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还是生在中国好”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周建人
说起乡土祖国，多少诗人墨客，怀着眷恋之情，写下动人的篇章，充实了人类的文化宝库。
鲁迅和我都生长在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那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可真不幸。别的不说，单说头上的一根辫子，被人称为猪尾巴，打架的时候，既要护住自己的辫子，又想揪住别人的辫子。清政府作威作福，压迫欺侮老百姓，可是等帝国主义的大炮一轰，却马上屈膝投降了。帝国主义送来鸦片，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送来洋货，使中国的工业生产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了。中国人民就在饥饿、死亡的边缘挣扎。
鲁迅不满于现状，怀着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的心情，到了南京，又到了日本。在日本，剪掉辫子以后，他拍了一张照，作了一首诗《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是送给许寿裳的。据许寿裳在《怀旧》里对这诗的说明：“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鲁迅用诗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在写这首诗的差不多的时候，鲁迅用文言文写了《中国地质略论》，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拾遗》1903年）
青年时候的鲁迅，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感到十分气愤，在日本，受到了蔡元培、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鼓吹革命的影响，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立下了献身祖国的誓言。
这不是血气方刚的一时冲动，而随着岁月的消逝，阅历的丰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沉了。
鲁迅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带领师生上街宣传，但很快看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因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男人剪去了辫子，妇女不再缠足了，但是，没有找到真正解救中国的出路。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没有改变。鲁迅说：“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1925年2月12日）
所谓“从新做过”，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新的局面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苦曲折，是空前的，斗争的酷烈，是历史上少有的。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中国共产党内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极为重大的损失。在蒋介石血腥“剿共”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报纸上从希望“国联”解救而改为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这时有人慨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鲁迅就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1934年9月25日，写了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见《且介亭杂文》）
鲁迅也常常讲这样类似的话，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历史上屡次遭到异族侵略、压迫、杀戮，政府投降了，人民的反抗却此起彼落，没有停止过，而且也始终没有被消灭，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祖国，可真是千疮百孔啊！我们的民族，也真多灾多难。
鲁迅爱研究国民性，他感到中国人有好多弱点，如他描写的阿Ｑ，受了强者的欺侮，就认为儿子打老子，采用精神胜利法，自己又要欺侮弱者。在杂文中，差不多每篇文章都在攻击时弊，主要是攻击敌人，揭露敌人的阴谋，但有时也揭露自己的缺点。鲁迅的意思，是在改进，是在革新，是希望中国快快强盛起来，中国人更加文明和进步。
日本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中有一段：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
那时的政治，是国民党的政治，他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反动，是痛恨到了极点的。
增田涉认为，这是鲁迅对中国“爱极了的憎恶”。
我认为，这是他的爱憎分明，因为他爱极了中国，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就恨极了国民党对祖国和祖国儿女的迫害、残杀，使祖国削弱、倒退，受人欺凌。
鲁迅热爱祖国，即使国民党压迫得这么厉害，他的生活极端不自由，象被软禁一样，他的病又是这么严重，他还是不肯离开。他有机会去苏联休养，但是无论怎么劝说，他总是不肯离开。他要在祖国和大家一起反抗、斗争，而且他相信一切会好起来，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即使他自己遇不到，也要留给后来人。
在那黑暗年代里，他看到光明，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不少中国人觉醒了，对中国的强盛，他充满了信心，他说：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准风月谈·黄祸》）
在那样中世纪似的黑暗年代，鲁迅还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应屹立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他这信心是充分有理的，他是研究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才推断到未来。
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被人欺负压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建国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不少的艰难和曲折，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多少缺点和错误，我们的一些制度还多么不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这是无数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的结果。这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英雄人物，将永远名垂史册。虽然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人民为祖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他们默默无闻，然而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社会在继续向前进。我们的党心、军心、民心都强烈要求祖国兴盛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提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回想起当年鲁迅所谈的种种，他对中国的希望，他献身的决心，他对国民党黑暗政治的反抗，他对中国人某些积习的痛心，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同情，他对未来的向往，他对中国强盛的信心，这一切的一切，有的成为过去，有的正在前进，有的正在克服，有的正在实现。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是在一个曾经受尽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这场伟大革命的。”
是的，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是事实，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有客观上的，也有我们主观上的，我们有许多想法做法，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我们虽是一个文明古国，可是我们的文化却很落后，这都是我们前进中的障碍。
这场革命，决不是少数人，而是十亿人民共同的事情，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鲁迅主张普及教育，改革文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他说：“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他还说：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
现在大力开展教育事业，举办职工业余教育，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场伟大的革命。
虽然存在着艰难曲折，但是，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没有。当年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尚且没有丧失自信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虽然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丧失自信力呢？让我们一起为实现六中全会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奋勇前进吧！十亿人民将用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原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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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待生活要满腔热情
程树榛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和一些搞创作的朋友聚会，谈心，大家都感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随着双百方针的认真贯彻执行，许多创作禁区被打破了，创作的路子越来越宽了，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既然“题材无禁区”，作家随意拾取身边的任何一点生活素材便可以进行创作，从而对要不要深入火热的生活这一重要问题，产生了怀疑。
我觉得这个现象值得注意。人们通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不是任何生活都可以进入创作的。题材虽无禁区，作家却有立场，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它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文学。因此，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决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必然要对他所反映的生活采取慎重的、负责的态度，必然要顾及到社会效果。
要写出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作品，最根本的一条是必须对社会主义新生活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撷取到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的创作素材；相应地，只有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方能达到这个目的。
目前，在我国，生气勃勃的、欣欣向荣的生活天地，还是到处可寻的。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在科学实验室、在教育战线、在各种生产第一线，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奋发向上的感人场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解放思想，进行改革，新的生活激流猛烈地冲击着我国几千年来封建残余的积习和多年来形成的各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惰性，一扫过去那种死气沉沉、停滞的、僵化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新生事物不断出现；有真才实学、有献身精神，而不是徒有虚名、只会耍嘴皮子的英雄人物，从各条战线上“冲杀”出来。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代表着生活的主流，值得我们作家去发现他们，了解和熟悉他们，去表现和讴歌他们，以促进生活的前进！
但是，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作家都在尽这一种神圣职责。有的同志对这奔腾向前的社会现实缺乏热情，或被某些确实存在的阴暗面蒙住了眼睛，或被某些牢骚话堵住了耳朵，而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或冷眼旁观的态度。个别人热衷于出入于上层人物的高楼深院，猎取他们生活中的逸闻趣事，加以散布，加以夸张，加以渲染，以致他们在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并对之痛心疾首的同时，自己也散布了一些不正之风。这怎么能写出鼓舞人心、推动生活前进的作品来呢？
只有对生活充满热情，才能热爱生活，并努力塑造出创造新生活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我多少有一些感受。我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是一个支撑我们共和国工业大厦的大工厂之一。十年内乱，曾把它糟踏得不成样子。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上级派了一位具有忘我献身精神的实干家来主持工作。他来厂后，团结党委一班人，率领全厂职工，励精图治，拨乱反正，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翻身仗，仅仅一年多时间，就改变了工厂的老大难局面，使它向先进企业转化。当你走进这个工厂时，就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到处是充满着活力的劳动，到处是充满信心的议论，到处看到给人以力量的场景。人们在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填补我国技术上的空白；人们在谈论扩大企业自主权，探索各种企业体制改革方案；人们在推荐和选拔有作为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人们在讨论如何尽快地改善生活福利设施……总之，人们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四个现代化的前景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人们的干劲十足，对前途充满希望和憧憬。不久前厂里发生了这样一个带有奇迹性的事件：工厂为了安排待业青年就业，广开生产门路，决定兴建一座水泥建材厂。几个老干部、老工人带领120名待业青年，仅用120天时间，就把厂房盖了起来，把设备安装好了，并正式投入生产。他们那种废寝忘食、不计报酬、夜以继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几乎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因此，生活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你便会有一种冲动，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一种豪放的、总想引吭高歌的情怀！正因为这样，十年动乱也曾留在我心上的种种灰心与失望、怨尤和牢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当我看到个别同志对我们的前途感到失望、对我们的四化缺乏信心的时候，我总劝他一句：到我们工厂看看去吧，那儿会给你信心和力量的！我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便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如果有的同志认为这篇作品还有一点新鲜感，有一点鼓舞力量的话，那它只是证明我这种感受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我发自心灵的赞歌和真实的记录。
生活和历史一样，是前进的，而不是静止的，更不是倒退的。只有置身于生活激流之中，才能使你的作品在历史这面最公正的镜子中，反映出真、善、美的真实图象。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能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从而深入生活、热爱生活、满腔热情对待生活，并真实地反映它，以推动时代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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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花
希望就在眼前
——读短篇小说《黑娃照相》
唐先田
读罢短篇小说《黑娃照相》（载《上海文学》7月号，作者张一弓），一个闪耀着时代风采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立刻跃然于眼前。好一个张黑娃！真是给中国八亿农民扬了眉，吐了气，争了光彩。
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穷、落后，容易受骗，也容易满足。解放以来，农民翻了身，但是，从经济上到精神生活上并未根本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特别是精神状态，多半还处于为衣食操劳的沉郁压抑之中。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农民形象虽然也有象梁生宝那样的英雄好汉，但大多数人物的身上都多少表现为自私愚昧，胆小怕事，苦不堪言，腰杆难得挺直起来。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化最深刻、最迅速、最令人鼓舞的要算农村。这个变化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好转，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振奋。如今的农民，粮囤里粮多了，口袋里钱多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焕然一新。《黑娃照相》正是以其艺术的敏感，从生活的一个断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由于经济上的变化而带来精神上极大振奋的新农民形象。如果说《乡场上》是以深沉入微的调子，通过对冯幺爸的刻画，歌颂了农民尊严的恢复，那么《黑娃照相》则是以鲜明昂扬的笔触，通过张黑娃的生动艺术形象，宣布中国农民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指引下，即将和贫困落后永远告别了，他们正在信心百倍地建设着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作品的主人公张黑娃，作为新一代的农民，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他有文化，上过初中。这使他对新生事物理解得快、接受得快。特别是他对党在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犹豫，他坚信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他立即付诸行动，买回来四只“豁子嘴”饲养起来。作品没有去写黑娃如何饲养长毛兔，只是着重地铺叙了他对现行政策和养兔意义的理解，这就把黑娃和他的爹这位老一辈农民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种不同之处，还表现在对待第一次剪兔毛所换回的八元四角钱上。这笔钱虽然是个小数字，但在这个平常收入不曾超过三元的家庭里，意义却非同寻常。首先受到震动的是黑娃爹，他想到“俺张家到了黑娃这一代是该往高处长长，往粗里发发啦！”黑娃娘也很激动，她甚至鼓动黑娃到中岳庙的庙会去，“想吃啥，吃！想穿啥，穿！”但黑娃却想得更远，他不是“向钱看”，而是从八元四角钱看到了未来的美景，看到了党的政策为社会主义农村通向富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现实中看到了希望之所在。这个十八岁的新一代农民，显示了他的父辈所没有过的自豪与振奋。
张黑娃这个闪耀着时代风采的性格特征，突出地表现在“照相”这个戏剧性的情节上。作者把黑娃的照相始末，写得丰富多姿、情趣横生，真是“看似寻常却奇峭”。照相之前，通过一系列生动逼真的描写，进行了有力的烘托和铺垫。作者写黑娃在中岳庙会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上，如何一样样物色、筛选，最后又淘汰了他需要的商品和食物，活灵活现地把一个口袋里仅有八元四角钱的农村青年的思想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经过严密的选择，黑娃终于选定了照相。这说明，我国农村的新一代农民，已不是简单物质生活所能折服的了，他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已远远超过老一辈农民。简短而又神奇的照相过程，是黑娃追求心灵美的集中体现。你看，我们的张黑娃多么神气呀！他对照相师的揶揄不恭所采取的不屑态度，毅然掏出两张两元钞票时无所谓的神态，决心让“外国人为俺张黑娃服务一回”，让“你这美国造的照相机也得为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大不小的社员张黑娃‘咔嚓’一下，俺也得‘美一回’，‘美’定了”的言词，多么生动地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的思想风采。它标志着新中国的农民真的挺直起腰杆来了！当他心满意足地得到了那张彩色照片后，他连两角钱的找头也不要了，慷慨地送给照相师“吃碗面条”，而且热情地相邀到他家坐坐。这就说明，在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眼里，金钱并不是唯一的冀求，他所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目标和精神境界。
读罢全篇，掩卷回味，张黑娃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他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希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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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有意与无意
秦玉明
作家应如何观察生活？前人有多种论述，其中清人蒋骥所谈颇为精当。他在《传神秘要》一书中说：“凡人有意欲画照，其神已拘泥。我须当未画之时，从旁窥探其意思，彼以无意露之，我以有意窥之……若令人端坐后欲求其神，已是画工俗笔。”“彼以无意露之，我以有意窥之”，这真是作家观察生活的一条正确途径。
蒋骥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些作家观察生活的趣闻。据说，巴尔扎克为了了解巴黎工人的生活，常常身披破衣足登敝履，混迹到巴黎郊外的工人住宅区，听工人们议论各种生意经；有时甚至故意尾随在看戏回家的工人夫妇身后，听他们聊家常话。工人夫妇并不知道有位作家在暗中观察他们，其思想感情自然是“无意露之”；而巴尔扎克跟踪工人夫妇是为了观察生活写小说，自然是“有意窥之”。我国当代作家柳青，也是善于“有意窥之”，认真观察生活的。他在陕西皇甫村深入生活的年月里，常常身着对襟衣服，提起竹篮上街赶集。他到商店排队买醋时也不放过观察生活的机会，乘机细听农民们闲聊。就这样，“闲谈者无心，旁听者有意”，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风貌，尽摄入作家眼里、耳里和脑里。柳青从农民“无意露之”所观察到的东西，为他写作《创业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作家以“有意”观察“无意”，动笔时人物方能生动传神。观察对象是否自然，直接关系到描写是否传神。观察对象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皆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这就为作家描写传神提供了依据。“无意露之”的东西往往是自然的，它为传神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我国绘画理论中，特别反对画人物时让人物“端坐”，因为端坐就往往不自然。当然，如果作家在生活中不“有意窥之”，“无意露之”的东西也会从眼前溜掉。常听到一些作者反映：身在生活中为什么笔下却塑造不出活生生的形象来呢？原因虽多，作者没有“有意窥之”亦是其中之一。
以“有意”观察“无意”，这要求作家既是普通人又非普通人。作家只有以普通人身份出现，才有充分条件观察到生活中“无意露之”的东西。有经验的作家，在生活中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把他当自己人，不拘束，毫不介意，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袒露出来。
作家以普通人身份出现是为了观察生活、从事创作，所以他们又并非普通人。他们必须做生活的有心人，以艺术家的慧眼精心观察，从生活中去发现、撷取创作所需要的东西。作家以普通人而又非普通人的身份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才能在生活的海洋中满载而归。
当前确有一些凭空杜撰的作品。为了克服面壁虚构的创作倾向，有必要重新强调深入生活这个口号。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认识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除此没有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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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不要“一点儿不留神”！
马立鞭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有一段借薛宝钗之口说出来的有关如何画好一张画的议论：“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界划的。一点儿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砌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这段绝妙议论是针对姑娘们要画一张大观园全景而发的。其实，这“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确是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无论画画、写诗、作文，也无论玲珑短章或长篇巨著，又何尝不是都在这几个字上见功夫。所以，这其实也即是一代巨匠曹雪芹的创作论和艺术观。
艺术创作离不开正确的美学观点的指导。《红楼梦》高于同样表现儿女情的《金瓶梅》十倍百倍的地方，不也正是这几个字上的差别吗？该藏该减的不藏不减，这就正是《金瓶梅》的致命伤。结果，艺术家的才华完全为自然主义的琐屑用笔所淹没。把美的、丑的——甚至不堪入目的都一古脑儿往画布上涂抹，这就非但不成“艺”，倒反暴露出作者灵魂的一角。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西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作简单的类比。但对这两位艺术大师关于艺术创作的高见卓识，却不妨互相参照着看。《歌德谈话录》里记载有歌德的这样一段话：“艺术家在个别细节上当然要忠实于自然，要恭顺地摹仿自然，他画一个动物，当然不能任意改变骨骼构造和筋络的部位。如果任意改变，就会破坏那种动物的特性。这就无异于消灭自然。但是，在艺术创造的较高境界里，一幅画要真正是一幅画，艺术家就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对要画好一幅画的见解恰巧不谋而合。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同时又应该是生活的再创造，艺术家应追求一种较高的境界。因为，艺术创作从根本上说乃是对美的把握和发现。艺术家应该把美的事物介绍给自己的读者。在艺术作品里，一切都应该是美的。因此，问题不在艺术作品里该不该写假、恶、丑，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人们对假、恶、丑的谴责和表现出战胜假、恶、丑的精神力量——亦即要表现出一种更可贵的崇高美，艺术作品有时也写美的事物的不幸毁灭，这也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美因悲而更美。所以，艺术家在一大堆生活素材面前不能毫无作为。这添与减，藏与露之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文艺已经从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这无疑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说真话”，而不把作品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努力表现一代新人的心灵美，也将难以产生划时代的振奋人心的作品。更何况，生活虽是丰富多采的，但也不是任何一个角落的生活都能真实反映这个世界。要是作家、艺术家的眼睛不亮，比例失调：“一点儿不留神”，倒是很容易把“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时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