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五百九十八枚金牌想到电影艺术的质量问题
王一诚
提要：我国体育事业为振兴中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和平时的勤修苦练分不开的。联想到我们的电影艺术，成绩还不甚理想。在电影界，认真读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比较稀薄的。电影工作者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勤奋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提高电影质量，根本还在于解放思想，加紧学习，不断地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学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学一点历史。学习，实践，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提高电影艺术质量，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不久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同志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598枚金牌，单只去年一年就夺得三百多枚金牌，……排球、足球、冰球、体操、田径、篮球、乒乓球等项目的二十个运动员和一个运动队，在国际比赛中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最佳运动队，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空前的。”
这段话使我感奋，使我相信我国体育事业的确正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振兴中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很自然地联想起我们的文艺事业。体育和文艺，在十年内乱中都是重灾区，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整死、整垮的人，文艺界可能比体育界多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和体育也同样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从去年和今年的几次文艺评奖来看，文艺界不论在文学（短篇、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戏剧、美术、电影、音乐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了大批中青年作家、编剧、导演、美术家、表演艺术家和歌手。但是从总体来看，文艺和体育各种项目之间，也还都有不平衡的问题，例如文艺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新诗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而最富群众性的电影，成绩却不甚理想。
谈体育，乒乓球长期在国际比赛中保持着很高的荣誉，今年在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全部七项冠军；排球、体操、跳水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足球、田径近两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最近看了南斯拉夫足球国家二队和我国几个球队的比赛，谁都能看出，我们足球要在世界大赛中进入前八名，恐怕还没有太大的把握。田径方面，有若干项目名次已经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能破世界纪录的还是不多。按习惯，足球和田径，常常是评价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标志，因此，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还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
不平衡，也可以说比例失调，这个问题，文艺和体育比较起来，就显得特别严重。和十年内乱时期比，文艺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和戏剧，可以说在质和量两方面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六十年代的水平，的确是出了人才，出了作品。可是每天有几千万人看的电影又如何呢？坦率地说，能够赶上乃至超过六十年代水平的作品，只占年产总数的很小比例。进一步说，甚至在百花奖、金鸡奖得奖的影片中，也还有明显的缺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说许多电影厂都把拍好的影片拿到上海电影厂去给演员“配音”，因为那些厂不少演员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因此，反映情况的同志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某些电影厂厂长、导演挑选演员，以及电影学院招收新生的时候，只考虑到演员的外形，而不注意作为一个演员所必备的其他条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六十年代就不止一次讲过，外国的所谓明星不仅能表演，而且能歌善舞，而我们呢？“演员口齿不清，咬字不准，更不会骑马、游泳、开车”。周总理苦口婆心地要求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包括话剧演员）一定要痛下决心，勤修苦练，力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这些话不少人听到过，记得报刊上也发表过。
体育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我看，这是和平时的勤修苦练分不开的。不久前看了一部刚完成的以我国排球运动员成长为题材的影片《沙鸥》，特别加深了我对电影质量上不足的感慨。当然，这部影片里扮演沙鸥的演员是北京排球队的一名主力，不是职业演员，要求职业电影演员具有这样的专业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从这部影片想到的问题，是这部影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方面（不限于排球）的那种已经成为传统的、长时期坚持的大运动量的锻炼。和我一起去的同志看了《沙鸥》中通过大运动量的长期锻炼而终于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锦标的场面，禁不住流了眼泪，而我却从这个场面联想到电影演员由别人“配音”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过去交通不便，讲话带乡音，普通话讲不好，是不足为奇的；艺术学院招生，看来普通话讲得好不好，也不一定是录取的唯一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你既然选择了这门行当，或者被选上当了演员，那么你就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勤奋学习，力求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口齿不清、咬字不准、“乡音无改”，不管你外形怎么美，是不能算合格和称职的。当然，要成为一个合格和称职的演员，语言只不过是起码的条件之一，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要尽快地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中国进军的大转折时期，应该学习和必需学习的科目是很多的。
文艺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同，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他要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真理，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者的行动指南，而决不是要人们去生吞活剥的僵死教条”。他要求我们学习历史，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而是懂得太少了。”他要求我们通过学习去总结各方面的经验，他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他讲的是大道理，讲的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来说，是真挚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严肃的警告。也许是我的偏激之谈，我有一种感觉，在电影界，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点书，学一点哲学、学一点经济学、学一点科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比较稀薄的。
我们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本，常常是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革命者是足赤的全人，反革命者是从娘胎里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写战争题材的影片，常常是我军百战百胜，战无不克，敌人则是一触即溃，战无不败。这就是陈毅同志批评过的“雷公打豆腐”的模式。这种创作思想不就是形而上学，不就是没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结果么？不就是“四人帮”的所谓“三突出”的“创作方法”能在文艺界盛行一时的原因么？
近年来农村题材的电影少，不少作家都说，农业政策“多变”，写了“成活率”不大。当然，这种想法的确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中国地方大，西北和东南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穷队和富队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实际情况，即使在同一地区，同样实行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从全局来看，假如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业政策，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要逐步肃清林江反革命集团在农业方面的极左思潮，要逐步实行大农业、大粮食方针，把农业生产搞活，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等等，不是没有变也不会变么？加上文艺作品写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人在特定情况中的思想感情，我们只要从全局、整体出发，避免片面性，不急于去写那些尚在试行而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枝节问题，那么，农村题材应该说是非常宽广的。举例说，直到今天，党的农业政策，同一些思想僵化、不动脑筋的干部，同那些死抱住极左思想不放的人之间的斗争，不是仍然相当普遍么？象电影《喜盈门》和话剧《张灯结彩》里所反映的那些家庭矛盾，不是还大量存在么？因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解放思想，还在于加紧学习。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我们的余悸就会解除，我们作品的“成活率”就会提高，我们的题材就会丰富多彩，我们的作品质量就会迅速地上升。
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言而喻，我们还要下定决心，勤修苦练，学习我们从事的专业知识。电影是综合艺术，电影工作者要学习的东西更多，要研究的范围更广。从电影剧本创作的现状来看，不平衡的现象也是很突出的。有的作家底子好，阅读的范围广。但也不必讳言，从报刊上发表的剧本可以看出，还有一些作者知识范围狭窄，甚至可以看出他们连当前的党的政策，重要的文件和有关文艺创作的理论文章，也没有兴趣去阅读和研究。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用真名真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为题材的剧本，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这一类有关党史的重大题材的剧本中，就出现过不少违背历史真实、臆想、虚构的情节。作家这样写了，电影厂的领导和电影刊物的编辑又不认真调查研究和核实，发表了，拍摄了，上映了，于是就引起了与这段历史有关者或参与者的不满和抗议。这样的事，近一两年来就发现过不止一次。而碰到这种情况，又会发生另一种很不正常的反应，这就是个别作家不仅听不进一句批评，反而会“火冒三丈”，把对革命历史负责的善意批评，也当作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扼杀”和干涉。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么？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这样做了，报刊这样做了，为什么电影这样一种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可以随意地歪曲历史、主观虚构呢？我不想“上纲”，我只希望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最少也得学习一点近代和当代的历史。文艺工作者对“五讲四美”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文艺工作者自身具备一点虚心听取领导和群众意见的“心灵美”，恐怕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党对文艺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今天，学习，实践，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不断地提高我们电影艺术的质量，这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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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
——读李泽厚著《美的历程》
刘纲纪
中国的古典艺术呈现为一个极其丰富多采的美的世界，具有我们民族的鲜明特色，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为各国人民所叹赏。然而，从美学角度分析中国艺术的发展，揭示它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这个工作我们过去做得还很不够。“五四”以来，宗白华、邓以蜇、朱光潜、滕固诸先生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象李泽厚同志的《美的历程》这样较为连贯地从美学上通观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全程，可以说还不多见。不论我们对本书的观点是否完全同意，它终究从美学上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一个轮廓，而且还有不少富于启发性、独创性的见解。作者所取得的成就，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些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分析有普遍意义的观点；二是对历代中国艺术在美学上的特征及其演变，从总体上作出了概括和分析，企图找出中国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前者说，和作者所论述的原始的巫术礼仪图腾同艺术发展的关系，所谓“积淀说”、“儒道互补”的观点的提出，都是有很值得注意的理论意义的。限于篇幅，对这个方面我想略而不谈，这里只想介绍一下作者在后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作者企图从美学上找出中国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但这样做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文艺的发展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在美学史上，如黑格尔这样的美学家是坚决地主张文艺的发展有内在的必然的规律的，虽然他的出发点还是唯心主义。黑格尔《美学》的第二卷以至第三卷，就是专门研究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并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成果。不过，也有不少美学家觉得文艺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很难概括出什么规律。如果这样做，那不外是削足适履，把某些概念人为地套到复杂的文艺现象上去。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是这样看的，他指出对于文艺现象“不应作任何简单化的处理”，“然而，只要相信人类是发展的，物质文明是发展的，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那么这其中总有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通过层层曲折渠道起作用，就应可肯定。……总之，只要相信事情是有因果的，历史地具体地去研究探索便可以发现，文艺的存在与发展仍有其内在逻辑。”作者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论如何复杂，都有规律可循，文艺决不会成为例外。否定文艺的发展有内在规律，停留在现象的记录和描述上，就不可能对文艺史作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研究。
肯定了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么应该如何来研究它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提出了较深刻的见解，并且在运用他的见解去进行研究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作者把中国文艺发展的悠久的历史，看作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可以直接感触到的“心灵历史”。他认为“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灵魂的心理学”。这个见解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常谈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但如果我们从美学上深入地去研究文艺对生活的反映，那就会看到这种反映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反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活着和行动着的人的心灵。不研究人的心灵，不懂得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就不可能懂得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就不可能具体地把握它的美的特征。体现在历代艺术中的美的历程，是同人的心灵发展的历程平行前进的。只有具体地历史地联系着人的心灵的发展去研究艺术的发展，我们才能抓住那活在作品中的美的
生命，才能理解它，真正地欣赏它。否则，全部艺术史看去就会成为一堆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僵死的东西，而对它的种种描述研究，不论如何详尽，也难于唤起那活在作品中的生命，并使它为今天的人们所感知。本书对中国历代艺术的美的分析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处处是结合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人们的心灵的发展去看中国艺术的发展的。
在这里，我不想追随作者去一一评述他的美的巡礼，只想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他是如何把艺术作品作为“打开了的时代灵魂的心理学”来加以分析的，又是如何由此而揭示出那各种不同的艺术的美的特征的。拿他对殷周青铜艺术的美的分析来看，那经常显得狞厉恐怖，有一种压倒人的神秘力量的殷周青铜器，为什么能够给我们一种美感呢？原因就在于这些产生在奴隶社会早期的青铜器，恰恰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不得不用最残酷野蛮的手段去求取生存的时代的精神象征，它显示了我们民族在远古那个血与火的时代，踏着千百万尸体前进的巨大深沉的历史力量。也正因此，它的形式风格，既不同于原始的陶器艺术，也不同于后来战国时期那些精巧明快漂亮的青铜器，而独具一种威严、深沉、狞厉的美。只要我们把殷周青铜器一放到它产生的历史时代，去观察体验其中展现出来的那一历史时代的精神，这些远古留存下来的庞大笨重的器物就成了一种充满着生命的东西了。否则，对它们的美究竟何在，很难真正有深刻的感知。
再拿对汉代艺术的分析来说，作者不但指出了它同保存着许多远古巫术神话幻想的楚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指出汉代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显示了我们民族在当时那种征服外部世界的强大的力量和信心，展现出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琳琅满目的世界。虽然其间也有神，有各种猛兽、怪兽经常出现，但却没有如青铜饕餮那种威吓恐怖的力量了，它们都不过是那生机蓬勃、丰富多采、热闹非凡的世界的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而已。人是支配世界的力量，他有能力占有一切，获得一切。由此而产生了汉代艺术在形式风格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那就是处处都在追求运动、气势、力量的美，同时又带有一种后世很难企及的质朴古拙的风味。
在对魏晋艺术的分析结束之后，作者转入了对佛教艺术的分析。佛教艺术是素称神秘难懂的，然而一经本书作者的分析，却使人豁然开朗了。他不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符合实际地揭示了佛教艺术发展的三部曲：从对宗教狂想中的悲惨世界的描绘到对人世幸福的虚幻颂歌，再到走向世俗，找到了佛教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对每一阶段的佛教艺术所包括的时代心理学及其美学特征，都作了相应的分析。对悲惨世界的描绘，在时间上，是同长期分裂、战祸不断的南北朝时期相联系的，其特征是充满宗教迷狂，艺术音调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但同时又企图表现那通过自我舍弃而获得的心灵的平静和崇高。对人世幸福的虚幻颂歌，是同隋唐统一而带来的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相联系的，其特征是充满对人世幸福的祈求和幻想，色彩绚烂，线条流畅，构图丰满，呈现出一种欢乐热闹的气氛。走向世俗是同中唐以后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这一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其特征是在本来是宗教性的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并无必要描绘的人间世俗的生活小景，而且连观音、文殊、普贤这些神也变成了可亲可近的美的人了。作者对佛教艺术的这些分析，我以为较之仅仅对佛教艺术作一些考证，更能帮助人们了解欣赏那在漫长的年月里始终笼罩在神秘的烟雾中的佛教艺术。
总起来看，由于作者不但对美学、艺术史，而且对哲学、中国思想史作过多年的研究，再加上他紧紧抓住了从人的心灵的历程去观察美的历程这一基本的方法，因而作者对中国历代艺术的分析论断，尽管在个别具体问题上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我以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抓住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的主要特征的。作者的这些分析研究，虽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但对文学史的研究也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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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感·诗情·民族色彩
——评玛拉沁夫的短篇新作
丁尔纲
擅长反映蒙古族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家玛拉沁夫，在粉碎“四人帮”后，又创作出了《踏过深深的积雪》、《家庭舞会》、《活佛的故事》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澎湃的诗情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标志着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经历过十年动乱的蒙古族人民，曾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和深重的创伤。在这创痛面前，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的态度，选择不同的道路，因而显示出了不同的政治水准与精神境界。应该怎样反映这一段的生活，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玛拉沁夫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和自己的美学主张。他的这些短篇新作，同单纯揭露阴暗、描写“伤痕”的作品有别，着重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峻局势面前那种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从大局出发，以安定团结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的开阔胸襟，吸取历史教训，扎根人民之中，披荆斩棘、阔步挺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而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踏过深深的积雪》，通过革命老干部洪戈尔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共产党人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去创建新生活的气魄。这个性格粗犷、豪放的女英雄，以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战胜了敌人给她带来的肉体上的创伤。她刚刚走出“四人帮”的牢狱，立即就扑到牧民中间，连续四年与牧民一起共度春节，时刻倾听老百姓的声音，时刻感受人民群众的意愿。她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制止了大年初一开山采石之类的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作法，教育了思想还被“折腾老百姓”的“左”的枷锁束缚的旗委副书记哈吐。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没有为自己的伤痕而呻吟不绝，而是“踏过”十年动乱以及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深深的积雪”，高瞻远瞩向前看，坚定不移向前进！
《家庭舞会》揭示了林彪、“四人帮”在内蒙古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给老一代革命者和年轻一代受害者造成的共同伤痛。原纳尔特旗委五个书记互闹派性，弄得民不聊生。盟委不得不把他们全部调开。正是在这个情势下，巴拉斯接任旗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的领导班子中间能不能团结一致，旗委正、副书记能不能亲密无间？巴拉斯果敢地下令拆掉“书记院”的院墙，这个行动象征着打破可能给新的领导班子造成隔阂的思想上的“墙”；他从新来的副书记特古斯那三对异姓兄妹的经历上，感受到特古斯美好的心灵，使他们的心贴得更近；他体察特古斯老伴和子女的忧愁，举办除夕家庭舞会，使两个旗委书记家里欢快的声浪回响在除夕之夜。作品生动地描写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广阔胸怀，一步步引导青年一代化悲痛为力量，团结起来向前看的行动。《活佛的故事》用细腻的笔触写了玛拉哈的人性的泯灭和复归的过程。那个天真、机灵的小玛拉哈，被愚昧的造神运动选为“活佛”，人性渐渐地泯灭了。而只是通过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的春风化雨，这位昔日的“活佛”被泯灭的人性才得到复苏。虽然小说没有做出具体的描写，但是从玛拉哈又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成了蒙藏医学家这件事的本身，就使人感到时代的气息。
玛拉沁夫具有诗人的气质，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的激情。在洪戈尔的形象上，凝聚着作家对老一代革命者几十年战斗生涯的深入的观察体验。因此，他深深理解这些老战士草原般宽广的胸襟，情不自禁地怀着深深的崇敬为他们唱出热情的赞歌，情不自禁地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闯进小说中去。作家心胸间那股湍湍而流的革命激情，自然迸发。那精辟的见地，充沛的感情，足以使读者的心海溅起同样的诗的感受。作品还借助于生动的写景表现出浓郁的诗情画意。那些具有浓厚民族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环境描写，与作者对人物崇高内心世界的揭示，汇成了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玛拉沁夫熟悉草原生活，了解故乡的人民，这就使他的新作对人物的性格、社会风气的描绘都具有浓烈的民族色彩。蒙古族人民民族心理最突出的特色是草原般宽广坦荡的胸怀与直爽强悍的性格。这些早在他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中就有了成功的表现，现在我们又高兴地看到在作家的短篇新作中，这种民族特征有了新的光彩。在洪戈尔、巴拉斯和特古斯等人物身上，这种特点与他们那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练而形成的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的气魄、开阔乐观的风度，勇往直前的革命进取精神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即使在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哈比身上，从他那以“左”对“左”的作法，身先士卒的吃苦精神，知错即改、胸无芥蒂的憨直痛快的作风上，也使人体会到蒙古族人民那坦荡、直爽、强悍的民族性格。玛拉沁夫在深刻把握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时代的新的内容。这种从生活出发，把时代精神与民族风习、民族性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是玛拉沁夫在艺术上的可贵经验。“每个民族之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别林斯基）玛拉沁夫把握了这一真谛。因此，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他的小说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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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真理探求者的生动剪影
——短篇小说集《盗火者的足迹》读后
金钟鸣
二十五年前，鄂华带着《自由神的眼泪》登上文坛的时候，就因其新颖的国际题材和特别的风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目。现在，鄂华又把以六名世界著名科学家为题材的一组小说，结集为《盗火者的足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呈献给了广大读者。这本小说集，既保持着作者固有的特色，在思想和艺术上又有新的探索。
在世界科学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培根、布鲁诺、伽里略、达尔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是有着巨大建树的里程碑式的巨人。关于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不但翔实地记载在卷帙浩繁的传记之中，而且还形象地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但是，《盗火者的足迹》既不是对这些传记的摘叙，也不是对那些电影戏剧的摹制，而是撷取科学巨擘们的或一片断，或一细节，或一故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铺陈，加以提炼、从不同的人物形象的不同侧面，集中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给人类以火，为真理而献身。读完《盗火者的足迹》，一组真理探求者的鲜明剪影，生动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经常出现一种极不公正的现象：传播真理的火种，常常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伽里略是如此，培根、布鲁诺也是这样。但是，《盗火者的足迹》中的八篇小说，在描绘这些人物的时候，由于作者匠心独运地进行了巧妙的构思，采取了各具特点的艺术形式和手段，因而避免了单调和雷同。《亚诺河之舟》把封建教会专制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恐怖社会，以及伽里略对野蛮统治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浓缩在一条小船上，很象是一出惊心动魄的独幕剧。贪婪无耻的托钵僧，僵化而尚有良知的圣多米尼克教团修士，黑蜘蛛似的阴险冷酷的苦行僧，善良懦弱的利古里亚少女，勇敢追求光明的女青年，勤劳厚道的舟子，一个个都跃然船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对这些人物的或蔑视、或斗争、或诱导、或同情、或热爱之中，伽里略进行了一场面对宗教法庭的演习。这样，一位同人民心心相印、不屈不挠地坚持和捍卫真理的伟大科学家的崇高形象，耸立在读者的面前。同仅仅通过一个夜晚描绘伽里略不一样，《虹》写培根，《走向命运的星辰》写布鲁诺，都写了他们二十几年的漫长岁月。《虹》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这里，爱情、真理的熊熊火焰，融汇成了歌颂创造的诗篇。《走向命运的星辰》通过布鲁诺漂泊的战斗生活，展开了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欧洲社会的广阔画面。为了坚持和发展哥白尼的地动日心学说，布鲁诺走遍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城市，最后，抛弃了一切，包括珍贵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回到罗马，同最顽固、最反动的宗教堡垒决战。他把走上火刑架，看作是最后的凯旋。他用自己的爱情、自由和生命，点燃起真理的火炬。
作者在描写真理的殉道者们下地牢、上刑场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许在某些方面失之于简略；而在表现科学家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时，细腻而富于感情的笔触，却常常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在《让那燕子归来》里，居里夫人从少年到成名后同老师欧班女士的动人关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许是因为《让那燕子归来》没有去正面表现科学发明的过程，没有去更多地议论创造的意义，而是着力揭示科学巨人从童年到成名之后的优美、崇高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就使得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对比之下，有的篇章中的议论盖过了艺术形象的精细描绘，作者急于把主题思想直接告诉读者，这就会减弱作品的感人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盗火者的足迹》树立起来的一组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者形象，今天仍然能给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以巨大的启示和鼓舞。今天，为四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理应出现更多的思想、科学巨人，为人类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