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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编者按：读者多次向我们建议：登了批评和建议之后，要有下文，有结果。这个建议很对。我们将有重点地选择一些事件和问题连续报道，希望广大读者积极配合，踊跃投寄“批评以后”、“建议之后”一类的信。
乐清县二轻局偷漏税问题未处理
2月15日，本报第一版发表读者来信，揭露浙江省乐清县二轻局所属八个单位偷税漏税的情况，同时发表了温州地区财政局、纪委、本报记者的联合调查汇报，证实了这件事。时隔半年，这件事怎样处理了呢？最近，记者又去浙江采访，了解到来信和调查汇报发表后，省委领导曾及时批示，责成省、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2月下旬，省财政厅、温州地委纪委、地区财政局再次组成调查组赴乐清调查。共花了两个月时间，查出二轻系统八个单位偷漏税款一百二十九万二千多元，比第一次发表的《调查汇报》还多近23万元。可是，县里认为县里的计算方法和省、地调查组不同，得出的数字不一样，虽然对这些单位偷漏税款这个基本情况没有异议，但问题一直没能处理。到目前为止，还有55．7万元税款没有补交，对有关人员也没有作任何处理。
本报记者 林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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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温州栲胶厂领导干部在事实面前拒不认错
去年4月25日，本报刊登了温州栲胶厂孔弼写的《这样的“报废”是不应该的》来信；今年2月，孔弼又写来第二封信。我们将这封来信清样寄给温州市委征求意见，过了许久，不见寄回清样，我们又拍电报催询。温州市委办公室回电说：“对此事有分歧，市纪委着手复查，来信暂不见报为妥，待查处后再告详情。”回电后三个月不见来函答复。6月初，记者特为此去温州调查，得知温州市委接到清样后，组织了市纪委、工办、财办、信访办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
从1975年至1977年，温州栲胶厂三次报告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报废1，400多吨杨梅树皮。报告中说：“由于原料数量太多，有的无法翻仓处理，现在霉烂变质不堪，根本没有利用价值。即使投产，生产出成品也是等外品。”究竟这批杨梅树皮是否有利用价值呢？今年1月份的生产回答了这个问题。1月份该厂将已作报废处理留下的300多吨杨梅树皮，制成了30多吨栲胶，分别被温州皮革厂、平阳制革厂购去。记者征求了温州皮革厂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批产品虽然不是优质品，但是可以用。
在事实面前，该厂负责同志至今还以当时缺煤停产、产品销路不畅等客观原因，向记者解释这批杨梅树皮没有利用价值，报废是对的。
对于该厂报废这批原料的错误行为，工人纷纷写信向上级反映。可是该厂领导为此指责提意见的职工，说什么某某人因工资评不上对领导有意见；某某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这是陷害干部、打击干部等等。对上级来调查抱应付、不耐烦的态度，说什么：“你们无事干了，查了又查。”去年报纸批评后，他们急急忙忙组织人搜集资料，写了长篇材料，准备辩驳。
市委联合调查组认为，这个厂当时报废这批原料有客观原因，但以无利用价值为理由而报废是不对的。
本报记者 林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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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的回信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
你部寄来的《温州栲胶厂领导干部在事实面前拒不认错》的清样收阅。
对于温州栲胶厂领导在处理栲胶料报废问题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对待提意见群众的错误态度，市委领导已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厂领导对批评表示接受，愿意改正错误。
从这一事件中反映出领导部门对经济工作做得不细，存在不少问题，应从中吸取教训。特别在当前经济调整期间，更应引以为戒。
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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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不接受群众批评一意孤行
我厂在一九七七年将一千四百多吨制造栲胶的优质原料——杨梅树皮作为废料处理后，工人意见纷纷。有人向国务院、市委和《人民日报》反映，都无结果。这批杨梅树皮，两年中一直作为废柴以二元五角钱一百市斤出售。直至去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写的批评信后，才停止出售，这时库存还有三百多吨。
我厂领导对报纸的批评很不服气，始终认为这批原料不能使用，千方百计派专人搜集化验材料进行辩解。他们又多方了解化名为孔弼的投稿人，以图打击报复，致使我迄今不敢去领取稿费。
今年元月六日，厂内全部库存原料用罄，在市化学工业局催促下，我厂领导只得将残存的杨梅树皮投入使用。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五日，共生产成品三十三点四四吨，作为三等品，每吨价一千六百元，产值共五万三千五百零四元（我厂以议价价格出售，每吨一千八百元，计卖得六万零一百九十二元）。产品质量良好。平阳制革厂购去四吨，又来电要十吨。
在事实面前，厂长陈作流没有对他一手造成的报废原料一千四百多吨、糟踏国家资财四十多万元的错误，向上级和全厂职工作检讨。
两年多时间中出售的杨梅树皮，依照元月六日至二十五日实际耗用计算，可以生产栲胶一百八十八吨，产值三十多万元。生产后的废渣仍然可以每百斤二元五角钱作为废柴出售。
看！厂领导一意孤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多大啊！现在我厂工人正在期待着上级处理这件事！
浙江温州栲胶厂工人 孔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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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紧急呼吁
请看这段漓江
美丽的漓江给桂林增添了多少诗情画意。它适度的流速、平坦的河床，给多少游泳健儿带来了欢乐。然而，今日象鼻山下、洑波山前的河道，被一些机动挖沙船挖得千疮百孔。无数灰黄的砾石小山般地突出在水面上；深达10米的沙坑象陷阱一样密布水底。这不仅破坏了美丽的风景，而且使理想的天然游泳场变成了不幸的戏水人丧身之地。7月12日桂林铁路小学的3个小学生误入沙坑惨遭不幸。7月18日广东来的三名女青年又溺死在象鼻山下的深沙坑中。她们是清晨乘飞机到达桂林游玩的，下午4时就离开了人世。
对于在居民密集区和风景区的河道上乱挖河沙和造成溺死人的事，《桂林日报》曾多次发表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呼吁有关部门严肃处理。然而桂林市有关领导机关对此事处理得很不得力，继续听任一些单位在河道上大挖滥挖，听任溺死人的惨剧一再重演。
广西桂林市 群声（附图片）
新码街河岸（上）、象鼻山（右）前竟被挖成这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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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紧急呼吁
管管这些机器吧
贵州平坝县火车站的公路边，堆放着一排大型机器，有破碎机、振动筛、卷扬机、电动机、变压器、锻钎机、钻床、注油器、空气锤、皮带输送机等。这些机器已在露天度过了六七个春秋。由于长期日晒雨淋，有的锈坏，有的零件散失，眼看就要成为一堆废铁。
这些机器属贵阳铁路分局。该局准备兴建一座现代化采石场，整个工程已耗资200多万元。局里花了60多万元，从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天津、沈阳等省市买来机器。1979年采石场宣布停建，机器从此无人过问。
贵阳铁路分局基建工程段
川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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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访二十五年的问题解决了
伊春市小白林业局工人徐庆，1952年参加工作，1954年4月装车时被轧伤。当时林业局一个负责人为了得奖，隐瞒了事故，徐庆的工伤未上报，让他回家治疗，每月照报出勤，发给工资。1955年小白林业局撤销，大部分人员并到朗乡林业局，移交时将徐庆漏掉。因此朗乡林业局不承担徐庆的治疗费和工资。徐庆从1956年开始，无数次到地区、省和中央有关部门上访。但一些部门推来推去，问题拖了25年没有解决。今年伊春市领导处理上访老户问题时，发现了这件事，责成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亲自处理。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了真象，立即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会议研究，很快决定给徐庆定为工伤，医药费给核销，收回为朗乡林业局工人，安排打更工作，工资按照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工人评定，工龄连续计算。徐庆对这样的处理比较满意。广大群众也称赞说：“现在的人民政府确实对人民负责。”
黑龙江省委信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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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喜要报，忧也要报
（一）
十年动乱中，“报喜不报忧”成为惯例，否则就有诬蔑“大好形势”之嫌。本来，“喜”与“忧”是两个方面，报纸全面报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报“忧”，“忧”并不等于不存在。最近，四川省副省长何郝炬如实地向国务院汇报了今年四川遭受水灾的详情，《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详尽报道了这个地区的灾情，这是值得称道的。
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一些地区受点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把灾情如实告诉全国人民，可以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努力增产，支援灾区；也能鼓舞灾区人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这有什么不好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由此联想到1976年唐山地震，损失肯定是巨大的。当时群众议论纷纷，谈“震”色变。既然人民那样关心，为什么不把唐山灾情及时向人民报告呢？据说当时不报的理由是怕有损于“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须知，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你不讲，外国就不知道吗？至于当时是不是“到处莺歌燕舞”，人民心里有数。“大道”不讲，“小道”讲得更玄。不敢向人民报告灾情，既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相信群众的表现，效果适得其反。我们要提倡有喜则如实报喜，不“预报”，不过头；有忧则如实报忧，不隐讳，不打折扣，并把分忧的措施也告诉人民，这才是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党和政府相信人民，人民必然更加相信党和政府。
北京景山街道办事处 黄山
（二）
7月26日早晨，我象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听到关于四川省遭受水灾的详细报道。听着广播，有一句话不由地从心底涌出：啊，向老百姓保密的时代结束了！以往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恶习，对灾情的报道总是笼而统之，封锁真情，对老百姓保守秘密。
不仅灾情，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向老百姓保密。记得我刚当政治经济学教员时，想了解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情况，竟找不到一本我国出的专著，找不到一份我国的完整的统计资料。无奈只好读外国人写的关于对中国经济情况推测的书。中国的情况，对中国人保密，而外国人倒知道一些。我们通常总说，人民是国家主人。而家中的事却向主人封锁，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老百姓保密的状况逐步得到纠正。先是公布国民经济的年度预算、决算，物价情况和财政赤字，如今又公开报道灾情损失统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大发扬的又一胜利成果。可喜可贺！
解放军报社理论处 马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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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00多元失而复得
我们夫妻俩是西藏自治区地质局物探大队工作人员，今年4月去湖南瞻仰毛主席、刘主席的故乡。22日晨，在长沙我们乘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刚上车几分钟，发现裤子里面自缝的小白布袋被割破，有几张十元钞票露在外面。口袋里现金1，000元，被扒窃走900多元。乘客们议论纷纷，对扒窃者的年龄、身高、衣装、长相等特征，众说不一。这笔钱是我们在西藏高原几年的积蓄。面对着在车内拾得的扒窃者使用的单面刀片，真是呼喊“苍天”也不应呀！事情报至长沙市公安局，我们又提供不出任何重要线索。偌大一个长沙市去找谁？要查出这个扒手，真好似海底捞针。公安局的同志安慰我们不要着急。
刑侦大队二中队同志接案后，立即兵分多路寻线索，追目标，调询材料。长沙市公共汽车一管理站、侯家塘派出所、沙子塘两个居委会、市公安局矽砂矿、市郊区韶山公社红旗大队等单位的干部、群众密切配合，同志们昼夜不眠地工作，眼睛布满红丝，连几十里外不通公路的地方也前去询查。法医化验了扒窃者在作案时留下的血迹（刀片上、装钱用的小白布袋均鉴定出有人血）。凌晨三四点钟了，还在总结、归纳一天收集来的调询材料，审讯经常在车上作案的人。
在事发后不到46小时，犯罪分子被缉拿归了案。扒手在扒窃时被刀片割破自己食指的伤痕，和有他自己血迹的钱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为表示由衷感谢，我们取出一笔钱交给公安刑侦组织，想作为奖金给辛苦了的同志们。他们坚决不收，还谦虚地说：“我们工作还没作好。”我们决心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为榜样，竭尽全力搞好自己的工作。
西藏地质局物探大队 欧琼芳 朱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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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跟随市长下厂
7月13日下午，常德市市长刘高科、副市长朱斐然同志去无线电一厂解决资金问题，约我和财政部门的同志一道去。
我以为大伏天随市长到离城十几里远的工厂去，政府准会派小车。下午三点，我到市政府后，办公室的同志说，市长骑自行车去，不派小车。
我们头顶烈日刚到工厂，市长就说不在厂里吃饭。工厂负责人掏出过滤嘴香烟递了过来，他谢绝了。我以为市长戒烟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掏出自己的本地烟抽了起来。
经过认真的核算和研究，解决了无线电一厂的资金问题。
散会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我们又随市长骑上自行车，踏上了归途。
湖南常德市人民银行 黄宝龙
第5版()
专栏：
《这里还在瞎指挥》一稿失实
你报6月21日三版刊登的《这里还在瞎指挥》一稿内容失实。
稿件所提单位没有瞎指挥，分析“回潮”的四条原因也是编造出来的。在山芋种植上，东海县委和石埠公社根据多年实践，认为“双沟法”在此地能增产，已推广较长时间，因此提倡社员种“双沟”，同时也允许在土层浅薄的丘陵地打单沟，县、社并未作过硬性规定。在东海县石埠公社东石埠大队三队更没有出现过拔掉“单沟”秧苗的现象，实际上该队已栽的山芋90％种了单沟。
稿件执笔人没有调查，道听途说，任意虚构。稿件写好后，队长没看，只是为了盖章，让会计草草浏览了一下。因此，不能代表三队全体社员。稿件执笔人是我部战士，他不顾事实真相，损害了党报的信誉，造成了不好影响。除责成本人检查外，已将此事通报全体通讯员，以便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江苏驻军某部政治处
第5版()
专栏：
7月8日本报四版发表了刘史明同志的来信《南京的盛大丧礼》和《江苏省交通厅的答复》后，截至7月底，共收到一百一十多封读者来信，反映他们对这一丧礼和这一《答复》的看法。现选登几篇于下。
——编者
希望有更多的刘史明
江苏省交通厅顾问刘史明同志，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精神，值得为之叫好！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顾问”一职，似乎成了“清闲”、“安逸”的代名词。有这样的理解：所谓“顾问”者，即是“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对工作无需过‘问’”之谓也。因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便常常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
刘史明同志不受这种偏见和异端之说的束缚，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对江
苏省交通厅少数人违反党纪党规
的恶劣行径挺身而出，公开在报上揭露和批评。这是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爱护党、爱护干部的表现。
刘史明同志敢于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貌和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希望有更多的刘史明式的同志挺身出来，带头同歪风邪气斗争，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湖北监利县农业委员会
罗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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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三点联想
读了《南京的盛大丧礼》和《江苏省交通厅的答复》，我想到三点：
首先想到的是南京那条千疮百孔的六合公路。江苏省交通厅如果能用这次办盛大丧礼的劲头去搞四化，国家花了巨额投资的六合公路绝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
其次想到，如果我们的各级顾问们都能象刘史明同志那样，对于继续败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人和事，经常地“顾一顾，问一问”，将会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作出新贡献。
再次，《江苏省交通厅的答复》令人愤慨。刘史明批评说，丧礼“动用了公家的大小汽车八十余辆”；《答复》说，其中约五十余辆小汽车是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自乘的。批评说，追悼会上摆了一百八十四个花圈；《答复》说，其中有塑料花圈八十二个。批评说，为了增加追悼会的隆重气氛还出动了警察；《答复》说，交通大队只派了四人。《答复》认为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不符合俭朴的精神”！读了《答复》，使人感到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政领导机关的期望之间的距离，简直不能以道里计！这样的领导机关如不改变作风，怎么去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长春 许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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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实事求是，不要诡辩
我是这一“盛大丧礼”的目睹者。当场不少群众议论说：“这样的丧礼，在南京城近年来是罕见的。”有的说：“前些时候几个老红军战士的丧礼也没有这样盛大、隆重。”有的同志说：“要不是看到花圈上的缎带，还以为什么要人去世呢！”有的气愤地说：“中央一再要求节约办丧事，他们这样搞，究竟是为什么？”
刘史明同志揭露，那天出动大小汽车80余辆，也许多说了几辆；但大小花圈摆了184只则少说了几只。江苏省交通厅在黑板上黑底白字，要求各直属单位半数以上的同志参加追悼会，厅的政治部、办公室停止办公，全力以赴地搞筹备工作，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江苏省交通厅在《答复》中，不谈这一丧礼在广大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是在汽车、花圈、民警的数量上大作文章，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只能概括为避重就轻，大谈枝节，羞羞答答，不愿认错，大有进行一番诡辩的势头。
南京脱水厂 林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