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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杨贤江同志
夏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寄居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当时还是独身，也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的楼上却住满了“四一二”之后受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我住进去之前，住在那里的已经有在广州和沈雁冰同志一起编辑过革命刊物的张秋人同志，和杨贤江同志一家（杨贤江同志、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和我们大家都叫他“妞妞”的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但是性格作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秋人是耿直的人，经常大声地议论时政，对我和蔡叔厚这些还没有入党的人，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而杨贤江同志则“循规蹈矩”、沉默寡言，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尔逗弄一下孩子之外，简直象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有一天，一个来找他的人一进门就认识了张秋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当时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李求实。由于他的堂兄李国琛（人一）是我在日本时的好友，也由于那时我和蔡叔厚都已经入了党，所以他就告诉我，杨贤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学生运动负责实际工作，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青年部长。这一段话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不论在性格、言行乃至日常生活，杨贤江同志实在和当时的共产党人太不一样了。1927年夏秋之交，正是一个大革命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上海的几家大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大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的广告，国民党反动派和青红帮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公妻共产；而另一方面，在大革命中由于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滋长了一种左倾的急性情绪，不少人唯恐自己不“左”，不仅在口头上大言壮语，连生活上也蓄长头发，系红领带，实际上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因此，在这种极左的气氛中，杨贤江同志就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准时准刻地锻炼身体，有计划地读书、写作。那么，他是不是少做了对党的工作呢？ 1949年李一氓同志在一篇《纪念杨贤江同志》的文章中说：“他律己甚严，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那样穷困，从不看见他发一些牢骚，有什么一点意见，党的工作，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甚至于把自己的为生活而写作的工作停下来，当时在地下工作下，假如分配什么文字工作，总是他首先交卷，并且按月自动交纳党费。这在今天来讲，组织观念，艰苦生活，杨贤江同志无愧为前辈的典型”。这不是一氓同志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贤江同志所有旧友新交的共同评价。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勤修苦练”这句老话。他懂得英、日两国外文，据他自己说，他的日文是在夏丐尊先生的指导下自己学会的。他讲得不太流利，但他翻译的日文书籍却很准确流畅。他能阅读英文书报。但是每天清晨，总有一段时间独自高声朗读英语。他平易近人，而又有点“木讷近仁”的风格，所以很少和人辩论或者“喜怒形于颜色”。记得19 27年秋天，正在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之后，张秋人同志拿着一张登满了“脱党启事”的报纸，指指点点地对贤江同志说：某几个人我早就知道他们是投机分子，他们脱党并不稀奇。可是，他指着一个人的名字，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贤江同志只是淡淡的一笑，停了一回，低声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据我回忆，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秋人同志就在杭州被捕牺牲。因此，他的这句话，对我这个新党员来说，印象就格外深刻。
据贤江同志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朱文叔先生说，1917年毕业的时候，他是一个“全优的模范学生”。他入了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典范。他的为人治学，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曾用“精密、睿智、坚韧、沉着、恳挚、切实”这十二个字来表达他的品质，我认为这是十分恰当的。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他才三十二岁，在这样的青年时代，不仅政治上成熟坚贞，在生活上又是如此认真严肃，这在当时的朋辈中，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郑振铎同志家里闲聊，谈到贤江时，周予同先生忽发奇论，说在杨贤江身上，可以看到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贤江同志是余姚人，恰好是朱舜水的故乡。那么从他幼年到五四运动前后，受一点朱舜水学说的影响，或者说在立身治学方面他吸收了一些朱舜水思想中的可取之处，如认真负责，谨严不苟等等，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我在他编辑的《学生杂志》上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署名或不署名的“通讯”、“答问”之类，正说明了他对广大青年读者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抗战中有一次我问邹韬奋同志，你办《生活杂志》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第一是抓社论，更重要的是写“答读者问”。他还说，社论可以请志同道合的人写，而通讯和答问则是非自己执笔不可。从韬奋的话中我想起了贤江同志，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紧密联系群众这一点上，他们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贤江同志一家什么时候离开绍敦公司去日本，我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和他朝夕相处，大概不足一年时间。他去日本，一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追捕，另一原因是蔡叔厚入党后，由于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又有“小孟尝”之称，所以在广州暴动之后，有不少“流亡者”都住在他家里。1928年初，这家公司成了闸北区委的联络站。不久，蔡调到特科工作，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显然是不可能了。贤江去了日本，我搬到了沪东塘山路。
1930年，蔡叔厚又从特科调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这样，过去的朋友借他的地方联系的机会也没有了。贤江在日本只呆了很短一段时期，回来后住在长浜路明德里，组织上曾要我通知他，绍敦公司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他听了有点惊奇，我也不能对他作任何解释。
据蔡叔厚同志后来和我说，当他知道贤江得了肾癌之后，他才通过朱文叔先生，去探望过他一次。我和他之间，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李一氓同志把他的骨灰瓶带回上海，安葬在永安公墓的时候，我们几个旧友和同志才在经子渊先生写的“杨贤江墓”四个大字的墓碑前面向他挥泪告别。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的青年，包括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的人，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杨贤江这个名字了。因此，在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举行一次纪念会，重新印行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我党最早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研究教育工作的名著《新教育大纲》（当时用的是李浩吾的笔名），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六十多年来青年运动走过来的艰辛道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和风格，奋发图强，振兴中华，都是有深刻的意义的。所以，我希望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们，重视杨贤江同志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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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追忆杨贤江同志谈到四化
胡愈之
今年是杨贤江同志去世五十周年纪念，又是陶行知同志去世三十五周年纪念。这两位都是革命家，又都是教育家。这几十年来，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不可以数计。但是把一生献给革命，又在革命中无时无刻不关心青年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这样的人在我所接触中，还是不可多得的。
现在只谈一谈关于杨贤江同志的点滴回忆吧！
杨贤江同志是工人家庭出身，进到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一师一样，当时师范学校不收学膳费，还有补贴，所以往往培养出了早期的革命青年。杨贤江同志出了师范学校以后，仍然以半工半读性质，进了南京师范大学，不久进了商务印书馆，担任《学生杂志》的助理编辑。在“五卅”运动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和恽代英同志两人是党内最早领导青年运动的。杨贤江同志更着重在教育方面，他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文章，在青年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他的生命太短促了（1931年因肾脏病在日本去世），他公开发表文章的时间也不长。主要是在1915年以后到1926年在《学生杂志》发表了一些短文，大部分是有关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的著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以李浩吾的笔名，写了《新教育大纲》和《教育史ABC》，还有一些译作。大部分是关于教育问题的。当时上海的革命大学——上海大学设有附中，杨贤江同志正在那里兼课。他对苏联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新教育大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可惜解放以后，除《新教育大纲》外，其他论著都没有重新出版。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写的书，到现在也还没有出过一本。
这是不错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求翻身，必须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救国论者是错误的。但是在一个文盲占80％的旧中国，要向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困难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要逐步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不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入手，是难以办到的。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一正确的主张以后，知识分子劳动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尤其八亿农民还远没有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加以汉字是难读难写难记的文字。中国少年儿童要能阅读浅近书报，要比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迟二、三年。更不用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要比先进国家落后得多。
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时候，要使中国人民满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实事求是地说，就要有千千万万个象杨贤江同志那样的青年导师和革命教育家。所以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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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衣元帅赤子心
——忆彭德怀同志（下）
景希珍回忆 李太友整理
“要做的还很多”
1957年夏天，我随彭总去了一趟重庆。在那里，彭总视察了一些工厂，主要是军工厂。
一天视察回来，我们在朝天门码头下了船。在爬坡往住处走的时候，彭总忽然叫我：“小景，你来。”我回头一看，他正向一个小孩子走去。那孩子还不到十岁，脸上流着汗，背着背兜正吃力地爬坡。
“小朋友，你背这么多的沙子干什么呀？”彭总问。
“我父亲有病，放学回来背沙子，赚点钱给父亲看病。”小孩边走边说。
彭总还继续和小孩谈话。我打断他的话说：“天这么热，快走吧，咱们还没吃午饭。”彭总讲：“小景啊，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分担家里的困难，真好，真好。”说着说着，彭总就上去拉孩子的背兜，边拉边讲：“来，小朋友，我替你背一会。看你累成这个样子，好辛苦呀。”
那孩子拗不过他，只好把背兜拉下来。一见彭总要背，我就慌了。我说：“你不要背，要背我来背嘛。”彭总讲：“怎么，我为什么背不得？你不要管这么多的事。”见他一定要背，我只好把手缩了回来。
彭总边爬坡边嘱咐孩子，说家长供他上学不容易，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人民服务。彭总还对我讲：“你看，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们呀，要关心他们的疾苦。我们党所以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是依靠了亿万人民群众。可是，有的同志现在就忘了这一点，人民的生活这么苦，他们却大盖好房子，一花就是几百万。”
到了坡顶，孩子给彭总敬了个礼，说了句“谢谢爷爷”，就走了。彭总望着孩子的背影说：“小孩子要上学，每次下了学还背沙子，背一次只能卖五分钱，背三、四次才能买一斤大米。看来，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党的任务很艰巨呀。”
“咱们一块去看电影”
彭总到西南以后，住在四川成都永兴巷。他的生活，由三线工程西南管理局具体负责。
有一天，保卫科的同志告诉我，准备给彭总放场电影看。我们去成都以前，很少能看场电影。彭总听说有电影看，情绪很好。高兴地说：“好，看去。”不一会，我们就到了小礼堂。刚迈进小礼堂的大门，彭总突然站住了。原来里边没有几个人，当时，西南管理局保卫科的郭运昌和小董正好在那里。见彭总来了，他们忙向彭总打招呼。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场电影是专门为彭总放的。他严肃的对老郭和小董讲：“不是不准招待看电影吗？你们接到过通知没有？通知上规定谁看电影谁花钱。你们不要为我一个人放电影，要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看。给我一个人放我不看。”说着，他就往回走，我连忙在一边说：“电影机子都准备好了，片子也拿来了，还是看吧。以后按你的意见办就是了。”
彭总说：“不行，招待的电影我不看，我要看买票的电影。”
隔了几天，郭运昌同志对彭总说：“今天晚上，组织了一场电影，要买票。”
“是不是单独给我一个人放的？”
“不是。这是给机关放的，整个是买票的。”
“好。如果是这样，我就去看。”
彭总拉开抽屉，把钱拿了出来。他对郭运昌同志讲：“我和老纂、老赵、炊事员、公务员、家属孩子都去看，你老郭也去，我也请你看。”他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一共有十几个人。他点好了钱，高兴的说：“好了，把钱给我拿走。”
等买好了电影票，彭总走出房间大声喊着“小景，你把景凯、赵泉和小京都带上，把你们的家属都带上，我已经买了票，咱们一块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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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以诚相见的中国共产党人
陶峙岳
最近，我细心阅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公报，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正视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党的功过是非，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为己任的赤子之心所感动。
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相继入侵，国家民族灾难深重，内心悲愤不已。为拯救中华，抵御外侮，曾投身军校，后来毅然参加辛亥革命，誓为国家民族奋斗终身。但因我没有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迷误。只有当我步入晚年，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和共产党人一起奋斗，才能够为国为民贡献出我的力量。
在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确实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一切爱国者和愿意回到爱国立场上来的人们始终是以诚相待。记得三十二年前，我任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时，因国共和谈破裂，战端重启，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来电要驻新疆的部队，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余悉内调。并要我到南京面洽一切，后又要我去重庆。于是，我以整训部队的名义召集各军、师、旅长来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开会，宣布此电，探询他们的意见。在两天的会议中，鲜明地分为听调和不听调两派，议论纷纭，未得结论。最后，大家决定日后看情况由我酌定。我考虑新疆地处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复杂条件，如果不慎重考虑，妥善处理，一旦发生事故，将会危害国家，贻害十万官兵和新疆各族人民。我采取“拖”的办法，托词不去南京、重庆。我一面假造开拔预算，借口要有车有油有钱才能开拔；一面安抚部队，使部队内部两派不致因矛盾激化，而危及社会治安。由于部队迟迟未内调，南京政府竟不顾新疆十万官兵的死活，断然停发了军饷。正当新疆部队走投无路，我正左右为难之时，毛主席委派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秘密经伊宁潜来乌鲁木齐，向我转来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让我相机行动，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关怀和期望。虽然，当时在新疆部队中，有两个军长、一个旅长反对我投向人民，但我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他们的威胁，向他们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说服了他们，定下了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当我于9月25日宣布率部起义，断绝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时，立即得到了广大官兵的一致拥护，更受到了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人，共产党总是以礼相待，对我和十万官兵，给予了无限的信赖和重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收到通电后，于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予以高度评价，希望我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彭德怀副总司令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爽直而又恳切地说：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要继续大胆工作，带好部队。王震将军在接收我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更是一视同仁，没有丝毫的歧视，而且充满着爱护关怀之情。他提出，要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的编制，人员凡满一个团的兵力和武装，就定为一个团的编制。在编制成团的基础上，定编了师、军，还将整个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由我担任兵团司令。在兵团的人事安排上，王震将军照顾得无微不至，使原有人员都各得其所。他没有安插一个人，只有我的一个名叫刘振世的老部下，因他在刘戡部任参谋长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改造后随王震将军进疆，由王震将军提名，经我同意，才在兵团担任了一个师长职务。王震将军在了解到国民党无理扣发了我部几个月军饷后，还报请中央军委，由人民解放军代为补发。这种世所罕闻的事，使广大官兵深为感动。三十二年来，共产党和毛主席一直让我兵团担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鼓励兵团官兵为建设边疆，促进各兄弟民族的和睦团结而奋斗，使整个兵团为国家为人民建立了功绩。对于兵团三十二年的成就，中央一贯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共产党人对一切爱国者和一切愿意回到爱国立场上来的人们以诚相待，还表现在共事的时候，他们始终是推心置腹，虚怀若谷。1950年2月我第一次去见毛主席时，虽说心情十分激奋，临时却也有点紧张，但毛主席一见到我，象老熟人一样笑容满面地紧握我的手，急忙给我让座，还特意做了湖南风味的扣肉，让我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晚饭后，我们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从新疆的地方情况到部队情绪和生活，从过去的经历到对未来的展望，毛主席推心置腹，垂询备至。我也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直至深夜十二点多钟，我们还兴犹未了。以后我还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又授予我一级解放勋章。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无限信任，使我至今难忘。我在新疆与王震将军共事期间，虽说他是我的上级，但他十分尊重我的意见，让我大胆管理部队，热情支持我的工作。我写点什么东西，他总是从百忙中抽出空来，为我校阅，并和我一起斟酌，还经常亲手动笔修改。他还是我家里的常客，一到我家，犹如自家兄弟一样，毫无客套，无所不谈。1970年我已经七十八岁了，因精力不济，不能胜任实际工作，就回故乡长沙了。但党和人民还是十分尊重我，选我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各种国家大事的商讨，充分发表我的意见。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国家各种岗位上担任要职的共产党人，更注意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勇于自我批评，积极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共产党人十分尊重人的感情，尊重彼此间的友谊，这也是他们待人以诚的一个重要方面。使我最难忘的是，在我起义当时，家中部分成员住在重庆，被逼逃匿乡下。彭德怀副总司令还没和我见面，不知从那里得知我的这一情况，立即电告入川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派人四处寻找，给我把家人找回来了，使我合家团聚。在我回故乡长沙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拨专款为我在长沙市中心区新建一栋楼房，独处一个小院，院内栽种了树木花草，环境非常幽静。王震将军同我在新疆共事数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那种身心正直、待人诚恳、做事认真、尊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使我甚为敬佩。他调北京工作后，我每次去北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他也一直深切地关怀着我。王震将军因病在广州疗养期间，还于今年3月14日给我写来长达七页的书信问候致意，赞誉“一兵团和二十二兵团合组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执行屯垦、戍边、开拓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奉行毛主席所定政策所立的功勋，为开明国内外人士公认”。鼓励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将士的功绩，著作整理成书。”4月初他到长沙时，我们又在一起促膝谈心，共诉离情，使我激情满怀。
在和共产党人相处的三十多年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襟怀是那样的坦荡，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诚挚，他们的行动又是那样的说一不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真是“追随幸有缘！”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选出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更有希望了，前途更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