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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着棋走活了”
湖南省桃江县三堂街公社在改变劳力结构上作文章，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
地处资水之滨的桃江县三堂街公社，从1980年开始改变劳动力结构，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从1979年占全社总劳力的三分之二缩减到三分之一；投放到多种经营上的劳动力比例，则相对地上升到三分之二。群众反映：这着棋走活了，打开了五业兴旺的新局面。去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社粮食总产和单产仍然创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多种经营的大幅度增长，使全社总收入由1979年的一百六十八万多元增加到二百三十五万多元，增长40％。人均分配收入由80．7元增加到134元。
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
在三堂街公社礼堂里，挂着一幅标语：“使农民由穷变富，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才能由穷变富呢？公社党委从七里村大队夹山口生产队试点的实践中，发现了改变劳动力布局与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与农民由穷变富之间的内在联系。夹山口是个田土较少、山林资源丰富的生产队。1979年春，公社负责同志到这里蹲点，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研究试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全队65个评级劳动力，分成九个专业组：水稻组14人，承包97亩水稻；旱土组三人，承包十亩生姜和红薯；其余占总劳力73％以上的劳动力，分别安排在六个篾席组和一个木工组，联产到劳、到户。这年与1978年比较，粮食总产量增长12．4％，多种经营收入增长一倍，人均分配收入增长80．5％。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种经营收入的比重显著增长。
夹山口生产队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地改变劳动力结构，就能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拚命把劳动力往大田里赶。在这个三分田土七分山林的公社，1979年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的70％以上。平均每个劳动力只耕种两亩多地，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多年来，工分日值都在三四角钱左右徘徊，人均分配收入最低的一年只有40元，群众年年过着“稻谷加稻草，红薯加辣椒”的日子，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了空洞的口号。
公社党委通过由点到面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了，1980年，在全社范围内推广了夹山口的经验，把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由1979年的三千五百多人减少到一千八百多人；多种经营的劳动力则由一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三千六百多人。这样就使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
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有人担心：“从粮田里抽走那么多劳动力，粮食产量掉下来怎么办？”有人甚至指责：“田里的劳动力减少那么多，还象个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样子吗？”上级机关下来检查生产的同志看到七里村大队下田的人少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劳动力集中不起来”，“搞的冷冷清清”。
然而，三堂街公社党委决定继续按原方案，积极改变劳动力布局。因为他们算过细账：解放前地主雇长工，一个劳动力要种25亩田，只有农忙时增加少量零工和月工。当然，那是一季稻，耕作也粗放。现在，改种双季稻，耕作质量高了，但是，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平均每亩水稻只需要投放65个至70个工日，而平均每个全劳力一年实际上可作350个工日，折算起来，一个全劳力可耕种五六亩田。全社9，700亩水田，630亩旱土，用一千八百多个全劳力来耕种就足够了。
根据这个标准，他们固定了种植水稻和旱粮的专业劳力。另外，承包合同还明确规定，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力，每人每年都要担负30至50个工日的农忙季节工，参加春插、“双抢”、秋收秋种，做到不误农时。水稻组的成员，贵精不贵多，都是从社员中挑选出来的作田里手，个个都能“扶犁掌耙，抛粮下种，割禾插田”。有了这样一支水稻专业队伍，加上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的季节工，对于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从社队干部到社员群众，心里就踏实了。盖头村大队十个生产队，挑选了占总劳力27％的作田老把式，组成19个水稻组。去年，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11．1％，亩产一举跨过千斤。
重要的是“有业可专”
从粮田里“赶”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三堂街公社剩余劳动力占50％左右。有的同志为此发愁：“怎么办？”多年来，生产的单一化使人们的思想也变得简单化了，似乎除了种田，就别无他路。
三堂街公社虽然只有一万多亩耕地，山林却有三万多亩，其中纯竹林有8，000亩。现在，已经萎缩多年的竹篾业和砖瓦业又复萌了。全社有竹林资源的六十多个生产队，队队建立了竹篾加工组，兴办了93个竹篾加工厂，从事竹篾加工的社员由1979年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一千五百多人，经营的项目也由原来只编织凉席发展到生产竹床、竹椅、竹帘、篾箩、飞碟等十多个品种。在缺乏竹林资源的资水之滨，人们发挥“泥巴优势”，利用荒废的沟港堤坝，重新办起了二十多个砖瓦窑。其它多种经营项目，也如雨后春笋拔节而上。它很快就把全部剩余劳动力消化了。在这里，男女老少都成了专业承包者。
不久前，记者两次来到这个公社，走访了七个大队，所到之处，真是“生产队里无闲人，社员个个忙不赢”。64岁的老汉周花菊，去年承包三亩半茶园，他象对待自留地一样，精心培管，采摘期长达一百多天，平均每亩产值一千元，创全县最高纪录；为集体抓回的纯收入超过1979年一倍多。他除了实做工分3，500分外，还得到超合同奖金300元。
专业化商品化的新起点
实行专业联产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使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堂街公社有三百多个专业组，五百多个专业户，还有一大批竹木加工、养鱼、养鸭、种植零星经济作物的专业工。专业化的生产，促使社员们干一行，钻一行，逐步成为有熟练技术的专业劳动者。务农能手越来越多，能工巧匠成批涌现。盖头村大队妇女主任詹白芝，是个编织凉席的能手。她为金塘村生产队培训了15个篾工，使这个生产队篾器组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20人。花桥村大队詹家村生产队老篾匠詹介生，去年被选拔为篾器加工组长。他把全队31个剩余劳力和老弱病残，按照生产流程编成六个小组，建立起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实行“一条龙”作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全年篾器收入达到一万多元，等于1979年全队工、副业总收入的1．2倍。
专业化生产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沉寂局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七里村大队去年出售篾器的收入达到九万七千多元，占全大队总收入的60％。过去，一根竹子，斩头去尾，中间一段仅仅利用两层篾片，其余的，往往一把火化为灰烬。现在，一根竹子一般都破成八层篾片，外四层用来编织凉席，里四层加工晒垫、竹帘和围折。竹枝捆扎成扫帚，竹尾加工成热水瓶壳子，竹头制出了笔筒和茶叶盒，竹绒更是用于制作沙发的“热门货”。公路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挑着篾器和竹副产品，有说有笑地赶往集镇，踊跃出售。资水岸边，出窑的砖瓦堆积如山，前来装运的车辆和船只，络绎不绝。1980年，全社仅竹篾业和砖瓦业两项产品，就为集体经济抓回现金五十多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加上交售给国家的生猪、蛋品等共计收入一百四十四万多元，比1979年增长87．3％。
本报记者 刘振贵 李业英
本报通讯员 吴锡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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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抓好农村劳动力布局
劳动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合理组织使用，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湖南桃江县三堂街公社从改革劳力结构入手，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很快把农村经济搞活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
农村劳力结构和农业经济结构，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彼此息息相关。不合理的劳力结构，反映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必然造成劳力分布过分集中的偏向。过去，三堂街公社就曾经盲目集中三分之二的劳力于粮食生产。这种情况是农业生产上“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单抓粮食生产，排斥多种经营，把商品生产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只重集中劳动，歧视分散作业，以为劳力越集中，劳动组织越大，越显得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这就导致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劳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成为束缚农业生产力的严重障碍。要牵住由穷变富的“牛鼻子”，就要首先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劳动力布局不合理，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把大量的人捆在大田里，劳动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劳动效率无法提高，造成了人力的莫大浪费。这几年，随着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生产上的调整，特别是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合理的劳动力布局已在逐渐改变。但是，这仅仅是可喜的开端，正如三堂街公社的经验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有业可专”。如果不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把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起来，把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门路充分打开，农村劳动力布局就很难摆布得当。目前，农村剩余劳力日益增多，迫切要求安排出路。三堂街公社在调整劳力布局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各种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就地容纳和消化剩余劳力，这就使得社员们各得其所，乐业安居，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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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力争夺取农业丰收和确保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黑龙江各地发动群众抗洪救灾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进入汛期以来，黑龙江省不少地方连降大雨、暴雨，已发生多起洪涝灾害。目前灾区人民正奋起抗灾，努力减少损失。
6月下旬以来，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大面积降雨。局部地区雨量十分集中。延寿县一场暴雨，两小时降水110毫米，致使山洪暴发。进入7月以来，讷河、尚志、肇州、肇源、桦南、五常、海林、宝清、齐齐哈尔、七台河、鹤岗等县、市先后遭暴雨袭击。据15个县、市的初步统计，目前受淹农田已达四百多万亩，不少地方公路、森林、铁路、桥涵、房屋和通讯设施被冲坏。
灾害发生后，黑龙江省各级党政部门立即发动群众抗洪救灾。省人民政府在延寿县遭受山洪袭击后，立即派出了救灾慰问组赶赴现场，对灾区群众进行慰问，并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讷河县城7月4日暴雨滂沱，城壕水满溢出，地势低洼的大片居民住房被冲毁，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和各行各业工作人员连夜冒雨出动，帮助群众搬迁、排水，并及时抢救伤员、运输物资，保证了人员安全，大大减轻了损失。最近，黑龙江省防汛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部署当前防汛工作，要求各地力争夺取农业丰收和确保城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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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德公社解决山区吃粮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李名羲、记者刘衡报道：山多田少、年年吃供应粮的湖北省阳新县大德公社在幼林间种花生，与县粮食局签订花生兑换粮食的合同，解决了山区吃粮食困难的问题。
大德公社在清除“左”的影响之后，确定了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但怎样解决社员的吃粮问题呢？他们在林中种花生。县粮食部门考虑到每年要给公社供应粮食，还要从外地购进花生，就采取变通办法，允许社员按一比五的比例用花生兑换粮食。1980年，全公社在幼林间种花生的生产队有70个，合同规定交售花生10万斤，实际产量达到12．21万斤。除留种、自吃外，卖给国家十万多斤，兑换粮食五十四万多斤，使生产队收入增加五万四千多元。除了一个大队需要国家供应部分粮食外，其余的大队全部不吃供应粮了，社员收入也明显增加。县粮食部门不再从外地调进花生了，节省运费1，953元。今年粮食部门又与公社签订了10万斤花生兑换粮食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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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高唐县南街大队根据联产到劳的特点，统一组织人员抢收，麦收比往年提前15天结束。
新华社记者
李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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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赞赏这种专业承包
今年以来，我曾三次访问陈志雄，也参加过关于承包鱼塘的讨论。我认为象陈志雄这样的专业承包，有明显的优越性。
陈志雄承包鱼塘一连两年获得成功，给农民，尤其是给有技能的农民极大鼓舞。现在沙浦公社不但养鱼搞承包，养母鹅、母鸭，种甘蔗、药材，公社农机站修理农机等等都搞专业承包。愿为四化作贡献的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能人里手，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在沙浦，今年超过50亩水面的承包者，全社共有49个。由于承包者技术水平较高，经营管理较好，加快了农村商品生产的步伐。沙浦公社近九千亩鱼塘，除个别零星鱼塘外，都实行了专业承包，估计全社塘鱼产量可比去年增加七八十万斤，并多收芡实一二十万斤。去年文?（音庆）鲤（一种珍贵的鱼）的上水量不足11，000斤，上调出口不足9，000斤。今年承包者立下“军令状”，向国家提供三万斤文?鲤，少一斤罚款10元。这样迅速发展生产，就为社会增加了大批的商品，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显著增加。今年陈志雄跨大队承包355亩鱼塘，每亩纯上交141元，集体的渔业收入比去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全沙浦公社鱼塘承包总金额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比去年渔业的纯收入增加九十多万元，光这一项全社人均可增加56元的收入。承包者也普遍增加收入。陈志雄1979年纯收入三千多元，去年近8，000元，今年估计还能增加。被请帮工的社员也可增加收入。去年每个零工工资3元，今年全社普遍实行“三元一餐”，即做一工得工资3元和吃一餐饭。农民都愿意做陈志雄的帮手。有的社员说：现在我想的只是希望他请我帮工，没有想到剥削问题。
由于这种专业承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广大群众是很赞赏的。自报纸报道以来，全国已有河北、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北京、广州等省、市的群众写信给陈志雄，甚至打电报给沙浦公社，表示支持、赞赏，有的询问如何具体承包鱼塘，有的还强烈要求陈志雄收他们为徒。但有的同志不予支持。可见在报纸上开展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希望通过讨论，辨明是非，提高认识。广东 郭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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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建议制订有关具体政策
陈志雄雇请劳力承包鱼塘，是对发展集体生产有利的。但是，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付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跟国营（集体）单位“扣除用于社会（集体）积累和公共事业的部分……”不同的；陈志雄份外扣除的部分不会通过扩大再生产和举办公共事业使被雇人员得到“补偿”。
这种超必要的“扣除”就是剥削，是现阶段社会可以允许的一种轻微剥削。为了节制这类剥削量的扩大，我认为可以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解决。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制订出具体政策。
江苏 田东升
陈志雄所获得的高收入，其中一项是他们养的鱼（或鱼苗）出卖后获得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既不是陈志雄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雇请的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通过商品交换从“社会价值”中转移过来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这不是剥削，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是要制订出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把这种“超额利润”定得利国、利民、利生产者。
广州 郑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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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能人”不能忘了根本原则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我们河北省乐亭县水产局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联系工作实际，对“争论”提出的问题多次进行热烈的议论。参加议论的少数同志认为，陈志雄的承包方法完全可以，大多数人则认为在解放“能人”的过程中，不能忘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原则，不能准许雇工剥削，也不应跨队承包。
一些同志认为，陈志雄超过自己力所能及的经营能力，以雇工为手段承包大面积鱼塘，尽管雇的定期工多是他的亲戚，但他们与陈志雄毕竟分灶立户，在剥削情节上与雇外人没有多大差异。
去年陈志雄两口子收入7，250元，他雇的400个零工在他最需要劳力时，干比陈志雄劳动强度更大的活，每天3元钱，只得1，200元，合一个多今年雇的长期工应得的工资。没有这400个被雇用的零工，陈志雄两口子肯定拿不到7，250元的纯收入，这不是剥削是什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将雇工的剩余价值装入个人腰包是剥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将雇工的剩余价值装入个人腰包同样是剥削。这同土改前的“佃富农”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
一些同志还认为，不能象陈志雄那样跨队承包。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是生产队对它的成员采用的一种劳动管理形式，如果把土地、鱼塘包给外队人员或让社员去承包外队的土地、鱼塘，这就不是生产队的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就会逐步削弱和瓦解。再说，陈志雄要是果真为了别的队搞好养鱼生产，那么他的技术完全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传授。陈志雄不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脱离了集体，怎么能允许他这样跨队承包呢？
高学兴 程宝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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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农村生产能手的苦恼
近两年来，在福建省光泽县，很多生产技术能手涌现了出来。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起了积极作用，被公认为农村的能人。为了表彰这些能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光泽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经验交流会，使他们很受鼓舞。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另一种情况。当前在农村由于技术水平高低和付出劳动多少不同而出现收入上的差别后，一些心灵手巧、劳动好、赚钱多的，往往被看成异端，动辄受到指责，甚至打击压制。一些人内心颇感苦恼。
政治上受到歧视、排斥，是许多人共同的一个苦恼。在光泽县，受到表彰的大多是热爱集体，富有生产经验，一贯勤劳刻苦的老农，或有一技之长的中青年社员，其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劳动模范或好社员。可是自从搞了专业承包，这些人靠自己的技术和汗水，口袋里多了几个钱，成了“冒尖户”后，在有些队里就被看作“热衷小自由”的典型，有的被取消了评劳模资格。上马公社仁厚大队有个黄中庄，懂技术、会管理，是当地知名的能人，去年向生产队承包各种药材、番根、油菜、豆菜，为集体增收500元，由公社提名让他参加全县的表彰大会，队里干部却说他“思想不好”，“只想个人发财”，不通知他到会。表彰会上，县长给他发的奖状，大队干部也不愿替他领，弄得黄中庄心情沉重，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合法的劳动成果被变相平调，或白吃白拿，不能全部归自己支配，这是一部分生产能手的又一苦恼。上马公社杉关大队的朱长生是个勤劳又有经验的老农，他在进行专业承包中逐渐富裕起来，大队和生产队便以“庆丰收”或开会为由，要他从家庭私养的肉猪中向集体献“风格猪”，只按当地收购价付款，光这一项就少收入五六百元。
鞭打快牛，任意提高指标或集体分成比重，是他们通常遇到的另一苦恼所在。有些队一见到承包户收入较多，就压低个人收入的比重，弄得承包者只好放弃承包。
我们接触的许多生产能手希望进一步采取措施，使党的政策能真正贯彻到基层，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他们以关怀和保护。
本报通讯员 杨 青
本报记者 林群英 林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