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道路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李希凡
提要：鲁迅的一生，是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一生。鲁迅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满怀着痛苦而深厚的爱。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和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对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要求祖国在革新道路上不断进步，以摆脱落后和贫困。鲁迅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精神贯穿着他全生命。鲁迅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民族进步与人民解放的坚强信念，正是使他不断前进的伟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他真正看到了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领导力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鲁迅的道路照耀着我们整个时代，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切的启示。
1936年10月，当鲁迅不幸逝世的时候，宋庆龄同志在“答记者问”中就曾庄严地指出：“……鲁迅先生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绩和伟业。”在宋庆龄同志主持的鲁迅葬礼中，覆盖在鲁迅棺木上的，是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民族魂”，这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最高的褒奖！
鲁迅的一生，是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一生。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其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并指出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给鲁迅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以崇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终其一生，是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对这满目疮
痍的祖国，鲁迅满怀着痛苦而深厚的爱。他的著名的《自题小
像》诗，曾用无法逃脱爱神射箭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和祖国不能不相爱，以反衬爱之深切（“灵台无计逃神矢”），用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来表达自己矢志于救国事业的宏愿（“我以我血荐
轩辕”）。这首诗反映了鲁迅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牢固的基础。当然，鲁迅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牢狱中或刀枪之下，但鲁迅在一切敌人面前，“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的敌我的分明，热烈的爱憎，坚韧的战斗，显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剥削，这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的现实，他的“灵台无计”“风雨飘摇”的悲愤情绪，就浸透着对祖国身处危境的体会和感受。因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从一开始就萌生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早在1906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里，鲁迅就一方面满怀激情地赞颂祖国的美好河山：“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一方面痛斥清王朝“引盗入室”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不容外族之觊觎”，强烈地表现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进行掠夺的鲜明的民族立场。到了二十年代的五卅运动中，当帝国主义的洋枪在上海造成流血惨案的时候，鲁迅就抨击过那些高等华人的“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华盖集·忽然想到》）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
同时，鲁迅又深知，外来侵略者的逞凶使威，却是靠了那些“见了羊显凶兽相，见了凶兽则显羊相”的走狗奴才们，官僚军阀，买办文人，均属此类。正是他们，对国民专横，向外人柔媚，为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行径开道，并恭顺地为他们安排“人肉的筵宴”。所以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是和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争取民族解放同争取人民民主的要求，是血肉一体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阶级早已匍匐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成为它们侵略压迫本国人民的代理人。鲁迅对于中国封建势力的这一特点，一向观察得很透彻，把握得很准确。他的匕首和投枪，在猛掷帝国主义虎狼的同时，从不放松对为虎作伥者的打击，他是把内贼和外敌放在一起进行解剖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他的笔攻击帝国主义的鹰犬奴仆，要比攻击他们的主子更为辛辣、更为严厉，这也是贯串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大特色。
但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同国粹主义、民族自大狂水火不相容的。他反对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要求祖国在革新道路上不断进步，以摆脱落后和贫困。他痛心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的灾难，也痛心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所造成的“国民”的麻木，他十分憎恨“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摩罗诗力说》）的沉重积习。因此，他对于一切阻碍民族进步的道德、理论、习俗等等，毕其一生，持之以恒地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揭露和鞭挞。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里，一开始就交流着启蒙主义的要求，他甚至把思想解放看作是民族解放的最重要的前提，即救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启蒙。在《文化偏至论》里，他曾热情地宣传启迪人民自觉，争取建立“人国”的理想：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当然，这所谓“人国”，如果不驱逐帝国主义，不推翻封建势力压迫，还不过是乌托邦幻想。但是，即使如此，对于弥漫着
“愚民的专制”的当时，也是给了一个“惊醒”，有其光辉的战斗意义。因为鲁迅在这里所展示的“人国”的理想，是对愚弱的“沙聚之邦”的明显否定，而它所要争得的，却是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以及人民的自觉的实现。他在1903年写的《斯巴达之魂》就正是他的初期的爱国主义、民族战斗精神的结晶；而小说《狂人日记》、《药》，特别是他的伟大杰作《阿Q正传》，则又是他的启蒙主义解放思想的要求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
“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长期的野蛮的封建统治，陈腐的伦常礼教和“祖传”“老例”的精神文明，不仅把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引向腐朽落后的绝境，也使人民的精神状态陷入了愚昧和萎靡，造成了所谓“愚弱的国民性”，或“不长进的民族病态”，压迫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活力，阻遏着中国革新的道路，这使爱国者的鲁迅深感痛苦。因此，在他的前期创作活动中，曾把所谓暴露民族“病态”，揭发“国民性”弱点，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唤起民族的自觉，作为主要的战斗目标，他大声疾呼：“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部踏倒他”。
鲁迅初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启蒙主义思想，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范围，但由于他“从旧垒中来”，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所遗留的一整套反动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在人民精神面貌中所造成的毒瘤和伤疤，有着痛切的体验和深入的观察，因而，十分重视启迪人民的自觉，倡导勇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反戈一击。这些主张即使在今天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也仍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吾将上下而求索”
祖国风雨飘摇在浓重的黑暗之中，同胞又还没有觉醒，要改革这猥劣的现实从何着手呢？救国的道路在哪里？革命的力量在哪里？这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先进的中国人，都曾前仆后继，以自身的奋斗寻求答案。鲁迅就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而那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精神，更是贯穿着他全生命，是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显著个性特点之一。
鲁迅诞生于一百年前的1881年，这是鸦片战争后的四十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的十七年，中国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鲁迅的整个童年，也是在这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封建官僚们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到了鲁迅的少年时代，康梁资产阶级改良派已开始活动。这两种社会现实都在冲击出身于绅士之家的鲁迅。家族的衰落和破产，使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而“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群里”，又使他能“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瞿秋白），以切身的体验，感受着“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这一切，都启示了他在少年时代就寻找“异路”，开始了他的叛逆绅士阶级的思想变迁。
1898年，在戊戌变法的高潮声中，十八岁的鲁迅，为了寻找有背于传统的“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怀着朦胧的救国救民的愿望，来到了南京，那些官办的“学堂”虽然腐朽不堪，但他却得到了接近新知识的机会，如饥如渴地阅读着如《天演论》之类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著作，形成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终于在矿路学堂结业后，怀着这样的理想东渡日本，又把学籍列在一所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如他自己在《呐喊·自序》中所说：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使“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可以说是鲁迅求索到的医学或科学救国的第一个方案。在这段时间里（1903至1906年），我们所能看到的他的译著，大都是在自然科学范围，如《月界旅行》《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北极探险记》等，它们既介绍了实际的科学知识，也抒发了他的“科学与爱国”的思想。
但是，也正因为鲁迅是把科学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为了救国，才准备献身科学的，而且是要以科学从事政治革新的，所以当他一发现这“美满的梦”在“科学”的途径上难以实现时，他立即决然地放弃了这种“理想”，中止了仙台的学业。《呐喊·自序》详细叙述了他在强烈刺激下的这种理想的“变迁”：“……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一张画片的“偶然”的触媒，竟成就了这位中华民族现代伟人的事业的开端，或许是始料不及的。但我们从鲁迅这一坚决果断的行动里，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崇高而深厚的爱国热情。
由科学救国一变而为以文艺启迪人民，号召反抗，这是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新的发展。因为实际上鲁迅一到日本，就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维新”信仰的破灭已成必然。而“国民精神之发扬”，又是当时革命思潮在共同探讨的一个主题。鲁迅当时认为，要改造“愚弱”的国民意识，必须有“精神界之战士”。但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为了培养革命的反抗精神，他主张要“别求新声于异邦”。他的《摩罗诗力说》，大力绍介了西欧的“摩罗诗派”，所谓把“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如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鲁迅认为，他们发出的是“力足振人，语有深趣”的“新声”。鲁迅绍介的这些摩罗诗人的战斗风格，实际上也正显示了他自己的作为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个性特征。
当然，鲁迅倡导文艺运动的计划又遇挫折，拟议中的《新生》终于“并未产生”，使鲁迅初步体验了一个热心改革者如置身荒原般的寂寞。但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些观点，所反映的这种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的爱国热情，却正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是的，鲁迅确曾有过“沉默”的十年。从1909年回国，他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又到教育部任职。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即“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他还说：为了“驱除寂寞”，不得不“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但是，怀疑，沉默，并非真的在“麻醉自己的灵魂”，而是要从中探求
“使人类苏生”的新的方向。
鲁迅虽然欢迎了辛亥革命，并对它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称誉他“……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但是，他又是最早看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这时已开始在他的思想里破灭。所以当“五四”风云终于促使他抬头“呐喊”的时候，不断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就成了他求索新的救国道路的起点。
从《狂人日记》开始的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及经他倡导并得到独创性发展的杂文的写作，虽然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火一样的浪漫热情和沸腾的愤激，这时已化为冷静的观察、探索、解剖，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但是，鲁迅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的倡导文艺运动以启迪人民的宿愿，却都在这“与先驱者取一致步伐”的勇猛战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
尽管这时的鲁迅，也还没有求索出真正能救中国的真理和道路，同时，在“五四”以后，当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多次面临
“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同一战阵的星云流散的局面，这也使他有过“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重压之感，并产生了短暂的苦闷与彷徨。但是，这些都再也不能阻滞他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前进步伐。为了“创造中国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以身作则，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既严肃地解剖着自己，不断地克服思想上的矛盾，又积极进行战斗和寻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鲁迅的小说集《彷徨》扉页上节录屈原《离骚》的题词。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是鲁迅一直悬挂在北京故居“老虎尾巴”墙壁上的自集屈原《离骚》的联语。
它们既反映了鲁迅在“五四”以后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决心，也深切表达了鲁迅努力鞭策自己，加快步伐，以寻求革命道路，为祖国献身，决不愿作时代落伍者的热烈愿望。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的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民族进步与人民解放的坚强信念，正是使他不断前进的伟大推动力。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是《野草·题辞》中的名句，《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这距离上海“四·一二”和广州的“四·一五”大屠杀，不过十几天。血腥的现实，虽使鲁迅“目瞪口呆”——“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但是，环境愈险恶，他的意志愈坚贞，血，不仅没有使鲁迅退缩畏惧，消沉悲观，反而使他的世界观在这大矛盾的时代获得了大飞跃。
“五四”以来，鲁迅就开始与先驱者取一致步伐，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而呐喊，而奋斗，当他处身于大革命风暴中的广州，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加之他自己的丰富斗争经验，对那时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早已有了敏锐的观察和认识。所以他能在“四·一二”前夕，就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那样的预言，警告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他号召“永远进击”！也因为同样的缘故，他坚信血腥的镇压，决扑不灭革命的烈火，地下火必将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而且就在这杀戮，呻吟声中，他还曾傲然地宣称：“……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总之，这篇《野草·题辞》扫清了前期独战悲凉的情绪，洋溢着反抗战斗的心灵的火焰，显示了明朗、坚定、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鲁迅思想走向后期的具体界标。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从此有了新的升华。但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而恰恰是发生在它失败流血的时刻，因而，这也就更值得处于今天顺境中的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鲁迅掌握并运用这一“工具”观察国家的命运，时间虽然要较迟一些。但是，正如瞿秋白同志所指出的：“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所以当他的斗争实践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便显示出强大威力，并在斗争中，很快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当然，鲁迅世界观的飞跃，不是突然跳出来的，他是通过自己的战斗实践和历史教训的总结，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如他庄严声明的那样：“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是这样，在长期艰苦求索中，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最终走向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光芒的照耀下，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他向往着中国的明天，一定会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那样：“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在他最后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是以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领导了左翼文化战线的战斗，走到了一生的光辉的顶点。在这十年间，他象中流砥柱一样屹立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用他的更加锋利的如椽大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者、“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论语”派等，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论战与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扫除了垃圾，开拓了道路。白色恐怖虽然时时在威胁着他，但他却和青年战友们一起，无畏地肩负起冲锋陷阵的艰巨任务，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年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事实的教训”，对于鲁迅的思想发展，有着光辉的实践意义，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从不写空头文章，从不做无目的的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中，他已多次看到和体验过革命失败的教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使他真正看到了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领导力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而鲁迅的深厚的祖国爱，也必然要把他引向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成为鲁迅的历史的结论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的高度的党性原则，不仅表现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决意志上，而且表现在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坚决拥护，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友谊上。他在个人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不忘反击托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诬蔑，并自豪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面对着战友的误解和攻击，他严正地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革命决不会一帆风顺，它总要碰到艰难曲折，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向青年战友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鲁迅所说的“麻烦”的建设，却是我们面对的严肃的现实。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十年动乱，又确实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破坏。我们有痛苦，也有艰难，但我们更有敢于正视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的伟大的党，在领导着十亿人民奋斗不息。鲁迅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对祖国、对人民、对党，还有那样光明的展望，胜利的确信，那么，今天遇到的这点艰难曲折，难道能使我们丧失自信力吗？正如鲁迅所启示我们的那样，在革命进行中，今天或者明天，都还要出现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关键在于，要象鲁迅那样，不断总结教训，时刻准备为祖国而献身。
几十年来，鲁迅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求索真理，寻找道路，进行了忘我的战斗。鲁迅走过的道路，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道路。因而，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的道路照耀着我们整个时代，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切的启示。
鲁迅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直至最后一息！他虽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却给新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发扬他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韧战精神，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而努力奋斗，这也就是我们对他一生的事迹和伟业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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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准备纪念鲁迅活动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全国各地正在积极准备各种纪念活动。
北京 北京市委宣传部最近先后两次召集有关单位，研究、部署了活动计划，交流了活动情况。
由北京市文艺学会、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北京市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以后，收到论文四十余篇，目前论文集已编选就绪，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席全国学术讨论会代表、推荐的论文，亦已初步确定。
北京出版社已出版《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袁良骏著）一书，还拟出版林志浩编著的《鲁迅传》。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辑和第3辑，拟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专辑。
北京市鲁迅研究学会筹委会拟从8月下旬开始，举办鲁迅作品讲座，选讲中小学课本采用的鲁迅作品；北京出版社打算将讲稿整理汇集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拟播送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戏剧《伤逝》、《药》、《祝福》、《阿Q正传》、《祥林嫂》等的录音剪辑；选播鲁迅作品，转播有关的纪念演出等。
北京电视台打算组织专题采访，介绍鲁迅在北京的故居，访问鲁迅在北京的至亲好友。
北京人艺拟排演梅阡编导的四幕话剧《咸亨酒店》。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剧院集中了优秀演员：童超饰狂人、郑榕饰赵太爷、朱琳饰夏母、胡宗温饰吴妈、朱旭饰阿Q。目前，演员和有关人员已去绍兴体验生活。该剧预计9月底公演。
中国评剧院恢复演出《祥林嫂》，由李忆兰扮演祥林嫂、王健生扮贺老六。预计9月下旬公演。
此外，一些文科大学师生，还将举办小型的纪念会、报告会等；师大计划出版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专集。
外文出版局 拟进一步加强工作，宣传鲁迅，扩大影响。
外文图书出版社除已出版《鲁迅选集》四卷本英文增订版外，将于近期陆续出版法文版《鲁迅选集》第一卷；孟加拉文版《鲁迅小说选》；英文版《鲁迅诗选》、《呐喊》、《彷徨》；德文版《中国小说史略》；朝文版《鲁迅传》（王士菁著）等。
外文版《鲁迅选集》四卷本，1956年由冯雪峰同志编选。英文版初版于1956—1960年间陆续出版，这次再版时，对入选篇目作了一些调整。
建国以来，该社出版了英、法、西、德、朝、泰、阿拉伯、乌尔都、世界语、印地文十种文字的鲁迅著作八种。除《鲁迅选集》外，还有世界语版《鲁迅小说集》，英、法、西、德、朝、泰、阿拉伯、印地文版《鲁迅小说选》；英、法、西文版《故事新编》；英、朝、世界语、德文版《野草》；英、朝、德文版《朝花夕拾》；英、法、西、乌尔都文版《阿Q正传》；英文版《中国小说史略》。《两地书》正在翻译中。
辽宁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门最近先后两次开会，讨论和研究了省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工作，初步安排如下：
9月底，拟由省文联、省文化局、省作协、省美协、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社会科学院和鲁迅美术学院联合举行有5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
9月间，将于沈阳举办三次鲁迅生平创作和革命精神的通俗讲演。
由鲁迅美术学院、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展览会》，展出鲁迅著作各种版本、文物和美术作品。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演出陈白尘最近改编的七幕话剧《阿Q正传》。
安徽 已成立“安徽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委员会”，下设临时办公室，负责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
9月下旬，拟在合肥举行纪念大会，请省委领导同志作报告。
此外，拟在合肥召开鲁迅学术讨论会。还准备举办美术展览和鲁迅著作图书展览，组织电影放映、戏剧演出和鲁迅作品朗诵会，报刊发表纪念文章和学术研究文章。
在纪念日前后，组织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到大学和地、市机关作报告，广泛宣传介绍鲁迅。
河北、贵州等省，也都做了各种安排，积极筹备纪念鲁迅的活动。
（鲁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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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论丛》读后
贝远辰 黄泽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论丛》，是北京大学陈贻焮同志近三十年来研究唐诗取得的成果。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唐诗爱好者的兴趣。
全书总共二十二篇论文，除有关陶渊明、鲍照的两篇附录外，余者都是谈论唐诗的。
本书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对唐诗研究中的某些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探索。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成功地运用写景艺术，把祖国的壮丽山河熔铸在尺幅寸图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山水田园诗歌的画廊。本书即把对于这一诗派的研究，放在显眼的位置。全书收录的八篇论文，不仅全面评价了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而且就王维、孟浩然的生平事迹作了缜密详实的考证。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及其作品的研究，发掘了作家思想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审美观念中的进步因素，从而对山水田园诗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作了适当的肯定。
对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研究，本书也占有相当的篇幅。过去一般人评论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往往注重于它们的思想价值，而忽视总结其艺术上成功的经验，甚至因其下开“西昆”之先而颇有微辞。本书作者看法不同，他通过对这类作品的具体分析，肯定了李商隐善于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适当借助故实或前人诗文中的意境，并加以丰富的想象，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表达所取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对两派诗歌思想上、艺术上的成败功过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整个中晚唐时期诗歌发展的趋归。作者在肯定元白诗派和新乐府运动发展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由于这一诗派过分夸大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功能，而忽视作家的生活体验，导致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后世产生过不良的影响。在论述以韩愈、孟郊为首的奇险派时，作者肯定了他们与元白诗派一道体现了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又从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两个方面分析了这派诗歌形成的原因，并对这一诗派的主要诗人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人创作上的异同进行了具体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