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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乘胜前进，搞好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情况的好坏，关系到四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人民能否安居乐业，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十分重视社会治安问题。五月间，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六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等三个法律文件。这些方针、政策和法律，为及时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活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法律武器。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犯罪分子受到威慑，不轨人员受到警告。短短的时间内，人民群众包括受害的群众同罪犯和犯罪现象斗争的事迹到处涌现；公安战士迅速侦破了一批新案、要案，挖出了一些隐藏很深的犯罪团伙；检察员、审判员起诉、判决了一个又一个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罪犯；投案自首、认罪服法、送子归案、坦白检举的人接连不断，并为侦查破案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劳改、劳教、拘留场所的秩序明显好转；许多繁华闹市区的犯罪活动大为减少。这种好形势的出现，一方面，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安定团结有关，和新制定的法律威力有关；另一方面，是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政法机关振奋精神，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法办事的结果。
在看到当前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的同时，决不能把社会治安问题看轻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乘胜前进，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搞好社会治安的保证。党领导人民立法，也要领导人民执法。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是执法机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把工作做好。我们讲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说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办案，不能屈从某种压力或某些人而有法不依，枉法徇私。但这决不是说司法机关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机关、团体、群众的监督。无论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重视群众的反映，切不可关门办案。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政法机关的领导，尤其在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相当突出的形势下，更要把政法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第一书记要亲自过问，分管政法的书记要认真抓。要熟悉法律和政法业务。要领导政法机关经常分析当地治安情况，掌握敌情动向，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必要的地方性立法建议。要检查政法机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指导、支持他们的工作，帮助政法工作人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在发生疑难、重大案件或重大治安问题时，领导同志要深入现场，就地指导解决问题。
在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真正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击少数，争取教育改造大多数。我们有些同志有时把政策和法律对立起来。其实，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是打击罪犯，或者挽救失足青少年，离开政策和法律是不行的。当前，在整顿治安取得比较明显的初步效果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依法执行“坦白从宽”、“戴罪立功”的政策，凡是违法犯罪分子自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的，一定要兑现政策，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依法从轻，或者依法减刑，以利于分化瓦解罪犯，利于侦破、审讯和教育改造工作。
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放火犯以及其它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要继续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要有计划地组织比较集中的打击，召开有教育意义的、文明方式的宣判大会，支持人民群众同犯罪活动作斗争，警告犯罪分子：法网恢恢，国法难逃。有的同志担心，依法从重从快会不会扩大打击面？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依法从重从快，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服从形势和依法办事并不矛盾。刑法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就是为了照顾不同案件的不同性质、情节轻重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其中危害的大小，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有所不同，在处理时当然应该有差别。现在，刑事犯罪活动比较突出，群众感到不安全，有的女同志上夜班要人接送，有的群众外出怕家里被盗。在这种形势下，对上述严重罪犯，不从重量刑，不从快处理，怎能安定人心？怎能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对上述犯罪分子，该拘留的拘留，该劳教的劳教，该捕的捕，该判重刑的决不从轻，极少数该杀的必须坚决杀掉。对他们宽容姑息，等于对群众的残忍。当然，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决不能理解为可以离开法律草率办案，违法捕人，出格判刑；也不能不根据形势的变化，一味从重。但是，就全局来讲，只要治安秩序没有根本好转，实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就不能动摇。
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社会治安情况好不好，对全国影响很大。要争取全国社会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首先要把城市的治安秩序、社会风气搞好。各个城市要下大气力，发动群众，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健全基层组织，充实治保机构和调解干部，认真实行“综合治理”，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今年下半年取得显著成效，以推动和影响全国。
从党的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两年多来，我国政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十年内乱对社会治安破坏很大，留下的后遗症很多，新形势下出现新的问题也不少，这就需要政法战线的同志们振奋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善于总结经验，探索新路，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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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我国夏粮丰收总产一千二百亿斤
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近二千万亩，产量增加六十多亿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据有关部门调查的材料表明，今年我国夏粮作物获得丰收。全国夏粮面积在比去年减少近二千万亩的情况下，总产量仍然达到一千二百亿斤以上，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亿斤。安徽、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省、市，今年夏粮都比去年增产。其中陕西、北京增产三成以上，安徽增产一成多。陕西、安徽两省今年夏粮的总产量都是历史最高水平。河北、山西、湖北、云南、湖南、四川等省，夏粮产量相当或略高于去年。江苏、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因旱情较重或调整了种植面积，今年夏粮总产不如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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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走访普通家庭三百余家深切了解群众情绪和要求
王崇伦提出改善干群关系三点建议
一、提倡领导干部同普通群众交朋友；
二、恢复干部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
三、教育全党干部以普通公民自束。
新华社编者按：王崇伦同志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只有一年的时间，就走访普通群众家庭三百多家。他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块，努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他提出的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三点建议，是他深切了解群众情绪和要求的结果，是一位担负领导工作的党的干部的经验之谈，这是很可宝贵的。
新华社记者陈坚发报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王崇伦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当前如何改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三点建议：要提倡领导干部同普通群众交朋友；恢复干部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教育全党干部以普通公民自束。
王崇伦说，到哈尔滨一年时间，强烈地感受到，当前干部与群众关系不那么融洽，干部、特别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存有隔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部分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特殊公民”等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能够廉洁奉公，但常常由于上述这一部分干部的问题，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王崇伦从去年8月到哈尔滨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后，走访了普通群众家庭312家，走访的对象遍布全市，有豆腐工、理发师、修脚工、清洁工、勤杂工、营业员、农民、教师、机关工作人员等等。他们不少人身居陋室，生活、工作上条件较差，困难较多。王崇伦来到这些人宿舍亲切地问寒问暖，被访者很受感动。人们说，市委书记能到咱们这样的家里来了解困难，给咱们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就是困难再大也有信心克服。他根据在走访中感受到的群众情绪和自己的体会，就当前如何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一、要提倡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交朋友。当干部的不应当怕接触普通群众，怕群众就不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是群众的贴心人。因此，提倡领导干部把架子放下来，真心实意地与普通群众交交朋友，以心换心得知心。这样，就可以了解到普通群众的真实思想和生活情况，反映群众的要求，为群众实实在在地谋利益。
二、恢复干部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劳动，这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使每一个干部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的好传统。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和“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搞得太绝对化了，好象只有参加体力劳动才是搞马克思主义，这种“左”的流毒是需要肃清的。但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确实有一部分干部不深入基层，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干部和他们干一样的活，只是希望领导干部能经常去看看他们，体验一下劳动的滋味就行了。因此，恢复和坚持干部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是必要的。
三、要教育干部以普通公民自束。不允许下级对上级称呼职衔，坚决称呼“同志”。这个问题中央多次强调过，宣传过，但至今许多地方和单位等级森严，这个主任，那个局长、处长、科长，好象一旦当了干部，就真的高人一头。因此，必须再次严肃地教育我们党的任何一级干部都严格以普通公民自束。群众对干部只称同志，不称职衔，就可以首先从称呼上、感情上来冲破隔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这堵封建意识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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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青团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
切实加强少先队工作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以“五爱”为内容，带领少先队开展活动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共青团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少先队工作的决议》。
《决议》说，领导好少先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任务，是团的优良传统。各级团委必须切实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及省辖市团委应尽快设立少年部。各级团校要把轮训少年工作干部和辅导员骨干，列入培训计划。少年宫、少年之家要面向少年儿童、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团报、团刊要加强少先队工作、少年儿童工作的宣传报道。各行各业的基层团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关心和支持少先队工作。要发动和教育团员、青年为弟弟妹妹做好事，做他们的表率。
《决议》说，建设好一支又红又专的辅导员队伍，是搞好少先队工作的关键。共青团要积极争取教育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做好聘请辅导员的工作，各条战线的团组织要为少先队选派和聘请校外辅导员。各级团委要采取多种形式，对辅导员进行集中的和经常性的培养训练，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辅导员，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决议》说，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凡尚未建队的学校，团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把少先队组织建立起来。今后，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工作，要在小学一年级新生中集中一段时间进行队章教育，在他们有了入队要求、履行入队手续后，选择有教育意义的节日，集体宣誓入队，做到在一年级即把全体适龄儿童组织起来。要着手在校外少年儿童比较集中的农村和城镇，进行建立少先队的试点工作。
《决议》说，全团必须尽最大努力，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内容，带领少先队开展各种活动。当前，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活动中，要着重向少年儿童进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继续加强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和劳动教育。要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成长，引导他们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锻炼健壮的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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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制成携带式太阳能开水器和太阳能烤饼箱
据新华社拉萨8月16日电 携带式太阳能开水器和太阳能烤饼箱，最近在西藏试制成功。
携带式太阳能开水器，重17公斤，采光面积一平方米，自带水箱。在西藏正常阳光下，往开水器里注入10磅冷水，40分钟即可沸开。太阳能烤饼箱，每小时可烤麦面饼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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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曙光机械厂与科研单位合作
用科学技术发展新产品
本报讯 上海曙光机械制造厂与高等学校和研究院所紧密合作，把科研成果变成生产力，大力发展新品种。这个只有四百多职工的小厂，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平均每年试制新产品九种，1980年试制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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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名古屋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中
吴数德破五十六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新华社名古屋8月16日电 中国运动员吴数德今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举重锦标赛56公斤级的抓举比赛第四次试举时，成功地抓举起126．5公斤，打破了古巴运动员丹·努涅斯保持的126公斤的抓举世界纪录。
20岁的吴数德在抓举第三次试举时，先以121．5公斤的成绩，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121公斤的亚洲纪录。他还获得了56公斤级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冠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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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贯彻五市治安座谈会精神充分发动群众
江苏整顿社会治安取得成效
破案率提高，惩处了一批重大现行犯，刑事案件减少
本报讯 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五市治安座谈会后，江苏省认真贯彻会议的精神，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整顿社会治安，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五市治安座谈会后的两个月中，全省公安机关抓紧侦破工作，及时破获了一批现行案件，破案率比前两个月提高13．2％。一些重大案件，在案发后的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就迅速破获，抓获罪犯。有些地方挖出了一批犯罪团伙，有的地方还及时侦破了一些反革命案件。
在侦查和调查的基础上，江苏省各地比较集中地打击了一批现行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了重大现行犯。一些罪恶大、民愤大的犯罪分子，都在很短时间内抓获，并迅速审理结案，依法从严惩处。不少地方在对重大现行犯依法宣判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处理，教育发动了群众，威慑了犯罪分子。
在整顿社会治安中，江苏各地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收缴凶器、枪支弹药的布告》，收缴了一大批凶器和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一些私藏私造凶器和枪支弹药，图谋行凶报复和聚众械斗的人，及时交出凶器，避免了一些恶性案件和严重治安事件的发生。
整顿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分子，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调动了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仅南京市最近授予维护治安积极分子称号的干部和群众就有221名。
在法律威慑下，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两个月中，向公安机关投案的违法犯罪分子有917名。在此期间，全省先后有44名劳改逃犯和劳教逃跑人员自动归案。不少在押劳改犯和正在劳教的人员也主动坦白交代罪行，检举揭发同伙。
经过整顿，江苏省城乡社会治安开始好转。六、七两个月，全省发生的刑事案件，比前两个月下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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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走私犯贿赂触犯刑律
焦作市综合贸易公司负责人宋振生等被捕
新华社郑州8月16日电 河南省焦作市综合贸易公司负责人宋振生、工人张义良、采购员昝小秋，利用洽谈业务之机，接受走私犯大量贿赂，购进一批仿制手表，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最近，市一商局党委已批准开除三人的党籍。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已批准将宋、张、昝三人逮捕法办。
去年11月，走私犯陈庆成冒充广东省潮阳县棉城供销社推销员，到焦作市综合贸易公司推销所谓进口手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宋振生即派张义良、昝小秋两人前往广东订货。张、昝二人到广东后，发现所谓进口手表是走私货，便打长途电话给宋振生，并告宋说，事成后对方愿送礼报答。宋接电话后，认为有利可图，就亲赴广东，与走私犯签订3，560块手表的合同，金额达384，780元。宋振生等三人接受了走私犯贿赂的24块梅花牌手表和三部收录两用机。宋从广东返回焦作后，即用欺骗手段从市银行骗取了19万元汇给了走私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