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向新的高峰迈进
——观《北上》《一代英豪》《平津决战》等话剧演出有感
刘白羽 胡可 潘井
在全国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部队文艺工作者在首都舞台上演出了《北上》、《一代英豪》、《平津决战》、《陈毅出山》等几台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几个戏都反映了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如何战胜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将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历程。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学习具有历史意义的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感到《北上》等几个戏的演出是适时的，它们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一代英豪》反映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我党从血的教训中，摆脱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战胜重重困难，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走上了坚持武装斗争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北上》反映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依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三大主力红军的共同奋斗，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陈毅出山》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地决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胜了国民党内亲日派的阻挠，教育、团结了自己的队伍，迎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平津决战》反映了解放战争进入伟大战略决战阶段，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由于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积极配合，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彻底崩溃的丧钟。
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曾指出：“八十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今年“七一”前后，部队演出的这几台话剧，除了《陈毅出山》以外，其他几个戏都是第一次和首都观众见面。这几部戏，表现了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与全国文艺战线上的战友们一起，正在开始向新的高峰迈进。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期望。文艺的高峰是无止境的，每攀登一步都要求作家、艺术家付出巨大的心血和劳动，但只要我们勇于探索，认真积累经验，就一定能沿着正确的道路，登上新的高峰。
《北上》等话剧的演出，给了我们那些启示呢？
第一，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是当前文艺表现伟大的时代前进要求的指路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决议》，领会《决议》的精神，用来指导我们认识和反映我们党的历史，用来指导我们认识和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决议》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反映生活，用以推动历史的前进。军队文艺工作根据部队的特点，曾大力提倡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求能鼓舞士气，出战斗力。这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今年“七一”演出的几个话剧，应该说都属于军事题材的范畴。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总是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1927年的反革命逆流导致了南昌起义；长征途中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又是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行动联结在一起的；抗日战争的发动，解放战争中几个重大战役的进行，都伴随着对不同敌对势力的分化、争取、谈判等政治方面的斗争，而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其中军事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至于追溯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和历史上各种正义的武装斗争，其内容之丰富，风云人物之众多，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已成为全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极其丰富的源泉。这些题材能够相当集中地体现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反映出中国人民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气节，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鼓舞人民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武器。我国许多作家、艺术家亲身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这是发展我国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广州部队话剧团演出的《北上》是戏剧界老前辈、红军老战士李伯钊同志和军外其他作者创作的，经过共同努力，使这个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我们热烈希望，全国有志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一起为发展和提高军事题材文艺创作而共同奋斗。当然，提倡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看到它在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重要地位，同提倡其他题材的创作，让多种题材的花朵各吐芬芳是并不矛盾的。即是军事题材，因为生活本身的丰富多采，我们也希望做到内容、形式、风格的多样化。
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者。写军事题材，并不能保证作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只有作家、艺术家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才能使历史题材的作品和今天时代的步伐合拍。《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北上》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体现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集体制定的，为全党、全军所拥护的团结三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面临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他们坚持了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一致地采取了“牛皮糖”式的斗争方法，这个集体执行了上述正确的方针、政策，而在实践中证明了它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党正在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这个戏对于当前的新的长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平津决战》也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由于整个的战略指挥建立在对敌方情况的极其透彻的了解和周密思索形成的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心、正确的部署之上，就不但指挥了我们自己，也指挥了敌人。最后，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使平津战役得到全面的胜利。这些戏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坚定了人民对党的信念，它们符合于历史，因而也符合《决议》的精神，符合时代前进的要求。
时代的需要应该就是作家、艺术家的需要。革命的文艺不仅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生活，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表现革命历史，描写领袖形象，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探索。
我国革命斗争如此伟大，如此丰富，如何通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艺术形象的塑造，把我党、我军历史上许多翻天覆地、气吞山河的重大事件在舞台上反映出来；或者说，如何通过这些重大事件，来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粉碎“四人帮”以来，舞台上陆续出现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和热爱的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部队的戏剧工作者为解决这个课题，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最初是话剧《秋收霹雳》、《城下城》，随后又出现了《曙光》、《东进！东进》、《陈毅出山》、《回师北上》、《朱德将军》、《滚滚的黄河》、《神州风雷》、《历史的审判》、《九一三事件》等话剧，在表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今年“七一”前后，我们又高兴地看到了这几个新戏，在塑造领袖人物的形象方面，在表现众多领袖人物的集体智慧和相互关系方面，又跨进了一步。几年来，经过创作人员、导演、演员的总结、学习和探索，三中全会以来，创作人员又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对领袖人物的塑造，正在从比较拘谨的状况向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发展，正在从形似走向神似，表演上也更加注意内心的刻画，领袖们已经不再是“神化”的，只在关键时刻表态作结论的人物，而是卷在斗争漩涡之中的、有爱、有恨、有困难、有忧虑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正确决断引起观众的叹服，他们的生活情趣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他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正确决断形成与执行过程中显示的集体智慧的力量，已开始以其艺术的魅力深深地印在广大观众的心中。这是解放思想、反复实践的结果，这是向新的高峰迈进的一个重要收获。
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集中地塑造领袖艺术形象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经过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和经验。较早出现的《陈毅出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次“七一”演出的几个戏，也都注意到既准确深刻地写出历史事件的意义，又紧紧围绕着剧中领袖人物的性格的塑造；象实际生活那样让人物的性格在巨大的矛盾冲突中经受考验，象实际生活那样让人物性格的成长和重大斗争的发展和解决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单纯地表现事件的进程，或者相反，孤立地脱离大的历史事件去表现人物。《北上》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团结还是分裂的矛盾，通过对张国焘分裂阴谋的识别、斗争和自始至终的团结争取工作来展开戏剧冲突，几位领袖人物的形象是在不同的场次里，在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中逐步树立起来、丰富起来的。《平津决战》通过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斗争，来反映伟大的战略决战中这一重大的战役。它将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战略指挥艺术作为戏剧的主要线索，统率着整个剧情的发展。由于着眼于敌我双方人物性格的刻画，而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由于显示了敌我双方各种矛盾因素合乎规律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一再地验证着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战役部署的正确，就作到既反映了战役的全局，又较好地塑造了人物。《一代英豪》通过周恩来同志在1927年的经历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的活动，反映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所经受的严酷的考验。通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蒋介石、汪精卫的斗争，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刻画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宋庆龄等同志的性格，描写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一真理的认识过程，终于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尽管这几个戏在概括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塑造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但它们毕竟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军事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确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
邓小平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北上》等几个戏的编导者都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李伯钊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历；《平津决战》的编导者们也都亲身参加过这场空前壮观的伟大战役；《一代英豪》的创作和修改也进行了将近三年。这几台戏有几个共同的可贵之处，它们都是直接地描写了敌我双方高层决策人之间的活动，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可能夸大领袖人物的作用，而把革命的历史写成个别杰出人物的历史。而几个戏都注意了当时社会环境、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背景的描写，都写了群众的情绪和意志，写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实际的动力。如《北上》中红军指挥员渴望会师，渴望北上抗日和渴望团结的意志，始终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行动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而代表了千百万群众的意志，与张国焘的表面强大形成强烈的对照。又如《一代英豪》中周恩来同志同工人一家人的关系的描写，众多党和军队领导人群星闪耀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也深刻地表现了革命者的集体的意志。这几个戏都写了当时那个历史转折时期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的复杂的关系，写了各种矛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方面的准确鲜明的描写，使作品具有着深刻的认识意义。许多观众是把这些戏当作党史和军史的教材来看的。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难以写好这类题材的。又如对几个戏里的对立面人物的描写，采取了尊重历史的态度。如《平津决战》中对傅作义先生的描写，他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回到了人民方面，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功绩一直为人们所缅怀。《平津决战》反映了傅作义将军被迫投向人民的典型环境，既写了我方英明指挥和正确政策的巨大威力，又写了傅作义将军自身能够接受人民意志的主观因素，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从而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我们祝贺《北上》等话剧的上演，我们更要祝贺作家、艺术家开始向新的高峰迈进的良好开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了我们新的思想武器，我们相信，它定将鼓舞和推动作家、艺术家更加振奋精神，统一步伐，共同为攀登新的高峰而作出新的贡献！（附图片）
话剧《一代英豪》剧照：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在南昌起义前进行战斗部署。 徐 洁 孙 牛摄
话剧《平津决战》剧照：194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战略决战。这是会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送罗荣桓、聂荣臻等同志返回前线。
刘连栋摄
话剧《北上》剧照：贺龙和任弼时同志当面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 杨绍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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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裹着硝烟风尘的当代军人形象
——谈部分军事题材小说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描写
韩瑞亭
一次大的历史转折，往往使文学的人物画廊发生某种新旧交替的变革。随着时代的前进运动，感觉敏锐的作家打开思想的探测仪，从生活之矿勘探，采掘具有新的质地、品位的矿苗，借艺术的熔炉加以冶炼，铸造出新人的形象，来提出和说明时代、社会的需要。而新人形象一旦在文学中诞生，就将对社会进一步培养、造就这类新人发挥有益的助力。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来，踔厉风发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已崭露头角。这类新人形象为数虽不太多，却引起广大读者的珍视。《西线轶事》、《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白云岛》、《“姜太公”钓鱼》、《打菜窗口》、《啊，兵！》等军事题材小说，塑造了刘毛妹、郑志桐、耿志等当代军人形象，他们虽然裹着部队生活环境特有的硝烟风尘，也同样显露出新人的某些鲜明特征。
《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还在黄土高原插队时，曾经同女友李倩谈论过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这场革命可能毁灭我们，可也能造就一代人”。这个并非确当的估计，已经为历史的发展所订正，但它毕竟道出了郑志桐这一代人的生活命运、思想、性格、心理等等，同十年内乱这一段历史曲折的密切攸关的联系。他们当中的新人，正是从这场历史的劫火中走出来，带着伤痛和阴影，踏过劫后的泥泞污水，出现在新时期的起跑线上。这几个当代军人形象，大抵也都印着这种时代戳记。
《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就是这样一种新人。象不少干部子弟一样，在恶梦般的十年内乱中，刘毛妹的生活命运曾为父辈的不幸遭遇所牵连。生活似乎对刘毛妹更为苛刻，被打成“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含恨而死，母亲被迫“划清界限”的屈辱行动又促成了父亲的悲剧，这使刘毛妹吞下了双倍的精神苦果。如果小说只限于揭示刘毛妹的伤痕，那末这个人物可能只是一个被伤痛折磨得萎靡不振，被消沉和颓丧的冰水浸泡得僵冷麻木的受害青年，还不能成为一个新人。作家的艺术雕刀没有滞留在人物心灵的表层，只作露天矿式的开采，它穿透表层往纵深挖掘，打开了覆盖在伤痕底下的人物心灵的喷火口。越南当局在我国边境的侵略挑衅，在刘毛妹内心深处唤起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之忧”，他痛感到力争四化是回答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危亡之忧”，使他跨出了个人悲苦伤痛的狭隘藩篱，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因而激发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刘毛妹在自卫还击前线烈火般的战斗精神和英勇气概，就是从他心灵的喷火口喷出的灼热岩浆。
人们常说，经历过十年内乱的青年一代是思考的一代。的确，历史的曲折，生活道路上的颠簸，心灵的创痛，不能不使这一代青年思索、寻觅着各自的人生道路。不过，创痛的经历并不能把一切人都引向真理和未来。只是那些在创痛的经历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勇于进取，获得历史使命感的顽强探索者，才可能最先找到真理和未来。作为一个新人，郑志桐的特征表现于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深沉的思索和由此而升华的历史使命感。
作品以爱情纠葛为线索，在郑志桐与李倩等青年不同生活道路的对比中来展示这个新人的特征。郑志桐象许多同代青年一样，在十年内乱中留下了伤痕，产生过迷惘，但是他却没有从盲目的狂热转为失望的冷漠，随着精神支柱的坍塌而产生幻灭的空虚。他不同于消沉冷漠的李倩，更不同于空虚无聊的小田、咪咪，他的思想土壤没有变成一片废墟。他对那场历史的动乱给青年一代的思想洗劫有清醒的分析，并不认为这一代青年的心灵上只有深深的伤痕，连一点真理的亮点也没有，因而他有自信，不沉沦，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从农村到边疆部队，他始终以自己的思考方式认识社会，探索人生真谛，走过了由创痛到思索乃至逐渐成熟的艰难历程。郑志桐不断从亲身体验的生活中吸取养料充实自己，而生活这位严肃的教师也不断向他指点着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理想，什么是不幸和狭隘的私欲。边疆部队艰苦的战斗生活，流血流汗甚至豁出命来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战友，同某些人发泄精神空虚的无聊生活，千方百计走后门回京、出国的利己者，这些在同一片天空下发生的歧异现象，就如阳电和阴电在郑志桐思想的云层中撞击出强烈火花，使他产生一种庄重的历史使命感。郑志桐这个新人是独特的又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的情操、意志和思想一点也没有离开生活土壤，恰恰相反，是从他反复耕耘的生活土壤中收获的“一捧颗粒饱满的种子”。
新人并非超人，不可能没有正常人的感情生活，没有感情的波澜和心灵的矛盾。不过，这种感情世界却不是一种孤立的封闭领域，它要受到现实关系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制约。对新人的感情世界的描绘，往往可以丰富和加深人物形象，使新人的特征具有更加鲜明的色彩。在《西线轶事》中，刘毛妹牺牲前留给母亲的那封长信，是对这个青年战士复杂的感情世界的出色描绘。刘毛妹从家庭的遭遇到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思索，在他心底唤起一种国之不存、何以家为的忧国忧民之情，使他同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发生共鸣，意识到一个中国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因之，当战斗的紧急关头，他用生命发出的最后一吼，就绝非偶然之举，而是郁积在他心头的岩浆的必然爆发。《天山深处的“大兵”》对郑志桐感情世界的描绘，也是刻画这个新人的有力之笔。在小田、咪咪一类人眼中，郑志桐似乎是个粗鲁的“大兵”。其实，郑志桐却是一位有文化知识、思想深沉、感情丰富的当代军人。他喜好艺术，懂得爱情，却没有小田、咪咪之类的庸俗气。他对李倩的爱情是那样热烈而真挚，甚至甘愿经受对方的反复考验。但是他更热爱生活真理，深感一个除了自己谁也不爱的人，绝不会拿起枪杆去当兵。因为生活理想的歧异，他同李倩之间必然产生深刻的感情冲突。他并不因为要获得李倩的爱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向李倩的世俗观念妥协。相反，却用自己探索人生真谛的心灵之火，去烘烤李倩那颗冷却的心。当李倩期望以感情的绳索把郑志桐从天山深处拉回北京，拴在自己身边时，郑志桐痛苦却又执拗地回绝了李倩，毅然代理牺牲的余指导员重上飞线区。郑志桐诚然爱李倩，但更爱自己所从事的豪迈事业，他的理想和生活目标已经同这个事业融为一体。
共产党人所应有的高尚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是同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思想作风，是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种标志。《最后一个军礼》中的耿志作为一个新人的特征，就是表现在他坚持原则的纯洁党性和足踏实地的质朴作风。小说把耿志放在一种特殊的情势下，来检验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质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在一些人那里被丢掉了，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却在一些人身上滋长起来，在转业复员者中拉关系、讲条件、要党票等不正之风时有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作为连队指导员的耿志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了原则，没有降低吸收党员的条件。现在，当耿志自己也要转业时，他能不能继续保持纯洁的党性，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小说选择耿志同十六名老兵同车回乡路上这一特定场合，通过两条线来展示耿志的思想品质。一条线是耿志同竭力捞党票的老兵魏成的冲突，另一条线是耿志对年青的傅参谋一路的默默支持。对魏成的不正当要求，耿志始终坚持原则，进行帮助教育，丝毫不为魏成的交换条件所动摇。对经验不足的傅参谋，耿志一面暗示、提醒他，一面以种种模范带头行动去影响那些失去约束力的复员战士，使傅参谋顺利完成送老兵的任务。借助这两条线的交叉描写，特别是透过耿志的一连串看似平常却难能可贵的行动，耿志那种离队不离党、转业不转心的高洁品质，被表现得格外深沉动人，使人们不能不为这个朴实的共产党员的精神魅力所吸引。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应当反映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果比较一下《西线轶事》等小说描绘的几个当代军人形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别，这种差别恰恰表现于对不同人物形象特征的掌握和描述。
郑志桐是一种“开放式”的形象。他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不随时俗，勇于探索真理的进取精神。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是磨掉了他身上某些稚嫩、疏浅的东西，却增添了粗犷和刚毅的光泽，变得更加思想锋利，激情横溢。他在不断的探索中，树起牢固的精神支柱，走上明确的生活道路，也获得了对社会人生深刻、清醒的认识。而置身边陲，长年与艰险困难为伴，一身为国家安危所系，更使他爱憎感强烈，是非心分明。小说准确地把握住郑志桐的思想性格特征，侧重通过郑志桐与恋人李倩思想感情的交锋，淋漓酣畅地展露他的内心情怀。恋人之间最易于打开彼此心灵的门扉，使深贮隐伏的思想感情亦能敞露无遗。小说选取李倩回忆的角度展开艺术描写，使郑志桐的心灵洞开，更利于塑造这个开放式的人物。
与郑志桐相反，耿志是一种“锁闭式”的形象。他的思想性格比较含蓄、内向。多年的政治工作实践和自觉的党性锻炼，使耿志养成了身教多于言教，行动多于话语的性格特点。他似乎不苟言笑，不动声容，但在锁闭的心灵里却滚动着灼热的血流。他的一个动作、一种表情，往往是其思想情绪的外在表现信号。小说主要是在行动中写人，并且运用一连串富有表现力的细节，由外至内、由表及里地刻划耿志的性格，揭示他锁闭的心灵世界。
刘毛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人们很难一眼看清他的整体面貌。这个在十年内乱中受了过重的创伤的青年战士，仿佛还没有完全从恶梦中醒来，就走上保卫新生活的血与火的战场。他带着某种伤痛过度的麻木，洞穿世事的冷漠，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孤傲，但同时在他心灵深处却流淌着忧国忧民的热血，升腾着献身精神的火焰。这两个方面是如此互不协调，却又如此有机地融合于他一身，就象摄影艺术中光线明暗度的反差一样，在他身上形成一种特异的色调。由于作家掌握了人物思想性格中的反差对比，从各种角度去涂抹、点染他的精神重负与洁净心灵、形骸放浪与城府深沉的奇异结合，在阴影与光亮的交错映照中，凸现出了人物富于立体感的形象。
艺术形象创造的单调和雷同，有时不在于艺术形象本身缺乏特征，而在于没有找到能够充分展示这种特征的艺术途径。发现是创造的先导。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决不会由于已有的成果而走向狭路。只要不断地向生活中探索，就将发现浓荫蔽空、繁花耀目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