此，他极力在形式上创新风，在语言上下功夫，把形式和语言作为达到创作目的（占领文艺阵地）的一种手段。他熟悉民间文学，接近民间艺人；戏剧曲艺样样通，弹唱吹打门门会，他从中撷取精华，运用到他的作品中来。他广泛收集民间语言，留心同乡亲们的谈话。“‘然而’听不懂，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周扬同志称誉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就是从这方面来衡量的。
赵树理是一位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严肃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热情歌颂光明，歌颂进步。他的作品，总是充满革命激情、鼓舞革命斗志的；总是衷心颂扬革命实干精神的。他也敢于和善于大胆、尖锐鞭挞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和守旧，但又敌我分明。他的揭露和批评，都是从自己人的至亲至厚的感情出发，使你一看分明是我们人民内部；使你只是觉得可笑、可怜；有的也使你气愤，但决不会使你觉得他该死。赵树理认为“今天我们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都应该有‘咱的江山、咱的社稷’这个感觉”。
“我们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来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遇到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体现在作品的艺术处理上。《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写的，但生活中的小二黑是被封建势力迫害死了的。艺术作品中的小二黑则争得了幸福和胜利。这样，既揭露和惩罚了封建恶霸，也使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感到光明可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对鼓舞人民的斗志是更有作用的。说他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的另一面，是他决不看风使舵，决不随波逐流，从政治上到艺术上，认准了方向就决不妥协。所以从大跃进以后，他陷入了复杂的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革命的空想笼罩大地，残酷的现实生活使他惶惑、苦闷。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他用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针对当时流行的虚夸乱造唱出了反调。
使人们一提及就衷心折服的另一方面，是赵树理的创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赵树理是主张作家到群众中长期落户的。他认为深入生活时间要长一些，要参加一定的工作。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他说，作家到农村去，就要以农村为家。赵树理正是这样，他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说：“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是老老实实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遵照着的。”进城以前不用说，进城以后一直是如此。他在生产队，群众把他当做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他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又象什么都是。赵树理每年都有几个月下乡。每次下乡，从来不说是体验生活，不说是蹲点，他总是说“回家”。建立农业社的第二年，他下到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的社里，具体抓经济核算，替他们建立会计制度，替他们当会计，白天则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他说，他做这些工作，就没有想过对写作有啥帮助，都是一些数目字，跟写作有多大关系呢？他就是通过这些工作认识农村的人的。一般写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就是跟上他，每天每天注意他的行动，他的语言等等。赵树理认为这个办法有些象“钉梢”，人家会产生误会。要熟悉他，就得和他共事。赵树理同郭玉恩，就正是这样的。赵树理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共甘苦，从农村到城市，从太行到北京，从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外闻名的作家，无论环境怎么变，地位怎么变，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但衣食住行是如此，思想感情也是如此。
赵树理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涵义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身与心，物质与精神全部献给人民。他不但以全副的精力为群众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稿费去帮助农业集体化建设。为了使家乡的农民更快地过上好日子，他出主意、出钱，同老乡一起劳动修水库，买锅驼机；派自己的女儿女婿到北京为社里买苹果苗……使河水上了山，山坡地变成了水浇田，从来没有吃过苹果的老乡们吃上了苹果。
太行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骄傲，人民亲昵地叫赵树理“太行人民的儿子”！人民给予了赵树理崇高的奖赏，文艺界应该后继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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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发表周扬同志文章
《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
本报讯 7月25日出版的《文艺研究》1981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周扬同志题为《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的文章。这是根据作者1980年7月在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该文总结了几十年来戏曲改革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如何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也提出了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周扬的文章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总结几十年来戏曲改革的经验时，文章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自觉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去改革戏曲艺术，把我们民族悠久的戏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以及现代戏剧文化成果结合起来，这就促使戏曲艺术的面貌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接着，作者着重回顾戏曲战线上思想斗争、艺术斗争的历史，以及整个戏曲队伍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过程，指出：“三十多年来戏曲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和克服粗暴的现象”。“无论是古典戏曲，还是现代戏曲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应该慎重地保存下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粗暴，这可以说是三十多年来戏曲改革的重要经验。”文章接着说，“不断提高整个戏曲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推动戏曲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使戏曲真正成为有完整体系、能更好地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艺术，这是我们进行戏曲改革工作一贯努力的目标。”“我们应当把提高戏曲工作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培养新一代，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要为他们创造学习和进修的条件，使他们打开眼界，增长见识，成为有比较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的艺术家。”
在第二部分，周扬着重谈了关于“丰富和革新戏曲艺术”的意见。周扬同志说，“我们要丰富和革新戏曲剧目，提高剧目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根本方针仍然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我们的剧目，一方面要力求丰富多样，有所创新，避免雷同和单调；另一方面又要遵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寓教于乐，而不流于混乱。对上演剧目，一定要放宽尺度，不能随便禁演，只要不是政治上反动的，不是宣传淫猥凶杀的，都应当允许上演。要制定适合需要的剧目政策，要有必要的行政措施，更重要的是采取社会方式，靠社会舆论和戏剧评论来解决艺术思想方面的问题。”关于“推陈出新”问题，文章说，“我们的文化艺术就整体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主要就是出社会主义之新。社会主义又是和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不能分开的，所以也是出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之新。凡用这种新的精神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包括用新的观点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一般地说，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范围”。周扬同志的文章还说，“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都是人民需要的，都要发展、提高。提什么‘为主’都是不适当的，易于产生流弊，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每个剧种、剧团适于演什么，可以有所不同，有所侧重，有所分工。不能否定分工，不能什么都一样。”“但就戏曲事业总的发展趋势要求来说，我们应当着重强调现代戏。”“各种地方戏，因更接近民间，形式也比较自由活泼，更易于表现现代生活，应尽量发挥它们在这方面的长处。”
周扬同志的文章说，“搞现代戏就要搞好，要提高质量，不但要注意思想性，还要讲究戏剧性，研究文学性，不能粗制滥造。”“我们的现代革命历史，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党史、军史为核心的，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力求真实，决不可任意臆造和虚构。”“特别要慎重。”
周扬的文章还认为，“有些在群众中有争议、有影响的传统剧目，在思想内容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但剧情和表演艺术却有一定的特色，曾为许多观众熟悉和喜爱，我们可以组织戏剧界的力量重新讨论修改，进行试验演出，这也是‘抢救遗产’的一个方面。”“我们要鼓励戏曲艺术家的革新精神和创作勇气，不要怕失败，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改革有上千年历史传统的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行的。”
另外，周扬的文章对革新戏曲舞台艺术和戏曲剧团体制的改革问题，发表了意见。
文章说，“我国的戏曲艺术，经过广大艺人和天才表演艺术家长期的悉心创造，形成了十分精湛的、独具一格的表演技巧和不同的风格、流派。但因为它们都是在过去物质条件不发达的历史状况下产生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艺术表现手段总是要起变化，总是会越来越丰富的。戏曲舞台应该有所革新，有所提高，才能适应今天时代和观众的需要。”“希望舞台美术家既要保留戏曲的特点，适合于传统的表演艺术，又使它具有时代感，突破陈规。”
文章还指出，“戏曲剧团”是一种文化服务行业，对教育和娱乐人民负有庄严的责任。它既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但它究竟是一个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团体。它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是以教育人民、娱乐人民为己任的。要讲经济规律，讲票房价值，但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是思想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剧团不可不讲票房价值，不可不讲经济核算，但首先要看对人民的思想影响如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审美趣味，是否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戏曲文化以至整个文化艺术水平。剧团以及各类表演团体都应该首先考虑这些问题，而不应该把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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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塑造真实感人的新农民形象
武淑芳
我国广大农民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作家塑造更多真实感人的新农民形象。这一要求，反映了我国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也说明了我国目前农村题材的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农民希望有更多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值得他们学习和仿效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也是新时代向作家提出的新的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新时期，这就要求文艺塑造更多敢于改变现状，勇于开创新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的文艺作品中，需要有更加多种多样的农民形象，不仅要有朴实、勤劳、善良的李顺达、冯么爸、陈奂生这样的人物，还要有具有崭新思想境界、能够带领农民进行新的斗争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还不多见。是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没有这样的人物吗？不。我们的农村，在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改变，经营方法的科学化，这一切的变化，都是由一批富有新思想、有魄力、有胆识的新人促成的。今天我国农村的新形势，反映了我国农村一代新人的卓著成绩。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实施，开扩了广大农民的眼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农民相比，已经有所不同。现在农村的生活面相当广阔，除了农业，林、牧、副、渔都在发展，还有各种小型的社队工矿企业，砖瓦窑、水泥厂、食品加工厂、工艺制品厂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村和城市的工厂、商业、财贸、运输、科研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农村生活的这种变化，更加促成了农民思想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天地中跳出来。农村中的社会分工更细了，拖拉机手、汽车司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技术员、保育员、理发员等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奋斗。因此，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不仅在领导他们的各级干部中有，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也有。
也许有人会说，乔光朴、丁猛那样的人物，在农村中并不很多。是的，先进人物，总是少数。但是，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到生活中去发现积极的东西，表现那些暂时是少数，但属于萌芽性质、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趋向的事物。我们的作家，应该在深入农村生活的过程中，努力观察、体验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从而塑造出真实感人的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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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重视和培养农民业余作者
健平
在农村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重视和培养广大农村业余作者的工作，成为文艺界亟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于农民作者的发现和培养，在广大农民业余作者中，也曾经涌现出一些有才能、有成就的农民作家。但是，十年内乱时期，本来就为数不算多的农民作家，受到摧残迫害，农民创作队伍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民业余作者的地位虽有改善，但对于广大农民业余作者的培养工作尚未提到文艺界的议事日程上来。全国各省市举办的创作学习班、文学讲习所等等，参加的农民作者为数极少；有的同志甚至认为，现在文艺界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稿源丰富，创作繁荣，培养不培养农民作者无关大局。这样，广大农民业余作者除少数成绩显著者以外，由于长期得不到鼓励、支持和帮助，有的逐渐丧失写作的信心以至中途辍笔。这种状况，与农村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革的现实生活相比，与广大农民对于农村题材作品的要求相比，显然是极不相适应的。为了极大地繁荣农村题材的创作，我们除了呼吁广大专业作家深入农村，关注农民以外，还必须把发现、培养、扶植农民业余作者的工作切实认真地抓起来。
发现和培养农民业余作者，不仅是当前繁荣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的需要，而且也是建立一支社会主义文艺大军的百年大计。农民业余作者，是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一般地说，他们对农村的现实生活是比较熟悉的，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心理、语言、习俗等等，也是有较深的体验的，这一点，正是他们能够写出较好的农村题材作品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当前，随着农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知识青年也越来越多。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创作力量，如果我们重视起来，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扶植，那么，一大批农民作者、农民作家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培养农民业余作者，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党政有关领导部门应当关心农民业余作者，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文艺报刊也要多发表一些农民业余作者的作品。还要加强这方面的评论和辅导，及时总结经验，推荐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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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人以力量的歌
——读李瑛近几年的诗作
霍清安
李瑛同志近几年来出版的诗集《早春》、《在燃烧的战场》、《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等，以其反映生活的真实、生动，蕴含哲理的深刻、隽永，抒发感情的质朴、凝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李瑛的诗，是充满理想，给人以力量的歌。
《一月的哀思》发表之后，李瑛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实使诗人更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庄严职责。当劫后复苏的祖国迎来了乍暖还寒的早春时，他满怀激情地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一支又一支昂扬、深沉的歌。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荣立一等功的战斗英雄刘勇，战前浮想联翩，反复吟咏抄在笔记本上的《关于生命》一诗，并自言自语地说：“李瑛同志，我把你这首诗带到战场上去，变成枪，变成手榴弹，变成胜利的鼓角。”（1979年5月8日《广西日报》：《为祖国而勇敢战斗》）
为什么李瑛的诗具有如此强烈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呢？这首先在于闪耀在李瑛诗中的理想的光辉，激起了人们为创建和保卫美好的新生活而英勇奋斗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时期的祖国，虽然是“流血带伤”，但却是“充满生命的朝气蓬勃的祖国”，毕竟“暴风雪已经过去，天空射下灿烂的阳光”，“祖国包扎完伤口又开始出征”（《献给西沙群岛的十三颗星》）了。所以，虽然他“记得风雨的昨日”，而且还表示：“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这样苍白的日子”，然而，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伤痕”上，而是三倍地关注“壮丽的今天”。他是在寻找、发现和挖掘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因素。
李瑛不仅在《早春》、《九月的汇报》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在早春中“出征”的祖国，向2000年进军的精神面貌，更在《关于今天的战斗》中，“透过诗人的想象”，描绘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祖国的壮丽图景：“云天结彩，万木葱茏——澜沧江畔，新城座座，黄河源头，汽笛声声；河西走廊，将镶满成排的路灯和壁画，世界屋脊，将建起楼顶喷泉和花屏……”他还在《在燃烧的战场》、《花》等诗中，用强烈的色彩，把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生动地描绘出来，塑造了一尊尊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的青铜雕像。如“毅然托起炸药，把敌堡炸响”的李成文；“把敌人的炮火引向自己”的李启；“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十八岁的战士；以及在“弥留的最后时刻”，把“我申请入党”“写在手心”的英雄；“消灭了第三个强盗，不幸被地雷炸断了双腿”，仍“请求”祖国“原谅”、“宽恕”的勇士等，他们都是诗人到云南前线采访得来的真人真事，既富有生活的真实性，又凝聚了诗人的美学理想，因而，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又闪耀着一定的理想的光辉，从而照亮人们的心灵，给人以力量，帮助人们推动历史前进。
诗中蕴含的深刻的哲理，启发人们认真思考，并从思考中获取力量，得到美的享受，提高精神境界，这是李瑛的诗给人力量的第二个原因。
李瑛诗中的哲理，有的是借“物”的形象来寄寓真知灼见的，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石头》等，更多的则是在或抒情、或叙事中，将哲理“画龙点睛”似的点出。而且，这些哲理不是干巴的说教、概念的图解，而是形象和哲理的统一。譬如《关于生命》，在抒发了“我”对青年一代的期冀和“我”的亲身体验后，有这样几句：“是的，我们的生命象一条河，不能单纯衡量它的长短，该计算它——转动多少机组，发出多少电量，灌溉多少田垄”，关于生命的真正价值的哲理，不都寄寓在“河”中吗？
触及时事，干预生活，及时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是李瑛的诗给人力量的又一个原因。
诗是最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之一。它不应该回避现实，缩进“自我”的狭隘天地里慨叹，它应该直面严峻复杂的现实，并由此出发，勇敢地捍卫生活的真理，促进新事物的成长、旧事物的灭亡，以真、善、美去教育人们，影响生活的进程。
《关于生命》、《关于今天的战斗》、《关于对先烈的回答》等诗，就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诗人有感于十年浩劫中，迷惘的一代、思考的一代“钥匙丢了”，发而为诗。诗通过对敬爱的周总理那“真正的生命”的赞颂，对革命先烈高风亮节的歌吟，对今日四化大业的礼赞，用革命的人生、理想、传统这些美的东西，去医治青年一代的精神创伤。它用形象去震动青年们的心灵，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热爱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创建的社会主义祖国，投入轰轰烈烈的四化建设。
在对生活美的底蕴和心灵美的真谛不倦探求的同时，李瑛对艺术美的探求，也从未停止过。
如果说《难忘的一九七六》，是诗人被“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最庄严、最动人、最壮丽的场面”，“所震撼写出来的”，那么，《早春》则是人们痛定思痛，严肃认真深长思之的刻痕，是沉思的硕果。由于它的题材的严峻和主题的深刻，以及诗人努力追求更深刻地表现战士——经过这一、二十年风雨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思想感情，因而，诗集虽薄，却较一般的反映部队生活的诗，要深刻、细致和典型。这些诗大都如黄山烟云，纵横流荡，舒卷自明，不拘于整齐的句式、韵脚，而十分注意内在节奏的调度和生动形象的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