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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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麦登场见分晓
——关中平原农村夏收见闻
6月初,记者走访了我国重要麦产区八百里秦川,重点考察了小麦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情况。这个问题在陕西已经争论了一年多,直到麦收前仍然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既然玉米、棉花等作物可以联产到劳,小麦联产到劳试点效果也很好,应该普遍推行;另一种是,小麦与玉米、棉花等作物不同,联产矛盾多,不宜大面积推广。省委意见是:夏收以后,总结经验,权衡利弊,再行决定。
小麦登场见分晓。记者从长安到咸阳、武功、乾县、渭南、韩城等地,凡是搞了联产到劳责任制的地方,其情况之好出人意料:收割快,脱粒净,秩序好,增产幅度大。基层的广大干部群众已经作出结论:小麦联产到劳确实好,在关中平原应该普遍搞。
引人注目的“韩城喜讯”
记者在采访途中,见到一份题为《司马迁故乡的大喜讯》的调查报告,说韩城县大面积推行小麦联产到劳责任制得到了很大成功,全县二十九万多亩小麦,总产量超过了7,000万斤,比去年翻了一番,比大丰收的1979年还多收了4%。去年,陕西曾有这样规定:小麦联产到劳只能由地区级领导机关搞试点,可是,韩城县却大面积推开了,全县有80%的生产队在小麦播种时都建立了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当时舆论大哗,众说纷纭:“韩城分田单干了!”“韩城县委犯了方向错误”。一封一封告状信寄到陕西省委。前往韩城检查工作的省、地干部接踵而至。
韩城干部着慌了,农民焦急了:难道玉米、棉花联产到劳是社会主义,小麦联产到劳就是资本主义?全县有四十多个刚刚建立了小麦联产到劳的生产队,宣布合同作废,又退了回去。在种种压力下,韩城县委却“岿然不动”。他们有12个队的试点经验,县委书记刘群效和几位常委,又把全县所有公社走了一遍,议了好多次,认识是一致的:没错!他们鼓励社队干部积极领导,夏收以后用实践的成果来回答。
记者来到韩城,夏粮征购任务已提前超额完成。无论山区平川,干部群众都说,今年小麦收成这样好,联产到劳立了大功劳。
这样评价并不夸张。今年小麦生长自然条件虽然较好,但不如1979年。1979年风调雨顺,全县小麦总产量六千七百多万斤,今年却突破了七千万斤。
出人意外的场头秩序
6月中旬,记者到长安县留村公社南留大队,碰上了公社党委书记王岳礼,他告诉记者,全公社42个生产队,就是南留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搞了小麦联产到劳。夏收前,公社的干部们担心:一个队的场地就那么大,几十户人家分户碾打,分户计算产量,可要乱哩!三个队长也怕出乱子。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麦收已进入脱粒尾声。公社党委书记和一队队长胡克义欣喜地说,历来夏收,从未见过这样好。他们概述了三个联产到劳队今年夏收中与另外四个不联产队的不同之处:联产到劳的三个队参加夏收的劳动力多,碾打脱粒快,麦地里见不到拾麦穗的。而那四个队出勤人少,麦子收割慢;由于丢撒较多,拾麦穗的人成群。
不同意小麦联产到劳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小麦不象玉米和棉花那样便于分户收获、单独计产。实践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我们亲眼看到,联产到劳的地方,创造了许多忙而不乱,又快又好的碾打办法:有的使用大型脱粒机,由生产队统一组织,分户脱粒;有的用小型脱粒机和土扬场机,队里固定管理人员,按户轮流脱粒;有的用拖拉机、电碌碡,在一块场上分摊几户麦,相互用麦草隔开,统一碾打,分户起场;还有的用大牲口,联户协作,轮流进行,秩序井然。
科学家们的科学分析
武功科研中心,是西北著名农业科学家云集之处。记者访问了几位著名的小麦专家: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振声,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等,几位专家兴致勃勃地畅谈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大好形势,分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
多年来专门研究防治小麦锈病的路端谊,是位年逾花甲的女专家,她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在陕西关中一带麦锈病的发生是很严重的,今年的气温偏高,春末夏初空气湿度又大,人们担心锈病发生,然而,由于小麦联产到劳调动农民积极性,播种时主动选用抗锈良种,还注意多样抗锈品种的搭配种植,加之去年秋播时,肥料足,“胎里富”,增强了小麦自身的抗锈能力,控制了病害的发生。她不无感慨地说:“党的政策的威力可真不能低估啊!”
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对广大农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迫切性,甚为感动。他说,农民对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围绕应用科学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要普遍建立新技术的示范点,让农民群众自己从比较中鉴定,选择。他说,党在农村政策中的核心是“包”字,农业生产“一包就灵”;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也应该提倡“包”,提倡建立技术责任制,订立推广先进技术的包产合同。记者访问了十六年前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农技员何靖琦。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农村通过与生产队和农民建立技术责任合同的形式,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978年,他在青龙大队用先进技术栽培棉花,使这里的棉花产量翻了一番;1979年他在赵力大队指导选用良种,运用先进栽培技术,使一个队的小麦产量增加了四倍。去年秋播前,勃洛二队小麦联产到劳责任制落实后,社员们就把何靖琦邀请来进行技术指导,并签订了“技术推广包产合同”。何靖琦在各个关键时期,都仔细地考察生长动态,及时地提出技术措施。勃洛二队230亩小麦,今年平均由280斤增加到710斤。
“一头沉”的包袱放下了
“一头沉”是称呼那些家属在农村的机关干部和厂矿职工的代名词。
多年来许多“一头沉”肩头上压着沉重的包袱: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有个干部,家在渭南县赤水公社程高大队。爱人是半劳力,四个孩子都还是学生娃娃。他一月不到六十元的工资,负担着六口人的生活,入不敷出。去年种麦时,他家乡实行了联产到劳责任制,给他家承包麦地二亩三分,包产910斤。他忧心忡忡,思想不通。可是,最近记者碰上他刚从家里收完麦子回到机关。只见他神情奕奕,满面笑容,一向沉默寡言的人,如今话也多起来了。他见到记者就高声问:“你们去渭南没有?今年可是大丰收啊!我家今年每人平均在夏季就得麦318斤,这是合作化以来的头一回。背了多年的包袱今年算是放下了!”据了解,大多数“一头沉”的情况比他还要好。
韩城县委调查了不同类型的九个队的126户“一头沉”的夏粮收入情况:过去80%缺粮、超支,欠粮债千斤以上的户有近一半;而今年夏收后,户户超产,人均所得粮食比大丰收的1979年都高出一倍以上。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联产到劳对“一头沉”也有好处的原因:过去“大呼隆”生产上不去,粮食产量低,收入少,开支大,大锅饭越来越稀,既坑了劳力多的户,也苦了劳力少的户,在外干部回来有力也无处使。如今包产到劳,劳力多,劳力强的户收入大增加;劳力少,劳力弱的户,大人孩子都下地,在外干部职工节假日回来也有了用武之地,还有生产队和亲友帮助,劳力少也比“大呼隆”时不少收粮。
本报记者 戴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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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昌县农户养长毛兔多
县有关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社员家庭养兔;社社有专业养兔辅导员,推广科学养兔经验。目前,全县75%的农户养了长毛兔,总数达六十多万只,平均每户六只多。
本报讯 记者金雨困、刘公武,通讯员严宝林报道:我国长毛兔的主要生产基地浙江省新昌县,近几年积极支持发展社员家庭养兔,使全县养兔事业有了一个大发展。全县长毛兔的饲养量由1978年前的二十多万只增加到六十多万只,三年时间增加了两倍。全县平均每个农户养长毛兔六只多,每户每年提供兔毛近三斤。去年,这个县给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提供优良种兔九万多只。
新昌县发展家庭养兔业的潜力很大。根据调查,一户养二三十只兔,一年可收入二三百元,养得好的收入五六百元也不难。今年七十四岁的红旗公社社员袁福清,1979年开始养兔,1980年他家出售兔毛、种兔、兔粪得二千七百多元。今年第一季度养兔已收入1,500元。养兔辅导员潘仁娟去年年初养了18只良种长毛兔,由于饲养得好,平均每只兔出售兔毛、种兔、兔粪收入145元,最高的一只西德长毛兔收入高达230元。全年总收入达二千六百多元。在短短一、二年时间,这两家养兔户成了新昌县的首富,预计今年家庭养兔收入均将超过三四千元。经过县委三年来的鼓励和扶持,目前全县户养长毛兔占总户数的75%。
新昌县近几年养兔事业所以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思想解放,干部带头。1978年下半年开始,县里选择了有辅助劳力、有饲养经验的37户作为全县养兔基点户,他们的任务是:用自己发展养兔作示范,扩大宣传;为空白户提供种兔;在饲养管理上作技术指导。目前基点户已扩大到六千多户。每个基点户带动三五户发展养兔。全县45个公社,社社都有了专业养兔辅导员。辅导员广泛了解养兔生产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兔农的实际问题;推广科学养兔的先进经验,提高养兔的经济效果。县有关部门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社员家庭养兔。县里办了良种场,举办了技术训练班。三年来共提供良种兔和新品种兔五万多只,为全县普及良种化打好了基础。为帮助解决社员建立兔场、添置兔笼所需物资,供应了大量水泥、元钉、竹片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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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新昌县县委书记邓习斋到社员家庭了解养兔情况。图为红旗公社七十四岁社员袁福清向他介绍饲养西德良种长毛兔的经验。这种长毛兔每年可产毛一斤半至两斤。 刘公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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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五色土”的联想
郭晓
在北京中山公园,有一块地面镶嵌着青、黄、赤、白、黑五色的泥土,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古迹社稷坛“五色土”。“五色土”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周礼》,《后汉书》也写道:“今五土之宜,反正其色”。这里所说的“五土”,即指“五色土”,代表我国土地的辽阔多样。不同的土地,适应不同的作物生长,构成了农作物的多样性。我国农民几千年来在“五色土”上精心耕耘,积累了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丰富经验。
耕地虽有好坏肥瘦之分,但辩证地看,土地的优劣往往是相对的。只要摸清了土壤的特性,种植对路的作物,就能丰收,坏地也能种出好庄稼;反之,不顾土质盲目改种,好地也不一定能增产,甚至歉收。耕作方法得当,瘦地可以越种越肥;搞掠夺式经营,肥地也会越种越瘦。因此,为了实现稳产高产,搞改土固然非常必要,但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如果都要把全国的耕地改成一个式样,或者都搞成“大寨田”,这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前些年有的地方不惜工本抓改土,一亩地的改土费用高达数百元,给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不明智之举。
搞改土,一要有科学观点,二要讲求经济效果。确实需要改的低产田,在改土中要注意工本和实效,用别的办法可以增产的土壤,就不必非改不可。俗话说“一样土地长一样庄稼”,有的土壤虽然不适宜种某种作物,但它适合种别的作物,那么,因地制宜种别的作物,不比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改土更好吗?河北大名、河南开封等县有大量盐碱滩沙荒地,过去硬要种粮,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这两年改种花生,便大幅度增产。这些例子都说明问题。
另外,改土的可行办法很多,不一定都要兴师动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例如巧施肥料,改变单一耕作习惯,实行豆科作物与禾本科作物、旱作与水田作物倒茬、轮作,均能达到改良土壤结构,调整和恢复地力的目的。应该说这些也是改土的好办法。
我国的土地多种多样,只要趋利避害,因地制宜,“五色土”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宝地。我们勤劳智慧的亿万农民,冲破了“左”的束缚之后,定能在我们的“五色土”上,因地种植,地尽其利,把大地装点得五彩缤纷,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丰富多采的农产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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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兔肉、兔毛生意好,货源缺,怎么办?
把养兔业迅速发展起来
兔肉、兔毛,是我国出口换汇较高的传统大宗商品。目前货源严重不足,远远满足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
今年春天,粮油进出口公司和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成交了四万多吨冻兔生意。仅完成这一出口任务,就要作很大努力。因此,广交会上无货可供。日本客户抱怨说:“卖给我们的冻兔太少了。”英国的三家老客户,还有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中小客户,纷纷到会上订货,但都空手而归。交易会期间,经营冻兔生意的业务员只好整天在洽谈室作解释工作。另悉,兔毛也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商品,价格猛涨。今春广交会上,外商迫切求购,也是无货供应。兔肉、兔毛行情这么好,我们又完全有条件多养兔。希望各地采取有效措施,把养兔业迅速发展起来。
冯霄(原载《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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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伦县奶山羊发展快
本报讯 全国奶山羊基地县之一的黑龙江省海伦县,到今年5月末,奶山羊发展到三万只以上,比1978年同期增加六倍,1至5月份向国家交售鲜奶二千余吨,相当于1978年同期的八倍,社员收入也大量增加。
海伦县在1978年就号召全县人民大力发展奶山羊。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帮助社员解决养羊的困难。例如,采取“一贷二借”解决资金问题。增设收奶站,由原来的两处,增加到现在的33处,并将继续增加;采取退耕还牧和给饲料地的办法,解决社员养奶山羊饲料不足的问题。全县已建立16个配种站,解决奶山羊配种和品种改良的问题;县畜牧科和乳畜管理站加强对养羊户的指导;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养羊“专业户”和“重点户”。 赵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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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调查

“家有百只兔,由穷能变富”
——“兔乡”成武县的调查
鲁西南的成武县流传着关于养兔的三句话:“家有三只兔,不缺油盐醋;家有十只兔,不愁棉和布;家有百只兔,由穷能变富。”这三句话恰当地道出了养长毛兔的好处。
名副其实的“兔乡”
成武县有44.5万人,76万亩耕地,有一些是碱畈沙窝,加上缺肥少水,产量不高,群众生活相当困难,是个“三靠”穷县。近几年,他们以户养为主,发展长毛兔的生产。全县长毛兔存栏数1976年是3.7万只,到1981年4月为止,已有60万只。从1977年至1980年共交售兔毛22万斤。今年头三个月就交售兔毛3.2万斤,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目前,全县养兔户占9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兔乡”。
在发展养兔业中,县领导机关极其重视,举办过多次养兔技术训练班,编印了《养兔知识》5,000份,发到生产队,组织广大社员群众、特别是家庭主妇到养兔的生产队和典型户参观学习,同时由养兔积极分子组成报告团到各社队巡回报告养兔经验和收益情况。1979年,县委为了发展养兔,规定了各种奖励办法。去年县革委会还拿出12万元,扶持穷队建窝和买兔,县民政部门拿出4.5万元扶持困难户建窝、买兔。一些公社也相应地规定了鼓励和扶持社员养兔的办法。这些具体措施,激发了社员养兔的积极性。
几家养兔户的剪影
陈庄大队社员陈知刚是个退伍残废军人。夫妻两口加上三个小孩,缺乏劳动力,是全公社有名的困难户,靠国家民政部门救济维持生活。1977年上级号召养长毛兔,陈知刚决心试试看。这年年底,公社民政部门救济他30元,他用来买了11只长毛兔,现在发展到71只。三年多来卖兔毛收入了1,744元,盖了三间新瓦屋,买了一台缝纫机。交生产队兔粪一百五十多方,计工540个(每个工日十分),缺粮户变成余粮户,没钱花变成有存款。
东姚楼大队社员姚代秋,今年六十岁,养兔前,全家六口人,挤在三间破土棚里,生活十分困难,连吃盐点火的零用钱都没有。两个儿子都很大了,还找不到对象。他1978年初开始养兔,当年养了21只,1979年发展到68只,1980年增加到98只,今年卖了25只,还剩73只。三年来养兔收入2,362元,盖了三间新瓦房,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辆地排车,两个儿子都结了婚。姚代秋逢人就说:“是这些兔子让我家变富了。”
还有个七十一岁的老社员阚效瑞,和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伴过日子,儿子因生活困难到外地去了。他们不能参加地里的劳动,1977年养了18只兔,1980年发展到71只。四年来卖兔毛收入二千九百余元,还为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抚养两个孩子。老大娘越活越年轻,衣着干净,她告诉访问者:她家在银行里还有四百多元的存款哩!
象这样靠养兔副业过上好日子的社员,全县村村都有。
一家模范养兔户
汶上公社陈朱楼大队的妇女主任徐爱莲,家门头上高悬着一块光荣牌——“养兔模范户”。
徐爱莲全家八口人,1973年夏天,徐爱莲的爱人从集上买了五只小兔,想喂着试试看,同时也好让孩子有个耍把的。两个月后剪了一次毛,没想到竟卖了8元5角钱。他们不由地计算起来:5只小兔一次剪毛卖8元5角,50只就85元,一年剪6次那就是510元,家庭困难不就解决了吗?他们下决心多养,卖掉家里1只大绵羊,买回50只兔,养了4个月,两次剪毛卖了近百元,赚回了大绵羊,劲头也越来越大。可是,突然的打击来了,1974年夏天,兔子得了急性传染病,一星期就死了48只。一家人心疼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卖羊时本来就思想不通的老公公埋怨唠叨开了。怎么办?请来个懂畜病的技术员,检查出兔子死亡原因,又买来养兔书,学习养兔知识,还参观了一些养兔户,听他们介绍经验,增强了信心,做通了老公公的思想工作,接着再干,又买进53只兔。从1975年到1981年3月,徐爱莲从养兔一项就累计收入六千八百多元。兔粪交生产队还换回了工分。养兔收入除归还了原欠款二百余元外,盖了三间新瓦房,买了两辆自行车,一辆地排车、一台缝纫机。借给别人发展养兔款三百多元。到今年三月底止,存入银行980元。现在又备了料,准备再盖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他们算养兔专业户吗?”不。徐爱莲担负着大队妇女工作,还和她爱人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主要力量都放在田间生产上。
“他们是怎样养活这么多兔子的呢?”关键在巧安排。拿徐爱莲自己来说,她每天早早起来,把所有兔窝都打扫一遍,再去做饭,饭做好后就抓紧时间到地里割一筐草回来,吃过饭和孩子们一起把兔草分发到笼里,喂完草就下地劳动。上午和下午利用劳动空隙又割两筐草,晚上喂好兔再到大队开会,或到社员家串门,做妇女工作。徐爱莲的爱人从来没有因养兔耽误过队里的活,每天只利用饭前饭后和劳动空闲时间,割上五、六筐草。年近八十的老公公,除负责看家守兔外,也争着去割草,不让割还不行哩!对几个孩子,徐爱莲也做了安排,在不影响学习情况下,按孩子年龄大小,实行定额包养。每次剪毛后发“奖金”一角,由孩子自己安排正当使用。这样一来,孩子们也有了积极性,一放学就抓紧时间去割草,原来只是逗着兔子玩,现在天天惦着兔子饱不饱了。由于全家老少齐动手,除喂青草外,一年能存干草九千多斤,够兔群一个冬天的饲草。
“饲料哪里来?”这比较好办。兔吃百样草,就怕人不找。当然也要喂些料。冬天把干草粉碎了,拌上些料就行了。徐爱莲一面观察、一面学习养兔书上讲的饲养方法,已经积累了一整套经验。
农业部畜牧总局 范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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