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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良性循环
欧远方
若干年来，由于对农业指导上的失误，造成了恶性循环，然而近几年来，由于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与一系列的政策，却一变而为良性循环了。这个循环的过程，包括种植业本身，包括农业与林、牧、副、渔之间，再扩而大之，包括农业与工业、财贸之间，比这更广阔的循环，包括经济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科学之间。
第一推动力量
从历史一个断面来观察，良性循环是从农业开始
（严格说，是从种植业开始），而且是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联产责任制开始。
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已普遍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其中又以大包干为主。在种植业中实行联产责任制引起了连锁反应，出现了干部责任制和合同制，这是领导方法的变革，这个变革的实质，是以经济方法领导经济，生产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真正实现了。干部责任制是以能否发挥经济效益为基本内容，而合同制，则是联结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纽带。这两个制度本身也处在改进过程中。改进干部责任制正在和精简机构、减少脱产干部、减轻群众负担联系起来；改进合同制则正在和国家、集体相互间的权利、利益和责任联系起来。因为作为合同，双方都应明确义务和责任。即不仅要明确农民对国家、集体的义务和责任，也要明确国家、集体对农民的义务和责任。
既然联产责任制在种植业中产生了吹糠见米的效果，人们就考虑到林业这个被认为极为重要而又老大难的领域，为什么不可以推行呢？这次在定远县的吴圩区，我们看到这个被号称“定远大西南”的荒凉地方，小麦、油菜长势比任何先进地区毫不逊色。这个区的占鸡岗公社，曾是新四军二师在抗战期间进行反顽战斗的著名地方，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好，然而联产责任制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收入迅速增加了，1979年人均收入才55元，1980年达到137元，预计今年可达200元。原来他们在大挖种植业潜力之外，在他们收入的清单上已列入林业一项，全公社人均已达到80株树，到1985年即可间伐，从现在起，枝丫收入也很可观。树是统一经营（包括种、修、伐），分户管理，收益大半归户，树的管理质量很高。
商品经济的发展
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必须使农业生产社会化，而要实现社会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而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当前，粮食的商品率是有限的，而多种经营的商品率的潜力则是巨大的。现在把发展多种经营放在战略地位来认识，真谛就在这里。
在安徽，“左”的指导思想，把农村劳动力长期束缚在农业上，而且长期地束缚在种植业上，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以至降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商品率的提高成反比例，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造成长期的恶性循环。
联产责任制推行之初，不论是领导者和农民，所想的不过是解决温饱问题，但联产责任制的作用为农民始料所不及，也为关心责任制的人们（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始料所不及。在迅速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农产品的商品率提高了，农村里传来了“胀库”的信息。如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5亿斤，净出售1．18亿斤，商品率为23．6％，超过全省平均数（23 ．5％）。面对着丰收景象，许多地方发出了要求腾空库容、增加菜油容器和增设收购点的呼吁，以适应新的收购高潮。特别是号称“老灾区”的定远、凤阳、嘉山等县，长期吃回销粮、救济粮习惯了，粮仓和收购点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了。现在多数农民所追求的，已不是吃，甚至也不是穿，而是要求提高商品率，积累更多的资金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化肥、耕牛、小农具、机械）和某些必需的生活资料，诸如瓦房、缝纫机、脚踏车、收音机、手表等等。
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光靠种植业潜力是有限的，于是多余劳动力和资金分头奔向多种经营、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向一切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领域进军。
可以预见，粮、油、棉、烟等商品率还会提高，随着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商品生产范围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随着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和健全，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对水利、机械、化肥、良种、能源、交通依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将使整个农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
农民的科学热
科技是生产力，然而只有生产力的担当者对发展生产力发生兴趣时，科技才真正被重视。在干活大呼隆的年月里，农民对科学种田不大重视。并不是农民不爱科学，而是因为他们的物质利益没有和产量联系起来。那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活只有少数老农还能掌握，二三十岁的青年们千方百计想与农业脱钩，不安心于农村，并且认为当农民最没有“出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造成了一种危机，农业技术后继无人，只是出于得到温饱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才勉强地心不在焉地去推广某项农业新技术，当然也曾取得有限的效果。
只有在实行联产责任制，出现“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的形势时，农民才真正地从增加生产的迫切愿望来关心科学，一切有利于增产的科学技术都被农民所追求和热衷。在广大农村，很快兴起科学热。青年农民一反过去不重视农业技术的倾向。他们过去大多干些力气活，对科学技术兴趣不大，许多人连“四时”、“八节”也不通晓，以至实行责任制初期闹了许多笑话，比如因施氮肥过多而造成减产，农民尴尬地说他们遭了“肥灾”。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地要求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传播农业科技的刊物、小册子、报纸受到广泛欢迎。过去被歧视的生产能手和“土专家”成了生产的标兵。
位于安徽最东端的天长县郑集公社，今春出现了“科学种田协会”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公社成立总会，大队成立分会，生产队成立小组，形成农业科技推广网。协会广泛进行农业科学活动，举办科技讲座，印发科技资料，传播科技知识。更有意义的是对会员试行推广科学种田联产合同。合同规定会员向协会交科技指导费，种田的技术措施要严格接受协会的指导，协会则保证作物产量，除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因违反合同而造成损失之外，协会保证作物产量，超产部分三七分成（协会得三成），减产由协会全赔，按市价付现金。合同签订以后，因为责任明确，双方积极性都很高。
若干年来，很多报考大学的青年不愿到农科大学去，很多农科大学毕业学生不愿分配到农业部门去，分到农村的，也千方百计想离开那里，相当数量的人则不惜改了行。现在这种情况也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战线上已大有用武之地。这是良性循环的又一个侧面。
向工业和财贸挑战
从农业开始的循环，推动了工业和财贸工作。农产品的增加，为轻纺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农民收入的增加，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工业生产和财贸工作对农业的支援，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农业，从而在宏观经济方面展示了良性循环。
现在，从农村角度来看，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他们迫切需要建筑材料和高中档日用工业品；他们迫切要求供应更多的化肥，以及合用的农业机械，等等。如天长县铜城区农民要求购买6马力的柴油机。凤阳等县的农民欢迎山东出产的12马力的小四轮拖拉机。近年来我在宣城看到从江苏买进4马力柴油机，从河南买进制砖机，在肥西看到河南出产的小型榨油机，在舒城看到浙江出产的制茶机，因而联想到安徽省机械行业仍然大有作为，难道不可以向这方面“调整”一下，生产出更多的农村合用的机械产品吗？现在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轻劳动强度，各式收割机、脱粒机都是热门货，更不用说插秧机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农业机械的生产，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呢？
农村经济的活跃，更需要财贸部门搞好产供销的工作。粮食部门首先碰到两大问题，一是收购时工作量一下子增加许多，二是库容不足，特别是那些一向吃粮靠回销而现在卖粮突然增加的地方。凤阳县在1979年冬，即实行大包干第一年以后，个别地方即已发生限制收购的现象，后来更多的地方叫喊“卖粮难”、“卖油难”。今年（夏收），面临着油菜、小麦更大丰收。农民担心落价和停止收购，他们的担心也不无根据，因为一来库容不足，二来油菜价格倒挂。这两个问题，政府都作了肯定的答复，稳定了民心。
对粮食的过分乐观会犯错误，但粮食情况有了改善也是事实，不然不能理解象皖东地区，遇到去年那样大灾，为什么在5月上旬这样的“青黄不接”之际，粮价还能稳中有降？今后随着联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粮食商品率还会提高，则是确定无疑的。粮食部门在新情况下似应把观点改变一下，除收购、销售、调运等任务外，还要注意搞好综合经营与综合利用，把粮食作为工业原料来看待。
供销社曾经在城乡物资交流、外贸收购和扶持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它现在仍然有广泛的基础和服务城乡的经验。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推行后，农民希望供销社进一步改进作风，便利群众，供销社如果不能满足群众合理要求，群众就要另找出路。凤阳县考城公社新建社队企业之一——贸易货栈，以服务周到而受到群众的欢迎，这对当地供销社和粮站都是一个挑战。贸易货栈利用“时间差”为群众服务，在营业时间上和品种上“拾遗补缺”，方便群众，满足群众的需要，受到农民交口称誉。这难道不是一个挑战？
面临着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工业、财贸部门已感到形势逼人。类似农村的联产责任制形式已在不少地方创造出来，问题在于如何总结、提高和推广。
我这里唱的是乐观的调子。在这里，半属直观的掠影，半属逻辑的推论。不管怎么说，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这盘棋下活了，而且正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这里没有其他诀窍，不过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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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普查——有关基本国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李成瑞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1982年7月1日进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继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以后，一次规模更大的、内容更为丰富的人口普查，也是为了更好地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四化建设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我国已经多年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少数同志对于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这个任务感到生疏、不太理解。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保证把人口普查工作做好，对这次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主要特点以及当前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作一些说明，看来不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指出：
“这次人口普查，对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安排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
人口普查，也叫国情普查，是以人口为中心对国家若干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人口普查的资料，是国家进行行政管理和指导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资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更需要人口普查的资料。
我国是有近10亿人口、8亿农村居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思想，走了不少弯路，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同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分不开的。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要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要制定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社会人口发展的中期和长期计划，这就需要通过人口普查取得大量的全面数据和资料，进一步弄清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各个地方要解决好本地区经济布局和人民的商品供应、住宅、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问题，要制定好本地区的各项工作规划，也都需要通过人口普查摸清本地区的人口和有关情况。
人口普查是经常性人口统计所不能代替的。经常性人口统计是人口情况的动态统计。它的项目比较少，又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准确性往往不够高。人口普查是人口状况的静态统计。只有通过人口普查，才能全面地、准确地掌握全国人口静态数字和有关人口的大量数据，并且据以检验经常性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人口的普查和统计，是社会经济统计的首要内容。这次人口普查是统计干部的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统计干部可以通过实践学到许多有用的本领。这对于我们以后搞好各项普查，包括工业普查、农业普查、商业普查、非物质生产领域情况的普查，以及做好经常性统计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这次人口普查，对于提高我国统计工作的水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特点
这次人口普查与前两次人口普查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普查的规模更大了。第一次普查时（1953年7月1日），我国有60，193万人。第二次普查时（1964年7月1日），我国有72，307万人。1980年底我国人口是98，255万人（不包括台湾省），到1982年7月1日，人口还要增加。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第二、普查项目增多了。除前两次普查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等外，这次还准备增加婚姻状况、在业人口的部门构成和职业构成、在业人口以外的人口状况（如在校学生、退休职工、待业人数、家务劳动人数）等等。按照目前的试点方案，共有20个项目。全国10亿人口，10亿个“20”，数据量是多么大啊！取得这样庞大的数据，是要花很大力气的。
第三、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人口普查的大量数据。使用现代化计算技术处理普查资料，不仅准确、迅速，而且可以从事手工计算难以做到的多种加工，可以根据研究分析的需要进行各种分组和各种交叉对比。一张20个项目的普查登记表，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可以汇总出几十种、上百种重要统计表，整理出几万页的统计资料。
为了适应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特点，每一个普查工作人员，都应当具有高标准、严要求的科学态度，兢兢业业，谨慎从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漏洞，都可能影响普查资料的质量，甚至造成严重失误。
以人口普查试点为中心，
切实搞好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人口普查能否搞得好，首先要看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从现在起到1982年7月1日，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当前需要抓好以下几项准备工作：
第一，周密地做好普查工作规划。这次人口普查，是一项涉及许多部门和千百万群众的多工种、多工序的平行交叉作业，事先必须有详细的、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规划，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各地要根据全国总的要求，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当地的具体规划，逐项明确负责单位和负责人，确定开始进行和完成的日期，并且定期检查，务使项项落实。
第二，搞好人口普查试点。这是准备工作的中心一环。这次人口普查有许多问题是我们所不熟悉、不懂得的，必须通过试点取得直接经验。把试点搞好了，可以出办法、出细则、出经验、出干部，可以推动电子计算站的建立和计算技术的掌握。试点必须包括人口普查的全过程，这样才能从试点中学会人口普查的全套本领。
第三，要做好整顿户口的工作。通过整顿户口，查清常住人口的实际情况，为划分普查区的界限、掌握每个普查区的户数和户主姓名提供参考资料。
第四，切实作好宣传动员工作。当前宣传动员的重点，是对广大干部讲清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特点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在人口普查全面动员阶段，再大张旗鼓地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使人口普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合作。
第五，抓好电子计算站的建设。这是完成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技术保证。各地都要按计划分期分批完成电子计算站的机房的建设，配套设备的购置，机器的安装调试以及技术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工作。
第六，充实和健全普查机构，形成一支精干的、稳定的业务骨干队伍。这是胜利完成人口普查的组织保证。有了这样一批业务骨干，才能使1982年调查登记时的几百万普查大军得到很好的训练和指导，才能使各项工作的组织和业务水平达到预期的要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指出：“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经过充分的、周密的准备，保证把这件事情作好。”我们要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虚心学习，做好充分的、周密的准备，胜利地完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任务。
（摘自《统计》双月刊1981年第2期，作者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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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沙俄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王能雄
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奴役中国的过程中，沙俄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国家之一，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1848年，俄国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乘军用运输船由海上侵入中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1850年强占黑龙江口的庙街，建立侵略据点，并以沙皇的名字将庙街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4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悍然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穆拉维约夫于1854—1856年三次武装航行黑龙江，并运来俄国“移民”，强行占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的中国领土。1856年底，沙俄非法地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了滨海省，把大片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1857年8月，沙俄出使中国的全权代表普提雅廷到达天津，向清政府提出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中俄边界的无理要求。他的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穆拉维约夫则在1858年5月22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率兵二百多人，到达瑷珲，向清政府提出对中国的领土要求。经过六天谈判，沙俄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为了“庆祝”《瑷珲条约》的签订，沙皇政府6月2日在海兰泡集会，竟然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即“报喜城”。穆拉维约夫也因侵华“有功”，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破格晋升为伯爵。
穆拉维约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不久，普提雅廷又勾结英法联军，趁火打劫。1858年6月13日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俄除旧有的陆路通商权外，又攫取了沿海口岸的通商权利，以及内地自由传教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
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瑷珲条约》签订后才十多天，穆拉维约夫又带领船舰闯入中国乌苏里江和松花江，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造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派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到北京办理换约，提出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60年11月14日，沙俄借助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借口“调停”有功，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沙俄在武力强占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同时，还侵占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并要求清政府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原则规定具体勘分西部边界。1862年8月，中俄双方代表在塔城举行划界谈判。在俄国的武力威逼下，中方代表于1864年10月7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去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71年6—7月间，沙俄用武力强占了中国伊犁地区，盘踞达十年之久。1881年2月24日，沙皇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沙俄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还获得了900万银卢布的赔款，以及通商、片面设领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在半个世纪中，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2年，沙俄违反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中俄边界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出兵帕米尔地区，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5年，沙俄竟然背着中国清朝政府同英国立约，私分帕米尔，使中俄之间有关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1895年，沙俄利用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偿付日本赔款而大借外债的机会，同法国合伙，共同借给清政府一万万两白银，年息四厘，以关税为偿还借款本息的担保。同年底，又伙同法国银行团在中国开设了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这个银行，沙俄又从中国夺取了修铁路、架电线、开矿山、办工厂、代收税款等一系列特权。1896年，沙俄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幌子，贿赂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建筑铁路的权利。1898年，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并获得了中东铁路支线的修筑权，从而使中国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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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出版《〈决议〉问题解答》和《建国以来党史名词解释》
为了更好地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和《理论与实践》杂志编辑部共同组织编写的《〈决议〉问题解答》和《建国以来党史名词解释》已经出版发行。《〈决议〉问题解答》共有五十四个问题，以问答的形式，比较通俗地阐释了《决议》的主要内容。《名词解释》共有一百个条目，收录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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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纪念文集》出版
在纪念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从中精选一部分，并对一些史实进行考证，汇编成为《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纪念文集》一书。全书约三十万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