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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历史文献的诞生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瞭望》月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一个伟大历史文献的诞生》中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从1980年3月开始正式起草工作，到全会讨论和通过为止，先后正式提交不同范围集体讨论的文稿本有七次之多。它的起草过程是党中央走群众路线的典范。《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预期，《决议》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激励全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斗志昂扬地奔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锦绣前程。
即将出版的《瞭望》月刊第四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共八千多字。文章的引言指出，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总结建党二十四年来的经验教训，清算三次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那个《决议》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的《决议》，涉及的时间更长，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但是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写得这样合乎实际、合乎分寸，充分说明我们党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个《决议》，肯定会在新时期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次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了出来。《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所犯错误及其教训，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所有这些，都深得党心、军心、民心。
在引言之后，有六个部分，摘要如下：
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从开始起草到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总共用了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文件的整个起草过程，是全党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已经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并且指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次讲话之后，党中央从1979年11月起，就集中了一些同志，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这个文件进行准备。
1980年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了。中央领导同志在起草过程中，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多次听取汇报，提出具体意见，直到动手修改。党中央还决定，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这个文件。其中比较重大的几次是：
1980年10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共4，000人，集中20天时间进行讨论和修改；
198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多人进行了修改；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为期12天的扩大会议，有76位同志参加讨论和修改；
1981年6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百三十多人，在中南海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文件的意见。
在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决议的同时，还在中央党政军机关近一千名党员领导干部中征求意见。
到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为止，起草小组先后正式提交几次会议讨论的文稿本，有七次之多。
文件起草的整个过程，使人们生动地看到，我们党对待建国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确实采取了极为郑重、严肃的态度。修改过程中从头到尾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事实，更清楚地向人们表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党的确是光明磊落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第一位的问题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中，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决议》的三个基本要求。这是这个文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这三个要求是：
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所坚持的基本点，还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规定了的。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要对他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对全国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目的是统一全党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之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认识一致起来，以后就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整个《决议》的内容，特别是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第七部分有两段文字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表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两段文字，科学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
党在延安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达到成熟的一段时间。1945年4月到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决议》以两个部分进行了概括，理论部分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立场、方法和观点部分有三个基本点。
《决议》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这些不朽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不仅是军事著作，而且是哲学著作。
为了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文件特别列举了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的代表著作43篇。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为什么写二十八年的回顾
要真正使人们从《决议》里看清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需要把建党以来六十年的历史摆在面前，写出六十年中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决议》需要写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有了党的六十年的全部历史，并且把毛泽东同志在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令人信服了。这就是《决议》对三十二年历史作出基本估计时，专门在第一部分写建国前二十八年回顾的原因。从1921年到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二十八年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长达二十二年的人民革命战争。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经历过如此长时期的战争的锻炼。这二十八年中，党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并使革命的航船转危为安，从失败转为胜利。正如《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取得巨大成绩的三十二年
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三十二年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定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鼓舞我们更快地前进，为了科学地阐述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巩固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为了澄清在当代中国历史道路这样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上的某些思想混乱，《决议》的第二部分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十二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列举的三十二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要成就，对这一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三十二年的头七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强调指出了进行三大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也是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的十年。《决议》列举这十年中的重要成就说明，这个时期成绩是主要的，光明是主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犯过很大错误。这些错误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决议》说，这十年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十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也同样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他个人。
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说过，对三十二年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准确。是大错误就是大错误，是小错误就是小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千万不能象过去那样，犯了错误或者党内提了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的高度来批评。《决议》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论是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部门性的错误，都分别不同的情况，一个一个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样做，也有助于改变我们的党风。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这是《决议》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所作的符合实际的论断。《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是在1967年一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中第一次公开使用的。文章把“继续革命”的内容概括为六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决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个“理论”。这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当然，纠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决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它是在旧的剥削制度和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打倒，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进行的方法和采取的形式，就不能是再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决议》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决议》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这种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个错误。这场“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对他这一严重错误的批评，是毫不含糊的、是严肃的、科学的，也就是说，是实事求是的和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决议》又列举事实，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并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确的东西。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奋勇前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转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一时不易消除，更主要的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党的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失误较多，没有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多的成就。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了华国锋同志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议》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三中全会以后，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决议》在修改过程中，突出了这一内容，而且特别强调地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最后一部分总结的十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统一思想，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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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暴雨成灾 全省紧急抗洪
谭启龙等领导同志和各级干部分赴现场指挥，驻川部队大批指战员参加抗洪抢险，救生器材、衣服、食品正源源运往重灾区
新华社成都7月15日电 四川省大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各级党委和政府正紧急动员组织群众投入抗洪救灾斗争。
从12日到14日，绵阳、温江、成都、雅安、乐山、永川等15个地区（市、州）的一百二十多个县普降暴雨。其中有二十多个县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个别县达四百七十多毫米。连降的暴雨，使山洪爆发，江河猛涨。长江上游主要支流泯江、沱江、嘉陵江、涪江等都出现了特大洪水，造成多处漫堤和溃堤。金堂、南充、简阳、广汉、苍溪、阆中、遂宁、射洪、剑阁、富顺、乐山、绵阳等25个县（市）城进水，水深一至五米，最深处达六米。一些公路和铁路断路停车。
灾情发生后，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工作，紧急动员群众立即投入抗洪救灾斗争。在抗洪抢险中，各级干部坚持战斗在第一线。13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领导人都冒雨分赴现场指挥抗洪抢险。15日，省委、省政府又组织了八个慰问组赶往灾区，组织、指挥营救工作和慰问灾民。
双流县中兴镇有一万多群众被洪水围困，县委书记王智生冒雨赶到现场，站在齐胸的洪水里指挥抢险，直到转移完最后一批群众，他才离开现场。
铁路、公路部门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为尽快恢复铁路、公路运输，也在日夜战斗。
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参加抗洪抢险，空军不断出动飞机到一些地区侦察灾情、空投食品、衣服和救生器材。
省防汛指挥部负责同志今天对记者说，大批救生器材、衣服、食品等正通过空、陆、水三种途径源源运往重灾区，川西的温江和成都市一些受洪水围困的灾民已基本脱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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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金堂县七月十三日暴雨成灾，约有一万六千多人被洪水围困。这是解放军的汽船在给受灾群众送食物。新华社记者 吴祖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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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将出现建国以来最大洪峰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通报湖北、葛洲坝工地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沿江各地加强防汛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从中央防汛办公室获悉：入夏以来，四川省连续降雨，从本月9日至14日，又普降大暴雨，使岷江、沱江、嘉陵江都出现大洪水。目前，泯江洪峰已进入长江；沱江洪峰已接近长江；嘉陵江洪峰将于今夜到达重庆市北碚，预计明天下午，将汇成长江上游建国以来的最大洪峰，通过长江干流的重庆寸滩站进入三峡。长江中下游的防汛将趋紧张。特别是长江中游排洪能力较小的荆江段以及地处三峡出口的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地，将经受严峻的洪水考验。
目前，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分别通报湖北省、葛洲坝工地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沿江各地，提高警惕，加强防汛工作。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级领导已分赴灾区，指挥抗洪救灾工作。湖北省委于昨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荆江前线指挥部。葛洲坝工地也作了全面部署，准备迎接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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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会见法国兴业银行总经理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兴业银行总经理马克·维诺一行。
姚依林向法国银行家介绍了我国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工业发展的重点和同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他说，最近几年，我国在能源开发方面，轻重缓急的次序是：煤炭、水力发电、原油和原子能发电。我们还要加强港口和铁路建设，并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工业进行改造。我们愿意在这几方面同外国进行合作。
中国银行副行长常彦卿、李发奎，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会见时在座。
马克·维诺总经理是前来主持法国兴业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开幕式，于7月12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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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木上将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泰国海军司令沙木·沙哈那温海军上将今天晚上在泰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叶飞和夫人，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泰国驻华大使哥颂、大使馆武官威千·讪派旺上校等，出席了宴会。
沙木上将和叶飞先后在宴会上祝酒，祝愿中、泰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沙木上将将于日内离京去大连等地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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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会见鲸冈兵辅一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国务大臣、环境厅长官鲸冈兵辅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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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会见泰国曼谷市议员访华团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帕·猜也迪副议长率领的泰国曼谷市议员访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