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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意义
陶增骥
能源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尖锐的矛盾。解决我国能源问题，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现在节能已引起各方面广泛的注意。但对节能的意义，不能仅仅看成是为了缓和能源供应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对策，应当充分估计到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的战略意义。
节能与调整经济结构
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发展，“重重、轻轻、轻农”，城市建设、商业网点、饮食服务行业等也欠帐太多。调整经济结构是当务之急。从广义的节能出发，把能源较多地分配于能耗少、产值高的轻工等行业，以减少单位产值的平均能耗，既可以明显地提高能源的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目前我国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于重工业。据统计，每亿元产值的能耗，重工业为13．82万吨标准煤，轻工业只有2．62万吨。近两年轻重工业比重有所调整。1979年能源仅比上年增产3％，工业则比上年增长8．5％。1980年在能源减产2．9％条件下，工业生产仍增长8．7％。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生产的比重上升了，同样数量的能源可以提供比以前更多的工业总产值。显然，这种广义的节能，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紧密相联的。实践证明，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适当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多发展一些耗能少、产值大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从能源消耗上还反映出大中小型企业结构的问题。我国工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消耗能源占三分之一以上。很大一批小型企业设备陈旧，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而能耗很高。如全国小高炉吨铁耗焦比大的钢铁企业高39％。全国汽车制造厂年产千辆以下的小厂占90％，有的厂年产只有几辆，很多是粗制滥造，产品性能极差，耗油量过多。小型工业内部又有不同情况。据有关部门统计，小型重工业企业每万吨能源所产生的净产值，比大中型重工业企业约低57％，而小型轻工业企业每万吨能源所产生的净产值则比大中型轻工业企业约高一倍半。同样数量的能源，用于小型轻工业所产生的净产值，比用于小型重工业高九倍。但是多年来多发展了小重工，忽视了发展小轻工，既浪费了能源，又造成工业结构的不合理。在调整经济中，对那些与大企业争原料、争动力、能耗过高而又难以改造的，要实行关、停、并、转，对一些耗能少、方便人民生活的小轻工应注意发展，对劳动密集而很少耗能的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等，则应大力提倡。
节能与企业整顿
十多年来，我们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大大降低了，管生产的部门往往只重视产值、产量而忽视原材料和动力的消耗。据有关部门资料，化工行业多数厂子的单位产品能耗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20—30％，个别产品甚至超过50—100％。冶金、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轻工、纺织、铁道、交通十个行业所属重点企业，1979年上半年共耗能7，300余万吨标准煤。据计算，如能耗降低到本行业同期平均先进水平，就可节约标准煤658万吨，即节约9％；如达到本行业同期先进水平，则可节约标准煤1，300万吨，即节约17％左右。油田、输油管道、炼油厂自用和损耗的原油高达原油产量10％以上。电厂自用电占全部发电量的6．5％，线路损失超过9％，这两项损耗如能降低1％，一年即可节电二十几亿度。可见，管理方面的节能潜力是很大的。从外国经验看，自七十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以来，企业节能首先就是抓加强管理、改善操作和运转合理化等，这些不需多花钱很快就能见效。从我国企业现状看，加强经营管理，是节能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重要的基本功。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企业。不把企业整顿好，调整任务和改革措施就会落空。抓住节能，可以从各方面改善企业管理，推动企业整顿工作，对于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是大有好处的。
节能与国民经济技术改造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这是今后长期节能的一条广阔道路，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改善经济结构而节约能源，虽在目前效果特别显著，但毕竟有其客观的限制，在现有的不合理经济结构调整到一定程度之后，将难以经常取得很大的进展。加强管理固然是节能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从根本上说，更重要的则应把节能放在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之上。这是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主要趋势，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措施。现在国内生产的各种设备，有一半以上相当于国外四十、五十年代的水平，柴油机、汽油机比国外先进水平油耗高10—20％，水泵、风机效率比国外低10％。全国工业锅炉近19万台，耗用燃料占全国能耗总量30％以上，平均热效率只有55％，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30％。全国有中低压发电机组1，200万千瓦，占全部火电的29％，耗煤比高温高压的大机组多三分之一，一年多用煤1，900余万吨。如果能够有计划地用先进、省能的设备把这些老旧设备逐步替换下来，既可以大大节省能源，还提高了各部门的技术水平。
集中供热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有效方法。如何逐步发展热电厂，使发电厂既发电又供热（全国火电平均每度电耗煤422克，而北京热电厂只用280克）；如何建设区域性大锅炉代替分散的小锅炉，集中供热；如何发展城市民用煤气，逐步消灭千家万户的小煤炉
（居民用小煤炉一般热量只有15—20％，浪费大，污染重）。这些既是节能的重大措施，又是技术改造中的重要课题。
节能与提高经济效果
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但人民生活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样，能源增长速度也不算慢，而目前能源供应却很紧张，一个重要的病根就是只注意速度而不讲经济效果，注重能源开发而不抓能源的合理利用。现在抓节能，实际上也就是抓经济效果。
但是节能常常要花费投资，付出代价。有时节约一种能源，要以另一种能源来顶替。重大节能措施，涉及的方面很广，问题很多。因此，一项节能措施究竟能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要经过多方论证，反复计算，比较不同方案，看其是否可行，是否合算，尤其是要考虑在全社会范围内的综合经济效果如何，决不能简单从事。我们过去在能源开发和节约两方面，都发生过由于考虑不周而使某些措施得不偿失的现象，应当引以为戒。例如，在节能方面，一方面以技术先进的省能的大锅炉去更新落后的小锅炉，一方面这种落后的、费能的小锅炉仍在社会上继续制造。在某些单位，老旧的耗能高的汽车被替换下来了，但又卖给农村社队去跑运输，反而更加浪费了能源。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不注意讲求全社会节能的综合经济效果造成的。
当前，如何大力节约石油，合理使用石油，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个极关重要的问题。石油既是重要的能源，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出口物资。我国用于出口的原油，占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十几，用作化工、化纤原料的，只有百分之几，而烧掉的原油和重油竟占30—40％！这样的石油消费结构极不合理。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应当尽量改烧油为烧煤，腾出原油用作化工、化纤原料。据有关部门计算，在我国条件下，以石油为原料制成化纤织物，所得到的产值与石油本身的产值对比，可达70∶1。它不仅产值大，还可使一批引进的化肥、化工、化纤厂吃饱，减少相应的物资进口。也可以增加原油、重油和成品油出口，换回外汇，用于发展我国能源工业和其它建设事业。现在用油作燃料的主要是发电站，约占烧油的半数；其次为工业锅炉和炉窑，约占三分之一。它们是节油的重点。
当然，改烧油为烧煤也并非易事。前些年对石油增产估计失实，将烧煤大批改为烧油，招致严重损失。现在再改回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权衡得失，谋定后动。据了解，原设计烧煤改为烧油的，再改回来，困难较小。而原设计烧油的改烧煤，不仅技术上困难大，花钱也多。有关同志估算，平均压缩一吨燃料油要花的投资，相当于石油开发投资的十多倍，有必要慎重考虑。
我国对天然气使用的经济效果也很差。四川及辽河油田所产天然气，用作燃料的占60％以上。如用作化工、化纤原料，经济效果要大几倍至十几倍，作城市民用煤气气源也比作锅炉燃料合算得多，前者一立米天然气可顶5—6公斤煤，后者只顶2公斤煤。这方面的节能也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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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相监督的发展变化
孙起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来探讨，就是：互相监督的内容和要求是否有发展变化？如果有，发展变化的特点怎样？
可不可以从下列方面来考察这个发展变化？
第一，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来考察。这里所说的阶级状况主要是指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的情况。我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在经济上被剥夺了。买办资产阶级被消灭后，剩下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我国的民主党派就是主要以民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并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见的政治派别。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还有两面性，由于我们党对民主党派实行正确的领导和政策，总的说来，民主党派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一般地出于把国家事情办好的动机，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民主党派的历史实践表明，它们走过的路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相当曲折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种曲折的表现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具体反映。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民主党派中的多数人“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反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但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条件下，通过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作，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面常常发展到占据支配的地位，表现为“走到不反对”，表现为拥护和合作。这当然不是说民主党派的一切人或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在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不再存在以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原来带有处理阶级矛盾的性质，或者说，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的特点，也就随之消失了。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行列。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使它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它们和共产党不再存在什么根本利益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互相监督就发展变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协作。当然也还有矛盾，处理这种矛盾的提意见、作批评有时也可能相当尖锐，但不会也不应超越社会主义协作这个总要求。一言以蔽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具有了新的特点，不认识这种特点是不对的。
第二，从党的工作着重点这一方面去考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党也从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主要的工作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这个主要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应当转移到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上来。此后的十年间，党领导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积累了这方面的重要经验，但是，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却愈来愈严重地妨碍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挫折和损失。直至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才真正具备条件，作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开始有计划地付诸实施。党和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是和党的中心工作密切联系着的。当党的工作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同时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作批评，自然也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中心，同时涉及国家事务的其他重大问题。这个历史阶段的相互监督，从民主党派这一方面说，由于它们还处在根本改造的过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我们党则在此阶段以及其后的时期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因此也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建设事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有力地重申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就要求互相监督也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现在，党和民主党派已经没有根本利益的对立，而具有共同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前和今后实行互相监督，就是以此为出发点，也以此为归宿点。民主党派成员的人数不算很多，可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了解外国情况的人等等在其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却相当大。他们的爱国热情都很高，愿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其全部知能。这是他们的可贵意愿，也是党的迫切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代化的专业知能是不行的。一个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蠢事，原因之一就在于把决断放在缺乏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有鉴于此，党要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同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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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贯彻劳动保护法规的几点意见
罗典荣 邓建煦
据今年5月1日《中国法制报》报道：“1980年经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有1，100多件，已经结案的955件。经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对200多名重大责任者追究了刑事责任。”特别是对松树镇矿井瓦斯爆炸事故和“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责任人追究了刑事责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为贯彻实施劳动保护法规创造了有利的形势。然而，有些地区的伤亡事故还在上升，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的人数也在上升。这说明，在宣传重视安全生产和贯彻实施劳动保护法规方面，不能有丝毫放松。
一、有的工厂企业领导人习惯于大轰大嗡，甚至目无法纪，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尽管事故重复发生，也不认真检查原因，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是我国目前生产事故和职工伤亡人数仍然较多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总是把我们的劳动保护和解放前的情况作比较，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的情况作比较（比如说和日本电影《野麦岭》中的缫丝女工的遭遇作比较），殊不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保护条件也有所改善，事故发生率已大大降低。当然，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本性已有所改变，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需要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处理好发展生产和劳动保护的关系。不这样做，资本家的日子也是过不安宁的。因为一出事故，首先会遇到工人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对，同时还得支付伤亡人员的抚恤费，说不定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今天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生产事故发生率和人员伤亡率普遍下降。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珍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国务院在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尽一切努力，在生产劳动中和其他活动中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伤亡事故，否则就是违背了我们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应当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方面的差距，规规矩矩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事故发生率和人员伤亡率方面降低到接近和低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水平，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
二、近几年来，劳动保护法制虽然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但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现在，担任工厂企业领导的干部大部分缺乏专业训练，也没有系统学过经济管理法规。前不久，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件重大责任事故案，被告是负责安全的副厂长。审判员问他安全生产的“三大规程”、“五项规定”有没有学过？回答“没有学过”。审判员又问：“既然没有学过，那凭什么抓安全生产？”他无言以对。在一般职工中，普遍缺乏安全生产的知识，不熟悉操作规程和劳动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违章作业的现象相当普遍。从分析全国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中可以看出，由于违章作业造成的事故占70％，其中青年职工发生的事故又占60％。因此，加强对工厂企业广大职工的专业培训和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制教育，很值得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重视。
三、近几年来，司法部门在处理重大责任事故案件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并不平衡。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并没有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在工业交通企业加强法制教育严格依法处理职工伤亡事故的报告》，对于那些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不遵守安全制度、违章作业的责任人并没有认真处理，对于那些强迫命令、瞎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责任人也还有不少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总之，对责任事故的处理不够严肃，对事故的责任人姑息迁就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在提起法律诉讼的责任事故案件中，干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的某些领导人对法院作出的判决，不仅不执行，而且公然宣布“不算数”，甚至当众撕毁判决书，另外宣布什么“决定”。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生产现代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发生的过失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会更为严重。
我国刑法第187条和第114条分别规定，企业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在，有人习惯于使用行政办法，主张只给政纪或党纪处理，不追究过失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还有人认为过失犯罪属“好心办坏事”，不管情节轻重，主张一概不予追究；在司法人员中，也有人对追究这类案件的法律责任心慈手软。我们认为，司法人员对触犯刑律的责任事故，要敢于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追究责任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实践证明，对重大事故的责任人姑息迁就，不仅受害家属义愤难平，而且会助长责任事故的发生；依法追究重大事故的责任人应负的刑事责任，不仅可以发挥法律的儆戒作用，收到减少和制止事故的效果，而且对于促使工厂改善经营管理，增强职工遵章守法观念，都有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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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历史唯物主义浅说》出版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叶蠖生同志所著《历史唯物主义浅说》一书，适应了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哲学的需要。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历史资料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事实材料，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由于史料和观点的有机结合，以及在各个基本原理相互关系上的正确处理，因而读起来给人以两方面的深刻印象：一是书中讲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些原则、条文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对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的分析，比较自然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作者所讲述的这些原理不是并列的，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依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地逐步展开，一步一步地阐明问题。此外，不因通俗化的要求而把问题简单化，力求系统地阐明问题和从世界观、方法论的掌握上为读者提供方便，是这本书的又一特点。 （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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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社会主义思想史》简介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是一部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专著，由英国工党党员、费边社理论家柯尔所著。柯尔一生著书很多，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但因他的著作涉及面较广，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社会主义思想史》共分五卷七册，记载了从一七八九至一九三九年间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也记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斗争。第一卷、二卷早已出版。第三卷上册最近出版。这一卷着重介绍第二国际（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历史，特别对于一九○○年以后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保存了较为详尽的资料。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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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动态经济学》出版
《动态经济学》是一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作者罗伊·哈罗德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创立所谓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而闻名。
《动态经济学》是哈罗德在七十年代的新著，书中对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作了系统的阐述，对《导论》中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修补。和《导论》相比，《动态经济学》在写法上有很大改动，哈罗德认为，这表明他自己的“动态理论”已臻“成熟”。此外，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还针对战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如外贸、对外投资、国际收支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政策主张。
（袁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