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
于光远
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生活可以划分为劳动时间中的和闲暇时间中的或生产性的和消费性的。而消费性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为自身的生存、享受或发展而从事的种种活动。至于精神生活则包括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宗教生活（如果这个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话），和他在各式各种伦理关系中过的精神生活。
“价值观”，指的是一个人在对各种社会实践进行评价时所持的哲学和社会观点。例如，怎样的社会目的或怎样的生活方式应该给以高度的评价，值得自己为此奋斗；怎样的社会目的、怎样的生活方式不应该给以高度的评价，甚至不应该给以肯定评价，不值得自己为此奋斗。在一个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决不能低估的。但是对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定向作用”和“推动作用”的，是这个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生活方式中有一些东西，是同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相联系的。一个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构成、消费方式就是如此。穷有过穷日子的方式，富有过富日子的方式，这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同时，人的成长和消费生活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消费需要是同他的文化水平有关系的。对文物缺乏鉴赏能力的人，不会有鉴赏文物的需要。马克思讲：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一个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可以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指出，一国的社会制度对消费构成、消费方式也可以直接发生重大作用。社会制度对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们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有一个社会对消费生活方式进行正确指导的问题。个人的消费应该由个人自己来作出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消费生活可以不进行研究，可以不通过宣传、教育等方法来进行指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考虑：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之后，中国人民的消费构成和消费方式究竟应该怎样才是合理的？是要追求今天西方社会的消费模式，还是应该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消费模式？在这里首先应该考虑经济上的可能性。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将来过今天西方社会那样的消费生活。例如有没有可能做到十亿居民每两户平均一辆小汽车？如果那样中国每年要生产多少亿吨钢？有没有可能象今天美国人那样，每人一年消耗相当于15吨标准煤的燃料和动力？如果那样，中国每年要生产多少燃料？这个结论只要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算得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学者对价值观的问题讨论得很多。有一些文章的作者或国际会议的发言人说，片面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思想已经造成了有害的后果：生态和环境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某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有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希望“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多数人的回答是，希望“教育人们靠其基本需要过生活”，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过一种比较严肃简朴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宁愿“从非物质的体验中得到快乐，而不是要求得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这说明在西方社会中一种新的价值观已经逐渐在形成。世界上很多学者都说今天西方的消费生活浪费实在太大了。一个健康、愉快、舒适的生活并不要求消耗这么多自然界有限的资源。
对西方社会中的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的了解，对于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在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适合于我国的合理的社会消费模式进行设计，并在这方面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人对自己的消费方式常常是不自觉的，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消费方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看不到对社会消费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不持久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就会使社会消费乃至社会生产长久地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
闲暇时间中人的活动，也是生活方式中同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直接联系的一个部分。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两方面的积极的结果：一个是社会产品的增加，一个是闲暇时间的增加。这种增加对于人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为了生存所必须消耗的时间除去，那么闲暇时间就是用在享受和发展自己上面的时间。
享受是获得更大的愉快。享受的活动是可以同增进健康的目的相结合的。利用闲暇时间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必要的调节，如旅游以及从事游泳、滑雪体育活动等等来增进自己身体的健康，就可以看作享受性质的活动，应该得到赞许。但并不是所有利用闲暇时间来从事享受的活动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这在西方社会中已经是一个引起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公众严重注意的问题。在享受活动中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有一个思想情操的健康问题。人们应该利用闲暇时间来获得思想情操方面的健康的享受。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说，身心的健康发展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目的。对健康不利的享受，是与社会主义的本性不相符合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鼓励每个劳动者利用闲暇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在各个领域中取得尽可能好的成就。
当然，闲暇时间应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其使用的时间，但是为人们更好地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创造条件，对人们如何更好地使用其闲暇时间进行正确的指导，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人的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直接同社会制度有联系，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很快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些东西同经济文化水平提高有关，但并不是直接由经济文化水平决定的，要在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同时，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才能做到的。在这样的东西中，我主要指的是受社会主义伦理关系影响的人的精神生活。1979年我去日本访问，古井喜实先生对我讲：有一位长期住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她后来被接回日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坚决要求回中国她曾居住过的农村。她的理由只有一条：在日本，她的邻居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人和她闲谈，她感到孤独。而在她住过的中国农村，有很熟悉的邻居，她和她的邻居老太婆经常互相串门，或者一起晒太阳聊天。她觉得那样地过穷日子反而比在日本过比较富裕的生活愉快。古井先生对这说了一句话，“可见富裕并不就等于幸福”。我们要做到人民群众生活富裕，因为贫穷困苦是不幸的。但是生活富裕而不幸福甚至遭遇悲惨的人，何止千千万万。特别是家庭、婚姻、恋爱关系上的不幸，是许多著名小说、戏剧的主题。一些王子、贵族、富翁都因不幸的伦理关系而过着不幸的日子。这种情况在今天西方社会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西方学者不是在讲“人的孤独”问题吗？追求物质生活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导致不少人的孤独的痛苦。这使西方人想起了东方，想起了社会主义的理想。
中国现在经济文化都还很落后。在中国今天，我们毫无疑义地要致力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促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地稳定地增长，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必须致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立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伦理关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夫妻之间，在弟兄之间，在朋友之间，在邻居之间，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都应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关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而是吸收历史上一切好的传统而又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和提高。在旧社会提倡的伦理关系，如中国古代人讲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一套，如果抛弃其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而把这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成员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基础上，这些说法就不应该抛弃，而可以予以改造。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翁，在人们之间不再存在根本利益的不一致，因此就可以把这种同志式的友爱互助的关系普及到一切伦理关系之中。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建立，可以使人民群众能够有精神上的愉快和幸福。
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在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间关系的问题，也有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研究并解决当前现实中提出的这许多问题可以起到伟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认为，在中国、日本这样东方国家的优秀传统中，的确包含有对医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许多有用的东西。我当然决不赞成复古，我的意思是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时，也要想到东方国家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是决不能随便抛弃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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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搞活市场
江洪其
怎样看待市场形势
我认为基本上是两条。一是形势大好，是商品流通领域里近二十年来少有的大好形势。二是这个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对于出现的问题要正确对待。
从武汉市来说，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恢复和发展了多渠道流通，改变了国营商业一条渠道、半通半塞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百家经商、货畅其流的新局面。
（二）改变商业购销形式，打破了国营商业独家统购包销的沉闷局面。过去，商业对许多工业品一直实行统购包销的办法。去年以来，初步改为四种购销形式：（1）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继续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和经营，但也留1—3％给工业部门自销零售；（2）对计划商品，按国家计划收购，留5—10％给生产部门自销；（3）由商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与工业部门签订合同收购，其余由工业部门自销；（4）大多数商品改为由商业部门选购。
（三）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有了发展。去年集体商业营业额比前年增长70％，大大高于国营商业零售额的增长幅度。
（四）对工业品的采购实行“四个可以”。零售商店可以向市内任何一个批发商店进货，可以直接向工厂采购工业自销的产品和外贸转内销的商品，可以向省内二级站采购市批发站无货供应的商品，大中型商店可以到省外采购省市批发站无货供应的商品。这一下子就把全市零售商店捆了多年的手脚放开了。
（五）恢复了贸易信托业务。去年成立了五金交电、化工、百货、储运专业贸易信托服务部，成立了工业品贸易信托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与200多个工商企业建立了代购和代销关系，营业额为1，200多万元。
当然，由于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某些商品供应不足；由于我们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搞活市场没有经验，许多具体规定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加上少数人乘机捣乱，因而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乱的现象。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某些方面有脱离计划指导的情况。如有的不把计划收购的商品卖给国家，而去卖议价和拉关系；该计划调拨的商品不调拨，提出加价调拨或以物易物的条件；有的工厂随意扩大自销范围和比例。
二是市场秩序有点乱。主要表现是不该经商的一些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也参与了市场经营活动，不该跨行业经营的工商企业也乱跨行业经营。三是价格有些乱。如有些平价商品搞了议价，有的不经批准随意提价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怎样把市场进一步搞活？
首先，要统一对近两年市场形势的认识。如上所述，我认为，近年来市场是搞活了，而不是搞乱了。活是主要的，也并未搞过“头”。乱是次要的，是活中有乱，不要看过了头。因此，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中，仍应坚持继续搞活市场的方针。对市场存在的某些乱的现象，要严肃对待，认真解决，但只能采取疏导的方针，决不是相反。
其次，要千方百计地为生产服务。发展生产是搞活市场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去年市场为什么这样活？除了商业部门的努力外，根本原因是生产发展了。所以，要继续搞活市场，还得工商两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搞上去。就商业部门来说，必须积极收购和大力推销，搞好工商之间的衔接与协作，并及时向工业部门反映市场情况，促使工业部门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扩大购销，使货畅其流，搞活经济。
第三，要继续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现在，武汉市个体商业户数只有1965年的二分之一，集体商业的职工人数仅占国营职工人数的30．4％。今后商业和服务网点的增加，应该主要靠发展集体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
第四，继续发展商品多渠道流通。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商品流通多渠道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对有些不正常的渠道要进行整顿；一方面，有些正常渠道还不畅通，有些商品还没有做到货畅其流。因此，还要继续打破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尽可能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交流；要支持工业部门按照规定自销产品，大力支持社会力量经营零售商业和服务行业；国营商业积极开展贸易信托业务，等等。
第五，在商品价格上应该有紧有松，不能一刀切。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必须贯彻执行。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绝对不能随意更动。这是总的前提。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前提下，为了继续搞活经济，在工商、商商之间，某些作价办法和利润分配，应该有所松动，不能管的太死。
第六，认真解决已经出现的“乱”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国营企业之间和各主管局之间的关系，有的甚至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这就更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这是搞活市场的一大障碍，也是当前市场仍然“乱”的一大根源，必须下决心加以整顿，有的还需要行政干预，甚至要依照法律加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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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历史档案》有感
苏双碧
今年以来，在学术研究的百花园中，又开出了一朵引人注目的新花——《历史档案》杂志。这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合主办的。
我国很早就有利用档案进行编史修志的历史传统。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或各种人为的原因，我国明代以前的档案文件，基本上已散失损毁殆尽。明王朝时期的档案也已不多。只有清王朝以来，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旧政权档案及建国前我们党的革命历史档案，被大量和系统地保存了下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多种原因，历史档案史料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批准把解放前的历史档案向国内史学工作者和有关研究部门开放，为档案工作和文史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新创办的《历史档案》杂志，是我国目前唯一以公布历史档案文件为主的资料性、学术性兼顾的刊物。它将为广大文史研究者、爱好者及时地提供从事研究所必须的原始材料。
从已出版的《历史档案》一、二期上，可以看到这个刊物围绕着“历史档案”这个中心，设有“档案史料”、“专题论述”、“国外中文档案”、“档案史话”，以及“读档拾零”、“书刊评介”等许多专栏，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中外关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
《档案史料》是这本杂志的重点栏目。第一期内这个栏目的篇幅占了将近50％，第二期则占了60％以上。该刊第一期的《鲁迅主张废止袁世凯＜教育纲要＞签注一则》，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又如《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辑》《万县惨案电报一束》等等专题档案，都比较系统，对研究有关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有重要史料价值。在该刊第二期公布的史料中，如《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是近年来所发现的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重要史料，已引起国内外红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再如《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第一次披露了张国焘在1924年被捕叛变出卖李大钊的历史见证材料。隐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很多，经过档案工作者的整理和筛选，不断地通过《历史档案》这个杂志加以披露，把新发现的历史资料送到历史工作者的手里，这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资料的寻找和探索的时间，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性的工作。
《历史档案》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专论。我们赞成《历史档案》杂志有这一部分内容。它可以促进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在整理档案、使用档案和分析研究档案内容时，及时总结经验，提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以使历史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之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发表了著名历史档案和历史研究的学者专家曾三、郑天挺、荣孟源、彭明、韦庆远等同志的文章。曾三希望《历史档案》成为“加强历史档案工作者同史学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的一个纽带”。他在要求历史档案工作人员做好本职工作，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同时，还“应该而且有可能利用掌管档案的有利条件，进行一些历史研究，撰写一定的历史著作，对祖国的历史科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郑天挺在题为《清史研究和档案》一文中，对档案史料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的主张，认为如果把这两者结合，就可能解决一些在清史研究中长期有争论而未获解决的疑难问题，从而提高清史研究的质量，加快清史研究的进度。韦庆远在《明清史研究与明清档案》一文中也认为，“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此外，荣孟源的《历史档案为历史科学服务》，彭明的《中华民国档案和中华民国史》等文章，都对历史档案的整理和使用，以及历史档案和历史研究的关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总之，《历史档案》的创刊，是档案界和文史各界的一件好事，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它是我国当前一份很有分量、有自己特色、很受人重视的刊物。我们希望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不断听取读者的意见，把它办得更出色，更有特点，在繁荣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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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太平军痛歼华尔“洋枪队”
万庄
1860年夏天，太平军粉碎了清军的“江南大营”，接着乘胜东进，不到五十天，攻克了苏南地区的许多重要城市。太平天国革命的矛头开始直接指向上海。
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起初声言不干涉中国内政，一再向太平天国表示保持“中立”。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抛弃了“中立”的伪装，对太平天国实行武装干涉。1860年5月，当太平军兵锋直逼上海时，英法公使就联合叫嚷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6月，美国人华尔在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授意和英法等国的支持下，与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勾结，招募在华的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开始镇压太平天国。
他们商定：由华尔招兵，训练作战，清政府负责供给军械、军费，夺下一城，另外酬以重金。于是华尔招募了两百名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人，他自任头目，以美国军人白齐文、法尔思德做他的副手。
“洋枪队”组成后，于7月初乘船出发，夜袭松江。太平军予以迎头痛击，华尔受伤，全军溃乱，几分钟内就结束了这场战斗。华尔退回上海，重新拼凑力量，配备大量新武器，以清军7，000人为后援，又于7月中旬进犯，袭取了松江。
华尔袭取松江后，于8月初旬率领他的“洋枪队”，在一万多名清军配合下，两次进攻上海西郊青浦。太平军在青浦一举歼灭洋枪队的三分之一，杀伤大量清军。华尔身中五枪，狼狈逃回松江。
1861年8月，华尔在松江改组“洋枪队”，由欧美人为军官，诱骗中国人充当士兵，组成中外混合军，官兵共700人。11月中旬，这支反动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以后又逐渐增加到5，000多人。清政府竟无耻地把这支常败的军队称为“常胜军”，并授华尔以“副将”的官职。
1862年2月，太平军乘浙江大胜之势，从苏杭五路进兵，第二次进军上海。当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外反动派赶忙组织“中外会防局”。1，500多名英法侵略军速同刚刚赶到上海的李鸿章的7，000淮军，组成中外联军。在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指挥下，向太平军阵地疯狂反扑。高桥一战，勇敢的太平军将士打得很好，几乎抓住了何伯和华尔。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报告说：“幸而那个地方有一只小船，他们得以乘船逃走，不然一定被太平军捉去了。”
1862年5月，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第三次进攻上海。太仓激战，打死外国侵略军数百人，摧毁清军营垒30余座，歼灭5，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洋枪洋炮。在战斗中，还活捉了华尔的副手法尔思德。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李秀成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连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不能不承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1862年9月，华尔终于在浙东战场上为太平军所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