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写在《邓中夏传》出版的时候
夏明
《邓中夏传》终于出版了，这埋藏在我心中近五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看着这一页页血写成的历史，不禁老泪纵横。
1933年，中夏不幸被捕了。当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时，我在狱中终于经受不住这最沉重的打击，病卧了一年多，他的身影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是的！敌人只能摧毁他的肉体，但他的精神，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着。我下定决心，那怕是花去一生，也要把他英勇战斗的一生写下来。从那时起，这个心愿就深深地埋在我心中。
我是个曾经被卖过两次的苦孩子，没文化，就一字字地学。我开始学习写日记。出狱后，不论走到那里，就学到那里。战争中，学点文化多不容易呀。
1937年，我来到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他们几次向我谈起中夏和我牺牲的哥哥李启汉的事迹。他们的关心，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尤其是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要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他说：“关于省港大罢工的资料很重要，在延安有便利条件，要尽快搞起来。”在他们的关怀下，我便开始访问老同志，老战友。象老海员朱宝庭同志就给了我不少帮助。一次去看蔡大姐，她拿出一本苏联出版的《中国烈士传》，其中有邓中夏、苏兆征等一些先烈的传记。她握着我的手说：“小妹妹，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一次，我去看恩来同志和小超大姐，小超大姐从箱中找出一张我早已丢失的中夏、孩子和我的三人照，说：“小妹妹，这是中夏同志在苏联送给我们的。我们带着它一起走过了长征。”得到照片，我如获无价之宝，是多高兴啊！
后来，我来到太行前线。在大扫荡中，搜集到的资料都损失了，只剩下这张贴在胸口才保存下来的三人照。工作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我并没有灰心。
1945年，我又回到延安，
毛主席鼓励我说：“不要忘记启
汉、中夏的遗志，要继承他们
的事业。”许多同志伸出了友谊
的双手。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解放后，1950年，我去了一次
中夏的故乡，走访了家乡的亲
人，搜集到一些烈士用过的实物、书籍和照片，找到中夏少年时的朋友、同学，了解到不少情况。1953年，我又到上海、南京进行了一次访问。最使人高兴的是，我父亲从湖南给我寄来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书、信、照片和实物，其中有党的早年刊物和我在狱中写的日记。在日记中还发现中夏亲笔给我写的两封信。这一年，是中夏牺牲整整二十年，搜集资料的工作还差得很远，我十分着急，更糟糕的是，我病倒了，血压升高到240。医生劝我好好休息、疗养，千万不能着急，我真担心我这一生还不了这个心愿。许多同志来看我，给我出主意。我就给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写信，要求党支持我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不久，少奇同志批示要中宣部给我以帮助。1955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亲自关心这项工作。1956年，中宣部指定《工人日报》社派人帮助我。从此搜集和整理邓中夏烈士资料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了。不久，《工人日报》登出了征集邓中夏历史资料的启事；我们又发出了几百封信件，请求知情的老同志、老朋友为征集中夏同志的历史资料出一份力。近在北京、远在云南的同志们伸出了热情的手，资料和热情的关怀、问候，源源不断地汇到北京。我们走访了李富春、贺龙、邓颖超、帅孟奇、蔡畅、陶铸、李立三等同志，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兴奋，也由于着急，我又病倒了。借着疗养的机会，我和《工人日报》社的同志一起，以上海、湖南、广东为重点，做了一次更深入的调查访问。那次我们还到了长辛店、保定、大连、重庆、山东、郑州和武汉。凡是中夏到过的地方，我们都采访。在各地党组织的关怀下，在老战友、老朋友、《工人日报》社同志们的帮助下，第一批资料共二三百份终于整理出来了，同时还编出了中夏三个时期的年谱。以后《邓中夏传》的工作又转交工人出版 社负责，1958年又转交人民出版社继续负责。这年，在我的请求下，经中宣部和总政治部商定，同意由作家魏巍同志和钱小惠同志来写这部传记。压在我肩上几十年的担子顿时好象轻多了。我们商定一起到中夏生活过的地方作更深入的调查。1961年5月4日，我们和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起出发了。不论到哪个地方，那里的党组织就给以热情的支持，帮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拿广州来说，当时省长陈郁同志听说我们来了，便立刻接见我们。他认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资料工作很重要，通过征集中夏的历史资料，也可以把广东的党史资料搞一下。在他的关怀下，在宣传部陈部长、统战部谭部长的帮助下，从各地调来七十多位老同志，他们都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组成一个搜集整理资料的小组。一年多里，这个小组共写出回忆文章一百多篇，约25万字；编写了省港大罢工史料14篇，约29万字，写出有关中夏和启汉的资料约16万字，另外还整理出有关党史回忆录30万字。
我们一起访问了中夏在北大时的同学，在北京住过的旧址；访问了上海大学的老人，以及中夏被捕前的住址光华理发店。我们来到原法庭旧址，昔日的一切又好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依然站在当年我们对质时我站的那个位置，我默默的凝视着他；好象他也站在那里，还是那一身血迹斑斑的样子……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觉得嘴角渗进了咸咸的泪水……在上海，我们找到了敌人审判中夏时的记录、照片。我们一起访问了在南京和他同住一牢的战友。我们翻阅了大量当时的报纸及刊物，并搜集到160多篇中夏的著作。
1962年，我回到北京，真想把所有的工作一气呵成，万万没想到，得到一个命令，叫我立刻停止工作，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就象突如其来的千钧闷棍打在我的头上。（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明白，是那个大阴谋家康生，借着“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下了禁令。）下班后，我仍继续工作到深夜，身体情况在不断恶化。1963年，我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邓中夏传》初稿完成了。可是我已经支持不住了，血压高到260，几次摔倒在马路上，不相识的人把我扶起来，送到医院急救。后来听说那份初稿被封存了。
十年动乱中，有人要追查《邓中夏传》是谁批准搞的。我千辛万苦收集到的资料被没收了。我曾把一部分重复资料寄回故乡湖南，可是他们硬是追到湖南。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被轰到江西干校去劳动。气和急加上折腾，终于使我成了一个半瘫的人。这时，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让孩子借时机到雨花台给烈士送个花圈，代我在烈士的面前叙叨叙叨我的苦境。几年后，我听说他们把全部资料丢了！我去信责问他们：“资料是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我搜集的，谁把它丢了，谁必须向中央交代！”最后终于从地下室的废物堆中找了出来。
打倒“四人帮”后，我感到时机到了，赶快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要求党帮助我实现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愿望。小平同志的批示很快下来了，说我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胡耀邦同志当时刚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委托一位副部长来看我，并要他亲自负责贯彻执行。从此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我为出版《邓中夏传》奋斗了近五十年，热心的魏巍同志和钱小惠同志跟我一起战斗了二十三年。任何感谢都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听说老魏住院时，是在医生和护士的护理下，抱病修改《邓中夏传》初稿的。
如今，《邓中夏传》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双手捧起这本书时，就想起那些为了这本书能早日出版而共同战斗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遗憾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能看见书就与世长辞了。
〔编者附记：《邓中夏传》，魏巍、钱小惠合著，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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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怪与科普
陈炳熙
一个雨骤风狂之夜，我阻留在一位朋友家中。话题已经尽了，而雨还是未停。为了打破难耐的沉寂，我的朋友拿出一样东西来供我解颐。这是一部他手记的笔记文，名字就叫做《科普笔记》。据他说，全是从近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科普文章中摘集起来的。他还准备继续下去，以至于成册成集。
随手翻阅下去，我眼前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画面：召唤即来的云南“迷人湖”之雨，隔时而现的故宫古舞女幻相；洞庭湖中听到碓石呼喊救命的怪声，手术房里看见死者感谢护理的笑面；外国天空中屡次出现的古战场的厮杀，新搬宿舍里稍纵即逝的死房客的再现；新的“咬指痛心”，“真”的
“异地同梦”……还有美国的三腿怪人，东北的生角老汉；身高两米四的湖南少女，体重4公斤的特小侏儒鲍林公主；某地对半婴儿身连一起，某国八个小囡出于一胎；青年某甲专和狮子同笼，少女阿×敢同毒蛇接吻；举世最长的香肠长达几十公里，寰球最大的蛋糕重逾数百公斤……
俗话说：“河里无鱼市上看。”在滚滚的大河里，也许看不见一条鱼；如果把捕得的鱼集中在市场上，就觉得数目可观。这些“科普笔记”所收的东西，我平时大多都已浏览过，并不以为很多，经我这位朋友这一集中，竟已有了二百数十余则，快要有半部《聊斋志异》的篇数了。
好奇喜怪，也许是人之常情，所以六朝以来，志怪就成为一种文体而风行不衰。唐朝的牛僧孺、薛用弱也要把他们的书叫做《玄怪录》、《集异记》。当然古时的志异并非一无可取。但那是科学蒙昧时期的产物，却是无可置疑的。在今天，谈一点趣闻，自然也不应吹毛求疵。但是泥沙俱下，一律穿上科普的外衣出现于报章杂志上，却未必对。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也应从实际出发，针对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科学知识较为缺乏的现状，多作一些于他们工作生活有联系而又有益于他们增长知识的宣传，而少一些耸人听闻的渲染。至于某少女身高过两米，还有致命病症，行动又不能自理，她所需要的只是有关部门的多加照顾（这一点已做得很好），何用报道于全国，让大家都来品评畸形病残的不幸。最令人看了不舒服的是头上长角者的照片，和那些绘声绘色的介绍文字。对于这种怪异的病态，如果有人要问其原因，只消专家予以个别解答就够了，何必报刊杂志左一个生角老太婆、右一个生角老头子地登了又登呢？
雨终于停了。二百数十则笔记我还没有读毕，可是我不想再读了。就把书合起，双手交到朋友的手里，向他告辞，一面率直地说：“要记你就记一点吧！可是你是一位实事求是者，叫做‘科普笔记’，无论如何太不切合实际！”
他愕然地捧着“笔记”，抬头望着窗外，似乎正展开着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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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有感于一则关于旧唱片的消息
周咏
今年4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上有一条消息以不显眼的四号字标题登在副刊上。消息说，刘良模同志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上海唱片厂仓库存有三万多张旧唱片底版，最早有1909年的；其中有聂耳本人演唱和弹奏吉他的唱片，有刘宝全大鼓的唱片，有老一辈歌唱家黄友葵、郎毓秀、赵之任等的唱片……，这些都是一失不可再得的文化珍品。刘良模在提案中建议，由唱片厂和音乐家合作，先行整理，编出目录，然后分类、分批重新压制，此举既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又可以为音乐界提供珍贵的音乐史资料。写这则报道的是一起参加会议的陆诒同志。他从前是记者，现在不作记者了，但仍然具有记者的敏感性。陆诒说，不久以前，在日本发现五千多张旧中国的唱片，竟然轰动一时。其实，这等新闻就在我们眼前。
然而，在我们这里，这等新闻好象并不那么轰动。有时候，比较起来，例行公事的空洞报道和应景的空洞文章在我们的报纸上更能占据要津，而那种切实反映了某一个看似平凡其实有真正价值的具体问题的报道，却倒被忽视。
也是不久以前，报纸曾经揭露过，十年内乱中抄来大量珍贵文物，在某些部门的仓库里朽坏霉烂，听任老鼠鉴赏，蠹鱼批判。文化遗产亟待抢救！这样的事情，值得报刊大声疾呼，要求各级领导紧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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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途
卢祖品奔走在人生的途程，生命不可能越来越年轻；时光终将催白头发，再美的花朵也要凋零。每个人的旅途不一样长短，前进的道路有曲有平；有人幸运地一帆风顺，有人则被迫陷入窘境。幸运儿未必真的幸运，如果满足于居住吃穿；平静的湖水泛不起奇光异彩，多情的和风令她昏昏欲眠。遭遇不幸未必全是不幸，智勇和艰难常常相依相伴；为什么精钢的宝剑削铁如泥？因为经过了千锤百炼。于是有启迪心灵的哲理，于是有勇于探索的实践；人民世代传诵光辉的业绩，即使白骨成灰也迸发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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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晓风残月〔木刻〕蔡迪友 许钦松
一九四一年冬，香港沦陷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到达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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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新风（外一首）
陈放或许在琳琅满目的柜台旁，或许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 “你好——你好！”春风里有两个音符在跳荡。熟识的，邂逅相遇的，都把微笑互相镌刻在心上，冲破了冷漠和猜疑的堤防，人和人之间再不冷若冰霜。
失物招领窗所有曾经失落过的，找到后一定会加倍珍惜。失物招领窗是一面明镜，擦拭去岁月留下的灰尘。从这儿找回失落的诚实，从这儿找回失落的纯真……伫立窗前，我懂得了：美德——并非是廉价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