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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各种渔业生产责任制 调动群众养鱼积极性
两湖淡水养鱼突破长期徘徊局面
本报讯 通讯员张武报道：湖北、湖南两省农村实行养鱼生产责任制，使淡水养鱼事业冲破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开始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与1978年相比，湖北淡水鱼产量增23．3％，湖南增34％。今年又继续有新的增长。
近两年来，这两个省一些地方逐步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养鱼责任制。主要形式有三种：第一种，固定专人喂养，养鱼社员得同等劳力工分，成绩突出的，年底经民主评议适当奖励；第二种，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第三种，大包干，承包人按合同每年交一定数量的产品或现金，盈亏自负。从发展的趋势看，第一种形式已经越来越少。第二种目前所占比重最大，而第三种发展最快，最受群众欢迎。后两种办法，已由队干部指定承包人发展到开标承包。
养鱼生产责任制，把水面利用的好坏与养鱼社员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扭转了过去那种干部顾不上，社员不关心的状况，使多年来不为人们注意的坑坑塘塘，都开始被利用起来。华容县东山公社关山大队有77亩池塘，原来亩产鱼二十斤左右，1978年搞包产以来，年年增产，去年亩产达320斤。过去，“不荒一亩水，不空一口塘”的口号喊了多少年，面貌依旧。现在荒塘成了宝，连一些原来不能养鱼的水面，通过挖深改造也养上了鱼。衡阳县1980年养鱼水面达到11．9万亩，比1978年增加2．1万亩。黄冈专区今年养鱼水面比去年扩大了四万亩。
生产责任制一建立，群众学习养鱼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水产业务部门，为满足社员群众的需要，印发了大量简明技术资料，开办了大批养鱼人员训练班，仅去年一年培训的人数，每个县少则上千人，多的近万人。祁东县今年采取区、社、队三级办学习班的办法，参加学习技术的多达一万一千多人，仍然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目前，这两个省农村各地正在进一步总结渔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一些同志指出，农村养鱼同其他生产项目相比，基础较差，当前的生产水平远不能反映水面的实际生产潜力，抓好生产责任制，是近期水产工作必须努力做好的一个重点，这样才能使渔业生产有个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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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人物志
征服海洋夺丰收
——记荣成县龙须岛公社远洋捕鱼队青年船长李安成
山东省荣成县龙须岛公社远洋捕鱼队党支部书记，2001、2002号渔轮头船船长李安成，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十六岁开始学打鱼，二十五岁考取船长证书，1970年被提拔为头船船长。
小李担任头船船长的十年间，不管换到哪条船上，生产年年都走在全县同行业的前面，成了有名的领头船。
龙须岛上的渔民自古以来就在近海捕鱼。前几年由于近海捕捞过度，生产很不景气。李安成当上了船长以后，同老渔民商议：跳出家门口，到深海远洋开辟新渔场！到远海，航线不熟，海况不明，而且风大浪高，谈何容易？许多船员打怵了：“咱能搞个年吃年用就行了，何必去担那个风险？！”李安成说：“咱宁肯担点风险，也要闯出一条新路！近海资源这么枯竭，我们再也不能这样守老摊摊了！再说，打鱼弄海的人，哪能怕担风险！”一席话，激起了大家的勇气和力量。1974年秋末的一天，一对135马力的木壳渔船在李安成的带领下开出龙须湾，向外海进发了。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他们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闽南渔场。李安成不顾日夜兼程的劳累，到处查海况、探鱼情，很快找到了中心渔场。接着，他带领渔民一连奋战四十多天，共捕获带鱼、黄鱼等20万斤，夺得了多年未见的大丰收。
李安成常说：“打鱼弄海不能死把板儿，海况鱼情变化无常，咱也要以变应变，变中取胜。”有一次，他们在沙外渔场作业。这里浪大流急，本来应逆流而行的带鱼，因顶不住急流，只得顺流而下了。李安成当机立断地说“调转船头，拦截鱼群！”常言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浪这么大，流又这么急，稍有疏忽，就有翻船的危险。不少人担心地望着船长。只见李安成两手紧握舵盘，打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原来顺流拖网的渔船改为逆流带网。渔船在浪涛中挣扎着，一会儿被陷进浪谷，一会儿又被推上浪峰，有时船体倾斜四十多度……。就这样，渔船“高速行驶”了六个小时，几乎原地未动。而六个小时的捕鱼量，却比同类渔船在同一渔场采用顺流拖捕法高出十倍。
网具是捕鱼的关键。李安成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实践探索，成了邻近渔队众所周知的“鱼网通”。捕什么鱼，应当用什么网，用多长的纲，加多大的浮力？他都心中有数，运用得当。同时，还善于根据鱼情变化，改革旧网具，创造新网具。过去，我国渔轮捕捞对虾使用的底拖网，只能紧贴海底作业，不但伤害资源，而且很少捕到在水中上层活动的对虾，经济效果不够理想。1977年，李安成在渤海湾捕虾生产中，看到大批对虾在水面上浮游跳跃，激起了他改革网具的勇气和信心。他同渔民一起反复研究改革方案，最后采取缩短拖绠、减小网档、调轻大脚、加大浮力的办法，将底拖网改为上层拖网。试捕结果，网产量提高了3．2倍。这年秋汛，李安成所在渔船，作业60天，共捕对虾九万多斤，在全省名列前茅。1979年，国家有关部门对李安成他们改制的上层拖网进行了全面鉴定，认为具有优质高产、操作简便、不伤幼鱼和使用安全等优点，即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刘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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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市大部分蔬菜队包产到劳
上半年蔬菜上市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苏州市郊生产蔬菜的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劳的责任制，调动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今年上半年，上市各种蔬菜四十四万三千多担，比去年同期增加十五万七千多担。基本上做到了春缺不缺，夏菜充裕。
到目前为止，据从188个纯菜队中统计，实行联产责任制的队有135个，占71．8％。联产责任制的形式：一是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二是分组生产、联产到组；三是专业承包，联产到户。
横塘公社虹桥大队麻布浜生产队1979年开始实行联产到劳，一个劳力负担四亩多菜地，平均一年种四熟；1980年上市蔬菜7，219担，亩产90担，务农劳动力平均创造产值1，501元，平均每个务农劳动力收入1，0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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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老门路和新财路
永泉
讲到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广开财路，有些同志常抱怨当地没有生产门路。其实，只要放开眼界，有些地方不仅可以开拓新的生产门路，而且有些老的门路还有待恢复。以浙江来说，有的同志查阅了有关史料，发现许多传统农特产品现在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素有“草席之乡”之称的宁波市，在三十年代，年产草席一千万多条，目前年产量只有几百万条，去年一家外商就要求每年订购1，500万条。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以来就懂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草吃肉，形成了许多传统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集中产区。两千多年前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有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等等记载。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明，利用好这些自然资源，其经济收益可与当时的“千户侯”相比。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增多。可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一些同志，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粮食没过江，多种经营顾不上”的说法相当流行，以至出现了“鱼米之乡”吃鱼难，“花果之乡”果不多等不正常的状况。扭转这种局面，实在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曾经有这么一件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北京某县的同志讨论多种经营问题时，根据《红楼梦》中引用的“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推测就在附近一带。后来，县里的同志果然在当地找到了这种黛石。有些地方从有关古籍和戏剧中受到启发，恢复生产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水浒传》中描述的武松喝十八大碗酒，在景阳岗上打虎的故事，脍炙人口。最近，山东阳谷县酒厂恢复生产景阳岗陈酿。山西古典蒲剧《蝴蝶杯》中的蝴蝶杯，很是奇异，只要斟酒入杯，就呈现五彩缤纷的蝴蝶在杯里翩翩起舞。侯马市陶瓷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一位七十多岁的社员家里见到一樽祖传的蝴蝶杯，同有关光学部门共同协作，仿制成功，投放市场大受欢迎。
各地有志搞好多种经营的同志，如果能读一读县志及有关史籍，了解一下当地多种经营发展演变的历史，从实际出发，把泯灭的项目恢复起来，这不是新的门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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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宁夏滩羊二毛皮收购创纪录
驰名中外的宁夏滩羊二毛皮，到今年六月底止已收购三十四万多张，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三倍。收购量创历史新纪录。
滩羊二毛皮是宁夏特产。去年以来，社员家庭养羊不受限制。同时，主要产地同心、盐池、海原等县集体养羊实行了“责任到户、分户包养”的责任制，激发了社员养羊的积极性。在去冬今春局部地区大旱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乏羊减少，羔羊成活率提高。因此，二毛皮的收购量比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五六年还多四万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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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三屯营古镇家家户户养花
仲夏时节，河北迁西县三屯营镇上鲜花盛开，户户飘香。
三屯营镇是燕山深处的一个古镇，全镇有八个生产大队，一千二百一十户人家。近两年，生产发展很快。去年年终分配，社员全年口粮最低的五百斤，高的一千多斤，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一十元。社员生活富裕了，家家户户养起花来。西关大队纪恒华家，一九七○年有人给他送来两盆花，那时他欠队里贷款八百多元，哪有心思养花？没几天，花就枯萎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前年他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去年盖了两间新瓦房，柜里粮食满着，手里钱存着，家里很快养起了芍药、月季、美人蕉等十八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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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生产队自筹资金建电影院
黑龙江肇州县德生大队第一生产队，自筹资金盖起了一所五百座位的电影院。过去社员看电影，银幕搭在露天，干坐在场上等天黑，碰到刮风下雨，还得中途停映。严冬，常常三四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现在，不出屯就能看电影了。社员看一次只花二分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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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杏园为什么能唱“新戏”？
——记著名先进队临西县北杏园大队落实经济政策的过程
河北省临西县北杏园大队是邢台地区有名的先进队。他们去年富上加富，人均收入由上年的170元增到310元，加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少说也有400元。这二年，穷队翻身的较多，富队唱新戏的较少。北杏园为什么能唱新戏？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访问了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明杰没有给介绍情况，先领着我们到地里转。边转边指着地头地边、沟坑壕沿上标明生产责任制的小木橛，兴冲冲地说：“俺们的新戏就是从插小橛橛开排的。前年在自留地上插了小橛橛，去年在责任田里插了小橛橛，今年又在闲散地上插了小橛橛。小橛橛越插，人们劲越大，家越发。”我们不禁赞叹道：“原来你们唱了一出‘新三定桩’，这出戏唱得好！”刘明杰说：“橛好插，窍难开，迈这一步好不容易哩。要不是认真学党中央的文件，解开几个思想扣子，这些小橛橛也插不起来。”
不能被“富”字蒙住眼睛
去年春天，大队党支部在讨论联产责任制的时候，产生了分歧。刘明杰没有急于下结论，他想：责任制既然能使穷队变富，是不是也能使富队再富？他就和大队长周秀华带领五个生产队的队长，到“实行责任制，一年大翻身”的威县张庄大队去求教。走进张庄地界，看哪哪新鲜。有一个老农带着孙子正在补棉苗，地头上还放着暖壶和干粮。他们凑上去搭话：“老人家，干得好傲啊！”老农把锄头往地上一杵，说：“如今党的政策好了，干得急，落得多，谁还不掏劲！”他们回到北杏园的时候，恰巧赶上收工，锄地的社员听到喇叭一响，就一窝蜂地下了工。有个小伙子离地头还有几步远，扛起锄扭头就走。党支部一班人受到很大触动，对比张庄，找到了自己这些年生产徘徊不前的根子。周秀华说：“张庄过去穷，年年来咱这儿学习，也没学富。去年，棉花产量一下子超过了咱，就是因为人家包了地，联了产，取消了大锅饭。”刘明杰说：“咱过去富，靠的是干部不贪、不沾、懂生产、肯流汗，带领群众改变了生产条件。但是，我们被‘富’字蒙住了眼，对责任制接受得慢，干活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跟穷队没有两样。这正是我们的病根。”支委们七嘴八舌，越讨论越热烈，越讨论心里越亮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联产责任制既是贫困队治穷的妙药，也是先进队富了再富的良方。思想一统一，很快落实了生产责任制。粮食和棉花实行了联产到劳，全奖全罚；修配厂、汽车、拖拉机、小卖部、醋厂、牲畜饲养等工副业，都实行了专业承包，包给了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
嘴上冷是假 心里热是真
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干部要了解群众真正的愿望，不能只看社员一时口里怎样讲，而是要了解群众心里怎样想。刘明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大队放自留地的过程。
在社员大会上，党支部征求大家意见：“这几年咱队集体自留地，种得不赖，可现在有政策，允许自己种，谁要可以报名。”社员听干部是这个口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几个青年社员说了声“俺不要”，大伙也随声附和地说“不要就不要”！干部马上表态：“好，咱们把话说清楚，是大伙不要，可不是队里不放。”
一袋烟的功夫，社员会就散了，干部放了心，社员却动了心。有个老汉叫杨世全，“文化大革命”中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顶得最硬，别人的自留地都归了集体，他硬是坚持自己种了一年。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队里卡水、卡肥、卡时间，卡得实在没法种，他只好把自留地交给了集体。眼下，上头有了新精神，要放自留地，他走东家，串西家，听到不少户私下议论都想自己种。一天，他串到三队饲养棚，扳着指头跟饲养员杨连贵算开了账：自留地集体种，一分地给120斤粮食，顶多值30块钱，若是自己种经济作物，至少能收入60块。他说：“自留地集体种，队里赔着工本费，咱户里也少收入，两头都吃亏。要是放给自己种，两头都合算。”杨连贵说：“自己种好是好，就怕人家干部不要，咱要了也没好果子吃。”
群众的呼声转变了党支部原来的态度。他们说：“群众这么热心，咱不能再泼冷水了，得按群众的意愿办。”随即，又召开了社员大会。当场宣布，党支部研究决定，根据大伙要求，下放自留地，谁要谁报名。有些社员问刘明杰：“给啥地？”回答：“不给赖地。”问：“叫使水不？”回答：“叫。”问：“干部要不？”刘明杰说：“要，我带头要。”
社员们一看这回是真心放自留地，全村230户，除了一户没有耕种能力的老太太没要外，都要了。社员杨世安，全家六口人，一个半劳力。前几年挣的工刚够分口粮，分不到现金。去年，他在九分自留地里种上棉花，收入500元，责任田得奖500元。他把1，000块钱拿到家里，高兴得睡不着觉，夫妻俩你数一遍，我数一遍，一连数了三个晚上。种自留地的甜头，激起了社员们的劲头，他们高兴地说：“现在自留地才6％，就富一截子，要是再多放点，把责任田再种好点，用不了几年，人们就更富裕了。”
单靠干部能力强 不如户户有队长
前些日子，有人问这个大队的干部：“你们领导力量那么强，还搞责任制干啥？” 他们回答说：“原来俺们也有这个思想，现在才认识到，单靠干部能力强，比不上户户有队长。”他们这个思想扣是通过分析三队队长杨宝亮辞职的原因解开的。
杨宝亮原来是全村数得着的好队长。懂生产，肯流汗，计划周到，只是作风有点硬，过去断不了搞点“管、卡、罚”。1976年以前，这个队在全村数第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硬办法不灵了。杨宝亮心没少操，劲没少费，群众的劲头起不来，生产从上游降到下游。杨宝亮觉得自己的本事小了，不会当队长了，心里感到别扭，就辞职当了社员。
党支部一班人从杨宝亮身上看到了领导力量强与弱的辩证法。过去所谓领导力量强，主要是敢领导，懂些生产，但也有的人使“管、卡、罚”的硬办法。现在情况变了，“管、卡、罚”不能使了；干部敢领导，懂些生产，固然是强，但是，个人的智慧有限，众人的智慧无穷，比起人家搞责任制的，户户有队长，人人都操心，还是个弱。大家说：“气候变了换衣裳，政策变了变思想。只有上跟中央政策，下合群众心愿，搞好联产责任制，把大伙的劲都伸展出来才行。”认识到这个理儿，他们搞责任制更坚定了。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干部工作顺劲，社员人人操心。去年春天，分到责任田的三队社员，在选队长时，想起了辞职的老队长杨宝亮。他们说，“宝亮虽说过去作风硬点，可是办事认真，安排生产有一套”。又选他当了队长。三队生产很快又从下游跃到上游。杨宝亮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这样卡，那样罚，可苗儿没有真正弄全过，虫儿没有治彻底过，庄稼没有收净过。这会儿，咋指挥咋灵，真是，人叫人动人不动，政策调动积极性啊！”
小橛橛在北杏园的大方田里，才插上了一年多，充分显示了联产责任制的强大威力，使这个先进队打破了七年徘徊，来了个“撑竿跳”。去年，粮棉双丰收。总收入由上年的37．7万元，增加到62万元。全大队多向国家交售皮棉九万斤。集体提留资金增加了8．5万元，社员分配款增加了15．8万元。
胡宝鼎 曹能仁 曾兴武 杜国堂 米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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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上的“千万富翁”
福建连江县东升大队，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创业，成为全省第一个“千万富翁”大队。本年度全大队渔业纯收入为620万元，用于社员分配的金额为364万元，人均收入1，160元。到今年5月为止，全大队集体拥有流动资金571万元，固定资产600万元，共计达1，171万元。
本报记者
李开远
本报通讯员
周在祥摄影报道（附图片）
祖祖辈辈居住在水上“连家船”的渔民，现在已有95％住上有电灯、自来水的新楼房。图为东升渔民新村一角。
在海上捕鱼的渔民们正在齐心协力拉网。
东升大队渔民正在把鱼货送到水产收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