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谁家的“雁”，拔谁的“毛”？
谢云
“雁过拔毛”这句话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有些人手里的权力虽不很大，却特别善于滥用。别的单位要经过他们的手办点事，本来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应该尽力办好的，他们却要拿一手，从中捞点油水。你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处处刁难，使你“行不得也哥哥”。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雁过拔毛”，以示谴责，是颇为形象的。但往深处一想，却又不免觉得有所不足。因为它没有回答：那被拔毛的究竟是谁家的雁？此“雁”并非自然界里越空而过的无主雁，它有名有姓有主人。它姓社会主义，属人民大众所有。拔这种“雁”身上的毛，实质上就是把社会主义的财富化为一己或小团体的私利，不但损害了国家和人民整体的物质利益，而且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简单喻之为“雁过拔毛”，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何况，你把别人（别单位）看做是一只雁，过你的境，拔下几根毛。别人又何尝不会把你（你所属的单位）也看做一只雁？你要通过别人的“领地”，别人也就会从你身上拔去几根毛。你拔我的毛，我拔你的毛，此等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已非罕见。拔来拔去，终不免使彼此都露出皮肉来，甚至不再能奋翮高翔。国家、人民将因之受害，个人、小团体眼下虽占了点小便宜，但从长远看，也是吃了大亏的。
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个嘴巴馋得厉害的人，实在弄不到肉，就去咬自己的胳膊，虽然一时应付了馋虫，但不久就因失血过多而呜呼哀哉了。这自然是人们编造出来用以警世讥俗的，但今日之热衷于“雁过拔毛”者，其短见和无知，与这种“啮臂自啖”的蠢人相去能有几许？戕害着自己的生命而自以为得计，够可悲的了。
今日之“拔毛”者，大概也会编造出种种借口以证明他们那种行为之有理，而究其实，他们依靠的无非是手里掌握的那么一点权力，至于那道理，充其量不过象旧小说中拦路劫财的山大王的“此山是我开”之类的逻辑罢了。真要比较，他们比过去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可能还要等而下之，因为他们是劫大公而济小团体，叮人民而肥自己。对于这些同志，自然应该晓以道理，喻以利害，教育他们做新社会的人民公仆，而不要学旧时代的绿林好汉。但是如果他们坚持不改，那么，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计，是不是应该夺去他们手里的那个武器——权力呢？
语言和社会现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当“雁过拔毛”这句成语还在流行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飞也就不可能很顺利。让我们大家努力，来消除生活中的这句流行语——首先是它所反映的那种流行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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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在望 丁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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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奈良
林林
山神的纷争这里有几座山，并不怎么巍峨。却有这么个传说：两个山神都爱一个山神，闹了一阵纷争。神是人创造的，神就和人一样有妒心，也许经过调停早已平静。留下中大兄《三山歌》，算是警醒后人的余音＊。
＊中大兄是日本天智天皇（六二六—六七一）皇子时期的称呼，写了《三山歌》（见《万叶集》）。三山指香具山、耳梨山（均在奈良县樱井市内）及亩火山（在奈良县橿原市内）。相传香具山、耳梨山为女神，争爱亩火山男神。也有倒过来说是两个男神争爱一个女山神的。这三座山，都不过一百多米高。
问月三个草圆丘，象三顶笠子。是三笠山的来由。阿部仲麿留居盛唐＊，以为长安的月亮，是来自故乡三笠山。现在我在山边问月亮，我们两国现在缩小了多少
距离？你啊可比古时更加明丽？
＊ 阿部仲麿（七○一—七七○），汉名晁衡，在长安写有《望乡歌》，歌曰：“举首望长天，明月曾相识，来自春宵三笠山。”
鉴真像唐招提寺的鉴真像，肃穆地坐了一千多年。不怀念祖国故乡，为什么脸要西向？古诗人芭蕉摘片新叶＊，要把你的泪水擦干。你到扬州北京探过亲，却露着微笑的尊颜。我今敬献心花几瓣，念念不忘大师过海的勇敢。
＊ 日本著名俳人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在招提寺内立有句碑，句云：“新叶滴翠，摘来拂拭尊师泪。”
鹿披着一身白点花的鹿，据说是春日神的使者。清早离开鹿苑，见到游客伸出舌头，讨一点什么吃的。黄昏时分，听到一声喇叭，就归队睡觉去了。可惜为着和人亲近，却被锯掉花树般的双角＊。
＊ 说是为了不伤人，春日神社每年秋分时节，锯掉神鹿的角。许多俳人为鹿写了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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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南昌起义散记
王志之
武汉三镇到处张贴出“拥护中国国民党”的标语，“革命首都”泛起了一片阴影。在我们教导队里，却没有听到过谁为这种前途担忧。它是最初的革命武装干部培训机关，所有的军官、学员都是党团员，一个个都抱定烈火似的志愿，投身到这伟大的熔炉来接受锻炼的。大家都很深切地感到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们的处境是值得自豪的！
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在正式命令没有宣布前，谁也不去作任何揣测，当然更不会有任何顾虑。大家都相信我们的叶挺师长和恽代英同志。不过，我们在感情上，对于这两位首长和导师，一般说来也还有些区别；对于叶挺师长是敬畏，对于代英同志是敬爱；假如叶挺师长好比是严父，则代英同志就犹如慈母。我们就在他们的培育下成长健全起来的。
就在当天下午，大队长向大家宣布：十一军奉命东征，讨伐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我们教导队随师部出发。
黄昏时，我们从武昌汉阳门码头，由汽划子全部运上了停泊在汉口江面的轮船上。也许是因为天气太闷热，也许是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变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怀念，也许是难以揣测的前途增加了临别时的依恋，人们都拥挤在船头船尾，三五成群、指手划脚地在高谈阔论。有的指着黄鹤楼在说围城时的战斗；有的指着江汉关在谈收回英租界的情景；有的在谈国际工人代表团到武汉来的盛况；有的在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一会儿，歌声渐渐高昂起来，压下了所有的嘈杂声，从船头到船尾，一齐和唱着：“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渐渐地，从武昌的蛇山和汉阳的龟山泛起了沉沉的夜色，淹没了残剩在天边的夕阳，吞蚀了汉阳兵工厂和震华纱厂的林立的烟囱，吞蚀了矗立在江汉关的钟楼，大地完全沉没在黑暗中。
两岸的灯光开始在黑暗中闪灼，我们的船开动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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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和水
黄宗英望蓝天，云云相嬉，不存半点芥蒂。瞰绿洋，水水相连，绝无一丝缝隙。当然，天，有领空之分，洋，有领海之别。只是：云一般，科学没有边界；水一样，友情不设国境线。
盛花时节写于随中国科学作者、记者代表团赴美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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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步纽约
汽车的奴隶
冯亦代
话说在银河系里大约一千亿颗星星之中，有那么一颗同地球一样的行星，这颗行星上亦有人类。他们发现地球上有一种爬行十分迅速的甲虫，每只甲虫由一个人来侍候，每天早上把甲虫侍候到甲虫喜欢耽搁的地方，晚上又给甲虫侍候回到住所。到了休息日，还得侍候这只大甲虫洗澡。他们讪笑这些侍候甲虫的人，称他们为甲虫的奴隶。
上面是一则流行在美国的寓言，事实上是在说人由于有了汽车，便成了汽车的奴隶。
在纽约，由于城市中人口拥挤，空气污染，有办法的人都搬迁到近郊乡间居住，但每天又要到城市来工作，便不得不坐车代步。纽约的地铁太脏，公共汽车太少，一般人只好私人买一辆汽车，自己驾驶，既省时间，又省体力。纽约有不少车场，这些停车场亦为私人所有，如愿在那儿停车，按月交费，或按日交费，甚至按时交费。总之，有了汽车，买汽车要钱，停车子也要钱，更遑论汽车所费的汽油了。如果所买的汽车是分期付款的，更须每个月提心吊胆，未全部付清车款前，只要有一个月付不出，这辆汽车便不再属于你的了。这些已成为例行公事，人们也不以为意。但最使人伤脑筋的，便是偶尔要到一处逛逛时，何处停车，便成了个大难题。
一天黄昏，女画家芭勃拉·勃洛克斯夫人驾车带我们去格林威治村吃晚饭。由于我们出发时已经六点钟，正碰到下班时的车辆高潮，汽车走走停停，到格林威治村时已经七点多钟，我们要去吃饭的餐馆附近街道，早已停满了车辆，于是不得不驾车子去找停车的地方。车子便在街道间左弯右拐，就是找不到一块落脚处。好容易看见前面有个空档，等车子开过去一看，却是救火用的水龙头。在纽约救火的水龙头前是严禁停车的，如果犯了警章，便要罚款。这样，我们寻寻觅觅，等到停好汽车，已经花了三刻多钟了。于是忍着辘辘饥肠，向我们要去的餐馆走去。不料到了那儿早已满座，便不得不去找另一家餐馆，于是又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这一晚，我们吃完饭，再找到汽车时，已经十点多了。我不禁拍拍肚子叹了口气。芭勃拉问我为什么叹气，我说，车子原该听车主人使唤的，要走则走，要停则停，现在为了找停车的地方，简直成了一种负担。我们在北京就没有这种麻烦。作家白英说，如果你们真的现代化了，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怔住了，一时想不出恰当的答话。
纽约如此，其他地方亦复如此。在波士顿，刘年玲（作家，笔名木令耆，是《秋水》文学杂志的主编，今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过学）给我们带路，也为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吃尽苦头。后来，她生气了，干脆把车子停在不许停的地方，我说这不太好吧，她说左右不过是一张罚款单，只要我到期付款，问题也不大。我禁不住心头思忖，如果物质上的享受成了精神上的桎梏，这样的物质享受，又何贵之有？但转眼一想，这也许是我的落后意识作祟，因为我们如果在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上预见于此，这苦恼着美国人的停车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的有计划和他们的无计划，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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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爱厂如家”精神应提倡
侯景文
前几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主管设备的同志听到本厂被坏人偷去价值千元的机器零件时，毫无表示。时隔不久，他家放在院子里的花丢了一盆，他就动了肝火，坚决要求派出所的同志缉拿偷花贼。这位同志对于公与私的不同态度，真是鲜明得很。
我并不反对对个人的东西加以爱护，而是主张对别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也应该象爱护自己的东西那样爱护。现在确有这样一些人，只要是公家的东西，就毫不爱护，任意拿、丢，任其烂、糟，还说什么公家的东西“结实”，“丢了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各地报纸上登载这样的事吗——汽车上运的物资丢在马路旁，多年无人认领；仓库中大批中草药、板栗被烂掉；进口的机床长期放在露天，被日晒雨淋不能再用。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是因为管理制度不严，而且是因为头脑里缺少个“爱厂如家”的责任感。不是有个“家大业大，丢点没啥”的口头禅吗？不是也有人把公物窃为己有，还恬不知耻地唱：“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钱向妈要，没物从家拿”吗？这些人的作为同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身分，是多么不相称！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时期，千方百计节约资金和物资，并把它们用到四化建设上去，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起来，每个人的生活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继续发扬“爱厂如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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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题有感
陈亨初
有句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细细想来，这也有点不尽情理。猪八戒长的丑陋，但敢照镜子，这种行动不就很美么？为什么要向敢于照镜子的猪八戒抽一鞭子，而不向那些不敢照镜子的人进一言呢？
“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一条组织原则。有的人把它用在一切地方，譬如：“走后门”、大搞吃吃喝喝、损公肥私……看到这类事情搞的人多了，自己也就服从了“多数”。
“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有人硬把它改为“多捞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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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拾零
《鲁拜集》的遭遇
宇文捷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著名诗集《鲁拜集》，是英国诗人费兹杰拉尔德首先译成英文，才为全世界人民所欣赏的。
1858年，费兹杰拉尔德把《鲁拜集》译稿交给一家杂志社，压了将近一年，没有发表。于是他把译稿要回，自己花钱印刷，第二年委托一家旧书店代售，每册定价半克朗（合两个半先令）。但是这本小小诗集，根本没有人理会，最后被扔进了书店门口每本一辨士的廉价书箱子里。有一天，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朋路过那里，看见这本诗集的奇怪名字，就买了一本，回去读后，立刻就介绍给他的朋友、著名诗人罗塞蒂。第二天，罗塞蒂也去买。于是，不过一个星期，这本小小的诗集就从门口的廉价书箱子里搬到了书店里面最显眼的书架上，每册的定价为一个基尼（合20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