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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卓有成效地工作
本报评论员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和阐述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现在，摆在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六中全会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工作，切切实实地做出成绩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
什么叫卓有成效地工作呢？
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六中全会的精神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能取得胜利。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就要碰钉子，我们的事业就要受挫折，就要失败，就不可能有成效。全党是这样，在一个局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工作，也是这样。在今天，要使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最基本的，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胡耀邦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只要我们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学习和工作，就能把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放在科学的轨道上，就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从而保证我们的伟大事业胜利前进。”对于中央的路线和决议，如果只是简单地表示拥护，或者机械地照搬，那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只有根据中央的精神，具体分析自己那里的实际情况，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扎扎实实地工作，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把生产搞上去，把业务搞上去，这才能叫做卓有成效。
怎样才能达到卓有成效地工作呢？
要真正把六中全会的精神同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相结合，并不容易。要结合得好，至少要有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同自己的弱点、缺点作斗争。
要解决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这篇有名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这个口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这场伟大革命的，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由于这一不利条件而产生的困难。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问题。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全党同志发扬革命精神，砥砺革命意志，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夺取现代化建设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
以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就要自觉地同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作斗争。把中央的路线，把六中全会的精神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不但要费气力，有时候还需要有革命的胆略和勇气，要敢想，敢说，敢干。可是，有些同志却总是顾虑重重，怕犯错误，怕出乱子，他们一味求稳怕乱。结果是，工作平平淡淡，只能小有成效，而不可能达到卓有成效。还有一些同志，不能同妨碍工作的不正确思想作风作斗争，怕搞坏关系，怕得罪人，怕打击报复，因而不能坚持原则，甚至让歪风邪气占了上风，工作打不开局面。这些同志的头脑中存在不少私心杂念，他们消极地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就不可能激发革命精神，做好工作。
所以，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一点工作成绩来，首先要同自己的弱点、缺点作斗争，把自己搞坚强。毛泽东同志反复说，不要怨天，不要尤人。周恩来同志也常讲，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的脚跟站稳。有了这一条，才有卓有成效地工作的勇气和基础。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的办法同我们党内严重存在的歪风邪气作斗争。
粉碎“四人帮”四年多来，经过全党同志的紧张战斗，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仍然很多。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党风没有根本好转，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治安情况没有根本好转。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搞好生产和各项工作。特别是在党内，歪风邪气还是严重存在。象最近报纸公开揭露的那种严重违反财经纪律、铺张浪费惊人、财务管理极为混乱的企业，不是个别的。在有的单位，有三种好人反而往往吃不开，往往受孤立。一是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受排斥，被孤立；二是积极劳动、努力工作的人，受到讥讽和孤立；三是敢于讲真话的人，受到打击，陷于孤立。这些以邪压正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充分说明，对林彪、“四人帮”败坏党风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
要把歪风邪气压下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有很大的决心，还要有正确的办法。具体的办法可能有许多种，要靠大家从实际出发，动脑筋，出主意，但基本办法，就是《决议》所指出的群众路线的办法。具体地说，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党的组织生活搞好。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对于某些人的不正之风，就是要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摆到桌面上来，大家议论一番。“对不对，开个会”。通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中央是如此，省委、地委、县委是如此，工厂、学校，一切基层单位，都是如此。但是，若干年来，这个好办法丢掉了，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许多问题不能通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及时解决，越积越深，终于积重难返。这两年的经验也说明，凡是组织生活比较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比较好的单位，党风就好。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动群众来议论。有些事情，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二三年，解决不了。其原因就是只在几个领导者的小圈子里没完没了地研究讨论，就是不拿到群众中去，让大家讨论，发表意见。领导一定要同群众相结合。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多少年来，很少真正坚持群众路线，许多人对这个办法反倒觉得很生疏。群众对歪风邪气、干坏事的人深恶痛绝，而这些属于阴暗面的东西也最害怕群众。因此，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到群众中去讨论，依靠舆论的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同它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两条：一是要有革命的精神，要同自己的弱点和缺点，特别是要同私心杂念作斗争；二是要有正确的办法，就是群众路线的办法，同那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当然，要使工作卓有成效，远不止这两条。但是，从当前党内情况来说，这两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对党宣过誓，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终身。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生活就是斗争，就是工作。但是，具体计算一下，每一个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有的二十年，有的三十年，有的四十年、五十年，个别的可能工作六十多年。那些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志，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更短暂了。总之，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相对于我们的伟大事业来说，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工作时间是很短促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我们许多同志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时间。这就更感到工作机会的难得了。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作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困难不少，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又很大。因此，我们更要奋发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工作。
党的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作出了庄严的决议。这一段历史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这个历史总的说是光荣的历史。目前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同志，正在谱写新的历史。若干年后，人们又将总结我们这一时期的历史。历史是最诚实公道的，它不会把黑的写成白的，也不会把白的写成黑的，更不会向任何人献媚弄俏。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历史是光辉的。但是，光辉的历史只有靠自己的实践，靠自己卓有成效的实践，才能写得出来。应当怎样写我们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同志应当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作为党的一名干部，要下定一个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搞出一点名堂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南天门非好汉！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党，无愧于我们的人民，无愧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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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朱德同志两件事
刘启光
常听很多熟悉朱德同志的老干部们说：“我们的总司令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这是他们从朱德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许多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一句十分中肯的话。
朱德同志自己也经常说：“办一切事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害于事。”
在学习和研究朱德同志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我被朱德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了。这里只记述下面两件事。
（一）
1955年6月，朱德同志到华北一新建的钢铁基地视察。
当地负责同志和国务院业务部门的同志向他汇报的建设规划，是相当宏伟而壮观的。计划以厂区为中心，扩建一座新城，长宽达34里。生产区的厂房及设施，都是现代化的；生活区的宿舍、医院、学校、影院等等，也全是楼房。除已建成的部分楼房外，当年还要再盖10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学校等。修建这些楼房的建筑材料，除石头、砖瓦和沙子外，其他的一切，都得从外地运来，建筑工人也得从外地调。据粗略统计，要完成这些建筑工程，单职工宿舍一项，就需投资1，650万元。而原来这里的旧城，则几乎完全没有利用。
对于这个新城建设规划，朱德同志当时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他在暗自忖度：这样搞法，行吗？
以后的几天，朱德同志几次到新城区去实地勘察，分别找党政领导干部和设计人员谈话，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并派秘书去附近厂区了解情况。对于这个新城建设规划，人们的反映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才象个搞现代化大工业的样子；但不少的工人和家属们则说：“那楼房好是好，可咱住不起！”“这样搞法，得花多少钱啊！”
很明显，这个规划过大，要求过高，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冒”了！
经过详细调查和慎重考虑之后，6月14日，朱德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业务部门的设计人员谈了话：
“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这样搞法，是不是犯了贪新、贪大、贪多的毛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仅有的一点钱，主要要用在生产上，再不能分散财力去干其他的事。这里地广人稀，职工宿舍是否还是修平房好？既便宜，工人家属们住着也方便。现在还不能‘穿西装’，只图气派、好看。毛主席说：‘机器穿西装，中国人还是穿中装’。盖那样高级的楼房，工人们住得起吗？生活的改善要适应生产发展的水平，不能要求过高、过快。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延安、在西柏坡时都住的是啥房子？艰苦奋斗这个光荣传统不能丢。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我看还得穿几年‘草鞋’。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取材。这里地处塞外，路途遥远，交通又不便，什么材料都靠从外地运，那还得了？对旧城的一切，原有的基础，要尽量利用，这也是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去建设新的，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嘛！脑子太热了，跑得太快了，结果会事与愿违。我的这些意见，请你们考虑。”
朱德同志的一番话，象一服清凉剂，使不少同志清醒过来了。坐下来冷静想想，可不是？原规划就是“冒”了。实际情况摆在那里，确凿的数字摆在那里，朱德同志的话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也还有少数同志思想不大通，朱德同志又个别地找他们谈心，一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一方面耐心地开导和说服他们。
经过上上下下的反复讨论，思想一致了。于是，规划修改了，不切实际的工程设计改变了，一个新的钢铁基地的建设进程按着切合实际的步骤进行了。
（二）
1951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有关方面转来的一份材料，揭发检举一高级干部恃功挟赏、贪图享受的严重错误。材料被送到朱德同志办公室来了。
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朱德同志一直主张：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只要他违犯了党的纪律或国家法令，就应该去检举他，纠正他，不能因怕得罪人而放弃原则。但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慎重。
对于这个被揭发的同志的过去，朱德同志是了解的：从小参加红军，工作较好，为党的事业作出过贡献。可是进城以后，却变了。看来，他是在胜利面前骄傲了，被城市里的香风迷雾熏昏了，丢掉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去醉心追求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追求的东西。他正在舒舒服服、浑浑噩噩中沉沦，说不定会一下子沉到无底的黑潭中去。对于这一点，他本人也许一时还意识不到，但作为领导、同志，决不能让他再这样“沉”下去，要唤醒他，挽救他。于是朱德同志决定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同有关同志去调查这件事，并且交代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查清他的问题。”
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有关同志认真地进行了查证工作。分别找他的同级干部和部属了解情况，各种意见和看法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朱德同志认真地听取了调查情况的同志的汇报，并且详细地询问了各方面的意见。事实证明，这个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不是不可救药。遵照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上级党委决定，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在本单位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教育之后，下放锻炼一个时期，以观后效。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从昏聩中醒悟过来。如今这个同志又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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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知识
郑和下西洋
任清
明代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出使西洋，所至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在早期世界航海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郑和，原姓马，名三保，云南昆阳州人，永乐初年因“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深受朱棣信任，赐名郑和，故人称“三保太监”。其家族世代信奉回教，祖父和父亲都曾远涉重洋，到麦加朝圣，使郑和自幼受到航海知识的熏陶。
明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国家赋税收入增加，人民生活较为富足，因而产生扩大国内外贸易的要求，沿海商民甚至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往往私自下蕃，交通外国”（《明永乐实录》卷10）。同时，南洋各国也有通商贸易的需要。既然国内外都有通商贸易要求，封建皇帝与勋戚贵族又想追求海外的奇珍异宝；加之，以“靖难”之名刚取得统治权的朱棣，又很需要提高在国外的声望，加强在国内的统治，于是便决定“造巨舰通海外诸国”（《明史·夏原吉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郑和被委任通使西洋。
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出使，率士卒27，800余人，携带了大量金银及绸缎、瓷器、铁器等手工业品，配备了翻译、医生、修船工匠等分乘“大舶修（长）44丈、广（宽）18丈者62（只）。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今越南），以次遍历”诸国。此后又陆续六次奉命出使，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17国”，至宣德八年回国为止，七下西洋。（《明史·郑和传》）七次航海过程所到的国家和地区有：今天印度支那的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南洋群岛的苏门答剌、旧港、爪哇（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半岛的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乃至忽鲁谟斯（属伊朗）与红海口的阿丹（亚丁），和远至非洲的木骨都束（即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等等。由此可见，郑和所到的所谓“西洋”，并非指欧洲大陆，而是泛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沿海地区。
郑和每到一处，即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诏谕，赠送礼品，希望建立联系，通商友好，而后往往分散进行贸易。据记载：“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所到对方各国，也多是友好相迎还赠礼品，他们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或“用铜钱买易”（均见《瀛涯胜览·暹罗国·占城国·爪哇国》）。中国从这些国家买得香料、药材、珠宝、象牙；他们则从中国买得瓷器、丝织品等。经郑和的沟通联系，这些国家的上层人物，也纷纷搭乘郑和回国的船只，或自乘船只前来中国，奉献贡品并进行贸易，“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明史》卷81，《食货志》5）。郑和每次出使虽带有军队，但对通商诸国，并不诉诸武力，只是在遭遇海盗抢掠的情况下，才实行自卫。事实证明，郑和七下西洋，并未占领国外一城一地。随同郑和航行的翻译、书记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并绘有《郑和航海图》，详细记述和绘制了所到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物产、习俗信仰、航程路线等，这些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资料。
远在五、六百年前，郑和率领的航队，战狂风恶浪，绕险滩暗礁，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要顺利完成使命，不只是凭恃勇敢和智慧，更要依据相当发达的航海技术。郑和等人正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历史上所积累的航海知识和经验。同时对航海队伍进行严密的组织，选拔使用了各种专门人材，致使其能以多次航行，不辱使命，而且组织规模之大，航行时间之长，所至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比之于欧洲的哥伦布到达新大陆，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探索新航路，都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这表明当时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也说明中国人民对世界航海史，对沟通东西海上交通，作过巨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促进了中国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海地区等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彼此加强了联系，相互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到南洋群岛各国去的日益增多，他们带去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并和当地人民一道辛勤劳动，这对于开发南洋，促进南洋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如印尼有三宝垄、泰国有三宝塔、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用此表示对郑和及其航海活动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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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一个人民律师是光荣的
当前，全国各地已陆续恢复和建立了律师工作，并逐步开展了各项律师业务，受到人民群众和许多机关、企业、团体的欢迎。实践证明，人民律师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律师不只是为刑事被告担任辩护人，还要担任民事案件的代理人，为当事人代写法律文书、解答法律问题，一些机关、企业、团体还需要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许多非诉讼事件的当事人也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总之，人民需要律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律师，因此，当一个人民律师是很光荣的。
律师工作与公安、审判、检察工作一样，都是革命工作，都是有发展前途的，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由于律师工作刚刚恢复和发展，目前处于初创阶段，需要我们去摸索和创造经验，也需要我们去克服种种困难；但是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律师工作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将会发挥更显著的作用。现在担任律师工作的同志，是这一工作的创业者，都将为此而感到光荣。
随着经济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不仅迫切需要一大批司法干部，其中包括律师，而且也迫切需要公安、审判、检察干部和人民律师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多么需要有一大批熟悉法律、品德优良、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维护法律尊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人民律师！作为一个人民律师，一定要为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和法令，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保障健全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而努力奋斗！
（马荣杰）
*《律师制度浅谈》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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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研究“遣唐使船”真相
据《国外社会科学》报道，日本太平洋学会于去年春季制定一项宏大计划，准备用三年时间，动员各学科专家学者，以遣唐使船为中心，综合研究日本古船的问题。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将缺乏史料记载的遣唐使船的真相探讨清楚，一方面追溯日本文化源流，解开日本古代史之谜，探讨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
早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为了把大陆中国的先进文化引进岛国日本，日本政府曾先后向中国的唐朝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团”，成功的有十二次。每次派遣的遣唐使，除了大使、副大使外，还有求学僧、留学生等，人数多达五六百人。这些人员都分乘数艘“遣唐使船”，用两三年的时间，漂泊于波浪滚滚的海洋，往返于日唐之间，给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政治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何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