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尖子”自毁的随想
王涵
据7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1978年以总分412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外语学院、被人称之为“尖子班中的尖子”的冯大兴，在一个晚上，从“学习尖子”堕落成为犯罪分子。这是一场可悲的自毁。从走出学院到进入法院，自然有其轨迹可寻。找出这条自我毁灭的轨迹，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惊醒过来。
人们往往注意到了冯大兴学习成绩的冒尖，却往往忽视了他在政治思想上同样在悄悄地“冒尖”。冯大兴从“四人帮”的精神藩篱里跑出来后，出现在面前的竟是一个充满问号的世界，他在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的时候，把不该否定的一切都否定了。
不过，人的“理想王国”从来没有真正的空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冯大兴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丢掉了，又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生哲学中找到了精神支柱。看来，“信仰危机”这四个字还是应当打上引号的。问题在于：你信仰什么主义？
冯大兴在日记中写道：“破除依赖观念，别人的可以变成自己的，……目标达到就好，什么手段都行。”这表明已经不是简单的没有理想的问题了。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浸透了这个大学生的灵魂。行为的堕落往往是以思想的蜕变为先导的。为了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冯大兴不惜以身试法，终于落进了深渊。
1981年4月18日下午到北大听课与当晚在西单杀人被擒，这两个形象似乎是对立的，不能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其实却是殊途同归：一切为了自我。他去北大听课是为了考上国际法研究生——“外交界不能进入就从理论界打入”；野心的另一面是物质上的贪求，他进行盗窃，又是为了谋取个人“向上”的物质手段。不择手段地“向上”，结果适得其反。赞成利己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的人，是不是应当从冯大兴的自毁中得到一点教训呢？
冯大兴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业务尖子”，而不过问冯大兴的政治思想情况的人倒是大有人在的。要是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冯大兴的思想演变的若干征兆，及早地把冯大兴从思想蜕变的道路上拉回来，这一场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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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长征途中
长虹
1933年底至1935年期间，有一支活跃在川北苏区（通、南、巴等县）和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色宣传队。这个队只有二十来人，队员平均年龄不过十二至十三岁。他们都是川北城镇农村的穷孩子，都受过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对阶级敌人怀着无比的仇恨，因而踊跃参加了红军。当时年龄最小的恐怕是冉光照同志了，而我也只有十一岁。
这个宣传队的正式名称叫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医院新剧团。我们的任务是向红军战士、伤病员和当地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演出一些短小的活报剧和舞蹈，如《八月的桂花》、《锄头舞》等等。剧团的服装、道具都极其简陋。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各色衣服和彩绸稍加修改就是舞蹈服装；几支笛子、箫、口琴和洋鼓就是乐器了。往往一个人要担任好几个角色，既是舞蹈演员又是话剧演员，有时还兼音乐伴奏。至于演出的场地就更为简单了，青天为幕，大地是舞台，夜晚在月亮地里或点上几支大火把演出，如能弄到几个汽灯就算是最好的条件了。
我们新剧团除担任演出外，还兼任照顾和运送伤病员的工作。当时战争条件非常严峻，我们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行军途中要赶在战士前面唱歌、喊口号。每天到达宿营地，同志们休息了，我们还要赶排第二天的演出节目。当时虽然大家年纪小，工作累，生活苦，但是充满革命乐观情绪，工作任劳任怨，从未有人叫苦。只要一提起红色宣传员，人们都翘起大拇指称赞：“这些红小鬼，人小志气大，真是好样的。”此外，我们还做壮大红军力量的工作，每次演出后下台来，就向青少年进行宣传示范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不久，刘湘开始对我川北革命根据地大举围攻，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参加支援红军作战。我们红色宣传员也参加了运送伤病员的工作。虽然我们人小力气不足，有的人只有枪那么高，但是大家干劲很大，抬担架一抬就是好几十里远，甚至上百里的路程，没有一个偷懒的，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抢着抬。同志们抬上伤员后又说又笑，又喊又唱地向前走，伤病员看到我们这帮红小兵抬着他们，感到轻松愉快，伤病也减轻了。
在我军粉碎刘湘六路围攻后不久，我们西进到黑水绿花一带。那时战争很紧张，生活也极为困难。许多伤员从前方运下来后，就由我们接收与护理，并转移到安全的后方。有一次我们负责护送二三十个伤员到预定的目的地。其中不少是缺胳膊断腿的，尽管这样，他们都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十分乐观，自己拄着双棍或单棍行走，只有个别伤重的才让我们用担架抬。这次路程较长，前进方向敌情复杂，困难很多，左侧是高山峻岭，右侧是湍急的大河，河对岸的敌人不时向我们吆喝挑衅，甚至射出冷枪。遇上这种情况，我们都迈开整齐的步伐，伤员们把拐棍扛在肩上，仿佛是持枪前进的队伍，弄得敌人也摸不准是啥家伙，不敢轻举妄动。其实当时我们只有两支步枪和几发少得可怜的子弹。
大约是在1936年初春，我们由懋功出发翻过终年积雪的党岭山，经过西康道孚便到了较大的喇嘛寺庙地——炉霍。我在炉霍参加了总卫生部办的卫生训练班，结业后就被分配到总部一局担任卫生员。一局是大机关，就我一个卫生员，治疗护理什么都干，白天随大队行军。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红军干部战士都是穿草鞋，有的是用生牛皮做的草鞋，又没有袜子，大家都赤脚穿草鞋。生牛皮鞋浸了水以后比铁还硬，不少同志把脚磨破了。我的脚也磨出了血泡。因为一局人手少，我这个卫生员还要参加站岗放哨，随时防备敌人的偷袭。因为那时少数民族兄弟受国民党和土司头领的欺骗宣传，对红军的政策是不了解的。有时土司的反动武装会突然向我们袭击，因此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加强警戒。
由炉霍向西北方向行进，在过草地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在河边的浅滩上有十来个人聚集在一起向前进的队伍了望。我当时好奇地一拐一拐地走上前去，看见站在前头的是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身穿旧军服的老人。等我快走到他面前时，他突然问我：“小鬼！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一愣，答道：“我是卫生员。”他又问我：“你多大了？”我答道：“十四岁了。”“小鬼，你真不简单！快过草地了，加把劲走吧。过了草地就好了。……”
离开老人后，同志们告诉我，他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朴实健壮的身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永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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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朱德同志的党证
军事博物馆 李宝荣
这是朱德同志的党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朱德同志在德国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入党。这个党证是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签发的。它除了详细登记了朱德同志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社会出身、入党年月等重要项目外，还记载着朱德同志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这两年间交纳党费的情况（见附图）。当时身居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正与周恩来同志一起，率领红军南征北战。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环境十分艰苦，朱德同志仍能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月交纳党费，履行一个普通党员的义务。朱德同志这种高度的组织观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联想到朱德同志在一九七六年逝世前夕，将他长年节省的二万多元存款，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一事，更使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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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文昌县的一个好传统
包家骏
今年3月去海南岛，到过宋庆龄同志的故乡文昌县。文昌县的椰林，文昌县的中小学校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位曾在文昌县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同志对我讲：文昌县有个传统，孩子考上中学要放鞭炮庆贺，重点中学发榜公布录取名单后，学生家长领着孩子举一挂鞭炮从学校放到家里；孩子考上大学，全村杀一口猪庆贺。如果孩子考上大学，这一家生活有困难，全村凑钱帮助。
老同志又介绍了另一个传统：女儿出嫁，嫁妆之一是一对良种椰子，新婚夫妻拜天地后，把椰子种下去，五六年后，当他们的孩子长大，即可吃到椰子了；老人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后，要在辞世前种100棵椰树，为后代留下这份珍贵的遗产。
正是由于这些传统，进入文昌县，就会看到椰林似海，让人迷恋这宝岛风光；中小学校舍都美丽而整洁，使人感到这里的教育良好。据介绍，文昌县出现过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很多文章都讲过植树的重要、教育后代的重要，我只想讲一点，就是要把育人、植树形成一个传统，养成习惯，造成社会风气，这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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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下森林（外一章）
原林
怎么可能呢，竟有地下森林？
然而，生命是顽强的。谷底生命的由来，经历了必然而艰辛的过程。树木的种籽，一次又一次撒落在谷底，有多少霉烂？有几颗萌生？贫瘦的幼芽，不梦想阳光温暖，不乞求风调雨顺，在黑暗中摸索，向着上方挺进……终于，在地下，默默地、默默地长成了盖世的栋梁！
那微张的谷口，好象地下森林的嘴儿，向着蓝天，发出了胜利而理智的笑声……
地上长着森林，地下也长着森林，以双倍的贡献来报答大地母亲！而我们，为了报效祖国又该怎样加倍地辛勤劳动？……
幼松
樟子松、落叶松、红松、鱼鳞松……一群群、一片片的幼松，肩并肩，手携手，在茫茫的山野，组成了庞大的队阵，向着时间和空间挺进……
变黑了的火烧地，你们去给涂绿，一座座劫掠后的山场，树桩子参差如扭曲的畸形，你们用繁枝嫩叶，重又使之变得葱葱茏茏……
幼松，大自然的骄子，你乐观的气质，进攻的本领，怎不让人起敬？你不择条件，充满希望，而且从不哀叹，只有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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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花台畔
黄东成新筑的石子路基，那一颗颗坚强不屈的——是无数先烈倒下的骨脊。新铺的柏油路面，那一星星紫黑发亮的——是无数先烈洒下的血渍。几代人的牺牲，半个世纪的铺路垫基，就为迎接今日——“四化”的机车飞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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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市点滴
从《徐志摩诗集》说起
跃冬
《徐志摩诗集》不久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诗坛上说来是一件新闻。因为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徐志摩的诗集便没有再印过，现在国内存有他诗集的图书馆，怕也不多了，就连这位诗人的名字，也快要被人遗忘了。因为我长住成都，许多外地朋友便来信托我买书，但是事情不好办，使许多人失望了。因为诗集刚一出来，便很快销售完了。这大约又算一条新闻吧。
为什么诗集销路这么好呢？一查，才知道这本诗集印刷才不过八千多本。这样，就连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和一些图书馆，也不一定都能买到一本，更不要说一般读者了。看到有些不怎么高明的诗集，印了许多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再看看这位在中国新诗坛上有一定地位的徐志摩的诗集，却只能印刷数千本，许多人欲购不得，使人不免有些意见。问出版社的同志，回答是我们作不了主。据说，书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印多少册却完全由书店决定。书店又是根据各地事先预订数字来制订计划。当前，新诗似乎正走“霉运”，诗集销路不佳，书店看到新诗就头痛，管你徐志摩还是别的什么人的诗，预订一点已是“照顾”了。哪知，这一次却大大出乎意外。
我不愿说书店或出版社的坏话，但愿今后能设法解决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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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民鱼水情谊深
舒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