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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六中全会文件体会
共产党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民革山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范予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我学习后，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回顾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和三个时代（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时代）的沧桑巨变，深深地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做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为四化服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中流砥柱。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率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前仆后继，使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新的胜利。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她已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前哨。
解放前，我是国民党中常委，目睹了蒋介石倒行逆施，与民为敌，背离中山先生遗愿的行径，即随通电起义，倒向人民一边。三十多年来，我更多地接触了党的负责同志和共产党员，大家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一起，同志们的一言一行对我都有示范作用。我常自思自忖，做人应做这样的人：为一个最崇高的理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一个远大目标——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它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建国三十余年，民革参与了对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推动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结合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少成员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作出了应有贡献。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灾难，民革组织无例外地被迫停止活动，许多成员横遭迫害。由于党的长期教育，大多数成员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始终如一地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事业。严冬过去，迎来了祖国的春天。“四人帮”打倒后，我们国家和人民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党中央重申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恢复了党同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民革组织也恢复了活动，开展了工作。历史事实昭示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光明的前途。
喝水不忘打井人。在此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征途上，我们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决心更加深入地好好学习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胡耀邦主席的重要讲话，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快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原载7月26日《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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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端正思想，振奋精神，把煤炭生产搞上去编辑同志：
今年以来，在上级工作组帮助下，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全局干部、工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结果生产上来了，调整加快了，亏损减少了。上半年国家计划生产原煤469．85万吨，实际完成479．95万吨，超过10．1万吨。第二季度平均日产水平比上季度提高7．3％。每月亏损额二季度比一季度减少284．45万元。
这些变化是可喜的，但确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阜新局受十年浩劫和“左”的思想影响，长期生产指标过高，靠突击完成任务。新老矿井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加上管理工作落后，造成采掘严重失调，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但是，我们对失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1979年、1980年没有抓紧调整，错过了两年时机。去年6月，清河门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们才感到问题严重。当时得出的结论是：高指标——失调——事故。因此，我们认为，要想避免事故，解决失调，就得主动调整产量。于是，职工要求进行减产调整。今年1月，我们写报告请求上级把原煤产量计划由1，185万吨降到944万吨。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我局产量定为960万吨，减产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调整资金只给了一千多万元，和我们要求的近六千万元相差很多，感到无法安排。当时，我们思想很乱，觉得进行调整又不给足资金，真是进退两难，对搞好调整信心不足。
会后，上级派来工作组帮助我们工作。首先针对我们精神不振和消极悲观情绪，帮助我们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改变精神状态。大家看到，阜新矿区是全国主要煤矿之一，三十多年来出了三亿多吨煤，积累了不少经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职工队伍是比较过硬的。比例失调是过去产量过重，出力过大造成的，责任在领导。那种只看到不利因素，没看到有利因素而产生的消极悲观情绪，是不对的。
资金不足怎么办？我们对原来安排的调整项目逐个到现场审核，除对安全技措工程和经过调整能很快恢复生产能力的重点工程优先安排之外，其余能缓的就缓，能减的则减。这样一算，共需资金三千多万元。比年初订的计划减少了一半还多，从而消除了畏难情绪，增强了调整信心。
产量计划和调整资金问题基本解决后，突出的矛盾就是亏损指标问题了。年初测算，全局今年亏损1．2亿多元，但在省煤炭工作会议上，只给我们0．7亿元亏损指标，相差0．5亿多元。怎么办？我们对去年亏损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发现原煤产量比上年减少一百七十多万吨，而材料费比上年增加了六百多万元，备件费增加了130万元。资金外流严重，本来机厂吃不饱，汽车多、运输任务不足，外加工和雇汽车、马车却多开支一百多万元。劳动管理混乱，计划外用工一万二千多人，开工资一千多万元；“三贴”发放不合理，全年发放了近一千万元，比上年多发了一百三十多万元。所有这些，说明去年的亏损并不都是合理的，暴露了企业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唯一的出路是，眼睛向下，手心向内，发动群众减亏增盈。于是，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算细帐，挖潜力，订措施。
我们把减亏指标分别下达给各业务处室，发动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献计献策，制订措施。选运处提出了扩大入洗量，提高块煤率和煤泥回收率，加强煤质管理、降低商品煤灰分和含矸率，增产沸腾煤，节约自用煤等七个方面增收措施，全年可增加收入1，164万元。供应处提出了加强定额管理，节约利废、降低消耗，处理积压物资等十个方面的增收措施，加上压缩调整、技措等工程材料费，全年增收节支1，250万元。劳动工资处提出了压缩加班费和各种津贴费，整顿奖金，清退计划外用工等七个方面措施，全年可节约四百多万元。机电处提出了加强设备管理，减少配件费，节约用电等九个方面措施，全年可增收节支508万元。生产技术、财务、行政等处室也都分别提出了本系统的增收节支规划。全局制订增收措施三大项，可增加收入一千九百多万元；节支措施九大项，可节省开支三千九百多万元。
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五龙矿由于管理不善，连年亏损。今年他们自报亏损计划2，224万元，而局下达的亏损指标只有1，160万元，相差一半，问题较多，在全局很有代表性。我们首先抓了这个点。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五龙矿党委发动群众，摆问题查漏洞，制订了堵漏截流10条措施。我们立即将他们的经验印发到全局段、队和车间，指导面上的工作。
除了抓好五龙矿这个点之外，面上的工作我们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对海州露天矿等盈利大的单位，鼓励他们树立全局观点，为国分忧，多做贡献。5月份这个矿已盈利228．8万元。对新邱矿等亏损多、困难大的单位，和他们一起研究，制订了增收节支九个方面的措施，深入挖潜，具体落实。
三、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作用，进行挖潜、革新、改造。
在反浪费、堵漏洞的同时，从生产技术管理入手，依靠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为减亏增盈作贡献。海州矿技术人员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了64项合理化建议，可增加盈利53．92万元。选运处、生产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矿运输技术人员，对准轨和窄轨线路调整计划进行重新审查，并采取了三项措施，就少花资金二百五十多万元。
四、在措施的落实、兑现上下功夫。
我们针对企业管理中的漏洞，及时提出了严格控制劳动力，清退计划外用工，刹住虚报冒领津贴的歪风、建立健全考勤制度，严格控制加班加点，不准滥发奖金，控制物资采购，严格财务开支制度，实行一支笔批钱，卡住计划外工程，不准乱摊成本等十条规定。现已初见成效。第二季度加班工资比上季度减少57．34万多元，井下“三贴”费减少了15．34万元。
其次，能马上干的事，立即行动，争取尽快兑现。全局原计划新买金属支柱6，000根，后来决定修旧利废，不再买新的，可节约42万元。到5月份，全局已修复利用2，000根，还修复了旧矿车425台，电缆、风筒、电煤钻以及其它器材，总值近150万元。对不能马上见效的措施，则具体安排进度，指定专人负责，抓紧实现。由于狠抓了措施的落实，减亏增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6月份全局亏损额已下降到415．46万元，比计划减少167．8万元。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按照减亏7，000万元要求，尚有300万元没有落实。已落实的指标要兑现，也还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决心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再超产40万吨煤，保住年产1，000万吨水平。为此，我们要继续以调整为中心，把企业切实整顿好。特别是要整顿劳动组织，搞好定员，认真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 整顿劳动定额和工资奖励，克服平均主义，进一步加强劳动管理，加强劳动纪律。在物资管理上，做到合理贮备物资，加强收发保管；搞好各种消耗定额；努力搞好修旧利废，做到物尽其用。在财务管理上，要提高固定资产利用率，提高流动资金周转率，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厂矿长负责制，把各级经济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
阜新矿务局局长 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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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守边疆热情为各族群众谋利益
驻云南某团受到总政通报表扬
据新华社昆明8月2日电 新华社记者段建勋、通讯员张华兴报道：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某团，在严守边疆、随时准备粉碎越军侵略挑衅的同时，热情为各族群众谋利益，“八一”前夕受到了总政治部的通报表扬。
这个团的驻地麻栗坡边防前线，山高坡陡，草深林密，越南侵略者经常派兵越境进行捣乱破坏。去年以来，他们对入侵者接连打了十多个漂亮仗，保卫了边疆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命安全。四连驻地附近的茨竹坝大队，由于越军经常潜入枪击我居民，致使五百多亩草果无法收摘，眼看价值二万多元的劳动成果就要损失在地里。四连闻讯派出小分队去武装保护群众收摘，使社员们收回了草果78，000斤。
这个团的驻地居住着苗、瑶、壮、傣等各族群众。部队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全心全意为他们谋福利。部队营建选点时，县人民政府考虑到部队干部家属上班、子女入学的方便，建议把营区设在离城较近的大麦地生产队。团的领导在勘察中发现，大麦地固然是理想的营建点，但将占用群众的部分好地，还会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他们毅然把营建点改在离城六公里的荒山坡上，有困难自己想法克服。
麻栗坡县是个偏僻的边境小县，交通不便，运输力量不足，每当物资调运高峰，部队便主动出车出人，把自己当作县里的一支运输突击力量，保证人民群众对生产、生活用品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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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台胞联谊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发表谈话
要求台湾当局彻底查清陈文成事件真相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对台湾旅美数学博士陈文成回台探亲期间突然惨死一案甚为关切，要求台湾当局彻底查清案件真相，保障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
筹备小组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从台湾和海外报纸报道的陈文成亲人和台湾社会人士透露的事件发生经过分析，旅美台湾数学博士陈文成的惨死，显然是台湾警总特务人员对其进行非法审讯，残酷迫害致死的政治事件，台湾当局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三十多年来，台湾当局在台湾始终实行着特务的恐怖统治，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更没有什么民主和自由可言。陈文成博士的惨死，正是台湾当局残酷迫害台湾同胞的又一案证。
筹备小组负责人说，陈文成事件已引起祖国大陆的人民和海内外台湾同胞的严重关注，我们谨向陈文成亲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强烈要求台湾当局彻底查清陈文成事件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作出认真负责的交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政治迫害事件，保障海外台湾同胞回台探亲访友的自由权利。同时强烈要求台湾当局取消长达三十多年的所谓“戒严法”，废除特务恐怖统治，停止对无辜台湾同胞的政治迫害，保障台湾同胞的民主权利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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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自行车队赴香港参加国际比赛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中国自行车队一行九人今天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参加8月6日至9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自行车比赛。自行车队的领队是卢洪生。队员有：李宁生（22岁）、张子虎（21岁）、牛天礼（21岁）、温林启 （25岁）、杨金亭（22岁）和路晋学（24岁）。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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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出版一批有关辛亥革命书籍
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礼物
据新华社武汉8月2日电 湖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一批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研究辛亥革命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9月将与读者见面。湖北革命实录馆是1912年为搜集武昌起义史实而成立的。在它存在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共搜集了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个人或集体撰写的记述文章和材料五百多篇。
由武汉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写的《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全书约五十万字。
湖北省人民出版社从1979年就开始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作出书的准备工作。近年来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有《辛亥首义回忆录》一至四辑，以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集、诗词选、人物传记、辛亥首义遗迹巡礼等。《辛亥革命论文集》中的文章，都是近年来湖北史学界研究辛亥革命的新作。《辛亥革命诗词选》选注了辛亥革命时期五十多位诗人（包括辛亥革命领袖人物和革命先烈）的二百多首诗词，还收录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湖北学生军歌，湖南、四川的竹枝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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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小“吵”村纪事
夏季大忙时节，记者来到安徽省肥西县馆驿公社爱旗大队小“吵”村。准确地说，小“吵”村应为小巢村，因为这里的人爱斗嘴吵架，所以人们管它叫小“吵”村。
小巢生产队从1966年到1978年，社员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未超过50元，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有八个三四十岁的男社员娶不上媳妇。俗话说：“穷生气，饿叽咕”。这就造成这个村“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未讲三句话，就要拔拳头”。公社、大队干部蹲在村里，社员们照样打架，弄得干部们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小“吵”村的人都是蛮中投胎的，能干，但好斗。
1978年冬，这里实行包产到户后，生产节节上升，去年全队粮食总产达18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5年增加1．2倍。今年夏粮、油菜籽又获大丰收，全队一季卖粮、油每人平均的收入就达八十多元，超过过去全年的农业收入。近两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全队没有发生一起吵嘴打架的事。
为什么“吵架村”一下变成了“和睦村”呢？生产队副队长张其洲对记者说：“过去我们队里吵架多的原因，表面看来是‘穷了吵，饿了叫’，实质上是对那个好歹不分的政策发泄不满。那时，干的不如站的（滑头社员），站的不如转的（干部），社员心里天天窝着气，喷着火。一点‘小火星’就会引起一场‘大发火’。每天派工出工，每月评工记分，每年年终分配，都是大吵大闹的时刻，越是大忙，争工论分越厉害，吵架也越多，三句话不投机，就要拔拳头。”说到这里，有几个社员插话说：那时骂人的话，最流行的是“你吸了我的血汗，我白养活了你一家”。接着，张其洲说：“咳，现在多好！联产计酬，超产归己，真正多劳多得了，哪还会吵架？”
记者问：“包产到户后，争水争牛争农具等矛盾突出了，还会不会再吵呢？”
社员童贤忠抢着回答：“包产到户头半年，我们这里也发生过‘争耕累死牛，争水打破头’的事。后来，大家觉得老是这样争吵下去，各家的田都种不好，还是得心平气和地商量个办法。譬如，我们这里最突出的是水利矛盾，全队四口塘，每口塘管二三十亩田。水总得从上流到下，为了加快耕种进度，社员就以换工形式，先集中到上水田耕耙、栽秧，再逐块往下水田干。平时管水‘一把揪’，固定专人，这样水利矛盾就解决了。至于耕牛、大农具，社员可以自由结合，几户合用，自己协商喂养牲口、维护农具的办法。”张其洲接着说：“过去吵，主要是分配政策有问题，社员自己解决不了，只好一年年吵下去；现在有一些生产环节上的矛盾，社员自己可以协商解决，也就不再争吵了。”
记者在小巢村看到，社员在使用水利、农机、耕牛时，都进行了自愿互利的合作；在育秧、犁田、栽秧中，也因各人技术高低、劳力强弱，普遍进行了换工互助。记者还访问了三对过去一碰面“鼻子里就打哼哼”的“前世冤家”，现在他们都亲如弟兄，端着碗在饭场碰头，都要换菜吃；赶集上街非要邀伴同行不可。
离开小巢村，记者又访问了三个区的二十多个生产队，才知道：这种“吵架村”变成“和睦村”的事，在全县到处都有。
新华社记者 沈祖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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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话》制成大型汉语教学电视录象片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我国第一部大型初级汉语教学电视录象片，最近在北京语言学院摄制完成。这部录象片的名字叫《中国话》，是专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摄制的。
《中国话》的电视脚本是这个学院新编的一套《初级汉语课本》。《中国话》共有80课，每课独立成章，便于分课学习。每课收看时间短的两三分钟，长的也只有十分钟。《中国话》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从最简单的句型入手，循序渐进，直到使初学者能跟中国人进行自由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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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版六种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
新华社南京8月2日电 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正陆续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书籍六种。
已经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和第七辑，是记叙光复南京战斗和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情况的两部专辑，共有51篇文稿。作者中有跟随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老人，当年攻打南京的联军高级指挥官、战士和敢死队队员。正在付印的《辛亥革命在南京》是一部图片专辑，共收照片140幅。《南京临时政府》是档案资料汇编，收集了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档案史料268题、439件，其中的大多数资料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此外，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和北京《临时公报》两册档案原件正在影印，也准备出版。
这六种书籍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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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种新型的八千瓦沼气发电机组已在江苏省武进县电机厂投入批量生产。目前，已有500台机组运往农村，为建设小型沼气电站提供了重要设备。这种发电机组的沼气发动机部分是在农村普遍使用的S195型柴油机的基础上改制的，起动性能好，重量轻、体积小，操作方便。
新华社记者 代纪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