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
唐天然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毛主席曾发表重要演说。演说的记录稿后来流传极广。在所有版本中，都署有一个名字：“大汉笔录”。但是，该文发表四十多年来，“大汉”到底是谁，发表的经过怎样，人们都还存在疑问。
有这样一种说法：记录稿最初发表于钱杏邨同志在上海主办的《文献》1938年11月号；“大汉”的署名，也是编者所加，取当时我大汉民族全民抗战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经过查考，上述说法不确。一、此稿最初发表于胡风同志在武汉主编的《七月》1938年3月号，比《文献》早八个月。二、《七月》发表时，正文虽署名“大汉”，封里目录却署“大漠”（“漠”和繁体的“漢”字形相似）。且从当时武汉其它报刊可证，“大汉”实系“大漠”之误。
去年，我开始了寻找“大漠”的工作。虽然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些老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该文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现为水上运输高级法院筹备组负责人）。最近，他向我回忆了笔录整理和发表《毛泽东论鲁迅》的经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二十一岁的汪大漠便从成都投奔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起初分配在红一军团宣传队，很快又转到陕北公学，为第一期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主席来演说。
纪念会是在一间大屋里召开的，参加的人并不多，由成仿吾同志主持。汪大漠同志说：“我本来坐在后面，毛主席开始演说后，我因为眼睛近视，又怕听不清，便跑到了第一排，那时坐的是长板凳，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
在陕公学习不过三个月，汪大漠同志就被分配到中宣部的文化训练班继续学习。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训练班组织学员访问了延安的一些群众团体，汪大漠同志都作了札记。1938年2月，训练班结业，他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新华日报》社工作。但很快形势发生变化，武汉告急，党的机构准备往重庆搬迁，就把他介绍到南昌去了。后来他又转到新四军，去到了敌后。
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同志便把毛主席演说的记录稿和一些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的吴敏同志。其它的访问记很快发表了，而这篇记录稿，吴敏同志退给了他，并作了解释：“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同志说：“我随即寄给了《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胡风就把它发表了，而且放在了第一篇的显要位置。我想，《新华日报》是党的报纸，比较慎重；《七月》是一般性文艺刊物，考虑不多。胡风因为看到是毛主席的讲话，又是论述鲁迅思想的，他就立刻发表了。”汪大漠同志谈到这里，我插话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胡风同志对毛主席和鲁迅两位巨人是很崇敬的。发表这篇讲话，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汪大漠同志颔首赞同：“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
汪大漠同志告诉我，文章刊出后，正文的署名误印成“大汉”，他是看到的，但并没有去信更正。以后，他很快转到敌后，也无法和胡风联系了。因此他和胡风并未见面，胡风也并不知道汪大漠是谁。
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同志一边翻阅《七月》，一边回答我的提问：“文章的题目是我拟的，并非胡风所加；文前的引言，编者也一字未易；因为在国统区发表，故用了‘毛泽东先生’的字眼；稿中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圣人，原话如此。总之，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添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象并没有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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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调歌头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赞鲁迅
王利器
雪亮钢刀笔，诛伐世谁俦。忆昔无声之国，呐喊气方遒。冲破双重压迫，杀出一条血路，回马把枪投。痛打叭儿狗，甘为孺子牛。
大旗手，好榜样，硬骨头。掀开人肉筵席，敌我判恩仇。艺术初非摆设，创作还须遵命，真理照千秋。新军尊主将，砥柱立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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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官”多好
刘汉中
在延安时期的一份《解放日报》上，刊登过一篇题为《走官》的通讯。文章说，我党一位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不骑马，不坐车，整日价用着他的两条粗壮的腿，从这个庄子走到另一个庄子，忙着替老百姓办事”，搞调查研究，因而得名为“走官”。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象那位县长一样的“走官”是很多的。当年经常深入农村考察、力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同志就曾是一位好“走官”。1959年前后，坚持到农村调查试点，及时总结我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刘少奇、彭德怀、陈云等同志也均可称为“现代走官”。这些坚持到群众中走东串西、调查研究的干部，一能及时发现、解决群众的困难，二能有效集中群众的智慧，三能迅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有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没有这众多的革命“走官”四方奔波，我党制定不出好政策，也不可能和群众心贴心，同心同德。
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和骄傲享乐思想的滋长，我们队伍里也不是没有“坐官”。有幅漫画，嘲讽一些干部“了解情况——电话线，布置工作——广播线，检查工作——公路线”，将这样的“三线干部”称为“现代坐官”，一点不算为过。这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坐官”作风，实在和我们党的作风格格不入。难怪最近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多处提到我党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走官”越来越多了。例如中共阳城县委常委去年以90％的时间在乡下调查研究，能坐班车的不坐小车，路程短的就步行，越走和群众距离越近，深得群众赞誉。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一年多来分别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走访过。这种走出中南海，到第一线解决问题的好作风，理当受到人们称赞。为了准确了解四化建设的真情实况，稳妥制定建设四化的正确政策，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是应当做“走官”，再不能整天钻在文件堆里“周游列国”了。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陈云同志也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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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山区职工的呼声
贵州云马机械厂 朱广院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已连续进行过三次了。据报载，每次评定的优秀作品，都出了集子。然而，优秀短篇小说集年年出，我们这里却年年买不到。
或许有人说：“你们那里是偏僻山沟，获奖短篇小说集出的少，你们那儿摊不到！”
的确，我们这里是偏僻山沟。然而，我们这里也聚集着不少职工，就我们这个工厂而言，大多数人是从沈阳、哈尔滨、西安、上海、北京、南昌等大城市来的。为了内地建设，生活上的艰苦算不了什么；然而，精神生活方面，我们这里也十分贫乏。一部新影片，报上宣传了许久，城市里早已放过了，我们这里还是看不到。电影评奖时，我们这里就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等几十部影片没有放映过，人们填写评选票时实在为难。一部好书出版了，哪怕你天天到新华书店去一趟，也难以买到。有些好书，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来过。上面提到的几年来的优秀获奖短篇小说集，就没有来过。但是什么《飘》呀、《小五义》呀之类的书却来到了我们这里。请出版部门考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些名剧团、歌舞团，在大城市里演来演去，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山区来演一演呢？应该看到，偏僻山区的人更需要文化生活。建议有关方面采取得力措施，让我们山沟里的人也有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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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一本可贵的工艺美术书
黄苗子
我国漆工艺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已有高度成就。历汉唐宋元，每朝都有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出现，尤其是到了明清，更见绝巧。但总结漆工的专著却极为稀少。幸而传下来的只有明隆庆时名漆工黄成撰的《髹（音休）饰录》，天启时又经嘉兴名匠杨明为它作注。
《髹饰录》过去只有抄本在日本流传。1927年才经朱启钤先生借到此书，刊刻行世，但印本甚少，又由于它是四百年前的古籍，文字晦涩，名词术语，多与今异，所以很难读懂。
1949年从国外归来的王世襄同志，用了前后三十多年写成一本《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出版），不仅认真地解说了古籍，而且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我国漆工的发展，可以当作一本中国漆工史和漆工技法书来读。
王世襄同志几十年来以高度的热情、惊人的毅力从事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和写作。1958年他在十分坎坷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把《髹饰录解说》初稿油印了二百部。此后又陆续油印了《画学汇编》、《雕刻集影》、《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刻竹小言》等几十万字的著述。为了研究古代家具，他不惜千方百计搜集实物资料，使某些将遭支解或可能外流的明式家具得以保存下来。他的又一巨著《明式家具》不久将脱稿。他就是这样忘我地为整理我国文化遗产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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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拣来的种子
习之
一个天空飘洒着箩面细雨的早晨，我手持一把小伞，信步向郊区走去。空气新鲜极了，沿路杏芽透红，柳芽吐绿，真是春上枝头了！
看到树芽，想起棉芽：那是1978年春天，我下乡到鲁西南的一个村庄，住在老支书马兆丰的家里。一天老支书赶集回来，两个布兜鼓鼓着，兴奋得象喝了二两白干酒，一进家门就喊：“宝贝啊，比珍珠玛瑙还贵重哩！”老支书边说边从布兜里往外掏，掏来掏去，原来是些棉花种。
老伴问他：“是什么棉种？”
“是株壮、桃多、产量高的‘鲁棉一号’！从公路上拣来的。”老支书点燃了旱烟袋，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今天，我到良种站想给队里买点这样的棉花种，可横说竖要求，人家怎么也不卖给咱。”
“为什么？”
“因为咱地碱，队穷，怕咱把好种子糟踏了。可事有凑巧，这时一辆骡马挂的胶轮大车从良种站赶了出来，说是往重点产棉基地送种子。我心里想，这可是芝麻落到针眼里，巧啊！你车上装得满满的，走在地上就一个也不往外掉吗？你掉，我就拣。这样还愁没有良种？车过凸凹处，一颠簸，果然就掉下几颗种子来。就这样，我跟了近二十里路……”
老伴说：“可惜，拣回来的太少了！”
“不，有一不愁二，有银不愁金。”说到这里，老支书哈哈地笑了起来。
后来，老支书就用拣来的棉种繁殖出一批良种，到去年春上，居然使这个村庄用自育的优良品种，播种了八百亩棉田。加上老支书又在全大队推广了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结果是：这一年，平均每亩收获皮棉两百斤，破天荒地在这个穷队的村头上堆起了道道“金岭”、座座“银山”。当人们拿到分得的一叠叠人民币的时候，都说：“要不是老支书在路上拣来了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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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规定”之外
电虹 宪民
“小张，明天找辆汽车给我拉煤。”
“好，我跟行政科打个招呼。”
“别，你没看见‘规定’吗？以后用车要付油钱了。”
“那……”
“我已经打听好了，有几个局的‘规定’还没公布，你马上给水产局挂个电话，借辆车用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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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紧急动员”
志民
晓燕跑回家里，气喘吁吁地说：“妈妈，快帮助我洗洗头，剪指甲，换衬衣。”
没等妈妈应声，她又连珠炮似的接着说：“下午，谁也不准到学校喝生水，要自己带开水。每个人还都得带一把扑蝇拍。”
“你怎么不早一点说呢。”妈妈忙得团团转。晓燕嘟着嘴说：“这能怨我吗！老师刚做完紧急动员，说省里卫生检查团明天到我们学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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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木刻〕叶然
“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这句话摘自1930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