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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
马温
盲目崇拜，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拜神、拜鬼还是拜物、拜人，都是一种愚昧的现象。
现代的个人崇拜曾使我们吃了大苦头。
吃了苦头可以引出两种结果。如果善于总结经验，就可以长一智；如果不觉悟，那就可怕了。正如马克思说的，有些历史事件，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重演就是笑剧了。
个人崇拜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历史现象。
为什么一个人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当然不能完全用个人的意志来解释。个人崇拜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本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者无力保护自己，于是要求一个能够主宰一切的无上权威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人们总是盼望出现“救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一个“救星”陨落了，又盼望出现新的“救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1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皇帝崇拜，打倒了皇帝又转变为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为了吸取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之后，说：“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因为斯大林“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才使犯错误的可能变为现实。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比斯大林威望高得多的列宁并没有陷入个人崇拜，列宁根本不能容忍个人崇拜。列宁禁止在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挂他的画像，反对别人为他祝寿，特别是不能允许在报纸上对他进行歌功颂德。1918年9月16日，列宁被刺后伤愈出院，看到报纸在他治疗期间登了许多人民群众关心他的健康和颂扬他的功绩的电报、信件、文章，他很生气地对秘书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能允许这样做？……你看报纸上都写些什么？……都是写的我，说我这样，那样，一个劲地夸张吹捧，把我说成是天才，说成是什么特殊的人物，真是莫名其妙，……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从来在思想上都反对歌颂个人，我们早已解决了关于对待英雄的问题，而现在又忽然出现了对个人的歌颂！这根本不行。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而现在倒把我这样突出起来，这太可怕了！”一个人，首先是自己突出自己，然后才会接受和鼓励别人对自己的崇拜。列宁认为自己“是和大家一样的人”，所以他是真诚地、坚决地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崇拜的，而不是口头拒绝，心中迷恋。他请来三个人，让他们到各大小报纸、杂志编辑部走一趟，转达他的意见：“立刻制止这种怪现象”。果然，就在第二天，报纸完全是另外一种调子了。这说明作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如果并不欣赏个人崇拜，出来制止报纸上的歌功颂德，也是不难奏效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个人崇拜，好比斜坡上滚动的物体，不加阻拦，便会加速度地进行下去。
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滋长个人崇拜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个人崇拜酿成大灾大难却不是注定的。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那是历史宿命论。对于产生个人崇拜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不能变成对既成事实作历史的辩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固然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历史条件，但可以正确认识和积极改变现有的历史条件。客观存在的滋长个人崇拜的因素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能驾驭这样的历史条件，自觉地制止和反对个人崇拜，那么，滋长个人崇拜的因素虽然存在，但会不断地削弱下去；如果做了这种历史条件的奴隶，盲目地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那么，滋长个人崇拜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会不可抑制地繁殖起来。这里，历史创造者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是关系重大的。
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的历史现象，它会一再顽强地冒出来。列宁时代削弱了的个人崇拜，到了斯大林时代又繁殖起来；四十年代我们党削弱了的个人崇拜，到后来又繁殖起来。1956年我们党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却出现了比崇拜斯大林更严重的个人崇拜。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丑陋的个人崇拜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在客观历史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况下，旧的个人崇拜流毒没有肃清，又搞了一阵子新的个人崇拜。不过，醒悟的人更多了，对历史条件的认识加深了，个人崇拜的泛滥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人类必将消除包括个人崇拜在内的各种愚昧现象。1843年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马克思讲过这话以后一百多年，我们这里还是长时期出现用个人崇拜这种迷信来说明历史的愚昧现象。现在好了，我们已经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用以往的历史说明个人崇拜。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说明，创造现代化的历史不能允许再搞个人崇拜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象我们这样有着古老的封建主义传统纠缠和处在强大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包围之中的党，更是必须长期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个人崇拜，不是崇拜所有的个人。个人崇拜，总是突出某个特定的个人，同时又抹杀其他杰出的个人。这两方面同样都是不能从理论上正确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在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承认杰出人物对历史的促进作用。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杰出人物，在科学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作出果断的决策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方向，解决疑难，减少迷误，可以大大加速胜利的到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个人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的杰出个人，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产生，为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同群众结合的程度，才能的多少就在于是否善于吸取群众的智慧。因此，正确地宣传个人，从根本上说正是突出群众。给予一切作出了贡献的杰出个人以应有的地位，可以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个人崇拜不仅压抑了群众，而且孤立地突出某个特定的个人，也是以牺牲一大批杰出的个人为代价的。
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当然，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但是从理论原则说，这种提法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
马克思的态度是这样的，他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对于个人崇拜，只能象马克思那样，表示厌恶，加以斥责，不是仅仅少宣传而已。我们党本来有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要求全党：“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可惜，这个方针后来中断了。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恢复了这个方针。它要求正确地宣传个人，正确地宣传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既要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又要禁止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也不是崇拜任何一个个人。被崇拜的个人必定是权力的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作用转移到个人身上，个人才成为崇拜的对象。产生个人崇拜，不仅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反对个人崇拜也不能仅限于宣传，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变个人集权制。
解放以后，在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们移植了人家的有严重弊病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弊病的一个恶瘤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同个人崇拜是相通的。官僚主义要求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的体系。对它来说，群众的力量是不在话下的；崇拜上司，借助上面的权威来强制行事，这就是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了制服群众，官僚主义总是要把集权者发出的指令说成是全智全能、洞察一切的。所以马克思说：“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1页）官僚精神以政治的神学滋养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又以神学的政治庇荫官僚精神。
现在，已经提出和开始实行的改革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些重大措施，就是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的实际步骤。为了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首先必须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党政必须分开，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权力集中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集中于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保障人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个人崇拜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时期里存在，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和全党同志以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研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四中全会相应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胜利。个人崇拜必须杜绝，但领导威信应当爱护。领导威信是号召和鼓舞群众奋起的巨大力量。反对个人崇拜不能导致否定权威。一个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党中央，必将更加赢得全党、全军、全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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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发放好中短期设备贷款
杨培新
三中全会以后，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在支持轻纺工业增产日用消费品生产，帮助现有企业转产适销产品，节约能源，发展交通和旅游事业，增加出口，安排青年就业等方面，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80年全国轻工业产值增长18．4％，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3．1％上升到46．9％。辽宁省计算，轻工业产值的增加，其中19．5％是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的结果。山东省计算，轻工业增产，银行贷款促进的占22．4％。
中短期设备贷款回收期短，投资效果好。辽宁一轻局统计，1980年借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3，939万元，当年新增产值1．8亿元，增税收4，200万元、利润2，900万元，七个月就可还清贷款。投资效果是每元贷款年增产值4．5元，创造税收利润1．7元。四川二轻局统计，借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1，100万元，新增产值1．4亿元，增加税收、利润2，200万元，半年就可还清贷款。
中短期设备贷款投资效果好，是因为它帮助老企业解决了挖潜、革新、改造缺乏资金的困难。江苏常州纺织工业从1949年到1978年为国家提供积累20．5亿元，同期投资却只有1，600万元。1978年固定资产总值1．39亿元，按规定提留更新改造资金280万元，只能用于修修补补，无力举办革新项目。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困难，把企业的潜力很快挖掘出来。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被“憋死”的情况，部分基建施工单位任务不足，许多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吃不饱”，而现有企业又没有资金更新设备。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发放使某些方面被“憋死”的情况松动，有利于把国民经济搞活。浙江江河成网，但是船舶陈旧，耗能很多，水泥船自重占40．2％，木质船船龄已达三十年以上，都需要更新改造。38家造船厂每年能造船4．5万吨，而去年任务只有2．9万吨。人民银行贷款1，500万元，支持造船150艘，使造船业增加1．8万吨任务，利用了历来积压的钢材五千多吨和部分机电产品。
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联系起来，对企业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企业过去向国家要投资，多多益善。现在向银行借款要还本付息，因而精打细算，关心工程进度，注意早投产，早受益，早还款。山东平度制革厂土建没完成，就把运到的18台设备装在旧车间和工棚里投产。去年底已产皮革15万张，增产144万元，增利润21万元，提前一年还清贷款。
银行发放中短期贷款会不会拉长基本建设战线？会不会挤占和减少财政收入？会不会增加货币投放？对于这些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从目前的情况看，银行的中短期设备贷款，是贷给企业利用原厂房或下马企业厂房，安装机器设备，因此一般没有土建或很少土建。杭州市中短期贷款用于土建的只占13％，丹东市只占7％，武汉市只占6％。我国基本建设战线目前的情况是：木材、钢材、水泥紧张，砖、瓦、灰、砂、石过剩，基建施工任务不足，而机械设备则已经属于长线。中短期设备贷款中有90％左右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它不但不拉长基本建设战线，而且起了搞活机械工业的作用。基本建设战线长，是多年来大干快上造成的，而基建投资无偿拨款制度又助长了这种状况。1980年中短期专项贷款贷给扫尾工程，恰恰有利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这两年银行发放的中短期设备贷款，是经过综合平衡发放的中短期贷款，可以防止拉长基本建设战线，防止重复建设。
1980年中短期设备贷款共增加利润11．5亿元，银行当年收回贷款5．6亿元，企业上交的税利增加了5．9亿元。而企业还清贷款后，就全部成为财政每年增加收入的来源。这样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调节活动，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吸收机关、团体、企业的活期存款、个人的活期储蓄，对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进行短期资金调节活动；另一方面是吸收企业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发展基金作为定期存款，吸收人民的定期储蓄，对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进行长期资金调节活动。当前，我们要依靠发放好银行贷款，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搞活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消灭财政赤字，增加商品，回笼货币，巩固金融物价的稳定。银行要力争多吸收存款和储蓄，把贷款用到点子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同时节减一些没有经济效果的贷款。这样做不但不增加货币投放，助长信用膨胀，而且可以增加货币回笼，消除信用膨胀。根据各地银行的经验，要使中短期设备贷款能够真正收到较好的效益，在贷款工作中，必须注意掌握：（一）按照调整要求，加强综合平衡，避免搞无米之炊，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二）坚持贷款条件，贷款要真正用于填平补齐，用于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老企业挖革改项目；（三）搞好经济信息，进行可行性研究，选准贷款项目；（四）讲求经济效果，确保收回贷款，增加财政收入。金融战线的同志应当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把中短期设备贷款认真发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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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中夏传》出版
邓中夏同志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二大”到“六大”的中央委员，1933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这本传记，叙述了邓中夏作为一个用功读古书的学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邓中夏夫人夏明同志曾参加本书的收集材料工作。不足的是，邓中夏在苏联的两年，书中所收材料很少。
（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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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谭嗣同文选注》出版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史上以猛烈抨击封建纲常名教而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短促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其前后期的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选注》基本上包括了谭嗣同在不同时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谭嗣同的主要思想面貌。本书是周振甫先生注释的。（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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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
本报3月19日发表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的注中，说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是少数民族。对此，不少读者来信提出疑问。这里，我们刊登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写的一个材料，以供参考。——编者
蒲松龄是哪个民族的人？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这四种说法所依据的一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蒲松龄自撰的《族谱序》。他在序中说：
“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路大荒整理本《蒲松龄集》卷三）
〈一〉关于回族说，根据是：
第一，蒲姓是阿拉伯的常用姓氏，岳珂《桯史》说：“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海獠多蒲及海姓。”福建《蒲氏族谱》说：“……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
第二，关键是蒲鲁浑三字，是阿拉伯语的汉译，阿拉伯人常用的名字。蒲是阿拉伯Abu的音译，即“尊者”或“父亲”的意思；
“鲁浑”当是阿拉伯语的ruh，即“灵魂”。居仁是取《孟子》“居仁由义”（《离娄章上》）。因为，元代一些回人虽然仍用阿拉伯名字，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改用汉姓汉名，“居仁”也可能是回人汉化取的名字。
第三，蒲鲁浑、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总管。当时，担任这种官职的，有很多是色目人，色目人中回族人居多。而蒲家“倾覆（元朝覆亡）之余，止遗藐孤”的这种遭遇，更证明了是色目人。因为，汉人就是当过元朝的官，也不会有这样悲惨遭遇的。
第四，《八闽通志》记载，蒲居仁当过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这种官员主盐铁酒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当时市舶司的官吏多为回族人。
〈二〉关于女真族说，根据是：
第一，《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朝的总管是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的。元朝称为“汉人”的，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族人和契丹族人。
第二，《金史》记载，金朝的官员中有乌延蒲卢浑、蒲察蒲卢浑、蒲察通本名蒲鲁浑，都是女真人。“蒲鲁浑”在女真语中系“布囊”的意思。
因此蒲松龄是女真人或被汉化了的女真人。
〈三〉关于蒙古族说，根据是：
第一，蒲松龄的先世蒲鲁浑和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总管。
第二，蒲鲁浑的名字可能是蒙古人的名字。
〈四〉关于汉族说，根据是：
第一，蒲家是“般阳（今山东淄川）土著”，蒲鲁浑、蒲居仁都是当地人。
第二，蒲松龄的后裔说，他们一贯认为蒲家是汉族；如果说是回族的话，回族的风俗习惯是较难改变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是怎样演变成汉族的。
第三，蒲松龄的作品也没有反映出他是回族。
以上四种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看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有待各方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这种探讨不应影响到蒲松龄的现在后裔的民族成分。在历史进程中，民族成分是可以改变的。历史上这种民族成分改变的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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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计量学导论》简介
黄良文
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中新兴的一门学科。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教授认为：经济计量学是研究以统计方法测定经济生活中现实数量关系规律性的科学。在西方国家，经济计量学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干予调节经济、加强市场预测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在我国，不论当前的经济调整或经常的计划管理，都提出了大量的关于国民经济总体的数量分析问题，要求我们有一套数量分析的科学方法，掌握客观经济现象的内在数量关系。所以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奥·兰格《经济计量学导论》一书最近由袁镇岳、林克明翻译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论外，共分三章。第一章一般商情的研究和预测。第二章市场分析。第三章规划理论。这是一部在世界上已有多种文字译本的名著，很值得一读。
作者深信经济计量学也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并且是有效地计划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必要的工具。本书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计量学的应用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作者尝试把经济计量方法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国民经济计划实践联系起来，这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色。例如在规划理论这一章，作者根据马克思再生产原理来分析投入产出的部门联系法，将部门联系表和马克思的再生产表式作了对比，认为列昂节夫的部门间流出入分析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作者这一章所建立的积累和消费、生产和收入的经济模型就是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出发来考虑的。又如作者认为商品弹性原理和市场预测方法，不但对于垄断资产阶级有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制订经济政策也是必需的。利用这些方法可以预测国营牌价的调整所引起的市场变动的前景。
必须注意到，西方经济计量学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它的应用有其局限性，更不可能全盘搬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不懈的努力，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建立符合我国特点和四化需要的经济计量模型。对于过去的经济计量方法也应该在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校正和改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