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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同志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马列 王凝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他非凡的才能，成效卓著地予以贯彻执行，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扫旧中国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我国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是同周恩来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外交实践，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了新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独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从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首先表现在继人民革命的军事胜利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步骤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作应有的处理，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这一切，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明确地宣布了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新中国采取不急于同这些国家建交的方针。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就指出：如果我们急于要求这些国家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它们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政府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多次说明，我们尊重美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要求美国也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不干涉美国的内政，我们要求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他问道：如果有人去侵占美国的长岛，并派军舰到长岛以北的海峡中去，美国人将如何感觉？他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坚持美国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条约”、把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撤走，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只是在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这些合情合理的主张之后，中美两国才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三项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于日本政府对这些原则表示了充分理解，并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日两国方在1972年9月正式建交。
我国政府同其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也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是新中国的性格。
还应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曾同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新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同志就告诫我们：“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绝对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建国初期，他又提醒我们说：我们同苏联在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也不能没有批评。非常清楚，人民中国重视同别的国家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主张平等的联合，坚决反对那种一方控制另一方、一方损害另一方的“联合”。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我们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我们坚决反对了苏联的“指挥棒”。苏联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这就完全破坏了中苏联合的基础，并且迫使中国人民对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顶住了来自苏联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我们坚决揭露并粉碎了苏联损害中国主权、妄图控制中国的阴谋。对于所有这些斗争，周恩来同志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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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述评
美国同第三世界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近来，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对里根政府颇有怨言。美国一些盟国的报刊对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亦有些微词。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里根政府宣称它的对外战略的四大“基本目标”之一，是“努力同第三世界建立一种比较公正和负责的新关系”。如果美国真能以公正和负责的态度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希望并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新关系，那是会受到第三世界国家欢迎的。但是，里根政府成立半年来的实际行动表明，它仍然热衷于支持它的四个“老朋友”——以色列、南非、南朝鲜和台湾当局。仅从美国政府对四个“老朋友”在第三世界中引起的麻烦和冲突的态度来看，它并不那么“公正”，也不那么“负责”：
——以色列违背国际关系准则，悍然轰炸伊拉克的核设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愤慨，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而美国尽管也投票赞成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但它却以使用否决权相威胁，阻挠安理会通过制裁以色列的决议。里根总统还为以色列辩解，说它“有理由对伊拉克担心”，轰炸是“防御性行动”。
——里根政府无视联合国关于禁止在军事上支持南非的决议，同5月间访问华盛顿的南非外长博塔讨论了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美国准备帮助南非训练海岸警卫队。对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助理国务卿克罗克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所说的一些话，很伤非洲人民的感情。他说：“美国不允许它的精力、时间和信誉浪费在一切在南部非洲进行的旷日持久而毫无成果的外交游戏上。”
——美国新政府一上台，就邀请南朝鲜伪总统全斗焕访美，并且取消卡特政府关于从南朝鲜撤回39，000名美军的计划。美国还增加对南朝鲜的军援，给它近百架先进的军用飞机、上千辆坦克和其他大批武器装备，并在朝鲜军事分界线南侧和南朝鲜附近海域举行有17万人参加的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威胁朝鲜北半部，加深朝鲜的分裂。
——美国政府一些负责官员多次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精神、助长台湾当局的分裂倾向的讲话。美国政府迄今还坚持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未改变它卖武器给台湾的立场。
美国政府如此袒护它的一小批“老朋友”，就是把它自己放在同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以及第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这自然引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不满。路透社记者6月18日发自正在举行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的内罗毕的报道说，“美国已成为非洲外交部长批评的主要目标。”“我曾报道过许多次非统组织会议，但我从未听到过对美国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美国新政府组成以来，曾派它的高级外交官出使各大洲，成效较小的就是他们的中东之行和非洲之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美国这种做法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给苏联以可乘之机。它只顾眼前的具体的利害关系，却不顾长远的战略利益。中东和非洲近几年来事态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越是支持以色列和南非，以色列和南非的侵略扩张的气焰就越嚣张，阿拉伯同以色列、非洲同南非的矛盾就越尖锐，美国就越被动，而苏联却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正如伊拉克外长哈马迪前不久访问华盛顿时所说的，“美国越是支持以色列侵略，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就越大。”美国采取的不利于中国和朝鲜实现国家统一的立场，也对美国本身的战略利益有损害。
从美国政府宣布的对外战略基本目标和里根总统的一些言论来看，美国政府确实认识到当前世界安全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也开始认为单靠美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遏制苏联，而必须联合各种力量，包括第三世界的力量，来共同制止苏联的扩张侵略。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它对第三世界一些地区的具体政策是同它的这个总战略处于尖锐矛盾之中。美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矛盾，主张从战略全局出发，调整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从而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对这些地区政策的争论。美国政府能否从这些争论中吸取教益，改弦易辙，根本改变不适当的政策，真正同第三世界“建立一种比较公正和负责的新关系”呢？现在恐怕尚难作出判断。
新华社记者 梅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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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简化礼宾活动节约开支
南斯拉夫政府正在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简化外事礼宾活动，节约开支。
最近，南斯拉夫方面将一份有关礼宾条例的《通知》发给了驻贝尔格莱德的各国外交使团。《通知》对各种级别的代表团的来访和出访以及一般礼宾活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通知》规定，外国国家元首的正式来访以三天为限，工作性访问以两天为限。在外国元首正式访问期间，南斯拉夫方面至多负担20人的逗留费用。对外国元首来访的先遣组，只负担三人逗留三天的费用，专机机组以及随行记者的一切费用，均由来访者自理。外国副总统、议长和政府首脑一级的来访，南方至多负担12人的逗留费用；部长一级的正式访问，南方最多只负担八人的费用。
关于南方人员的出访，《通知》中规定，主席团一级的出访人数不得超过20人，而且在正式访问期间不举行答谢宴会或招待会。
为欢迎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南方只举行正式宴会一次。另外，在访问之初或访问结束时为外国代表团设便宴一次，在欢迎外国元首的仪式上不致词，也不组织居民参加。
南斯拉夫政府已在各方面严格贯彻上述措施，节约行政开支。不久前，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米亚托维奇去意大利访问时，全部出访人员不到十人。外交部长弗尔霍韦茨去日本、朝鲜和中国访问时，只有四人，而且访问结束回国时，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部长们自己提着行李各自乘车离去，没有任何欢迎活动。南斯拉夫还正在缩减驻外机构和人员，有一些代表机构已经关闭。原来已经决定出访的一些代表团很多已经不再出访或延期出访。
据报道，南斯拉夫政府的上述措施，在人民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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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授技艺 增进友谊
——记中国体育教练在国外
阎乃华
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自1957年以来我国就应受援国的请求，开始向国外派出体育教练。除“文化大革命”停了几年外，几乎每年都有派出，仅今年内我国已向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派出乒乓球、体操、团体操、排球、篮球、羽毛球、足球、手球、田径、举重、自行车、击剑、跳水、游泳等14个项目的教练一百余人。
这些被派出去的教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服了不少生活及语言上的困难，认真传授技艺，热心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他们既着重抓了现有运动队伍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注意了后备力量的培养，还兼顾了受援国教练员的培训，为提高受援国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增进我国与受援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不少教练受到了受援国体育组织、政府乃至国家元首的嘉奖。
中国援助尼日尔团体操教练组，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为尼日尔青年节赶排出数千人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十分成功。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兴致勃勃地亲临观看，当出现高潮时，他带头起立热烈鼓掌。表演结束后，孔切下到场地同我教练一一握手致谢。尼日尔青年体育文化部长以政府名义授予中国三名教练以尼日尔特殊功勋级的“骑士勋章”，感谢三位教练的辛勤劳动。
今年3月28日，冰岛全国排联主席在排联年会上热情赞扬了中国排球教练倪丰国两年来在该国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授予他一枚金质荣誉奖章，以表彰他对冰岛排球运动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这是冰岛排球运动史上获得这种奖章的第三个人，也是荣获这种奖章的第一位外国人。发行很广的《冰岛日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倪的访问记及照片，并加了编者按。
我援泰国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和体操教练从首都到外埠讲学，受到接见。八个月内，我国教练为泰国举办了四个项目的14期教练员训练班，为11个大区和重点大学院校培训了1，194名教练员，传授了技艺，增进了友谊。正如泰国体育总裁所说：“中国教练以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了盛开的泰中友谊之花”。
由于中国教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处处以身作则，教技术，传风格，带作风，从而使受援国的运动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我援尼日利亚伊非大学的三名教练，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该校校队在全国及西非大学生运动会中，一举夺得手球冠军（上届为最后一名）、乒乓球和羽毛球多项第一名。去年我国第一次向巴巴多斯派了乒乓球教练，经过半年训练，在有15国参加的加勒比乒乓球赛中，我教练培训的巴队员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中国乒乓球教练刁文元为意大利乒乓球队在世界乒球赛中双双晋级立下汗马功劳，又为意大利乒乓球队在欧洲锦标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作出新贡献。刁文元培训的意队员在欧洲比赛中一举战胜了前世界冠军约尼尔，两次打败上届欧洲冠军盖尔盖伊，还战胜了西德冠军及法国名将。赛后，瑞典、西班牙均表示要聘请刁文元去任教。
派出教练又兼运动员代表外国某一体育组织，从事训练和比赛活动是今年我国援外教练派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向西德派出了梁戈亮、王健强和杨莹担任西德某一俱乐部的训练工作及适当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效果比较好，他们几乎成了西德的“新闻人物”，杨莹在西德被誉为“乒乓皇后”。我国教练每到一地，均受到热烈欢迎。走到街上，大人小孩都向他们亲切打招呼，充分表现了中国和西德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附图片）
中国乒乓球教练员金建兰在给伊拉克乒乓球运动员做发球示范动作。 尹忠惠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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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
世界上第一架用太阳能发动的飞机“太阳挑战者”号7月7日成功地飞越英吉利海峡。
这架太阳能飞机是由美国人史蒂夫·普塔塞克驾驶，从巴黎附近的蓬图瓦兹起飞，以每小时约四十英里的速度，经过5小时19分钟的飞行，降落在英国东南部的拉姆斯盖特。
这架象滑翔机的单螺旋桨飞机重80公斤，装有16，000只光电池，这些电池将太阳能直接转变为电能来驱动飞机的螺旋桨。
这架飞机曾在6月份试飞过海峡，没有成功。
人们认为7月7日的良好天气条件有助于这次横越英吉利海峡的成功。
（新华社）
（附图片）
7月7日，美国28岁的飞行员史蒂夫·普塔塞克（左）驾驶太阳能飞机“太阳挑战者”号成功地飞越了英吉利海峡，受到这架飞机的设计者保罗·麦克里迪博士的欢迎。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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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颗交相辉映的汉代金印
1784年，日本九州筑前国粕屋郡志贺岛（今福冈县志贺町）上，发掘出一颗印文为“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下右），这一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实物成了中日两国古代友好交流的明证。今年2月，另一颗汉代金印“广陵王玺”（下左），在我国扬州地区出土。日本考古学、金石学界对比研究了这两颗金印后，发出了一片惊叹之声。
公元一世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范晔的《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描述当时日本“男子皆黥面文身，女人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生动地记述了日本在弥生时期的社会和风土人情。《后汉书》还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后汉书》的记载。
但是，对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伪，在日本曾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金印印文的末尾无常见的“印”字或“章”字，不符合汉代的习惯，因而可能是“委奴国王自制的私印”；印的镌刻不同于汉代，可能是江户时期伪造的。
扬州地区出土的“广陵王玺”，经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鉴定，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广陵王刘荆的金玺。令人惊喜的是，“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金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基本同龄。据《后汉书》记载，“汉委奴国王”金印授印的日期是公元五十七年；而授予广陵王刘荆的“广陵王玺”是公元五十八年，两者仅一年之差。其次，“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印面同为正方形，边长均为汉代的一寸；阴刻篆文的镌刻技法同为“藥研彫”，虽然“广陵王玺”印为龟纽，“汉委奴国王”印为蛇纽（见右上图），但都有鳞状的鱼子纹；至于印高及重量则两者相差无几。因此日本的一些学者甚至大胆推断两棵金印可能出自汉代的同一工匠之手！
日本的考古学家冈崎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学者大谷光男等认为，“广陵王玺”的出土，结束了近两百年来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争论。“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两颗金印，进一步证实了五世纪的《后汉书》记述的准确性。对今后研究日本在尚无文字，仍在使用石器的弥生时代的历史，以及中日两国在世纪之初的友好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冬明）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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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八百年前古港遗址
据苏丹报纸报道，苏丹东北部红海沿岸北段离哈拉伊卜二十二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约有八百年历史的伊斯兰古港——阿宜宰卜港遗址。这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同法国里昂大学和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合作，经过三年勘察后发现的。鉴于这一古港在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时的地位，它的发现具有特别的意义。
报道说，阿宜宰卜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在当时颇负盛名。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品都汇集在这里，然后再分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它不但成了有名的贸易中心，而且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此外，它还是非洲的穆斯林横渡红海去麦加圣地朝觐的渡口。同时，阿宜宰卜港濒临红海，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战略地位重要，成了兵家争夺之地。