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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刻
杨国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我党的推动，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与我党联合抗日。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1937年8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宁边区红军的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115、120、129三个师。129师由刘伯承同志任师长。稍后，邓小平同志任政委。
面临这一转折，很多同志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我当时在司令部工作，对改编之事早有耳闻。我和同事议论过：“改编后，谁来领导？国民党会不会借机整我们？”
这些想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刘伯承师长见我心情忧郁，就问：“你是不是也想不开了？”我讲了我的疑虑后，他说：“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师长还认为，象我这样的担心是比较容易解除的。不大好解决的是干部战士中的不理解情绪。
当时许多同志就发牢骚：
“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军，有这样革命的吗？”
“蒋介石多次围剿我们，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损失那么大，这仇能了吗？”显然，如果让这种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开去，对抗战是不利的。
在正式宣布改编前的一天晚上，刘伯承同志亲自给干部战士作动员报告。司令部的一位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的帽子！”刘伯承同志批评说：“意见可以讲，但军人不能不要纪律！”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都闹回家，谁去抗日？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
动员大会开过后，刘伯承和其他领导同志分头到直属队同干部战士一起讨论。讨论中，大家还联系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来，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有的说：“我们捉了十年也没捉到蒋介石，这回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住了，可不能让他跑掉！”后来听说，我们党派周恩来同志参加谈判，决定不杀蒋介石。开始大部分同志思想上不通，后来，才明白放蒋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回顾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经过一系列的说服教育工作，指战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执行。在这基础上，八路军129师于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
这天，下着雨。近万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旷地里，一眼望去，五星帽徽在纷纷的雨雾中格外鲜明。
雨，越下越大。一位参谋见刘师长的衣服被雨水淋透了，悄悄从背后给他披上雨衣。刘师长顺口问道：“你知道‘冬不服裘，雨不张盖’吗？”这位参谋领会了，马上将雨衣收走。刘师长接着说：“我过去同你们一起打蒋介石，现在我同你们一道抗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下雨，大家一起熬嘛”。
刘伯承同志着重讲了“换帽子”问题：“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得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丢，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那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讲到最后，他紧抿着嘴唇，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告别吧！”他说罢，缓缓地从头上摘下红军帽，戴上了国民党军的灰色军帽，然后果断地向全师指战员发出命令：
“现在，换帽子！”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的心情很矛盾。欢乐，为能够立即上前线杀敌；痛苦，为戴上了灰色的军帽。……我环顾四周，见大家都同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缀有红五星的红军帽揣进怀里。会场静极了，没人言语，只听细雨沙沙……
我军的改编也影响了人民群众情绪。许多老百姓也怀疑我军的性质，甚至有的惊慌失措，说什么：“名称改了，服装也换了，瞅着吧，跟着就会同国民党军队一样，抓丁拉伕、打人骂人啦！”
刘伯承师长认为，过去红军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主动地向他们宣传我军一贯主张，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仍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能很快地消除他们的误解。
我军指战员采取与驻地老百姓谈心、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等方法，开展了宣传活动，并为群众做好事，扫院子、打水、干农活，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效果很好。
我曾对房东大嫂说：“听说很多老乡对我们怀疑了，我真急啊！恨不得把胸膛扒开，让他们看看，里面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大嫂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们仍会和先前一样。要不，那天领回那么讲究的军官服，怎不见你穿，也不见别的官儿穿呢？倒是让那些娃子兵和大师傅们穿戴上了，没人当它作什么好玩意儿！住在我家的那个高个子（指刘伯承同志），数他官最大，可他还穿着带大补丁的裤子。看来看去，你们还是穷人的队伍！”
当我们129师接到总部命令，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群众已经完全打消了顾虑。一位老太太见部队住过的房屋，门板都上了起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归置得整整齐齐，还有因为打碎了老乡的瓷碗而留下的道歉字条和赔款，激动地对她那原来持怀疑态度的老伴说：“你看看，这样的军队能变吗！”
我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纷纷送来锦旗，期望我军英勇杀敌。沿途的村镇，老百姓有的端开水给我们喝，送糖果和油炸果让我们尝，有的还抢着往我们的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所有这些，使指战员深受感动，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我军都能够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努力奋斗，而人民群众总是信赖和支持自己的子弟兵的。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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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重返皖西的战斗
郑国仲
1947年夏，解放战争刚进入第二年，我刘邓大军奉命转到外线作战。6月30日晚，千军万马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那时，我在三纵任副司令员。我纵渡过黄河以后，在野战军首长统一指挥下，先在鲁西南转战28天，最后一战，协同兄弟纵队围攻羊山集，歼灭敌整编六十六师。尔后，为了及早调动敌人，便于粉碎蒋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又于8月7日黄昏，乘胜南下，越过陇海，进军中原，直捣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8月23日，纵队又强渡了南下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重返皖西苏区
渡淮河后第三天，解放了豫南固始县城。部队在固始集结待命之际，传来了刘邓首长的命令，说：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下一步，要我们和兄弟纵队迅速向皖西和鄂东地区实行战略展开，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分遣兵力发动群众。同时还强调指出：对跟过淮河23个旅的敌人，有其他纵队去对付，要我们战胜困难重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纵队党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纵队陈锡联司令员等率七、九两旅直插六安、舒城、桐城；另一路则由我带八旅经金家寨，直插霍山、岳西，共同挺进皖西，进逼长江，威胁南京。
我们这些鄂豫皖的红军战士，有的在皖西转战过，有的家乡就在这一带，听说重返皖西，重建根据地，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这里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当年，鄂豫皖红军在这里诞生、发展、壮大；以后，新四军五师又在这里建立了中原抗日民主根据地；五师撤离后，留下了不少游击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发动内战才一年，我军又来到大别山区。
我们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我们一路。路旁树上，村屋墙上，贴着一张张红绿纸写的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解放大军！”看着欢迎的人群，就使我想起过去苏区人民支援红军的情景：青年争着参军，老乡踊跃支前，妇女忙着舂军粮。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人民群众欢迎子弟兵的这种鱼水之情，和我们盼望重见苏区父老的心愿，如胶似漆地交融在一起。
我们进霍山的第二天，山上游击队就派何德庆等同志来和我们联系。这时，正好纵队副政委阎红彦同志也来到霍山，向我传达党委决定，要我带九旅二十七团，到霍山以南岳西地区建立纵队后方基地。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何德庆等同志。他们讲了很多有关敌后斗争如何艰苦曲折，人民群众掩藏保护他们的种种情景。我和阎副政委也把毛主席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精神，还有野战军领导同志讲的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向他们仔细说了一遍。大家都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
小河口打伏击
我们在岳西包家河、杨家河一带，把纵队一些辎重装备安置在山里，因敌人来得快，后方基地也没有来得及搞起来。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我要立足扎根，而敌人妄图把我赶出大别山区。刘邓首长指示我们，敌人的空子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它。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打它几个回合，我们就可以站稳脚跟。纵队党委也根据当时形势，向部队发出“把大别山变成太行山”的口号，要求部队多打仗，打好仗。
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活动来到桐城和潜山之间的小河口山麓中，得悉敌人一个师要经过这条公路。当时，该师一个团伸出师部比较远，这是我歼敌的一个良机。我要八旅派一个团埋伏在靠小河口的山村中伏击敌人，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受命担任伏击的是二十四团，团长涂学忠是一员勇将，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战士盼望早日为人民杀敌立功。有这样的指挥员和部队，打胜仗是有把握的。但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无后方条件下作战。这同华北太行根据地就不好比了。在那里，仗还未打，粮食已到；仗打起来，出发有人带路，弹药有人搬运，伤员有人护送，地方有兵站，部队有医院，真是要啥有啥，毫无顾虑。可是现在，局势还不稳定，在与敌周旋当中，常常是我来敌退，敌占城，我占山，群众心神疑惑不定，怕我们呆不住，扎不了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新区的群众受国民党欺骗深，怕接近我们，一见我们就躲就跑，就是老苏区的一些老乡也受国民党的威胁摧残，怕国民党反动军队再来屠杀他们，有时连个向导都很难找到。战士爬山没有鞋，饭菜不见油，吃粮现征现买现碾，“弹药库”随身背，轻伤自己走，重伤自己抬，既无随军野战医院，更无巩固的后方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打仗，作为一个指挥员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为此，在战斗打响以前，我再三交代涂团长：不能恋战大打，只能小口小口吃，狠狠敲一下，抓一把马上往回撤，要尽力避免自己伤亡。
上午，敌人戒备松弛地由太湖经潜山往桐城而来。等敌人进入我预伏地区时，部队如同猛虎下山，迅速从隐蔽的山丛中跃出，冲入敌群，不多一阵工夫，敌人先头一个营已解决了，抓了很多俘虏。战士们把一伙一伙俘虏兵都倒锁在路旁几个空屋里，把他们的枪支弹药卸了下来，有用的就补充自己，留作下次战斗用。这种“以战养战”，在当时确是“无后方作战”的好办法。
涂学忠眼见很快歼敌一个营，敌人已溃不成军，纷纷夺路回逃。这时，他的“杀劲”一上来，就把我们战前计划全忘了。他指挥部队追歼敌人。这时我担心后面敌师部率两个团赶来，打下去对我们不利，就要通讯员赶快通知涂团长停止追击，迅速撤出战斗。
敌人很快逃得不见踪影，涂团长也马上收拢部队回撤。于是我就向八旅干部交代，要他们向霍山、岳西方向转移。我在地方干部的安排下，隐蔽在岳西一个二、三户人家的山里养伤。那几家都是我们地下党的基本群众，所以我在那里养伤很安全，吃得好，休息得好，我左臂的枪伤很快就愈合了。那里的地下党同志，对我关心也无微不至，经常派人来看望，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就差人来通报，并且还周密布置了种种应急的转移准备。那时我想，是不是对我格外优惠照顾呢？过后了解，有些重伤员经地方党安置在老乡家养伤的都得到非常好的照料和关怀。这是皖西苏区人民的光荣传统。他们爱戴自己子弟兵的那种深情厚意，我永远不能忘怀！
张家店歼灭战
9月下旬，我伤愈后回到八旅。这时，七旅、九旅连克六安、舒城、桐城等县后，已转移到豫南商城、潢川一带。随着我军在大别山区的连续胜利，直接威胁着南京、武汉，吸引蒋介石从山东等战场抽调来“围剿”我军的兵力也愈来愈多。进入皖西之敌，乘我们纵队主力西移的时机，乘虚而入，一路重占六安等地，另一路连侵我舒城、桐城、太湖、潜山。正当敌情日益严重，我军又处于没有后方，生活艰苦，部队减员，作战困难的情况下，野战军党委立即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增强积极歼敌的斗志。部队的精神振奋，纷纷掀起杀敌立功的竞赛。
国民党部队一进入皖西，我们就抓住入侵桐城的这一路分散孤立之敌。这股敌人是蒋军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和它率领的主力六十二旅。这个旅是蒋军嫡系，大部美式装备，受反动教育较深，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善于防御作战。1947年初，我野战军第二次出击陇海路，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我们纵队在鱼台西北就全歼它一个团，兄弟纵队也歼灭它一部，六十二旅被我打得狼狈逃窜，慌忙退缩到徐州一线。现在经过重新补充和训练，卷土重来。我们把敌情查明以后，及时报告野战军和纵队。
后来，我与八旅几个干部又对敌六十二旅的活动，不断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虽然气势汹汹，连占我主动让出的城镇，但它受过我们打击，心有余悸。从各种征候判断，敌主要企图是乘虚占我城镇要道，重新控制皖西，而不想找我主力决战。我们要在皖西站稳脚跟，就必须歼灭这路进犯之敌，它孤军深入，正是我们一举歼灭的好机会。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要歼灭这股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决定向野战军和纵队建议：集中我纵主力，抓紧战机，歼灭敌人。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刘邓首长的复电，告诉我纵：“东敌西调，迅速回师皖西，歼灭分散薄弱之敌”。
在我纵主力回师途中，敌人又从舒城西进，妄图侵我霍山。10月7日，八旅组织小部队在舒城以西的南官亭附近，对敌殿后部队实施侧打。敌虽受我尾击，因不明我意图，仍不顾一切，继续向西进犯。此时，我纵队主力经七昼夜连续行军，已到达霍山东北石河附近待机。深夜，西犯之敌与我回师的九旅先头部队接触之后，发现我军主力赶到，感到不妙，就慌忙回窜，龟缩到抱儿岭一带。正当我们调集兵力，布置对敌合围时，狡猾的敌人于8日拂晓又开始向北退缩。敌人的行动，更证实了它畏首畏尾，不敢与我决战的分析。于是，我立即发报向纵队首长建议，组织兵力追歼敌人，同时八旅继续跟踪追击，死死咬住敌人，决不让它跑掉。
天黑以后，仓皇逃窜之敌见左右两侧有我部队平行推进，尾部又有追兵，眼看难以逃脱，就全部猬集在离六安50多里的张家店。敌人停下了，我们没有停。七旅二十团迅速迂回到张家店北面，抢占了几个山头，堵住了敌人北逃和南援的通路；九旅先头部队也向张家店西南两面急进，占领外围高地；八旅则直插东面，控制有利地形。
被围在张家店之敌，拚命垂死挣扎。天刚破晓，他们就选择北面为主要突击方向，以整连、整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对我阵地猛扑，妄图夺路向六安逃窜。我先头部队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刚赶到战场的后续部队也先后展开，从翼侧向敌主动进袭，使敌多方受击，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突围。
正在激战的时刻，我和八旅干部也赶到张家店，登上南面的一座小山，观察敌情。当我见到部队的行动既迅速灵活，又大胆勇敢，把敌人围得紧紧的，心里很高兴。眼看天马上黑了，正可以发挥我们夜战的特长，迅速发起攻击，消灭敌人。可是，纵队的主要领导同志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赶到，我很着急。我想：如果我们攻迟了，敌人可能突围跑掉，或者援兵赶来，这个仗就难打了；弄得不好，就打不成了。我考虑再三，觉得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于是，我立即把七旅旅长、九旅旅长找来，与八旅旅长一起研究如何打好这一仗。
黄昏，我们向敌发起攻击。先是集中各旅山炮、迫击炮向敌村落前沿和纵深猛烈轰击，直打了一个多小时。一阵阵密集而又准确的炮火，迅速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系，压得敌人的枪炮很长时间当了“哑巴”；紧接着，纵队的几门迫击炮，集中向村内的敌人的纵深连续猛击，很快击中了敌人师指挥所，引燃了村内草房，顿时火光四起，敌人大乱。天黑，总攻开始。部队虽经连日行军、追击，极度疲劳，但听说今晚要打个漂亮歼灭战，指战员们斗志昂扬，精神振奋，以勇猛的动作投入战斗。我们部队有打上党、攻羊山的经验，战术熟练，战斗作风顽强，指挥也比较果断灵活。九旅一部首先在南面突入村内，七、八两旅的部队也同时由东、北两面向敌猛压。一部敌人向东突围，被八旅堵住赶回。这时，敌指挥系统已被我打乱，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看事不妙，便化装逃跑，无头之敌乱作一团，不堪一击。我攻入村内的各个部队，一面勇猛歼敌，一面协助群众救火。到深夜时分，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被我全歼。10月10日天明，除了阻击六安之敌的七旅二十一团守在阵地外，各旅部队象撒开的大网一样，从战场四面八方收拢来，押着俘虏，抬着枪支、武器、弹药，按纵队规定的预定集结地点开进。等六安援救解围的敌四十六师赶来，只能给六十二旅来“送丧”而已！
张家店全歼敌一个旅，这是我们南渡淮河，重返皖西一个半月来，在无后方条件下，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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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献珍同志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有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哲学工作者卢国英、叶佐英合写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文章中说：
“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工作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1958年，康生主管党校工作，他老婆曹轶欧直接插手哲学教研室反右派运动，发动贴他的大字报，并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
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任何人和事，要进行历史的分析，用事实说话，分清是非。
请看历史事实：
从1948年马列学院成立到全国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从未当过院长）。1953年初，中央任命凯丰同志为马列学院院长，杨献珍、侯维煜同志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时，刘少奇同志不兼任院长了，陈伯达也不兼任副院长了，说“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3年8、9月间，马列学院党委确实曾有过一次对艾思奇同志错误的哲学观点进行批评，但那时陈伯达已离开马列学院很久了，所以批评艾思奇同志的事，与陈伯达无关。那么，马列学院党委为什么要批评艾思奇同志呢？
原因是这样：1949年春，马列学院随同中央迁来北京以后，艾思奇同志在院内和院外讲哲学时，确实发生过一些原则性的差错。例如，1953年8月，一次他在马列学院讲哲学，讲到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时，他举例说：“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听课的学员深为不满，在课堂上即提出抗议。院党委认为有必要对艾思奇同志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帮助，于是召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了会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胡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批评的主题是关于艾思奇同志的某些错误的哲学理论观点，也联系到批评他的《大众哲学》一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帮助，是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持会议的是副院长杨献珍和侯维煜同志，院长凯丰同志因病卧床，未能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艾思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检讨，他在检讨中说：“今后要以严格的科学精神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待一切工作，尽可能制造好的成品，坚决制止推销劣品。《大众哲学》永远停止出版，并对读者作公开声明。”会后，院党委根据大家的批评意见作了一个总结，题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连同艾思奇同志自己写的《我的工作检讨》，报送中央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审批。当时，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同志口头指示我们，只在党委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中传阅，不必往下传达。至今这两个文件还保存在中央党校档案室里。
关于1958年高级党校哲学室教学人员整风反右和下放河南的事，情况是这样：
1958年上半年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整风时，艾思奇同志在青岛休养，根本没有叫他回来参加整风，更没有谁贴他的大字报，没有谁
“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
这是1958年上半年的事。
1958年8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高级党校下半年不开课，要各地的学员留在原地参加大跃进，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党校教学人员分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也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河南学习大跃进。那时，艾思奇同志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他高高兴兴地带领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了河南，卢国英、叶佐英同志硬要说是“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我要求将我的这一封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以正视听，可否？请定夺。
即颂撰安！
杨献珍
198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