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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六部分
历史的伟大转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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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委112人。各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的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再提交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
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考虑到党的十一大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等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大予以追认。
由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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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
“两个凡是”的全文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提法最早出现于1977年1月为华国锋同志准备的一份讲话稿内；后于同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正式提出，成为华国锋同志所推行的一个错误方针。广大干部，主要是老干部对于这个方针议论纷纷。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直到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说继续批邓是正确的，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月，纪念“四五运动”一周年期间，又抓了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进程；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充分肯定；在经济工作中继续一些左倾政策，等等。事实表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推行，已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
邓小平同志认为“两个凡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早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胜利地推向前进”，严肃表示我们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信代表了全党同志的共同心愿，实际是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随之而兴起的解放思想热潮的先导。
1978年5月9日，胡耀邦同志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又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明确地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并尖锐地指出，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很明显，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关于“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自1978年6月起，到同年11月，达到了高潮。尽管中间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的阻挠和压制，但由于邓小平、陈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全党同志通过讨论，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觉悟，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都先后踊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话，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此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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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十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了3，500多万党员。
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于8月1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主席团，通过了党的第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期间，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草案）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华国锋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天下大治”的八项任务；邓小平同志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一次提出了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伟大目标。
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反而加以肯定。在新的党章中，虽然对党的“十大”的党章作了不少修改，但仍保留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提法，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为林彪、“四人帮”操纵下制定的党的“九大”和“十大”的党章。
大会最后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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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反冤假错案
由于“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老干部残酷迫害，多年来，在党内外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大批冤假错案，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随着党中央在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的发展，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平反。但在1976年到1977年期间，因为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平反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甚至还继续发生了新的冤案，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
1977年10月，胡耀邦同志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指导有关同志调查研究干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题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长篇文章（刊载于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要求迅速正确解决干部问题，把大批用各种理由不予平反、不予分配工作的干部解放出来。文中说，“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短短一段时间里，党中央收到了上万件各地来信，热烈欢迎该文的发表，要求落实党对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随后，党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领导中央组织部及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这项工作加快了步伐。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烈呼吁：“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1978年11月15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文章中，又重申了我党一贯的有错必纠方针，明确指出“不管什么人批的案子，如果发现批错了，同级组织完全有权纠正”，并具体规定在1979年上半年完成干部中的平反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各地平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个期间，中央和各地方、各单位还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做了彻底改正的工作；并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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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联产计酬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分几种形式：
一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按劳力的擅长和能力大小，分包农林牧副渔工商各业。各业的包产，又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把各种活路分别包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联系生产成果计算报酬，简称“四专一联”责任制。
二是联产到组。把生产队擅长不同活路的劳力划分为不同的作业组，然后将耕地、农具、种植面积、包产指标、肥料、种子等分配到组。队对组实行定工、定产、定成本、超产或减产奖赔，最后按各组的生产成果计算报酬，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这种办法常常由“大呼隆”变成“小呼隆”，当前在逐渐减少。
三是统一领导、联产到劳。坚持“三不变、四统一”，即坚持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在统一种植计划、统一使用耕畜农具、统一调配劳力、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按劳或人劳比例分地，定产，以产计分，实行按比例奖赔或全奖全赔。
四是包产到户。生产队把耕地按劳力或人劳比例落实到户，队对户签订合同，包产量（产值）、包工分、包费用，超产或减产奖赔。包产部分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超产或减产部分可全奖全赔或按比例奖赔。
五是包干到户。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生产队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耕畜和农具固定到户管理使用，国家的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部分，分别落实到户，通过经济合同形式来保证承担任务的完成。简单说，就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群众称赞这种形式：“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当前各种形式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总的趋势是联产的形式在不断上升，不联产的形式在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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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同志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对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同志指出：“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建国以后，这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党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因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同志在这一报告中严肃地指出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这种倾向“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克服宗派主义的一些具体措施，强调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要注意纠正力量闲置和用非所学的情况；对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尊重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当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要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克服对待知识分子的“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待。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又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周恩来同志在从理论高度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以后，指出：“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在会上作报告时进一步发挥了周恩来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陈毅同志特别强调：“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这就是著名的“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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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是刘少奇同志在1958年提出并反复倡导的新型制度，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改革设想。
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即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提倡多用临时工、合同工，少用固定工。
如何实行呢？少奇同志指出说，“新招收的工人要实行新办法：一、固定起来，这是少数（大部分是老工人，技术复杂的老工人和干部）；二、长期合同工；三、短期合同工。”在地处农村的企业和必须从农村中招收的工人，实行“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亦工亦农”的办法，合同期内在企业做工，合同期满回乡务农，“是工人也是农业社员，家安在农业社。”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把劳动制度搞活，还能“打破工人中养老院和铁饭碗的观点”，促使“工人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慢慢地缩小。”
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通过劳动，获得适当收入，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减少了国家和家庭的负担；通过学习，满足了个人升学深造的愿望。
提出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还有一层新的含义和深刻内容，那就是除去传统的、彼此分离的全日制劳动制度和全日制教育制度以外，还实行一种劳动制度同教育制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制度。“就是学校同工厂合而为一的方式”。新建工厂招收初中或技工学校毕业生，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发一半工资，用8—10年完成高中和大学课程，学完后分配其他工作，再招收新人进厂学习和劳动。如此循环不已，国家花钱不多，可以大大发展教育事业，并为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以上两条资料属于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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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同志的功绩和错误
《决议》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同志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他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
——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
——拖延、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
——继续维护和制造个人崇拜。
此外，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很明显，由华国锋同志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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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
结束了两年的徘徊前进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领导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此外，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繁重的建设工作和改革工作，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我们的工作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