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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落实民族政策成效显著
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尊重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大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本报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青海省委结合本省实际，全面落实民族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藏、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等七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4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7．8％。六个民族自治州、五个自治县的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8％。牧业经济比重很大。省委认为，在青海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把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青海省委很重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效能。为了逐步实现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近两年来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一方面大胆把这些干部提拔到自治州、县的领导岗位；另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和提高他们。现在，全省除一个州外，其余的自治州、自治县党委书记，都是实行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自治州下属的各县党委书记，也多数是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州、县党委正副书记的共124人，比三中全会前增加了50人。此外，省委、省人民政府各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也增加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在经济上，这两年来省委采取了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征购，提高农牧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大提高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去年的粮食征购数量由二亿四千万斤减到一亿四千万斤；在牧区，对人均不到25头牲畜的免征税。去年，由于放宽了经济政策，再加上气候条件好，全省获得了粮食、牲畜、蔬菜、油菜、水果五丰收，群众生活普遍有了改善。特别是牧区，变化尤为显著，全省牧区650个生产大队中，有133个大队人均收入超过300元，年纯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户比较普遍。牧民在银行和信用社存款达18，548万元，有的地区人均存款三百多元。群众说：“现在的政策是二十多年来最好的政策，再不要变了。”省委还确定，根据青海省的实际情况，要逐步将国民经济转到以牧为主的轨道上来，同时继续做好农业地区的工作，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尊重和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省委决定，凡是下达的文件都用汉藏两种文字，暂时不能全部做到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以体现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到目前为止，全省既有用民族语文教学的高等学校，也有教授民族语文课的民族师范、民族中学，一些牧区小学基本上用民族语文授课。还建立了民族出版社，各自治州、自治县和州属各县，都设立了民族语文翻译机构或配备了专职人员。现在已有藏语、蒙古语、土语广播和电影译制片，出版了藏文报、各种藏语文图书和教科书以及藏文文艺刊物等。
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省委认识到抓好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把发展民族教育提到应有的地位上来。
省委增拨了民族教育经费。仅去年一年，就拨款六百多万元，修建了三十多所寄宿制小学，新建和扩建了十多所民族中学，还分别为化隆、门源两回族自治县新建了回族女子学校。到目前为止，全省州属的二十多个牧业县和农区的两个自治县都有了民族中学。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已达十九万多人。中、小学生的藏、蒙古、哈萨克文课本一律免费供应。青海民族学院和六个州的民族师范招生对象以牧区为主，毕业生分配面向牧区。仅去年，向牧区输送的民族师范毕业生，就有九百多人。
与此同时，青海省委大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人的政策，对一部分民族宗教的中、上层人士，在政治上平反，在工作、生活上作了妥善安置。
范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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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一）
关于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辛同文
党的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经验时指出：“……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我们不应忘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错误，更是我们不能忘记，必须坚决克服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当毫无例外的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员在权利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
从党的基层组织到党的中央，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讨论或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改选党的领导机关，经过选举产生党的支委会或党委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能另搞一套。如果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错误或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加以修改或补充，则应由支委会或党委会提议，提前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如果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作出修改大会决议的决定，但必须报告下一届代表大会审查，代表大会有权批准也有权否决，或者作出新的决定，党的委员会必须按照代表大会的决定，贯彻执行。
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这是防止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的一个可靠的保证。
只有如此，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大会才能真正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保障每个正式党员和党的代表行使他们的权利，发挥他们关心党的整个事业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这是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头一个重大问题。
现在我们党内和政府、群众团体中，有少数同志还在那里搞家长作风、“一言堂”，不尊重党员和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把召开党员大会、职工大会、代表大会等等当作一种额外负担，即使开会也是一种“应付公事”的态度；使人们感到这种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或“橡皮图章”而已。还有的同志有私心杂念，怕民主、怕批评、怕选举。这种不良倾向，不仅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而且是缺乏群众观点，不懂群众路线，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继承党的三中全会的优良作风，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发扬了党内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是一次民主的团结的胜利的会议，为全党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后应当把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大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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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在卫国戍边中贡献青春
——记新疆边防线上的几位共产党员
在新疆漫长的边防线上，有许多共产党员正在贡献着青春，在卫国戍边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西南天山里有个库鲁木都克边防站，附近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柯尔克孜族牧民。提起边防站和牧民的鱼水深情，干部战士们谁不说他们的翻译侯瑞国要数第一功呢？
侯瑞国在库鲁木都克边防站已经工作生活了十一个年头。散居在周围几十公里内的柯尔克孜牧民熟悉他，他也熟悉他们，热心为他们办事情。多少次他进出牧民的毡房，问寒问暖；多少个风雪天，他伴随边防站的医生去接产新生婴儿和抢救垂危病人。一个严冬的深夜，他睡得正香，忽然被人叩响了房门，听说放牧途中的吐力更木·阿列不慎从山崖上跌下，摔得头破臂折，他急忙招呼边防站的卫生员快去抢救。三十多公里的砂石便道，冰封雪盖，他们骑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出事地点，包扎急救，又即刻返回边防站，向山下打电话，请求火速救护。他十多小时顾不得饮食、休息，终于保住了柯尔克孜兄弟的生命。
每年六月，是柯族牧民转场的季节。成群的牛羊，成队的骆驼、马匹、拖拉机，络绎不绝地从边防站门前通过。接连半月二十天，是边防站最热闹、最忙碌的时候，侯瑞国又是边防站最忙碌、最辛苦的一员。他要照料跳下鞍马的男女老幼休息、饮茶、就餐，要指点他们到边防站为牧民开办的代购代销点购买日用品，还要到医务室协助医生工作，询问牧民的病情，告诉他们服药的规定。
在祖国最西端的哨卡——西姆哈纳，一位机枪班长叫马顺林，他报名参军的时候，有关单位正在他插队的地方招收工人，他却穿上军装，来到了风雪边防。他认定这是祖国最需要青年人作出牺牲的岗位，能到这里尽几年义务，一生感到光荣和自豪。当他成了党的队伍中的一员后，就更加感到了自己的责任，艰苦的工作总是干在前头。他曾和全班同志执行野外潜伏任务，趴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雪地里，顶着如刀的寒风观察敌情，度过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当有人赞扬他的时候，他却说：“我算什么，瞧我们的张副连长，才是好样的。”
马顺林说的这位副连长叫张克强。他已经在祖国的最西端坚守了12年，也算是一个“老边卡”了。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在边防线上生活得岁月久了，山山水水倾注着他难以割舍的深情。六年前，新婚的爱人劝他回大别山麓的故乡安居乐业，他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说服爱人，不远万里从内地迁到了边疆，还是一句老话：“党的需要嘛，哪里都一样生活工作。”
年轻的共产党员阿不都·热合曼，是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哨卡的排长。这个23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入伍六年，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78年底，组织上派他到海拔五千多米的一个前哨班当副班长。哨卡就设在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下一个陡峭的大石头上，周围是终年不化的永冻层。有人描述这里的气候是云雾迷漫氧气少，风雪伴着冰和雹，一年四季穿棉袄。阿不都·热合曼迎着困难来到这块大石头上，就带领大家背来石头，加固营房和围墙，在乱石堆里开辟阵地，构筑防御工事。高寒缺氧造成的头晕、目眩、疲惫，是平原地区的人们很难想象的，静坐都会气短，何况重体力劳动呢？可是阿不都·热合曼和战友们奋战了两个月，到底实现了预计的方案。
此外，他们还照常执行巡逻和观察任务，开展适应高山作战特点的军事训练。这一年，他们的班集体和阿不都·热合曼个人都荣立了三等功。如今，阿不都担任了排长，仍然战斗在边防第一线。他说，党给的任务是保卫祖国，保卫祖国就要战胜困难。和当战士的时候一样，他带头背雪、拣牛粪，模范地站岗执勤，仍然是普通一兵。
一个边防线上的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都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本报记者 张万来 秦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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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便民店”的带头人
本报讯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广西柳州市食品公司大南门门市部副主任梁恭俭，七年来坚持学雷锋，深受群众赞扬。
梁恭俭原是柳州市食品公司北站门市部的营业员，从1974年起，他就同门市部里的几名青年职工组成了“学雷锋小组”，利用业余时间为辖区内的“五保户”挑水、修房。1979年小梁调到大南门门市部任副主任后，又跟店里的同志订出了18条改善服务工作的措施，其中有免费代顾客屠宰家禽、电话购货等，大大方便了群众。大南门门市部因而被大家称为“便民店”。
小梁当上门市部负责人后，肩上的责任重了，但他每天抓紧时间处理好店里的各种事务，绝大部分时间在柜台上剔骨卖肉，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小梁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在柳州市青工技术比武会上，他以4分40秒的速度起两爿猪骨头，取得第一名。他还在自治区财贸系统青工技术比武会上取得了“一刀准”和“起爿猪骨头”两个项目的第一名。
小梁调到大南门门市部后，仍然关心着当年“学雷锋小组”照顾过的“五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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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刑事案件日增 民众十分不安
本报讯 台湾社会道德败坏，刑事犯罪活动日趋严重，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常受威胁。
台湾《新生报》指出，目前台湾“重大刑案方式繁多，手段日新月异。抢夺、强盗、杀人等，已经由独来独往，发展到数人结合……由赤手空拳、扁钻、刀斧伤人，到用猎枪、钢笔枪、手枪致人于死的地步”。“重大刑案的增加与质的恶化，到了令人足以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刑事犯罪率一直在上升，1974年刑事犯罪率占总人口的1．07‰，1977年上升到2．02‰，1978年再上升到2．83‰。台湾“刑事警察局”出版的《台湾刑案》统计，1978年共发生刑事案件48，640起，平均每十分钟发生一起。台湾警政署公布，1980年1至4月份发生重大刑事案件1，329件，与1979年同期相比，上升25％。仅去年5月份内的26天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达253件，其中杀人案93件，强盗案77件，抢夺案37件。特别是各大城市，重大罪案层出不穷。高雄市一年来“几乎是一天一小案，三天一大案”，仅去年7月7日和9日两天，高雄同一地区，就连续发生三起少女被杀案。台南县去年曾在一天内失窃汽车七八辆，财物损失二千余万元（新台币）。
据报道，台湾刑事案中，盗窃案约占40％。台北市有报案记录的每月达五百多起。一名电视记者家中曾连续七次被盗。因此，台湾民间普遍装置防盗铁门。有的门上装上七八道锁；有的喂养狼狗；有的装置各种机关；有的把家中布置得象灵堂一样。台湾《新生报》指出，台北市居民的铁窗、铁门用铁量是惊人的。
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日益腐化。台湾《中央日报》供认，“由于传统的文化不受重视，固有的道德遭到破坏，而外来的病态现象，则洪流泛滥”。
刑事案件日益猖獗，民众十分不安。广大群众对治安当局早已失去信心。《民众日报》指出，“窃案报警察等于零，不仅警方看过现场，做了笔录之后就石沉大海，抑且有时还得应酬光临办案辛劳备至的警员。所以很多盗窃案是没有报警的，民众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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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丛刊《海峡》创刊
本报讯 一本立足于福建，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综合性文学丛刊——《海峡》，已于6月份出版。
《海峡》将选登海内外有关爱祖国、爱人民，促进四化建设、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等题材的文艺作品，介绍台湾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创刊号刊登了台湾作者琼瑶的中篇小说《人在天涯》，及陈映真、季季、钟延豪等的短篇小说。第二期将于9月初出版，登有六位台湾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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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敢把所有盗窃案上报
本报讯 据合众国际社台北消息：最近，当台北市郊的一主妇从食品商场回家时，发现她家里所有的贵重东西，包括一架彩色电视机都被偷走了。
她向邻近的警察分局报了案。当这个主妇想进一步了解警察当局如何保护她家不再被盗的时候，接待的警察坦然地回答说：“夫人，我们这个方圆不到两英里的地区每天报来的盗窃案就有四十多起，那么你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警方报告说：1980年和1978年相比，台湾盗窃案件减少40％多。台湾盗窃案真的减少了吗？没有，原因是：警察并没把所有记录在案的盗窃案上报。这在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
台北的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我把所有的盗窃案全部上报，我的上司要么把我革职，要么把我降职，没有别的选择。”
3月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台湾七个大城市中，每五家就有一家被盗，而且很多家不止一次被盗。
一位官员说：“即使我们对每个盗窃犯只判处一年徒刑，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这个岛上的所有监狱就会给塞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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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家里怕偷，带在身上怕抢
本报讯 据《联合报》消息，台湾地区盗窃猖獗，扰得民众心神不宁。台北市一位受害的姓林妇女最近到市刑事警察局认赃时，她把全家的贵重财物都随身带去。她对警方诉说，贵重物品放在家里怕偷，带在身上又怕抢，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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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青年渔民的苦恼
今年夏初，我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台湾渔民，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下面是他的谈话摘录：
我今年二十四岁。在马祖当过兵。服役期间，大陆渔民在马祖附近渔场捕鱼，渔船一靠近岛时，当官的就命令向渔船开枪。我不忍心向他们开枪，但是，命令不执行不行，只好对准渔船后边向远处开枪。意思是告诉他们赶快离开，不然会吃亏的。在马祖期间，站岗时隐隐约约也能听到大陆的广播，具体内容听不清楚。我想，当兵是对付敌人的，我当兵却是对付自己的同胞，当这样的兵实在太没意思了。
国民普及教育毕业后，我到台北去念大学。我看到社会上许多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做，毕业等于失业，没有出路。我想还是早点找出路，因此，没有念完大学，我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一条船，出海打鱼。没想到打鱼也碰到不少困难。渔船出海不能没有机油，有时排队等半天，甚至等一天才能买到油。出海捕到鱼，一家人欢天喜地；没有捕到鱼，一家人就要愁吃愁穿。
我看台湾的社会，富人很富，有钱没有地方花；穷人很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前十几年台湾经济靠做生意发达了，现在不如前几年。台湾地方只有那么大，人口又那么集中，没有依靠，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台湾吃的东西越来越贵，我是越想越苦恼。
在海上捕鱼，每天三次收听大陆的天气预报广播。经常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台广播家信，福建台也广播
“三通”、接待台湾渔民等内容。我想，祖国大陆欢迎通商，讨海人没有出路，与祖国大陆做生意倒是个出路。台湾老百姓都喜欢用中药，说中药没有副作用，可是台湾中药行缺货，我打算从大陆买一些中药回去，为台湾与大陆通商做些工作。可是，到大陆来要担很大风险，苦恼啊！
我想，你们现在有一个晋惠商行，如果台湾与大陆实现了“三通”，我就到泉州来建一个公司，把大陆人民需要的东西从台湾运来，把台湾人民需要的东西从大陆运过去，生意一定兴隆。可惜啊，这“三通”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盼来呢？苦恼啊！
惠安县 洪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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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公安一级英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余邦金，二十多年来，经常利用节假日或执勤后休息时间，为老红军战士、军烈属和居民“五保户”解决衣食住行、医治病痛等问题，被誉为群众的贴心人。这是他侍候患病的军属老太太邓细妹。
王绍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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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台湾《自立晚报》刊载的一幅照片，原说明是：“因能源问题刺激物价上涨，就连卜卦营生的相士也不得不提高卜运钱。瞧！图中这位失明的相士，坐在苗票镇街角，虽然他与十二个大字显得并不调和，但却不难体会出残疾者为生活奔波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