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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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如此指导复习!
袁良
不久前,在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紧张地进行复习、迎接高考的过程中,笔者所在的学校,曾多次接到地、县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和寄来的材料。这些东西都是“指导复习”的,然而,可惜得很,这些东西多半是指导师生猜题押宝,把师生引向歧途。请看下面这则通知:××高中语文组:
地区教育局透露,今年高考命题地点在安徽黄山,因此,徐宏祖的《游黄山记》这篇课文要特别引起注意,作为复习中重点的重点,字、词(实词虚词)、句式、翻译都要复习到。
××县教育局教研室
1981年6月10日
这个通知说明,我们某些管教育的同志,指导高考复习时的思想和采取的措施,是多么荒谬、有害!按理,他们应引导教师按照中学教学大纲行事,上好每一节课,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搞好复习,使考生扎扎实实掌握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智力,从而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然而,他们不是这样,竟把正道抛诸脑后,自作聪明,另搞一套,引导师生猜题押宝,以求侥幸取胜。这不仅是失职,说严重一些,简直是害人子弟!实践证明:投机取巧者,往往是弄巧反拙;靠猜题押宝的,十个有九个要失败。退一万步说,即或真的这一宝押中了,一些考生侥幸取胜了,也只不过是换得一时的虚荣,于国于民何益?
其次,这个通知的逻辑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即使今年高考命题地点确在黄山,但怎能据此得出命题内容离不开《游黄山记》的结论呢?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命题地点在北京,就一定要考与北京有关的课文,命题地点在上海,就一定要考与上海有关的课文了。猜题押宝搞到如此地步,不亦悲乎!
今年高考复习结束了,现在来写这篇文章似乎是“马后炮”。但我想也许仍有一点作用,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引以为戒,再不要干这些“教育”师生猜题押宝的蠢事了!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按教育规律办事。因为,今后年年有高考复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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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访

“还是祖国好”
——访美籍华裔周承绪教授
“……承绪离国愈久,怀念祖国之心愈切,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最初以为年逾古稀,心虽有余,力或未足,复念‘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古训昭然,方敢鼓足勇气,捧书上达。……若有需要,吾愿自备旅费,前往义务效劳。……”
这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美籍华裔退休教授周承绪先生,去年9月写给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的信。
周承绪教授原籍贵州省,1942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1949年后,他又在电讯专业技术学校深造。他曾长期在美国从事用电脑计算分析检验雷达导弹的功能和分析海底资料。他既有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又有电工程及计算机方面的实际经验。
南开大学对周承绪教授愿为祖国贡献力量的热忱,表示热烈欢迎。七十岁高龄的周承绪教授于今年2月来到南开大学,为物理系计算机专业的教师讲授计算机应用技术,并在业余时间帮助部分教师提高英语口语能力。
记者访问周承绪教授时,请他谈谈到南开大学讲学三个多月来的体会。他笑着说:“谈不上什么讲学,我是来为祖国四化效劳的。”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思念故乡,不忘报效祖国,是旅美爱国华侨的共同心愿。他说:“这种心情是同华侨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生活分不开的。就以我从搞经济改学理工来说吧,固然有我自幼爱好数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求生,因为不学理工就难以找到工作啊!”
周承绪教授到南开大学讲学以来,有些青年人向他询问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情况。他对记者说:“青年人想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不能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他以自己在国外生活四十多年的经历,感慨地介绍:在西方国家精神上最大的负担是不安全感,暗杀、抢劫的事件屡见不鲜。你在公园里晒太阳,会被抢劫;躲在家里,抢劫犯会沿着楼房外面的救火梯,从窗口闯进屋来;有的抢劫犯干脆就守在你的门口,不给钱,出来就伤害你。退休老人的安全更没有保障,他们每月领取养老金之后,就要时时提防被抢劫。另外,生活费用昂贵,虽然工资看起来比国内高,但有些人却常常入不敷出。首先房租费很高,还要付各种所得税和杂税,例如人头税、烟税、酒税等,再要付名目繁多的保险费。此外,西方国家社会道德观念很差,青年人犯罪率很高。老年人的生活很孤独,子女成年后相继离去,不相往来,生活只能靠养老金,由于物价飞涨,养老金贬值,有些人生活相当困难。
谈到这里,周承绪教授蓦然想起什么,脸上堆满快乐的笑纹。他回顾1975年回到祖国观光,游览了我国自建的长江大桥,看到了在公路上飞驰着我国制造的汽车,还听说我国已能自造飞机,高兴得热泪盈眶,不由地想起自己离开故乡时,旧中国是那样贫穷落后,甚至连钉子、火柴都要进口。1927年,他由贵州到广州,由于交通工具落后,旅期长达半年;1948年,他在上海时,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由于贫病交加死在街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遂萌生为祖国效劳的想法。1979年,我国派遣一批教师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进修,他通过和这些教师的交谈,了解到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从而坚定了为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信念。在这期间,他多次拒绝台湾当局的邀请,并不畏台湾当局的恫吓,积极参加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
周承绪教授这次到南开大学讲学,还带来他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周光宇。二十一岁的周光宇目前被邀请在清华大学讲授英语。记者访问周承绪教授的那天,周光宇探望父亲后刚刚离津。周承绪教授说:“我携光宇归来,是为了让他了解祖国,培养他对祖国的感情,希望他读完气象学研究生的学业后,回来为祖国服务。看来,他回来三个多月,已经爱上了欣欣向荣的祖国,这使我十分欣慰。” 本报记者 虞锡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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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科委总结科研体制改革的初步经验
技术联产责任制要注意三个问题
本报讯 四川省科委最近初步总结本省试行科研单位与工交企业实行技术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强调指出,搞好技术联产责任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进一步摆脱科技工作中“左”的影响,纠正盲目赶超的倾向。地方科研单位应把重点放在与工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有普遍推广意义的生产技术上,要在提高经济效果上面下功夫。
(二)要围绕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做工作,使四川省现有的四万多个生产企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三)要围绕发展多种耐用消费品生产,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开展科研工作。四川地方工业发展缓慢,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生产缺乏竞争能力,生产水平低,技术落后。科研单位和科技部门要着重与这些厂矿企业搞联产责任制,抓住一批重点产品项目。
四川省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实行技术联产责任制中,目前大体采取如下几种形式:
(一)由科研单位承担工矿企业委托的项目,或向工厂提供科技成果和技术服务。合同中规定投产获得的利润,厂、所按一定比例分成,或采取科研所一次或几次收费。
(二)有些力量较强的科研单位,与工厂订了三五年的技术协议。有的协议规定,有利润的项目投产后,三年内研究所提取5%—40%的利润;没有利润的项目收技术转让费,收费最高不超过研究所花费代价的50%。
(三)几个科研部门联合承包“拳头产品”的技术关键。
(四)专业科研单位与工厂联合研制新产品,研究所与工厂各自发挥优势。
(五)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组成技术服务中心,为生产单位开展技术服务。
四川省实行技术联产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来科技管理体制的老框框,使科研和经济建设脱节的弊病开始有所改变。它为科研体制的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过去科研单位普遍存在的“衙门化”作风,等待上级布置任务的状况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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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第十研究室被人们赞誉是一个精神振奋、团结互助、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好集体,赞扬研究员蒋锡夔是一位重视研究室精神文明建设的室主任。
为科研勇于献身
第十研究室以物理有机化学为主攻方向,现有科研人员32人,大多数是年轻人。
1979年建室初期,蒋锡夔一再强调每个科研人员要把自己的工作与祖国的科学事业联系起来,立志攀登科学高峰。他当众宣布“约法三章”:工作时间不闲聊,不看与科研无关的书籍,不能丢开工作学外语。这使全室同志一开始就有一股奋发向上,废寝忘食钻业务的劲头。室里有一位同志在北京大学进修,每逢回上海休假,坚持每天到研究室工作。后来,组织上决定选派他出国,脱产学习外语。他坚持白天学外语,晚上主动到研究室搞科研。“为祖国争气,为四化献身”,成为十室同志的共同口号。
强调“三严”学风
蒋锡夔今年55岁,早年曾在美国留学,获得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发展我国氟橡胶和塑料工业,开拓有机化学新领域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室主任,他严于律己,同时又善于发挥每个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认真听取和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
蒋锡夔强调科研工作要有“三严”的学风:严肃的工作态度,严密的思想方法,严格的实验方法。他认为,对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实验,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思维过程,包括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都要有严格的逻辑性;在实验方法上,要强调实验的可靠性,重演性。
这个研究室有两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双月报告和文献报告制度,这对培养科研人员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学风起了良好的作用。每隔两个月,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将自己的科研进展、取得的成效和遇到的问题写成书面报告。短则一二千字,长的有四五千字。蒋锡夔对全室每份“双月报告”,都逐篇逐句地审阅、批改,提出建议。从推论、数据、分子式、化学符号到错别字,他都一丝不苟。有的“双月报告”不符合要求,或是数据不全,哪怕只缺一个数据,他都毫不客气地退回本人重新修改。另外,全室科研人员都要结合自己科研项目,定期作文献报告。蒋锡夔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仅物理有机化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他就在全室作了十多次文献报告。
提倡科研道德
蒋锡夔经常要求科研人员在科研中自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齐心协力,合作攻关,警惕和克服个人名利思想。他提倡大家积极承担为全所、全室服务的工作;反对把公用仪器据为己有,反对只顾个人写论文,不愿为他人服务等不良风气。
他说,有些同志在困难的时候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这样的人就要想办法培养;有的人个人主义严重,争名争利,对这样的人就要批评教育,不能放任不管。
蒋锡夔深感自己在十年浩劫中损失最大的莫过于时间。因此,他平时惜时如惜金。但他从不一味埋头于自己的课题研究,对室里每个科研项目他都倾注了心血。尤其在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方面,他很舍得花时间。
助理研究员惠永正在螺旋构象微环境效应的研究上很有创见,但由于这是一个新兴领域,研究中困难很多。蒋锡夔翻阅了许多国内外文献,热情向惠永正提出不少启发性的见解。在惠永正写出论文后,他又作认真、严格的审定。惠永正在第一篇论文上把蒋锡夔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还在旁边打了星号,表示蒋锡夔是这项研究的主角。蒋锡夔却一笔将自己的名字勾掉。惠永正在第二篇论文上,坚持要署蒋锡夔的名字。他实在推辞不掉,又将自己的名字移到后面,把星号加到惠永正的名字旁。当外国科学家前来参观这个项目时,蒋锡夔总是把惠永正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介绍给大家,说:“这个方向是他开拓的。”
在他的带动下,全室科研人员可以为某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科研中谁也不对谁保密,谁也不把别人的好见解说成自己的,没有为论文的署名、名字的先后等问题发生过争执。相反,在撰写论文时,凡是引用过别人的观点和材料的,都实事求是地交代清楚,毫不含糊。 本报通讯员 高冠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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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电解铜厂
抢救出三百多件文物
山西省太原市电解铜厂,两年来从回收的废铜中抢救出古代铜器文物三百多件,如数上缴国家,受到山西省文物局的表扬和奖励。
这个厂是承担冶炼加工各种铜料的企业。他们每年从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回收大量废铜。在清理冶炼废铜中,发现有一部分是各个朝代的铜钱、铜像等历史文物。厂领导认识到这些文物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是宝贵的财富,应该积极抢救,送交国家。他们经常向全厂职工进行爱护文物的教育,还和文物部门建立联系,请文物工作者来厂鉴定,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就送交国家。近两年,他们从回收废杂铜中回收文物三百多件。其中有秦始皇五年(公元前242年)制造的“少府”戈和西汉初期的标准量器“常方半”。这两件文物有很大研究价值,曾在北京博物馆公开展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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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利用煤炭
从当前世界已达到的科技水平而论,将煤只当燃料使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只有开展煤的综合利用,既利用煤的热能,又将煤作为化学、冶金的工业原料,才能说做到了物尽其用。一些科学家曾作过如下比较:以煤炭作为燃料所产生的价值为1,则加工成煤焦油就能增值10倍;加工成塑料就能增值90倍;合成为染料就能增值375倍;制成合成纤维,则可增值1,500倍。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合理利用煤炭这个课题。
我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多,分布广,品种全,产量大。在煤炭合理利用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象将大量炼焦煤当作动力煤烧掉;大搞土法炼焦;工业、民用煤的利用率太低;生产出的煤炭质量差,无法提高利用效率;无烟煤和褐煤还未得到有效利用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的煤炭利用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就拿褐煤来说,由于它水分含量高达30~40%,发热值却只有2,000~3,000千卡/公斤,一直被认为是劣质煤,得不到重视。但实际上,只要把褐煤先制成低热值煤气,再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热效率就可达40~45%,为目前我国火力发电厂平均热效率的一倍;而且将煤气送到城市民用或工业用,又可比燃用蜂窝煤节煤一半多。加上褐煤又是液化的好原料,就地把它液化,不仅能生产出低灰低硫的高热值燃料,可随操作条件的不同,制成炼焦配煤的优质原料,炭素材料、炭纤维等原料;也可作锅炉的液体燃料,或者进一步加氢精制而得高级汽油和各种宝贵的化工原料。有了合理利用煤炭的科学技术、先进工艺,劣质煤都如此身价百倍,更何况其它优质煤呢!
目前我国要做到合理利用煤炭,首先,要调整过去以炼焦煤为主的开发方针,优先开发适于露天开采的褐煤和动力煤,这样既能使动力煤、褐煤的产量迅速增长,又能为合理利用各种煤炭打下物质基础。
其次,要有计划地逐步实现原煤全部入洗,提高煤炭质量,实行产需对路分配,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提高煤炭的利用率。
再次,要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提高用煤技术,逐步做到将煤转换成二次能源,大大提高工业与民用的热能利用率。也就是,根据各地不同煤炭资源条件,因地制宜采用各种工艺,就地搞煤、电、化、煤焦化、煤气(液)化的联合企业,真正做到煤炭的合理利用。
煤炭部规划设计院 谢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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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知识

值得重视的煤、油混合燃料
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危机,许多国家重新把煤的利用放到了重要地位,积极找寻以煤代油的途径。煤、油混合燃料就是近年来发展的一项新技术,是煤、油更替时期的一种有效的过渡措施。
所谓油、煤混合燃料,就是在燃料油中掺入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五的细煤粉,经均匀混合而成的一种泥浆状的燃料。它可用于燃油锅炉、高炉喷吹和冶金炉、加热炉等燃油设备。燃油锅炉改用这种燃料,一般可减少燃料油用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而且基本上不要改动锅炉的结构和尺寸,这就为以煤代油大开了方便之门,只要在短短的停炉时间内,花费少量投资,便可进行设备改造,其出力和效率均不受影响;还可以利用原有的燃油系统及储存设备。
近年来,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都在大力研究煤、油混合燃料。一九七六年以来,国际上还召开了三次煤、油混合燃料技术交流会。目前,煤、油混合燃料在技术上已达到可以在大型锅炉和高炉上进行推广应用的试验阶段。
我国已经开展了煤、油混合燃料的试验研究工作。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杨树浦电厂等单位,在研究煤、油混合燃料的特性、制备、输送、储存以及燃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去年与今年举行的国际煤、油混合燃料技术交流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目前,实验室研究工作已告一阶段,即将进行中间试验。可以预料,煤、油混合燃料的技术一定会取得成功。浙江大学物理系 马元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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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引用地名资料要注意行政区划的变化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不少出版单位出版的工具书、古典文学读物以及科技书籍,在引用地名资料或作注释时,出现不少错误或不准确之处,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查阅地图带来困难,以致正误莫辨,谬种流传,影响读者准确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
偶尔翻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的《辞海》,发现地名错误多处。例如,《辞海》第3,714页“邯郸”条内“今山东馆陶”,是“今河北馆陶”之误,因为在全国解放后不久,馆陶县即由山东省划归河北省。又如,第4,682页“高诱”条内“东郡濮阳(今属河北)”,这里的“河北”显系“河南”之误,因为早在三十多年前,濮阳即由河北省划归河南省。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的《唐诗选》,在注释中也出现许多地名错误。如这本诗选(下册)第29页注释(二):“今广东省合浦县”,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应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第381页注释(二):“今河北省平谷县”,应为“今北京市平谷县”,因为平谷县早在1958年即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此外,见于该书(下册)第一页的“今浙江省武康县”和第208页的“陕西省褒城县”,都在1958年撤销,并入其他县。这两个县名现在地图上均不存在。
在科技书籍中,地名错误也很多。例如,农业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农作物病虫害》(上册)第842页“南渡江流域定安、乐会”,其中乐会县在近年出版的地图上找不到,因为这个县早在1959年即已撤销,与琼东县合并为琼海县。
造成以上这类地名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作者或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建国初期甚至解放前的旧资料,而引用后又未能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化认真加以核定。所以,我们认为,避免这类错误并不难,只要加强资料的校勘核实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作者、编者不够细致,在解释地名时还出现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例如《辞海》第1,038页“郸城”条,注为“河南省东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郸城在“河南省东部”。《唐诗选》(下册)第54页注(七):“邯郸,赵都,今河北省邯郸县”,其中“邯郸县”应为“邯郸市”,因为赵都遗址多在今邯郸市市区和郊区,并不在今邯郸县。此外,还有些错误可能是由于排版造成的。如《辞海》第4,031页“白朗”条内“洮州(今临漳)”,“漳”系“潭”字之误。《唐诗选》(下册)第239页《穷边词》注:“?州,又名?阳,今属陕西省,改名千县”,这里的“千县”系“千阳县”之误。这些错误,只要作者、编者和排校人员加强工作责任心,细致一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河北农业大学邯郸分校 周常夫 叶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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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驻厦门某部多年来坚持向驻地民办小学派出辅导员,配合学校开展课外活动。这是被聘请为辅导员的战士正在给同学们讲故事。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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